1956年的寒假我们一行七、八个省城学生(都是男生)，还组织了一次到铜X镇谭X华家、霞X镇刘X家的旅行活动。那是放寒假的第一天，天气阴冷，我们先隨谭X华到北门草潮门码头乘小帆船到铜X镇他的家里去玩，由于出发较早，又顺风又顺水，船速较快，而铜X镇距省城不过三十多里水路，所以上午10点左右船就到了铜官码头。谭X华家就在距码头不远的江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他家背靠一座小黄土山，屋前是一块带有天棚的较大的空坪，平日是用来晾晒陶坯的；收获季节却可用来晾晒稻谷。站在他家的客厅里，便可望见小山坡下面滾滚北去的江水。谭家人见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的到来，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好客，连忙泡茶给我们喝，并拿出炒蚕豆、炒红薯片来招待我们。

 

由于距午飯的时间还早，谭X华就带我们到他家旁边的一座陶窑里面去参观。在一座小黄土山有几条凸起的烧制陶器的龙窑(因陶窑从山脚像一条龙一样一直延伸到山顶，故又被形象地称之为龙窑)。为了提升热气流上升的速度和加快空气进入窑内的速度在窑最高处的顶部还都建有一个高约十余米的烟囱。

 

这是一座烧制的陶器已出窑，而新的陶坯还未装入的空窑，我们从一个供人进出的窑口进入到窑内，窑内呈拱形最高处有一人多高，窑从下面的进火口到顶部约有二三十米长，宽度约有两米左右，整个窑都由红砖砌成，谭X华打着手电筒带领我们进去参观并担任讲解员，窑的内壁由于烧制陶器时的高温，和使用年代久远都已变成了黑色的琉璃状烧结物。窑的两侧每隔不到两米远便有一个通风口是开始烧窑时用来排除烟气和陶坯排出的水汽用的，待水汽排尽后，便用湿黄泥封堵起来以提高窑内温度。

 

当工人把陶坯装满后，便用砖把进出口封起来。点火之前在窑的进火口处还要按规矩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开始点火，进火口是两三条并列的约十厘米宽；一米多高的垂直火道，火道外是一个火坑，柴火并不直接放到窑内去烧，而是在这个火坑里烧，利用烟囱和窑本身对热气的吸引力，把木柴燃烧产生的热气和高温火焰吸到到窑内去，形成高温热气流把陶坯烧制成陶器。

 

陶器烧制成功与否，以及品质的好坏，全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对火候的控制，开始的烘烤阶段窑温不可太高，太高会导致陶坯的炸裂，要等陶坯所含水份全部排干后，才能提高窑温，所以烧一窑陶器是一个技术性很强，又十分漫长的过程，从装窑到停火后冷却，到可以进人出窑前后要半个多月。

 

从龙窑出来之后，谭X华又带我们去参观由陶土制作陶坯的全过程：首先把从矿洞里开采出来的陶土(就是一种灰白色的高岭工，颜色越白越好，纯白色的高岭土就不是制作陶器而是制作瓷器的瓷土了)晒干、粉碎后，再放到浸泡池里用清水浸泡，然后搅拌，将上部的泥浆舀入另一池子沉淀以除去浸泡池底部的沙子碎石之类的固体杂质，然后放掉沉淀池上部的水，、再取出底部的精制陶土放在坚厚的木质案台上，反复搓揉、用木锤捶打，以增加陶土的粘度和可塑性，这叫“炼泥”，炼好的陶土要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干湿度(太干难以在转盘上塑成型；太湿会使塑成的陶坯坍塌)。然后把一坨陶泥放在一个厚重木转盘的正中央，用一根细木棍插到木盘靠近外沿的一个小孔中，制陶工人通过细木棍用力转动木盘，在木盘达到尽可能高的转速时迅速抽出细木棍，然后用双手从下到上把陶土旋揑成一个个陶坯：碗、碟、钵、壼、罐、缸……等等，然后把做成的一个个陶坯整齐地摆放在一块长木板上，再把长木板放到晾干棚下面的木架上晾干，晾干后的陶坯再选择一个晴天放到太阳光之下去进一步晒干陶坯中的水份，充分晒干后的陶坯还要在混有碎玻璃粉或碾碎的细沙的泥漿之中去浸一下马上取出来晒干，这个过程叫上釉，这样烧出来的陶器表面上才有一薄层琉璃状的釉质，不仅使陶器外表美观而且可防上陶器漏水。上好釉充分晒干后的陶坯才可装进窑内整齐緊密码放进行烧制。

 

经过参观和谭X华的详细讲解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看似平常的一件陶器制作过程居然如此复杂讲究。此外由于一窑产品的烧制是否成功关系到许多人、许多天的劳动是否会付之东流，所以烧窑时还有许多禁忌，诸如：烧窑时妇女是不能到烧火的窑口去的，生人(即便是男人)是不准与窑工搭话的……，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禁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却是窑工们自古以来信守不逾的教条。

 

参观后回到谭家，他家丰盛的(按那时农村的标准)午餐，除了几样小菜、几样罎子菜之外还有肉、雞蛋和豆腐。谭家因家里劳力较多，生产队又有陶窑，而谭父又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因为人耿直、公正在当地已小有名望，当然家里也打理得比一般人家要好。午餐后我们与谭家人告别道谢。

 

谭X华同学年纪约比我大两三岁，因大凡来自农村的同学通常发蒙都要比城市生长的同学晚两三岁，，他初中在C－116班与我同校不同班，高中才一起考到高50班成为同学。谭同学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学生，不仅学习用功、成绩优异，而且多才多艺，唱歌、演花鼓戏、演讲无不出类拔萃，加之出身又好，所以从进初中起，便成为长X中学重点培养的对象，在人才济济的长X中学，他初中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刚进高中不久，便入了党。当时同学们都深信谭同学将来前途无量，都相信他高中毕业被保送清华、北大，然后被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而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高中毕业后，不知是我省希望把他留在我省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被保送到刚由“中X土建学院”恢复原名的“XX大学”铁道系学习，这一结果大出同学们的意外。数十年之后，当我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也令我们不解。他说当时学校领导在高考之前也曾向他表达了省领导希望把他留在本省作为后备领导培养，就近保送到我市的XX大学就读，科系任由他选择的想法；如果不想留在本地，那么保送清华、北大的任何科系也可以。谭X华说此事需回家与家人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回家与家人商议此事时，他父亲说北京太远，路费太贵，回家一次太不容易，还不如就近在XX大学读书，可经常回家看看，也不花多少路费，况且省领导有意培养你，也不可辜负了省领导的好意。家人和谭同学考虑到当时铁道部门职工们的福利待遇又好，而原中X土建学院的铁道系乃是全国最好的铁道系之一，于是才决定留在我省的XX大学的铁道系读书，三年基础课完成后分专业，他选择了桥梁与隧道专业。

 

然而在当时这个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共产极权体制，谭同学却因一件微不足道、且十分正常的小事，而断送了他那本应十分辉煌的前程。他大学时与他相恋的一位女同学，后来谭X华发现与她性情不合，便提出分手，这原本很正常的事，不料这位女同学因此与他反目成仇，写信到学校举报谭同学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喜新恹旧，抛弃她移情别恋。

 

爱恋双方性情不合互相分手，这种于情于理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那种体制之下，却被当作大逆不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谭同学不料竟因此区区小事不仅被取消了被当作后备领导人培养的资格，而且在毕业分配时被发配到青海格尔木一带去修建铁路。后来几经辗转，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调回长铁道学院任教。

 

我们下一站是赶到霞X镇刘X同学家去吃晚饭，然后到他家附近的霞X火车站坐傍晚的那一趟开往长沙的慢车返回省城。谭X华坚持要送我们一程，并顺便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中共早期领导人郭X的故居，并向我们讲述了不知是当局编造的；还是真实的“郭X带兵抓郭X”的故事。

 

他把我们送到后山的一条大路上，向我们指明了去霞X镇的大致方向，并告诉我们遇到岔路时，只问霞X，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往哪个方向走，到了霞X附近，只要问刘X父亲的名字，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他家的位置。我们向谭X华致谢后，便与他挥手告别。

 

我们按谭X华指示的方向边走、边玩、边问终于在不到下午四点就到了刘X家，刘家情况虽没有谭家好，但家里人对我们仍然十分热情，我们的火车是傍晚六点钟的火车，刘X家就在霞X火车站西边的小山坡上，距车站不到一里路，为防止误车，我们提前就把到省城的火车票买好，霞X站到省城只有两个小站。为了不使我们误点刘家提前做好了晚饭，下午5点就开饭了，尽管家境较为困难，但都和肖家、谭家一样倾其所有热情招待我们。晚餐后我们与刘X及其家人道谢告别，我们一行便到霞X火车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等候火车，那时乘车的人很少，整个车站就只有我们七八个同学在那里候车，车票也很便宜只有三角钱一张票，我很兴奋，因为长这么大，大小轮船、帆船、小木划子、卡车、大汽车、小汽车都坐过，唯独设有坐过火车。上火车后，列车开动只见车窗外的山、水、房舍、田野、树木……等都快速地从我眼前向后方掠过，当我还沉浸在眼前的惊喜和兴奋之中时，突然一位同学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到站了，你还不快下车！我才惊醒过来连忙隨同学们一起下车，和几位寄宿生一起回到学校。

 

1956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上半年中共当局发动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胡风及与其相关的文艺界人士的无情打击，以震慑文艺界的人士。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之下，已经在“反帝爱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反粛反运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几乎所有文艺界的精英们，包括：巴金、夏衍、周扬、冯雪峰、冰心、冯友兰、郭若沫、翦伯赞、周谷成、沈雁冰、梅兰芳、程艳秋……等都纷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在报刊、杂志和广播上与胡风划清界线；对胡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检举揭发；有的甚至不惜以不实之词，对他们昔日的同志、战友、朋友落井下石。这些情况作为高中学生的我当时是不清楚的，直到“改革开放”后，资讯来源丰富之后，才逐渐了解清楚。这场运动由于它主要是针对文艺界人士发动的，故对中学波及较小，教师学生很少被卷入其中；二是这年上半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除极少数远离村镇的农户外，所有农民都被迫带着自己的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自愿”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新型农奴──合作社社员；三是在这年的下半年中，共当局实现了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千上万的资本家、个体手工业者被迫“自愿”敲锣打鼓带着自己的工厂、商店、房屋、资金和自己的劳动工具进入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和农民一样，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的新式奴隶。

 

尽管资本家们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献给了中共当局，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成份成为工人、店员，而是仍然被中共当局保持着剝削阶级的头衔：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仍然被中共当局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只是没有像农村中所有家产(甚至包括妻室、儿媳以及成年女儿)被瓜分一空后仍然被载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而成为贱民“四类份子”中的一员的地主那样被戴上“四类份子”的帽子。

 

这年冬季为庆祝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对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或“三大改造”)，在一个到处结冰的日子，我市在烈士公园西南面的省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我们高中部的学生早餐后便列队赶到了会场，会场上.除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没有其他队伍入场，我们到后，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各行各业的队伍和工人、郊区农民的队伍才先后敲锣打鼓、举着各色彩旗、标语陆续来到会场。直到将近中午，省、市的党政军的领导们才姗姗来迟，先后到达主席台就坐。

 

在此期间我们这些先到达的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之中，站在冰凍的操场上凍得瑟瑟发抖，都只好站在冰地上不停地原地跳跃，或不停地跺脚让身体发热来降低寒冷的感觉。好不容易才盼到大会开始，省市党政军各级领导按级别的高低依次先后发表了大同小异的讲话，其内容无非是“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没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匹瞩、英明领导的结果，最后呼吁大家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爭取更大的胜利。接着又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我们站在冰地上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才盼到散会，我们又等了好久才轮到我们走出会场，同学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返回学校的游行途中，我们还要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挥动手中写着各种应时口号的三角形彩色小旗，当我们又冷又饿地回到学校时，已到了下午四点半左右。由于明天就要开始期末考试，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一下重点是我考前的必修课，所以一回到学校我也顾不得饥饿和寒冷，赶紧跑到教室拿起一本明天上午要考的科目的教科书，迅速跑到食堂旁边的开水房，在两个烧开水的大灶之间的一个用水泥砌的灶台上坐下，这个灶台已被两边灶膛内的两炉熊熊大火烘得像北方的热炕一样暖和，小小开水房内的空气也被这两炉大火烘得温暖如春，这是我早就侦察好的冬天复习功课的“洞天福地”。我在这里聚精汇神地看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书，才被食堂里开晚飯的铃声惊醒，才赶紧去拿上碗筷去食堂狼吞虎嚥了四大碗饭，这才一扫飢寒交迫的感觉；四是这年上半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及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敲响了共产极权体制的第一声丧钟。只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斯大林如出一辙，所以毛和中共对中国民众隐瞒了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真实情况，只是向中国民众声称斯大林虽犯了一点个人崇拜的错误，但其功绩是主要的、其思想是正确的，对其错误和功劳应三七开(即错误只占三成，而功劳占七成)。赫鲁晓夫那个震惊了全世界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把斯大林这尊共产极权主义神壇上的巨神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独六亿中国人除极个别中共高干之外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民众的隐瞞、欺骗达到了何种程度；五是这年6月在波兰发生的波茲南事件，和这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是国际共产极权阵营内部最早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自发反抗斯大林式政治、经济体制的大规模群众反抗行动，尽管这两次运动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怂恿、支持之下，被苏共当局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镇压下去，但现在看来，这两次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壮举，对促进东欧共产极权政权的瓦解和苏联此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运的影响。

 

然而由于当时中共当局的欺骗、歪曲真像的宣传，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民众都只知道：这两次事件都是波、匈国内不甘灭亡的剝削阶级代理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之下，而发起的试图在波、匈二国复辟资本主义统治的反革命暴乱。

 

我当时只是在处决匈牙利事件的主要领导人纳吉时，宣布纳吉的一条主要罪名是：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时，心中产生了一点疑问，我凭常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因为纳吉贵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总理，他在匈牙利要权有权、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他即使为了个人私利也绝不会冒着生命危險，委曲自己去充当权力、名誉、地位都远不如匈牙利政府总理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

这种疑问早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上台后，处决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时就产生过，当时苏共当局宣佈的贝利亚的罪行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我凭常识就怀疑在斯大林时代，位居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贝利亚，实在没有什么利益可以驱动他去充当帝国主义间谍。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些在常识之下产生的怀疑正是我觉醒的开始。

 

1956年寒假我和班上的吳X林、徐X良都选择了留校度寒假。那时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抗寒能力，冬天都只穿两条单裤，上身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卫生衣(当时流行的一种表面是棉织的；里面是棉绒的保暖衣，其保暖效果相当于一件羊毛线织的毛线衣)，外面再罩上一件兰布学生衣，那时我市冬天的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好几度，尽管每天凍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也坚持不加衣服，实在凍得不行了，就去跑步、打乒乓球、打兰球。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才加上一件毛线衣，以避免遭到母亲的责骂(母亲是怕我凍出病来)。我们三人白天在一起或做寒假作业；或鑽研数理化的难题；或一起打乒乓球、打兰球、跑步。晚上或去附近的文化电影院看电影(凭学生证买学生票，一张电影票只五分钱)；或读古典诗词、小说；有时也到学院街口的一家小食店买点油条、油炸穤米糖餃、油炸空心糯米芝麻油坨、豆漿到寝室里来霄夜，那时这些东西还比较便宜，油条、糯米糖餃、芝麻油坨每样两分钱，加了糖的豆漿一分钱一碗。

 

这个寒假的一天正逢农曆正月十五元霄节，这天当局为了庆祝“三大改造”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伟大”成就，一改“解放”以来，一直把过“农曆年”、元霄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祭祖等中国传统节日均视为封建习俗予以废除，除春节之外，其余中国传统节日均不予庆祝，也不放假的惯例，这年当局突然决定大闹元霄节，元霄这天，除组织民众舞龙灯、踩高跷、舞彩旗敲锣打鼓进行庆祝之外，还决定元霄节晚上在市体育场燃放大型烟火与民同乐。

 

我和徐、吳二位同学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多年不见的烟火晚会。那天晚饭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经学院街、黄兴路到中山亭向右转入中山路不远，就到达了市体育场，沿途尽是舞龙、踩高跷、敲锣打鼓的队伍和马路两边围观的民众。当我们一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边看边走到达市体育场门口时，虽然离放烟火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场内已挤满了等待观看烟火的民众，而此时，无止尽的人流还在往市体育场涌来，当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市体育场那唯一的两米来宽的进出口进入市体育场时，那里面人与人之间已基本上没有什么间隙，随着人流无节制地继续不断地涌入市体育场，到开始放烟火时，场内的每一个人的四周都紧紧地挤靠着人，没有丝毫间隙，每一个人都已被挤得不能动弹。

 

烟火的内容十分精彩，场内的观众不断爆发发一阵阵欢呼声和惊叫声，这些声音又吸引了更多场外的民众往市体育场唯一的进出口处涌，由于场内的人已挤到不能再压缩的程度，所以在市体育进出口外已堵满了挤得紧紧的民众。此时场内的烟火突然结束了，市体育场内数以万计被紧紧压缩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往进出口处湧来，这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又遇到外面堵在进出口处的紧紧挤在一起的场外民众的堵塞，由于场内人群的数量和被挤压程度都高于挤在场外的民众，所以场外的民众便被从场内涌出的民众推往后退，有的被推倒在地，此时尽管有人高喊有人倒地啦！踩到人身上啦！不能往前来啦！但这微弱的呼减声已不能遏制从场内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出来的人流。由于声音嘈杂，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还笑着跟徐、吳二位同学说：“你们看，我腳不着地，也不会掉下去，周围的人也会挤着我一起往前走”。当我们好不容易才隨着拥挤的人流挤出市体育场后，才听说踩死踩伤了不少人，此时的中山路上有几辆闪着兰光响着凄厉的警笛的救护车开过来搶救伤员，又来了不少警察在疏导驱散围观的人群。由于后面还不断有人群从市体育场涌出，我们怕又引起骚动，便三人一起迅速离开了这个事非之地，回到学校去了。

 

事后从未见报纸广播上提起过这起踩踏事件，后据市体育场附近的居民说，这次因当局组织不当，引发的踩踏事故死亡达十几人，其中多为儿童、妇女和老人，重伤达数十人之多，轻伤则难以数计。

 

现在看来这次死伤惨重的踩踏事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试想当时中共当局如果事先能估计到放烟火现场有可能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是完全应该而且可以估计到的)：一是可以根据市体育场可以容纳的人数，向各单位、学校、工厂、居委会发放入场卷，派警力在进出口处把守，观众凭票入场观看，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二是即使不发票还可以在市体育场内外多派警力和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严加控制，一旦发观场内观众已饱和，便立即通知进出口处民警马上禁止民众继续进入场内。在烟火结束前，就应通过场内工作人员组织观众在烟火结束时，依次分批出场这样惨剧也可以完全避免，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死伤严重的惨剧完全是中共当局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所造成的。

 

在1957年春季，当局大力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接着又宣佈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开始被当局称之为“整风运动”，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鼓动、怂恿全国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在校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师职工们怀着幫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愿望，向学校领导、向党支部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的还以漫画的方式对中共当局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向苏联一也倒”的外交政策、“党领导一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中学生作为旁观者，每天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教职工们贴满走廊过道的大字报和漫画，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导演的一场以打击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为目的的阴谋。都还以为是中共当局为了吸取去年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动征求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和全国民众的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化解党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以防止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大陆发生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到这年6月份政治风云突变，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一夜之间突然由极力鼓励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帮党整风，变为全党全囯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号角声。一场以帮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为名的“整风运动”，转瞬之间变成了蓆捲全国、后患无穷、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

 

从一九五七年年中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数十年后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獄、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養、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剝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和机会。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

 

四百六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监獄、劳改劳教的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剝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紧跟全国的形势转，进入“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阶段。学校那些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对国家、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真诚地向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党支部领导提出改进意见的、有真才实学，且人品高尚的优秀教师纷纷遭到那些不学无术、品格卑劣的教职工们的批判斗爭。到“反右运动”结束时，长X中学计有语文教师何X蓀、王X琪、郭X；化学教师袁X儒；历史教师王X青……等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都是我市著名的、品学兼优的中学教师。其中何X蓀老师是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师，他“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是一位瘦高个、蓄短平头、长像英俊、才华横溢的优秀语文教师。他上课时十分注重仪表，西装革履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神彩飞扬、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讲台下同学们一个个听得聚精汇神、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他课堂上讲的许多不太长的古文和诗词，一些记性好的同学到下课时就都能背诵出来。他因在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些改进教学工作、尊重教师意见等方面的意见，和“解放”前曾在X阳地区专员公署担任过秘书，并在专员缺任期间，短暂代理过一下专员(这些历史问题“解放”后何老师早已向当局交待清楚)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当局送往X州一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他的妻子在形势和单位的压力之下，也被迫与他划清阶级界线，携女儿与他离婚，何老师被搞得真是家破人亡啊！袁X儒老师安化人，早年大学毕业后，即在我市从事中学化学教学工作，是我市最著名的高中化学老师之一，袁老师当年五十来岁，常年着一身兰毛哔叽中山装，不仅课讲得好、实验做得好，而且讲课之中时常穿插一些国内外著名化学家的逸闻趣事，使他讲的化学课格外引人入胜，令学生们印象深刻。我后来进入高校选择化学专业，与袁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袁老师也因在运动中，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之下，向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提了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概因为年纪较大，生活经验较丰富；或许是对中共当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所以拒绝了当局去劳教采石场劳教三年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后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恢复教师工作的政策的诱惑(选择劳教三年的何老师三年劳教期满后，不仅未能回到教师队伍，连工作都没有安排，靠在我市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毅然选择了“开除公职回乡务农”的处分，回新化老家务农去了。后来听说他回乡后实际上并未去务农，而是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当地乡镇办了一家生产肥皂的小型化工厂，在当地还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肥皂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凭每月所发肥皂票购买，乡下的农民是没有肥皂供应的，袁老师帮家乡农村办的肥皂厂，解决了农民急需的肥皂供应问题，很受家乡农民的欢迎，袁老师因此而没有落得何老师家破人亡的下场，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王孟青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也是我市中学界最著名的历史教师，他常年一身青呢中山装，冬季外面再套一件黑呢大衣，头载一顶藏青色解放帽，对古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讲课时不仅引经据典，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历史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后，未听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不知是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去了还是作了其他什么处份？王X琪老师也是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也是我市著名的语文教师之一。王老师生性刚烈，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后，也是被送到X州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因不堪在劳教采石场所受的凌辱，不久便在那里寻机卧轨自杀身亡了。他大概是长X中学所划右派中下场最惨烈的一个。郭X也是另一年级的高中语文教师，他是一位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也因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改进工作作风和教学工作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慨因为检讨深刻、有悔改表现而被当局从轻发落，虽然也是劳动教养，但不送劳教场执行，而是留校交革命师生监督改造。被取消教师资格，降职降薪留校从事杂务工作。长X中学其他还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因没有过什么交往，对他们的处理和下场知之甚少，估计都会和前面所列举的几位差不了多少。

 

 在这场运动中学校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教师以及家庭出身好的职工，为表现自己的进步和阶级立场坚定，纷纷发言与右派们划清界线，更有甚者则对右派们落井下石，进行莫须有的检举揭发。在那种高压势态之下，右派们有口难辩。运动结朿后，当局论功行赏，反右积极份子们提职的提职，入党的入党。由于“反右运动”通常不让中学生们介入，所以其中许多详情、内幕学生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直到后来通过参加过那场运动的教师职工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和运动之后哪些人入了党、哪些人提了职，才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位负责打上下课铃的勤杂工因反右时表现积极入了党；我班那位教学水平不怎么样的生物老师肖某人，因反右时表现积极被提升为副校长；教我们政治课的不学无术的戈锋老师，因反右积极被提为政治教研组组长。这位戈老师之所以至今仍印象深刻，实在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在课堂上闹了不少笑话，以及生活上出了不少洋相的缘故。戈某听口音应当是河南人，原系南下干部，原在我市某单位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后来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知是男女作风问题(这是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们犯得最多的错误)；还是贪污腐败问题而被贬到长X中学当老师，不学无术的戈某别无所长，靠的就是一張嘴，所以学校只好安排他教政治。

 

他的不学无术到了什么程度，从他在课堂上闹的一个笑话便可以看出来。反右之后，有次上政治课，他讲到：“右派们犯了政治错误，党和政府把他们送去劳改、劳动教养改造思想，就是挽救他们，就像一个人生了病需要吃药打针一样，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咳嗽，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六六六就好了”。我对这位不学无术、人品卑劣的政治老师素无好感，所以我听到这里，心想攻击他的机会到了，于是便在座位上叫道：“你要是打了一针六六六，，早就被毒死了！医生给你打的是六0六(抗生素广泛应用之前常用的一种消炎抑菌的药物)不是六六六；六六六是农药、是杀虫剂是会毒死人的。”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戈老师在台上，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连忙说：“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很为自己终于找到机会为右派份子们对这位反右积极份子出了一口小小的恶气感到兴奋。

 

我还时常在课余时，用河南话模仿戈老师的这段“经典”话语，和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章伯钧、罗隆基大坏蛋！何X蓀、王X青小坏蛋！”引起同学们的哄笑，以发泄我和许多同学对戈锋老师的不满和对他的嘲讽。

 

在1957年寒假学校组织教师、同学下乡，向农民宣传“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学们为此准备了许多文艺节目：唱歌、舞蹈、快板和花鼓戏等对农民们进行宣传演出，戈锋老师和我们班的同学分在一起食宿。我们那次下乡的地方是我市南郊自然乡的一个村。这一年的冬季虽没有像1954年冬季那样的大冰冻，但却十分阴冷，很少见到太阳。有一天早上起床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戈锋老师早上起来大便时，不慎掉到粪池里面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同学们都幸灾乐禍地笑成一团。原来戈老师很少到过南方的农村，不适应南方农村的厕所，所以才造成戈老师在大便时，一失足人仰马翻，卜咚一声掉到大糞池里。北方农村的厕所每个蹲位下的一个斜坡形的小槽里面都是干的当茅坑里面拉了一层糞便之后便会有人在上面盖上一层泥土，然后又让人拉上一层糞便，再盖上一层泥土，依此循环下去，直到茅坑快被粪土填满时，便会有掏糞的农民或掏粪工前来把茅坑里的粪土取走，堆到一起发酵，然后在耕地之前，用牛车、马车或人力推车拉到地里作为肥料均匀撒开，被犁翻入地下做肥料，北方的这种茅房在里面方便是没有任何风險的；而南方的农村却不同，茅房是在粪池之上，粪池的一头是与猪栏屋内的猪栏连在一起的，这样便于猪尿粪排入糞池，在猪栏旁边的糞池上放上两块相距约20厘米的木板就成了厕所。人方便时，脚就踩在这两块活动的木板上再蹲下去方便，这两块木板之所以不被固定，是为了便于农民担粪时，用粪瓢从糞池中往糞桶里舀粪，农民挑糞时就可以轻易把这两块木板移开，这样舀糞就方便多了。熟知我省农村厕所结构的人都知道：要十分小心地将两只脚站在那两块活动木板上，站稳之后再慢慢蹲下去方便，方便完之后从木板上下来，也要十分小心才不致摔倒到粪池里面去。戈老师可能是清早起来一时便急，匆忙之中一脚踏翻了活动木板，整个人一下失去重心，便卜嗵一声掉进了大糞池，等到人们闻声赶来施救时，只見戈老师一头一臉的粪水，站在齐胸深的粪水中冻得全身发抖。只有他那顶浅灰色的解放帽还飘浮在粪水上面。赶来施救的农民和学生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心中的笑，农民们把木棍、竹杆伸给戈老师想让戈老师抓住把他拉上来，但因池壁太陡，和戈老师已被凍得没有力气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戈老师拉上来。最后还是几位年富力强的农民顾不得戈老师手上、衣服上沾的大粪，硬是抓的抓手；抓的抓衣服硬把戈老师从粪池中拉了上来。此时学校的领导和生产队、大队的负责人都来了，连忙把戈老师领到一间空房里，让人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为戈老师驱寒，然后让他把全身被粪水浸透了的棉衣棉裤、内衣内裤全脱光。又找人烧了几大锅热水，用水瓢水桶舀起热水往戈老师身上冲洗，从头一直冲到腳，冲了好几遍。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洗澡房，用肥皂将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又从农民家里借来内衣内裤和棉衣棉裤给戈老师穿上，一共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等戈老师一身打理穿戴好，学校领导可能担心戈老师闹出的这个洋相有失师道尊严，就连忙把戈老师打发回学校休息去了。

 

两天之后我们也要回学校了，那天上午天气仍然阴泠，当地的生产队、大队组织农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回学校，还专们舞起了一条龙，由一位年过七十的舞龙老手指挥，这条龙还专门摆成成“热烈欢送老师同学回校”几个字(当然是每次摆成一个字)，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农不愧为舞龙高手，在他的指导之下，这条长达三十多节的巨龙，居然依次摆玩出了这几个字，迎得同学老师们的一片拍手欢呼，那位舞龙老手臉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连忙拱手向师生们致意。

 

临行之前学校领导讲话向生产队、大队领导和农民们致谢，然后大队领导发言表示招待不周，请师生们原谅。还特意为戈老师掉进粪池一事表示歉意，又引发同学们的一片笑声。这次下乡倒是让戈锋老师名符其实地“臭名昭著”了一番。

 

这年的“反右运动”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事后看起来都像是事先设定好的一场大骗局，当局先通过各种方式鼓动、诱使、甚至迫使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幫党整风，向党、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结果反过来把怀着善良愿望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和作风而向党和政府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的民众(其中主要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当作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而进行批斗、打击、关押、处以”“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回原籍，甚至判刑坐牢，搞得右派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老师几乎都是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而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却都成了党、政府和领导大力称赞表扬的反右积极份子，纷纷得到提拔重用。这一切都有违我的常识和良知，我心里时常思考：一个拥有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如此光荣、正确的党和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何把那些品学兼优，当时国家建设又十分需要，并且又十分稀缺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弃之不用，而重用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当局“解放”后通过它们的宣传、歪曲、误导(报刊、广播、文艺作品、课堂、报告、电影……)在我心目中建立起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信念已开始发生动摇。这段时间我经常处于猶豫、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我究竟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常识、良知；还是应当相信当局的宣传、灌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当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因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常识是人类数千年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是被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了的；而良知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为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与人交往和人与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也是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所以我确认凡是违反常识、违背良知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此时我已开始从以前对领袖、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之中逐渐开始觉醒，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了。 

 

 

 

 

 

1956年的寒假我们一行七、八个省城学生(都是男生)，还组织了一次到铜X镇谭X华家、霞X镇刘X家的旅行活动。那是放寒假的第一天，天气阴冷，我们先隨谭X华到北门草潮门码头乘小帆船到铜X镇他的家里去玩，由于出发较早，又顺风又顺水，船速较快，而铜X镇距省城不过三十多里水路，所以上午10点左右船就到了铜官码头。谭X华家就在距码头不远的江边的一个小山坡上，他家背靠一座小黄土山，屋前是一块带有天棚的较大的空坪，平日是用来晾晒陶坯的；收获季节却可用来晾晒稻谷。站在他家的客厅里，便可望见小山坡下面滾滚北去的江水。谭家人见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的到来，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好客，连忙泡茶给我们喝，并拿出炒蚕豆、炒红薯片来招待我们。

 

由于距午飯的时间还早，谭X华就带我们到他家旁边的一座陶窑里面去参观。在一座小黄土山有几条凸起的烧制陶器的龙窑(因陶窑从山脚像一条龙一样一直延伸到山顶，故又被形象地称之为龙窑)。为了提升热气流上升的速度和加快空气进入窑内的速度在窑最高处的顶部还都建有一个高约十余米的烟囱。

 

这是一座烧制的陶器已出窑，而新的陶坯还未装入的空窑，我们从一个供人进出的窑口进入到窑内，窑内呈拱形最高处有一人多高，窑从下面的进火口到顶部约有二三十米长，宽度约有两米左右，整个窑都由红砖砌成，谭X华打着手电筒带领我们进去参观并担任讲解员，窑的内壁由于烧制陶器时的高温，和使用年代久远都已变成了黑色的琉璃状烧结物。窑的两侧每隔不到两米远便有一个通风口是开始烧窑时用来排除烟气和陶坯排出的水汽用的，待水汽排尽后，便用湿黄泥封堵起来以提高窑内温度。

 

当工人把陶坯装满后，便用砖把进出口封起来。点火之前在窑的进火口处还要按规矩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开始点火，进火口是两三条并列的约十厘米宽；一米多高的垂直火道，火道外是一个火坑，柴火并不直接放到窑内去烧，而是在这个火坑里烧，利用烟囱和窑本身对热气的吸引力，把木柴燃烧产生的热气和高温火焰吸到到窑内去，形成高温热气流把陶坯烧制成陶器。

 

陶器烧制成功与否，以及品质的好坏，全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对火候的控制，开始的烘烤阶段窑温不可太高，太高会导致陶坯的炸裂，要等陶坯所含水份全部排干后，才能提高窑温，所以烧一窑陶器是一个技术性很强，又十分漫长的过程，从装窑到停火后冷却，到可以进人出窑前后要半个多月。

 

从龙窑出来之后，谭X华又带我们去参观由陶土制作陶坯的全过程：首先把从矿洞里开采出来的陶土(就是一种灰白色的高岭工，颜色越白越好，纯白色的高岭土就不是制作陶器而是制作瓷器的瓷土了)晒干、粉碎后，再放到浸泡池里用清水浸泡，然后搅拌，将上部的泥浆舀入另一池子沉淀以除去浸泡池底部的沙子碎石之类的固体杂质，然后放掉沉淀池上部的水，、再取出底部的精制陶土放在坚厚的木质案台上，反复搓揉、用木锤捶打，以增加陶土的粘度和可塑性，这叫“炼泥”，炼好的陶土要保持一个恰到好处的干湿度(太干难以在转盘上塑成型；太湿会使塑成的陶坯坍塌)。然后把一坨陶泥放在一个厚重木转盘的正中央，用一根细木棍插到木盘靠近外沿的一个小孔中，制陶工人通过细木棍用力转动木盘，在木盘达到尽可能高的转速时迅速抽出细木棍，然后用双手从下到上把陶土旋揑成一个个陶坯：碗、碟、钵、壼、罐、缸……等等，然后把做成的一个个陶坯整齐地摆放在一块长木板上，再把长木板放到晾干棚下面的木架上晾干，晾干后的陶坯再选择一个晴天放到太阳光之下去进一步晒干陶坯中的水份，充分晒干后的陶坯还要在混有碎玻璃粉或碾碎的细沙的泥漿之中去浸一下马上取出来晒干，这个过程叫上釉，这样烧出来的陶器表面上才有一薄层琉璃状的釉质，不仅使陶器外表美观而且可防上陶器漏水。上好釉充分晒干后的陶坯才可装进窑内整齐緊密码放进行烧制。

 

经过参观和谭X华的详细讲解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看似平常的一件陶器制作过程居然如此复杂讲究。此外由于一窑产品的烧制是否成功关系到许多人、许多天的劳动是否会付之东流，所以烧窑时还有许多禁忌，诸如：烧窑时妇女是不能到烧火的窑口去的，生人(即便是男人)是不准与窑工搭话的……，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禁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但却是窑工们自古以来信守不逾的教条。

 

参观后回到谭家，他家丰盛的(按那时农村的标准)午餐，除了几样小菜、几样罎子菜之外还有肉、雞蛋和豆腐。谭家因家里劳力较多，生产队又有陶窑，而谭父又是一位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因为人耿直、公正在当地已小有名望，当然家里也打理得比一般人家要好。午餐后我们与谭家人告别道谢。

 

谭X华同学年纪约比我大两三岁，因大凡来自农村的同学通常发蒙都要比城市生长的同学晚两三岁，，他初中在C－116班与我同校不同班，高中才一起考到高50班成为同学。谭同学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学生，不仅学习用功、成绩优异，而且多才多艺，唱歌、演花鼓戏、演讲无不出类拔萃，加之出身又好，所以从进初中起，便成为长X中学重点培养的对象，在人才济济的长X中学，他初中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刚进高中不久，便入了党。当时同学们都深信谭同学将来前途无量，都相信他高中毕业被保送清华、北大，然后被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而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高中毕业后，不知是我省希望把他留在我省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培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被保送到刚由“中X土建学院”恢复原名的“XX大学”铁道系学习，这一结果大出同学们的意外。数十年之后，当我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的回答也令我们不解。他说当时学校领导在高考之前也曾向他表达了省领导希望把他留在本省作为后备领导培养，就近保送到我市的XX大学就读，科系任由他选择的想法；如果不想留在本地，那么保送清华、北大的任何科系也可以。谭X华说此事需回家与家人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回家与家人商议此事时，他父亲说北京太远，路费太贵，回家一次太不容易，还不如就近在XX大学读书，可经常回家看看，也不花多少路费，况且省领导有意培养你，也不可辜负了省领导的好意。家人和谭同学考虑到当时铁道部门职工们的福利待遇又好，而原中X土建学院的铁道系乃是全国最好的铁道系之一，于是才决定留在我省的XX大学的铁道系读书，三年基础课完成后分专业，他选择了桥梁与隧道专业。

 

然而在当时这个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共产极权体制，谭同学却因一件微不足道、且十分正常的小事，而断送了他那本应十分辉煌的前程。他大学时与他相恋的一位女同学，后来谭X华发现与她性情不合，便提出分手，这原本很正常的事，不料这位女同学因此与他反目成仇，写信到学校举报谭同学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喜新恹旧，抛弃她移情别恋。

 

爱恋双方性情不合互相分手，这种于情于理都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那种体制之下，却被当作大逆不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谭同学不料竟因此区区小事不仅被取消了被当作后备领导人培养的资格，而且在毕业分配时被发配到青海格尔木一带去修建铁路。后来几经辗转，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调回长铁道学院任教。

 

我们下一站是赶到霞X镇刘X同学家去吃晚饭，然后到他家附近的霞X火车站坐傍晚的那一趟开往长沙的慢车返回省城。谭X华坚持要送我们一程，并顺便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中共早期领导人郭X的故居，并向我们讲述了不知是当局编造的；还是真实的“郭X带兵抓郭X”的故事。

 

他把我们送到后山的一条大路上，向我们指明了去霞X镇的大致方向，并告诉我们遇到岔路时，只问霞X，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往哪个方向走，到了霞X附近，只要问刘X父亲的名字，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们他家的位置。我们向谭X华致谢后，便与他挥手告别。

 

我们按谭X华指示的方向边走、边玩、边问终于在不到下午四点就到了刘X家，刘家情况虽没有谭家好，但家里人对我们仍然十分热情，我们的火车是傍晚六点钟的火车，刘X家就在霞X火车站西边的小山坡上，距车站不到一里路，为防止误车，我们提前就把到省城的火车票买好，霞X站到省城只有两个小站。为了不使我们误点刘家提前做好了晚饭，下午5点就开饭了，尽管家境较为困难，但都和肖家、谭家一样倾其所有热情招待我们。晚餐后我们与刘X及其家人道谢告别，我们一行便到霞X火车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等候火车，那时乘车的人很少，整个车站就只有我们七八个同学在那里候车，车票也很便宜只有三角钱一张票，我很兴奋，因为长这么大，大小轮船、帆船、小木划子、卡车、大汽车、小汽车都坐过，唯独设有坐过火车。上火车后，列车开动只见车窗外的山、水、房舍、田野、树木……等都快速地从我眼前向后方掠过，当我还沉浸在眼前的惊喜和兴奋之中时，突然一位同学的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到站了，你还不快下车！我才惊醒过来连忙隨同学们一起下车，和几位寄宿生一起回到学校。

 

1956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上半年中共当局发动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胡风及与其相关的文艺界人士的无情打击，以震慑文艺界的人士。

 

在中共当局的高压之下，已经在“反帝爱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反粛反运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吓破了胆的几乎所有文艺界的精英们，包括：巴金、夏衍、周扬、冯雪峰、冰心、冯友兰、郭若沫、翦伯赞、周谷成、沈雁冰、梅兰芳、程艳秋……等都纷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在报刊、杂志和广播上与胡风划清界线；对胡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检举揭发；有的甚至不惜以不实之词，对他们昔日的同志、战友、朋友落井下石。这些情况作为高中学生的我当时是不清楚的，直到“改革开放”后，资讯来源丰富之后，才逐渐了解清楚。这场运动由于它主要是针对文艺界人士发动的，故对中学波及较小，教师学生很少被卷入其中；二是这年上半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除极少数远离村镇的农户外，所有农民都被迫带着自己的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自愿”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新型农奴──合作社社员；三是在这年的下半年中，共当局实现了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千上万的资本家、个体手工业者被迫“自愿”敲锣打鼓带着自己的工厂、商店、房屋、资金和自己的劳动工具进入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他们和农民一样，成了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的新式奴隶。

 

尽管资本家们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献给了中共当局，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成份成为工人、店员，而是仍然被中共当局保持着剝削阶级的头衔：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仍然被中共当局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只是没有像农村中所有家产(甚至包括妻室、儿媳以及成年女儿)被瓜分一空后仍然被载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而成为贱民“四类份子”中的一员的地主那样被戴上“四类份子”的帽子。

 

这年冬季为庆祝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完成对农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或“三大改造”)，在一个到处结冰的日子，我市在烈士公园西南面的省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我们高中部的学生早餐后便列队赶到了会场，会场上.除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没有其他队伍入场，我们到后，其他学校的学生和各行各业的队伍和工人、郊区农民的队伍才先后敲锣打鼓、举着各色彩旗、标语陆续来到会场。直到将近中午，省、市的党政军的领导们才姗姗来迟，先后到达主席台就坐。

 

在此期间我们这些先到达的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之中，站在冰凍的操场上凍得瑟瑟发抖，都只好站在冰地上不停地原地跳跃，或不停地跺脚让身体发热来降低寒冷的感觉。好不容易才盼到大会开始，省市党政军各级领导按级别的高低依次先后发表了大同小异的讲话，其内容无非是“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没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匹瞩、英明领导的结果，最后呼吁大家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爭取更大的胜利。接着又是各行各业的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我们站在冰地上又冷又饿，好不容易才盼到散会，我们又等了好久才轮到我们走出会场，同学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返回学校的游行途中，我们还要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挥动手中写着各种应时口号的三角形彩色小旗，当我们又冷又饿地回到学校时，已到了下午四点半左右。由于明天就要开始期末考试，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一下重点是我考前的必修课，所以一回到学校我也顾不得饥饿和寒冷，赶紧跑到教室拿起一本明天上午要考的科目的教科书，迅速跑到食堂旁边的开水房，在两个烧开水的大灶之间的一个用水泥砌的灶台上坐下，这个灶台已被两边灶膛内的两炉熊熊大火烘得像北方的热炕一样暖和，小小开水房内的空气也被这两炉大火烘得温暖如春，这是我早就侦察好的冬天复习功课的“洞天福地”。我在这里聚精汇神地看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书，才被食堂里开晚飯的铃声惊醒，才赶紧去拿上碗筷去食堂狼吞虎嚥了四大碗饭，这才一扫飢寒交迫的感觉；四是这年上半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及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敲响了共产极权体制的第一声丧钟。只是中共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斯大林如出一辙，所以毛和中共对中国民众隐瞒了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真实情况，只是向中国民众声称斯大林虽犯了一点个人崇拜的错误，但其功绩是主要的、其思想是正确的，对其错误和功劳应三七开(即错误只占三成，而功劳占七成)。赫鲁晓夫那个震惊了全世界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把斯大林这尊共产极权主义神壇上的巨神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独六亿中国人除极个别中共高干之外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民众的隐瞞、欺骗达到了何种程度；五是这年6月在波兰发生的波茲南事件，和这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是国际共产极权阵营内部最早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自发反抗斯大林式政治、经济体制的大规模群众反抗行动，尽管这两次运动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怂恿、支持之下，被苏共当局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镇压下去，但现在看来，这两次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壮举，对促进东欧共产极权政权的瓦解和苏联此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运的影响。

 

然而由于当时中共当局的欺骗、歪曲真像的宣传，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民众都只知道：这两次事件都是波、匈国内不甘灭亡的剝削阶级代理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之下，而发起的试图在波、匈二国复辟资本主义统治的反革命暴乱。

 

我当时只是在处决匈牙利事件的主要领导人纳吉时，宣布纳吉的一条主要罪名是：纳吉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时，心中产生了一点疑问，我凭常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因为纳吉贵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总理，他在匈牙利要权有权、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他即使为了个人私利也绝不会冒着生命危險，委曲自己去充当权力、名誉、地位都远不如匈牙利政府总理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

这种疑问早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上台后，处决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时就产生过，当时苏共当局宣佈的贝利亚的罪行之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我凭常识就怀疑在斯大林时代，位居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贝利亚，实在没有什么利益可以驱动他去充当帝国主义间谍。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些在常识之下产生的怀疑正是我觉醒的开始。

 

1956年寒假我和班上的吳X林、徐X良都选择了留校度寒假。那时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抗寒能力，冬天都只穿两条单裤，上身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卫生衣(当时流行的一种表面是棉织的；里面是棉绒的保暖衣，其保暖效果相当于一件羊毛线织的毛线衣)，外面再罩上一件兰布学生衣，那时我市冬天的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好几度，尽管每天凍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也坚持不加衣服，实在凍得不行了，就去跑步、打乒乓球、打兰球。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才加上一件毛线衣，以避免遭到母亲的责骂(母亲是怕我凍出病来)。我们三人白天在一起或做寒假作业；或鑽研数理化的难题；或一起打乒乓球、打兰球、跑步。晚上或去附近的文化电影院看电影(凭学生证买学生票，一张电影票只五分钱)；或读古典诗词、小说；有时也到学院街口的一家小食店买点油条、油炸穤米糖餃、油炸空心糯米芝麻油坨、豆漿到寝室里来霄夜，那时这些东西还比较便宜，油条、糯米糖餃、芝麻油坨每样两分钱，加了糖的豆漿一分钱一碗。

 

这个寒假的一天正逢农曆正月十五元霄节，这天当局为了庆祝“三大改造”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伟大”成就，一改“解放”以来，一直把过“农曆年”、元霄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祭祖等中国传统节日均视为封建习俗予以废除，除春节之外，其余中国传统节日均不予庆祝，也不放假的惯例，这年当局突然决定大闹元霄节，元霄这天，除组织民众舞龙灯、踩高跷、舞彩旗敲锣打鼓进行庆祝之外，还决定元霄节晚上在市体育场燃放大型烟火与民同乐。

 

我和徐、吳二位同学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多年不见的烟火晚会。那天晚饭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经学院街、黄兴路到中山亭向右转入中山路不远，就到达了市体育场，沿途尽是舞龙、踩高跷、敲锣打鼓的队伍和马路两边围观的民众。当我们一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边看边走到达市体育场门口时，虽然离放烟火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场内已挤满了等待观看烟火的民众，而此时，无止尽的人流还在往市体育场涌来，当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市体育场那唯一的两米来宽的进出口进入市体育场时，那里面人与人之间已基本上没有什么间隙，随着人流无节制地继续不断地涌入市体育场，到开始放烟火时，场内的每一个人的四周都紧紧地挤靠着人，没有丝毫间隙，每一个人都已被挤得不能动弹。

 

烟火的内容十分精彩，场内的观众不断爆发发一阵阵欢呼声和惊叫声，这些声音又吸引了更多场外的民众往市体育场唯一的进出口处涌，由于场内的人已挤到不能再压缩的程度，所以在市体育进出口外已堵满了挤得紧紧的民众。此时场内的烟火突然结束了，市体育场内数以万计被紧紧压缩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往进出口处湧来，这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又遇到外面堵在进出口处的紧紧挤在一起的场外民众的堵塞，由于场内人群的数量和被挤压程度都高于挤在场外的民众，所以场外的民众便被从场内涌出的民众推往后退，有的被推倒在地，此时尽管有人高喊有人倒地啦！踩到人身上啦！不能往前来啦！但这微弱的呼减声已不能遏制从场内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出来的人流。由于声音嘈杂，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还笑着跟徐、吳二位同学说：“你们看，我腳不着地，也不会掉下去，周围的人也会挤着我一起往前走”。当我们好不容易才隨着拥挤的人流挤出市体育场后，才听说踩死踩伤了不少人，此时的中山路上有几辆闪着兰光响着凄厉的警笛的救护车开过来搶救伤员，又来了不少警察在疏导驱散围观的人群。由于后面还不断有人群从市体育场涌出，我们怕又引起骚动，便三人一起迅速离开了这个事非之地，回到学校去了。

 

事后从未见报纸广播上提起过这起踩踏事件，后据市体育场附近的居民说，这次因当局组织不当，引发的踩踏事故死亡达十几人，其中多为儿童、妇女和老人，重伤达数十人之多，轻伤则难以数计。

 

现在看来这次死伤惨重的踩踏事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试想当时中共当局如果事先能估计到放烟火现场有可能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是完全应该而且可以估计到的)：一是可以根据市体育场可以容纳的人数，向各单位、学校、工厂、居委会发放入场卷，派警力在进出口处把守，观众凭票入场观看，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二是即使不发票还可以在市体育场内外多派警力和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严加控制，一旦发观场内观众已饱和，便立即通知进出口处民警马上禁止民众继续进入场内。在烟火结束前，就应通过场内工作人员组织观众在烟火结束时，依次分批出场这样惨剧也可以完全避免，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死伤严重的惨剧完全是中共当局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所造成的。

 

在1957年春季，当局大力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接着又宣佈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开始被当局称之为“整风运动”，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鼓动、怂恿全国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在校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师职工们怀着幫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愿望，向学校领导、向党支部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的还以漫画的方式对中共当局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向苏联一也倒”的外交政策、“党领导一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中学生作为旁观者，每天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教职工们贴满走廊过道的大字报和漫画，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导演的一场以打击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为目的的阴谋。都还以为是中共当局为了吸取去年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动征求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和全国民众的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化解党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以防止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大陆发生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到这年6月份政治风云突变，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一夜之间突然由极力鼓励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帮党整风，变为全党全囯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号角声。一场以帮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为名的“整风运动”，转瞬之间变成了蓆捲全国、后患无穷、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

 

从一九五七年年中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数十年后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獄、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養、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剝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和机会。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

 

四百六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监獄、劳改劳教的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剝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紧跟全国的形势转，进入“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阶段。学校那些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对国家、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真诚地向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党支部领导提出改进意见的、有真才实学，且人品高尚的优秀教师纷纷遭到那些不学无术、品格卑劣的教职工们的批判斗爭。到“反右运动”结束时，长X中学计有语文教师何X蓀、王X琪、郭X；化学教师袁X儒；历史教师王X青……等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都是我市著名的、品学兼优的中学教师。其中何X蓀老师是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师，他“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是一位瘦高个、蓄短平头、长像英俊、才华横溢的优秀语文教师。他上课时十分注重仪表，西装革履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神彩飞扬、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讲台下同学们一个个听得聚精汇神、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他课堂上讲的许多不太长的古文和诗词，一些记性好的同学到下课时就都能背诵出来。他因在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些改进教学工作、尊重教师意见等方面的意见，和“解放”前曾在X阳地区专员公署担任过秘书，并在专员缺任期间，短暂代理过一下专员(这些历史问题“解放”后何老师早已向当局交待清楚)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当局送往X州一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他的妻子在形势和单位的压力之下，也被迫与他划清阶级界线，携女儿与他离婚，何老师被搞得真是家破人亡啊！袁X儒老师安化人，早年大学毕业后，即在我市从事中学化学教学工作，是我市最著名的高中化学老师之一，袁老师当年五十来岁，常年着一身兰毛哔叽中山装，不仅课讲得好、实验做得好，而且讲课之中时常穿插一些国内外著名化学家的逸闻趣事，使他讲的化学课格外引人入胜，令学生们印象深刻。我后来进入高校选择化学专业，与袁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袁老师也因在运动中，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之下，向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提了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概因为年纪较大，生活经验较丰富；或许是对中共当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所以拒绝了当局去劳教采石场劳教三年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后可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恢复教师工作的政策的诱惑(选择劳教三年的何老师三年劳教期满后，不仅未能回到教师队伍，连工作都没有安排，靠在我市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毅然选择了“开除公职回乡务农”的处分，回新化老家务农去了。后来听说他回乡后实际上并未去务农，而是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当地乡镇办了一家生产肥皂的小型化工厂，在当地还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肥皂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凭每月所发肥皂票购买，乡下的农民是没有肥皂供应的，袁老师帮家乡农村办的肥皂厂，解决了农民急需的肥皂供应问题，很受家乡农民的欢迎，袁老师因此而没有落得何老师家破人亡的下场，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王孟青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也是我市中学界最著名的历史教师，他常年一身青呢中山装，冬季外面再套一件黑呢大衣，头载一顶藏青色解放帽，对古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讲课时不仅引经据典，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历史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后，未听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不知是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去了还是作了其他什么处份？王X琪老师也是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也是我市著名的语文教师之一。王老师生性刚烈，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后，也是被送到X州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因不堪在劳教采石场所受的凌辱，不久便在那里寻机卧轨自杀身亡了。他大概是长X中学所划右派中下场最惨烈的一个。郭X也是另一年级的高中语文教师，他是一位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也因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改进工作作风和教学工作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慨因为检讨深刻、有悔改表现而被当局从轻发落，虽然也是劳动教养，但不送劳教场执行，而是留校交革命师生监督改造。被取消教师资格，降职降薪留校从事杂务工作。长X中学其他还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因没有过什么交往，对他们的处理和下场知之甚少，估计都会和前面所列举的几位差不了多少。

 

 在这场运动中学校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教师以及家庭出身好的职工，为表现自己的进步和阶级立场坚定，纷纷发言与右派们划清界线，更有甚者则对右派们落井下石，进行莫须有的检举揭发。在那种高压势态之下，右派们有口难辩。运动结朿后，当局论功行赏，反右积极份子们提职的提职，入党的入党。由于“反右运动”通常不让中学生们介入，所以其中许多详情、内幕学生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直到后来通过参加过那场运动的教师职工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和运动之后哪些人入了党、哪些人提了职，才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位负责打上下课铃的勤杂工因反右时表现积极入了党；我班那位教学水平不怎么样的生物老师肖某人，因反右时表现积极被提升为副校长；教我们政治课的不学无术的戈锋老师，因反右积极被提为政治教研组组长。这位戈老师之所以至今仍印象深刻，实在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在课堂上闹了不少笑话，以及生活上出了不少洋相的缘故。戈某听口音应当是河南人，原系南下干部，原在我市某单位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后来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知是男女作风问题(这是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们犯得最多的错误)；还是贪污腐败问题而被贬到长X中学当老师，不学无术的戈某别无所长，靠的就是一張嘴，所以学校只好安排他教政治。

 

他的不学无术到了什么程度，从他在课堂上闹的一个笑话便可以看出来。反右之后，有次上政治课，他讲到：“右派们犯了政治错误，党和政府把他们送去劳改、劳动教养改造思想，就是挽救他们，就像一个人生了病需要吃药打针一样，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咳嗽，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六六六就好了”。我对这位不学无术、人品卑劣的政治老师素无好感，所以我听到这里，心想攻击他的机会到了，于是便在座位上叫道：“你要是打了一针六六六，，早就被毒死了！医生给你打的是六0六(抗生素广泛应用之前常用的一种消炎抑菌的药物)不是六六六；六六六是农药、是杀虫剂是会毒死人的。”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戈老师在台上，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连忙说：“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很为自己终于找到机会为右派份子们对这位反右积极份子出了一口小小的恶气感到兴奋。

 

我还时常在课余时，用河南话模仿戈老师的这段“经典”话语，和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章伯钧、罗隆基大坏蛋！何X蓀、王X青小坏蛋！”引起同学们的哄笑，以发泄我和许多同学对戈锋老师的不满和对他的嘲讽。

 

在1957年寒假学校组织教师、同学下乡，向农民宣传“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学们为此准备了许多文艺节目：唱歌、舞蹈、快板和花鼓戏等对农民们进行宣传演出，戈锋老师和我们班的同学分在一起食宿。我们那次下乡的地方是我市南郊自然乡的一个村。这一年的冬季虽没有像1954年冬季那样的大冰冻，但却十分阴冷，很少见到太阳。有一天早上起床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戈锋老师早上起来大便时，不慎掉到粪池里面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同学们都幸灾乐禍地笑成一团。原来戈老师很少到过南方的农村，不适应南方农村的厕所，所以才造成戈老师在大便时，一失足人仰马翻，卜咚一声掉到大糞池里。北方农村的厕所每个蹲位下的一个斜坡形的小槽里面都是干的当茅坑里面拉了一层糞便之后便会有人在上面盖上一层泥土，然后又让人拉上一层糞便，再盖上一层泥土，依此循环下去，直到茅坑快被粪土填满时，便会有掏糞的农民或掏粪工前来把茅坑里的粪土取走，堆到一起发酵，然后在耕地之前，用牛车、马车或人力推车拉到地里作为肥料均匀撒开，被犁翻入地下做肥料，北方的这种茅房在里面方便是没有任何风險的；而南方的农村却不同，茅房是在粪池之上，粪池的一头是与猪栏屋内的猪栏连在一起的，这样便于猪尿粪排入糞池，在猪栏旁边的糞池上放上两块相距约20厘米的木板就成了厕所。人方便时，脚就踩在这两块活动的木板上再蹲下去方便，这两块木板之所以不被固定，是为了便于农民担粪时，用粪瓢从糞池中往糞桶里舀粪，农民挑糞时就可以轻易把这两块木板移开，这样舀糞就方便多了。熟知我省农村厕所结构的人都知道：要十分小心地将两只脚站在那两块活动木板上，站稳之后再慢慢蹲下去方便，方便完之后从木板上下来，也要十分小心才不致摔倒到粪池里面去。戈老师可能是清早起来一时便急，匆忙之中一脚踏翻了活动木板，整个人一下失去重心，便卜嗵一声掉进了大糞池，等到人们闻声赶来施救时，只見戈老师一头一臉的粪水，站在齐胸深的粪水中冻得全身发抖。只有他那顶浅灰色的解放帽还飘浮在粪水上面。赶来施救的农民和学生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心中的笑，农民们把木棍、竹杆伸给戈老师想让戈老师抓住把他拉上来，但因池壁太陡，和戈老师已被凍得没有力气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戈老师拉上来。最后还是几位年富力强的农民顾不得戈老师手上、衣服上沾的大粪，硬是抓的抓手；抓的抓衣服硬把戈老师从粪池中拉了上来。此时学校的领导和生产队、大队的负责人都来了，连忙把戈老师领到一间空房里，让人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为戈老师驱寒，然后让他把全身被粪水浸透了的棉衣棉裤、内衣内裤全脱光。又找人烧了几大锅热水，用水瓢水桶舀起热水往戈老师身上冲洗，从头一直冲到腳，冲了好几遍。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洗澡房，用肥皂将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又从农民家里借来内衣内裤和棉衣棉裤给戈老师穿上，一共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等戈老师一身打理穿戴好，学校领导可能担心戈老师闹出的这个洋相有失师道尊严，就连忙把戈老师打发回学校休息去了。

 

两天之后我们也要回学校了，那天上午天气仍然阴泠，当地的生产队、大队组织农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回学校，还专们舞起了一条龙，由一位年过七十的舞龙老手指挥，这条龙还专门摆成成“热烈欢送老师同学回校”几个字(当然是每次摆成一个字)，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农不愧为舞龙高手，在他的指导之下，这条长达三十多节的巨龙，居然依次摆玩出了这几个字，迎得同学老师们的一片拍手欢呼，那位舞龙老手臉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连忙拱手向师生们致意。

 

临行之前学校领导讲话向生产队、大队领导和农民们致谢，然后大队领导发言表示招待不周，请师生们原谅。还特意为戈老师掉进粪池一事表示歉意，又引发同学们的一片笑声。这次下乡倒是让戈锋老师名符其实地“臭名昭著”了一番。

 

这年的“反右运动”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事后看起来都像是事先设定好的一场大骗局，当局先通过各种方式鼓动、诱使、甚至迫使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幫党整风，向党、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结果反过来把怀着善良愿望为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和作风而向党和政府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的民众(其中主要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当作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而进行批斗、打击、关押、处以”“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回原籍，甚至判刑坐牢，搞得右派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老师几乎都是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而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却都成了党、政府和领导大力称赞表扬的反右积极份子，纷纷得到提拔重用。这一切都有违我的常识和良知，我心里时常思考：一个拥有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如此光荣、正确的党和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何把那些品学兼优，当时国家建设又十分需要，并且又十分稀缺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弃之不用，而重用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当局“解放”后通过它们的宣传、歪曲、误导(报刊、广播、文艺作品、课堂、报告、电影……)在我心目中建立起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信念已开始发生动摇。这段时间我经常处于猶豫、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我究竟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常识、良知；还是应当相信当局的宣传、灌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当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因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常识是人类数千年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是被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了的；而良知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为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人与人交往和人与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也是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所以我确认凡是违反常识、违背良知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此时我已开始从以前对领袖、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之中逐渐开始觉醒，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