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在1949-1978年期间，中国人过的苦日子比中共建政前还凄惨，不仅物质匮乏，还精神痛苦，更心灵恐惧。因为中共接二连三地发动政治迫害运动，人为制造阶级仇恨和残酷斗争，和平年代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好几千万，具体数字无法统计。由此判断，中共政权之烂、之邪恶，世人毫无置疑，更无需辩驳，历史早已证明。
从1978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中国人的普遍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完全没有脱离苦日子的生活水平。从1992年始，中共加大经济改革的步伐后，大中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少部分居民的好日子来的早一点，大概有三十年左右；内陆省份和农村大部分居民的好日子，则可能就只有十五至二十年左右。应该说，这还是非常模糊笼统的说法，内陆各地的发展参差不齐，沿长江两岸的地区可能又稍微发展快一点。比如，中共党媒发表的文章《共同迈向没有贫困的美好未来——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励惠世界》中提到“截至2012年年底，现行扶贫标准下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由于七十年来，举国上下，红墙内外，中共各级官僚不是陷于权斗就忙于腐败，一直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在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上。过去几十年，唱高调，行滥调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中共党国宣扬的扶贫攻坚战，到2020年底官方才勉强宣布结束。习近平的“不完成任务绝不收兵”的自欺欺人的蛮干说法，是经不起现实检验和时间考验的。因为，脱离贫困不能靠官方口头宣布的，更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靠老百姓实实在在，可持续的稳定收入来证明的。哪怕政府暂时能给一些实惠给某些特别贫困户，也不能保证那些绝对贫困的居民往后就能彻底脱贫。还是古话说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借中共官方的话来讲，就算中共真的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也是极少部分居民的苦日子才刚刚结束，好日子或许能很快开始。“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这么多人脱贫。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取得了决战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这话应该反过来解读分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共党国那样长期折腾、盘剥、控制、毒害人民。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中共那样，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政治上出尔反尔，毫无诚信，自欺欺人。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此文不妨用假设的方式，来反思一下百年共运，来总结一下百年中共。
假设，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共产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共就不会建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步入歧途，也不会因中共建政而半途而废，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可以很可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假设1936年不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也就无法在延安苟延残喘，最后国难之际做大。假设1944年，周恩来不违背选举原则推荐毛泽东做主席，或许中共就不会被毛泽东祸害得如此之惨烈。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投票结果，刘少奇最高，毛泽东第四。如果严格遵守选举原则，毛泽东就没有资格做主席，也不会如此快地在党内搞个人崇拜，搞独裁。这是周恩来的罪错，可以说，周是百年中共的最大破坏者，也是破坏中共党内民主的始作俑者。
假设1945年，中国从抗战结束就发力发展经济，中国必定能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其原因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会通过优先支持中国的发展来遏制苏联共产阵营的扩张。二战结束后，美国就不会把扶持重点放在日本和韩国。这样一来，中国就完全有机会可以取代日本，而至少早半个世纪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对整个中国而言，由于马列思想殖民的毒害，苏俄共产势力的入侵，而把二战结束后百年难得的发展机遇拱手送给了日本。这是百年共运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历史遗憾。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就算二战结束错失发展机遇，那就再退一步。假设1950年，中共不出兵朝鲜打一场毁坏国家发展前途的战争，中国就能提前三十年向西方国家开放，中国早就富裕发达；如果1953-1956年，中共不搞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就不会消亡； 如果1957毛泽东不发动反右斗争打击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就不会彻底党化，就不会堕落到共党统治一切的，万劫不复的地步；如果1958年，毛泽东不搞大锅饭，不搞人民公社，不实行绝对的计划经济，就不会发生随后三年的大饥荒；假设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如果周恩来看到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把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把中共的命运放在考虑的范围，不再给毛泽东抬轿子，而顺势让毛退下，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权力斗争，也就更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因此，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是中国历史上的奸臣。
假设1966年，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不会混乱成无政府状态，民族脊梁和社会精英就不会被彻底摧毁。如果1957年仅仅是打残知识分子的脊梁，那么文革十年则是精神摧残，肉体毁灭民族精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中国文明包括地下埋的，地上存的不会摧残的如此彻底，中国文化还不至于断根朽烂；中国人的道德不会堕落的如此不堪，也不会如此缺乏公义，互害自残。假设， 毛泽东早死十年，中华民族就不会造此劫难。
再假设，1976年打倒“四人帮”，如果不是元老派完全成为既得利益者而掌握政局，或许中共早已垮台。假设，邓小平能服从党内的大多数人意见，不仅彻底否定文革，还彻底否定毛泽东，那么中共就不会只改革经济，而不改革政治。此外，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放手让胡耀邦、赵紫阳去做，也就不会发生八九六四事件了。如果1989年，天安门不屠杀、不流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希望往前迈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更怕烂。假设，1989年，赵紫阳能够不记个人毁誉，能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是个有血性的，敢于冒险承担历史责任的男儿，中国后来的发展命运必定会大不同。据传，1990和1991年邓小平两次通过渠道联系软禁中的赵紫阳，希望他能认错。邓还许诺赵，只要赵公开认错了，哪怕当总理和总书记都是可以的。假设，赵紫阳在乎个人名节，而民族发展为重而违心答应，他一旦能再次上台，再等待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那样，中国和中共的命运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假设2018年，习近平内政不废除任期制，外交不与美国以牙还牙的对抗，不搞战狼外交，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会更长，中共政府的国际形象也不会如此不堪。如果习近平有其乃父的开明务实，东方明珠就不会陨落，台海关系不会如此分崩离析，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也能顺势而为……
百年共运，百年中共，历史不仅有太多的假设，还有太多的苦语，更有太多的遗憾。特别是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的困苦和人民灾难完全是中共一党独裁造成的人祸。如今，中共还在恬不知耻地讲四个自信，曾经企图再提四个伟大，何以有资格吹嘘呢？ 又何以有底气炫耀呢？不仅如此，中共建政七十年过去了，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还在大谈特谈“斗争”。例如：2019年，习近平的一个讲话，题目为《一分钟！习近平最新谈斗争讲话“干货”全掌握》 ，里面就出现了54次“斗争”一词。2021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党校的讲话，再次14次地频繁提及“斗争”而二字。
可以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共那样，有如此多的荒唐败政，有如此高的斗争狂热，有如此轻的漠视人民的生命。 在和平年代，关键是与谁斗呢？为什么要不停地斗呢？在中国大陆，必然指的是中共党内你死我活的权斗。比如，习党反对派主要是与邓小平的改革派斗，其次是与毛左遗毒派斗，还有就是与党内和民间自由派斗，这些斗争是动真格的。至于，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和美国斗，那是耍民族主义大旗演戏给中共党内外那些傻瓜蛋看的。那只是停留在动动嘴皮子，吐口水的层面，它们是为了转移党内外矛盾焦点的障眼法而已。如果和美国是真斗，那么他们的家人和财产为什么都转移到美国呢？
中共荒唐残酷的“斗争”理念，使得近现代史已经存在很多的因果逻辑。不仅人存在因果，历史和政治一样存在因果。遥想七十年前，在1950年代初，那些参加三反五反镇反的共产党干部斗死地主富农和工商资本家的时候，谁能想到几十年后，替地主富农资本家报仇的正是中共党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中共内斗清洗，很多共产党干部都遭殃了。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文革中惨死，可是人们记忆犹新地记得，当年他在黄河两岸搞血腥土改是怎样的一幕幕惨烈场景。三十年前的八九六四，那些屠杀市民学生的中共党卫军是多么的惨无人性，后来报仇的不是当年为民请愿的那些学生，而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替八九六四遇难的学生和市民们报了仇。习近平上台后，以“苍蝇老虎一起打“混战方式，不仅把中共军委高层一锅端，还顺手把众多军中官僚给收拾惩处了。
再如，当年邓小平只顾眼前的安稳和利益，不彻底清除文革遗毒，不彻底揭露和清算毛的罪恶。有政治算计而无政治远见的邓小平，曾经得意于运用小商贩式的实用主义搞改革，实现短期利益和目标，而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结果习近平上台后，既搞终身制，又废除一国两制，还否定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邓小平本人和家族不很快就遭到报应了吗？ 这是否可以认为，习近平替毛左四人帮报了仇呢？ 奸贼王沪宁等人几年前怂恿习废除任期制，这帮党妖国贼嫌还损害的不够，在2021年再给习挖坑，高调纪念华国锋。习党反动派的目的是抬出华国锋，把华国锋为习在中共二十大不下台的垫脚石。
习近平之所以还大谈特谈斗争，是为了稳固自己本不牢靠的权力地位，这恰恰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乱了方寸，外强中干，进退失据。其实，无论怎样否定，习近平的权力都是来自邓小平的这根苦瓜藤。不管长出来的是否歪瓜裂枣，它毕竟都是那根瓜藤上的果子。如今，习近平幻想嫁接毛泽东、华国锋这根早已枯烂废弃的权力枯藤，来进一步抛弃邓小平，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而回归到毛泽东一人独裁的时代。这样一来，一是可以达到矮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二是可以提高其父亲习仲勋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三是，习认为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再到习仲勋，他就嫁接上了搞终身制的权力根源。习党反动派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这样做是自毁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逼得邓小平改革派的追随者们在未来的可乘时机为反击习近平制造了正当理由。将来否定习近平的人，很可能会是坚持走邓小平路线的改革派，甚至可能会是坚持走胡赵政改路线的开明派，这些人迟早会为邓小平报一箭之仇的。
中共不断「斗争史」一个热衷“斗争”的政党，只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人肉酱缸，只会是一台运转不息的绞肉机器。身陷其中的中共官僚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被卷入而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一个陷入“斗争”的政权，不可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一个沉迷“斗争”的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不可能人民幸福，不可能文明谦让；一个奉行“斗争”的国家，对内不可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对外不可能和平共处，不可能获得大国该有的尊重，国际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盟友。
因此，1921年，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建立的中共，为斗争而立党，为斗争而生存，使得百年中共是一个信奉歪理邪说的，迷信暴力统治的殖民党；1949年，以阶级斗争为理念建立的政权，使得中共党国内外困顿，人民长期遭受巨大苦难和人祸，中华民族的肌体遭受深远毒害；2018年，以删除任期制为标志，从一党独裁退回到一人独裁，至今习党反对动派还蓄意挑起不断“斗争“的社会气氛，使得中共党国至今仍旧是个烂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