魑魅魍魉——中共就是人间的鬼怪，作恶多端，且百年不死，是有原因的。

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一大”。几天后，“一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中国，共产天下”。如今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中可查询到，摘录如下：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注：英文稿此句译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注：英文稿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宣传共产主义”。〕，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看到这些中共早期的文献，可知中共在名号上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消灭私产，消灭阶级，“打江山、坐江山”，以苏维埃方式实现中国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中国（意欲未来图谋共产天下，建立赤色世界）。

 

一 1921年时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这样的鼓吹，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知识分子感兴趣外，普通民众是知之甚少的，对政治也是不感兴趣的，更别提憧憬共产主义了。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在1921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上写道：“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但北京的居民为什么对政治抱有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较为讽刺的是，100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要求人们俯首听命和“莫谈国事”，与当年张国焘所言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当下的中国，依然是黑暗的中国，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的声音公开发出。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发生的一场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的张国焘，自称在学生中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他看到当时的知识界人士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立即着手解决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张国焘提出发动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区策划举行了一次以“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诉求的示威游行，播下了共产主义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这也成为了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所推广的更多经验之一。

在这次“一大”上，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提交了一份“经验报告”，提到陈独秀1921年1月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让无政府主义者退党。当时广州已经组织了一个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于是，陈公博称“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当时的广州有党员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又译为斯托杨诺维奇）和佩斯林（又译为佩尔林）在内。

陈公博在报告中说，“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播。毫无疑问，缺钱是中共发起群众运动所面临的一大诉求。另一个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发动群众性的共产运动时，同样在函件往来中提到缺钱，发动工人罢工游行局限于“没有经费”，捉襟见肘。

 

二 苏俄共产国际资助中共起家



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以秘密或半公开的方式发起中共，1921年7月正式宣布成立。研究中共的创立与组织群众运动，发现少不了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扶植和资金支持。中共早期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中共支部，其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共产国际提供经费。

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及印刷所，后来改名《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经费主要来自苏俄。上海是中共的起家地，又被中共视为“红色宝地”。上海自清代开埠后，拥有全国最早开办的海关，而繁华的上海滩是繁华喧闹的十里洋场，金融与贸易总量几乎占全国的半壁江山，1921年时上海繁华地段就有28座10层以上大楼，金融包括保险、信托投资以及房地产、建筑等各行各业，各路豪杰，投机取巧，甚至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无数的“经济暴发户”，所以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此情况下，在苏俄的支持下，中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很快在中国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中共已经开成了世界上骨灰级的“百年老店”。

对于政治融资，陈独秀是行家老手，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资助下，他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先后编辑发行《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职工运动委员会；开办外国语学社，选派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以及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设立印书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中共成立后到1933年的十二年中，除1922年至1923年和1927年的短暂时期外，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1922年，陈独秀的一份代表党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提到了经费来自国际协款，即共产国际的资助。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1982年版，第27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名为“国际协款”，实际是拨给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经费，即中共起家的最大收入，1921年前半年多时间的国际协款居然高达16655元，其党内支出也几乎都是从该款中支取。陈独秀本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的中共“一大”，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所以这份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一是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亦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将近三分之二。二是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于“国际协款”。

这组数字出自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一文中。杨奎松还解释，自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又译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中央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正式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没有提到具体的货币单位，可能是当时的中国元〕，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存留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当时中国政府迫害的中国党内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杨奎松分析说，“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八、九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即全年1500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中共这样异军突起的政治专业户，当时只有惟一的“幕后大佬”——苏俄支持，陈独秀、李大钊本身有大学职务，有薪水，但他们所培育的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连……，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198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以及早期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79年其病逝前所著回忆中不经意透露的情况，经多方证实，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包惠僧在回忆中则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威金斯基这时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无法开展工作。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早期共产党人中一些人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故还能够合伙自办一两种杂志之类。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并且大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党在财政上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援助呢？

三 中共建党之初即“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实为相反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还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一文中，作出如下结论：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和战争环境之中，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支持一事极其敏感，因此，不仅许多相关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对此一问题的研究也倍受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无从获取。任何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独立自主”论者的强烈反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史的研究者都相信，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共产国际除了马列书籍或少量药品以外，再没有给过中共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一些学者甚至相信包惠僧关于陈独秀自建党之初即“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的那些并不十分可靠的晚年回忆。实际上，建党以来，中共一直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斯大林政府申请经费援助。



杨奎松统计的1921-1931年间的不完全的部分中共经费一览表

年度 1921- 1922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党费总数 0.66万元 1.5万元 3.5万元 约4万元 7.2万元 18万元 44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45万元
党员总数 约170人 约380人 约700人 约900人 约1万人 5.8万人 13万人 不详 不详 不详
人均开支 约40元 约40元 约50元 约40元 约7元 约3元 约3元 不详 不详 不详

年度 1921- 1922 党费总额 0.66万元
年度 1922- 1923 党费总额 1.5万元
年度 1924 党费总额 3.5万元
年度 1925 党费总额 约4万元
年度 1926 党费总额 7.2万元
年度 1927 党费总额 18万元
年度 1928 党费总额 44万元
年度 1929 党费总数 40万元
年度 1930 党费总额 45万元
年度 1931 党费总额 45万元

以上一组数字可作说明的是，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其中，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收入总额为800美元（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和10174.93元；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收入总额为14510.0164元；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收入总额为740美元和8242.225元。1925年3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实际上仍然有缺口。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9页）

为此，杨奎松的文章还分析，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工人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致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60000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事变（即涉“清共”的广州“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67页）到了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帐单上，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

到了1928年，转入地下工作的中共向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5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应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192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3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3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该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但经费还是紧张。到了1930年，随着中共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他们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斯大林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

四 中共落脚延安后仍然坚持向苏俄要钱

中共处于低潮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时断时续。党史专家杨奎松的文章还提到，随着1931－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逐渐地中止了。当然，依据现有的零星的史料记载，至少到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仍旧在以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1933年、1934年的情况不详，可能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暂时中断。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到了延安后，终于在陕北建立起了一台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在给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第一封电报当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后者说明了自己的财政经济情况。电报称：红军已经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是，东北军月饷两百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虽然物产较丰，但供给杨虎城部3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200万，税收不足10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再则向美洲华侨及各国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财政问题之外，军火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的是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请讯问按政治情势所许，可能帮助我们至何种程度？”斯大林很快批准了军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与此同时，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1.5万－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季米特洛夫日记》) 同年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

此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在200万美元以上，它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和红军无疑有重要的帮助。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从资金上援助中共的情况，过去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中共早期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的回忆。该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研究之后，如今这一情况已经被写入正式出版的《王稼祥年谱》之中，该书中央文献研究室2001年出版。杨奎松文章援引的这一份重要资助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落款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伤臂并汇报工作，他显然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恩来的说法，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复很简单：我很忙，“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据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电告毛泽东称：“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明这笔援款数额巨大，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时送到。他提议：“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国，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执政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都是效法苏联，甚至连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都是克隆苏联版。

五 “打江山、坐江山”

中共革命，就是苏联苏维埃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延续，这场革命对外除了要求苏俄提供革命经费外，对内就是不择手段夺取政权，效法苏联共产党，使中共成为一个主导夺权斗争的武装集团——“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这一“共产主义”的革命政治有一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和组织体制来宰制、威慑、驯化各式各样的人物和被奴役者，以至于后来发生了“文革”和“六四镇压”。“打江山、坐江山”，共产主义革命以生命开路，以鲜血铺路，乃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血腥的“共产中国，共产世界”：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除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宣传共产主义……。”

 

 

魑魅魍魉——中共就是人间的鬼怪，作恶多端，且百年不死，是有原因的。

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一大”。几天后，“一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中国，共产天下”。如今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中可查询到，摘录如下：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注：英文稿此句译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注：英文稿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宣传共产主义”。〕，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看到这些中共早期的文献，可知中共在名号上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消灭私产，消灭阶级，“打江山、坐江山”，以苏维埃方式实现中国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中国（意欲未来图谋共产天下，建立赤色世界）。

 

一 1921年时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这样的鼓吹，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知识分子感兴趣外，普通民众是知之甚少的，对政治也是不感兴趣的，更别提憧憬共产主义了。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在1921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上写道：“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但北京的居民为什么对政治抱有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较为讽刺的是，100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要求人们俯首听命和“莫谈国事”，与当年张国焘所言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当下的中国，依然是黑暗的中国，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的声音公开发出。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发生的一场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的张国焘，自称在学生中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他看到当时的知识界人士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立即着手解决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张国焘提出发动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区策划举行了一次以“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诉求的示威游行，播下了共产主义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这也成为了张国焘在中共“一大”所推广的更多经验之一。

在这次“一大”上，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提交了一份“经验报告”，提到陈独秀1921年1月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广州，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让无政府主义者退党。当时广州已经组织了一个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于是，陈公博称“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当时的广州有党员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又译为斯托杨诺维奇）和佩斯林（又译为佩尔林）在内。

陈公博在报告中说，“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播。毫无疑问，缺钱是中共发起群众运动所面临的一大诉求。另一个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发动群众性的共产运动时，同样在函件往来中提到缺钱，发动工人罢工游行局限于“没有经费”，捉襟见肘。

 

二 苏俄共产国际资助中共起家



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以秘密或半公开的方式发起中共，1921年7月正式宣布成立。研究中共的创立与组织群众运动，发现少不了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扶植和资金支持。中共早期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中共支部，其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共产国际提供经费。

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及印刷所，后来改名《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经费主要来自苏俄。上海是中共的起家地，又被中共视为“红色宝地”。上海自清代开埠后，拥有全国最早开办的海关，而繁华的上海滩是繁华喧闹的十里洋场，金融与贸易总量几乎占全国的半壁江山，1921年时上海繁华地段就有28座10层以上大楼，金融包括保险、信托投资以及房地产、建筑等各行各业，各路豪杰，投机取巧，甚至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无数的“经济暴发户”，所以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此情况下，在苏俄的支持下，中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很快在中国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中共已经开成了世界上骨灰级的“百年老店”。

对于政治融资，陈独秀是行家老手，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资助下，他和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先后编辑发行《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职工运动委员会；开办外国语学社，选派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以及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设立印书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中共成立后到1933年的十二年中，除1922年至1923年和1927年的短暂时期外，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1922年，陈独秀的一份代表党中央的正式报告中提到了经费来自国际协款，即共产国际的资助。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1982年版，第27页）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名为“国际协款”，实际是拨给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经费，即中共起家的最大收入，1921年前半年多时间的国际协款居然高达16655元，其党内支出也几乎都是从该款中支取。陈独秀本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的中共“一大”，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所以这份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一是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亦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将近三分之二。二是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于“国际协款”。

这组数字出自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一文中。杨奎松还解释，自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又译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中央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正式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没有提到具体的货币单位，可能是当时的中国元〕，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的存留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当时中国政府迫害的中国党内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杨奎松分析说，“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八、九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即全年1500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中共这样异军突起的政治专业户，当时只有惟一的“幕后大佬”——苏俄支持，陈独秀、李大钊本身有大学职务，有薪水，但他们所培育的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连……，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1980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以及早期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79年其病逝前所著回忆中不经意透露的情况，经多方证实，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包惠僧在回忆中则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威金斯基这时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无法开展工作。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早期共产党人中一些人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故还能够合伙自办一两种杂志之类。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并且大都成了职业革命家，党在财政上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援助呢？

三 中共建党之初即“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实为相反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还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一文中，作出如下结论：中共自成立之初就不能不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莫斯科方面提供援助的部门和渠道变动不定，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和战争环境之中，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支持一事极其敏感，因此，不仅许多相关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对此一问题的研究也倍受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无从获取。任何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独立自主”论者的强烈反对。绝大多数中共党史的研究者都相信，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共产国际除了马列书籍或少量药品以外，再没有给过中共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一些学者甚至相信包惠僧关于陈独秀自建党之初即“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的那些并不十分可靠的晚年回忆。实际上，建党以来，中共一直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斯大林政府申请经费援助。



杨奎松统计的1921-1931年间的不完全的部分中共经费一览表

年度 1921- 1922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党费总数 0.66万元 1.5万元 3.5万元 约4万元 7.2万元 18万元 44万元 40万元 45万元 45万元
党员总数 约170人 约380人 约700人 约900人 约1万人 5.8万人 13万人 不详 不详 不详
人均开支 约40元 约40元 约50元 约40元 约7元 约3元 约3元 不详 不详 不详

年度 1921- 1922 党费总额 0.66万元
年度 1922- 1923 党费总额 1.5万元
年度 1924 党费总额 3.5万元
年度 1925 党费总额 约4万元
年度 1926 党费总额 7.2万元
年度 1927 党费总额 18万元
年度 1928 党费总额 44万元
年度 1929 党费总数 40万元
年度 1930 党费总额 45万元
年度 1931 党费总额 45万元

以上一组数字可作说明的是，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其中，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收入总额为800美元（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和10174.93元；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收入总额为14510.0164元；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收入总额为740美元和8242.225元。1925年3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实际上仍然有缺口。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9页）

为此，杨奎松的文章还分析，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工人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致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60000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事变（即涉“清共”的广州“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67页）到了1927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帐单上，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

到了1928年，转入地下工作的中共向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5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应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192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3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3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该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但经费还是紧张。到了1930年，随着中共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他们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斯大林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版）

四 中共落脚延安后仍然坚持向苏俄要钱

中共处于低潮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时断时续。党史专家杨奎松的文章还提到，随着1931－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逐渐地中止了。当然，依据现有的零星的史料记载，至少到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仍旧在以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1933年、1934年的情况不详，可能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暂时中断。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到了延安后，终于在陕北建立起了一台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在给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第一封电报当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后者说明了自己的财政经济情况。电报称：红军已经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是，东北军月饷两百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虽然物产较丰，但供给杨虎城部3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200万，税收不足10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再则向美洲华侨及各国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财政问题之外，军火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的是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请讯问按政治情势所许，可能帮助我们至何种程度？”斯大林很快批准了军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与此同时，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1.5万－2万枝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季米特洛夫日记》) 同年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

此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在200万美元以上，它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和红军无疑有重要的帮助。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从资金上援助中共的情况，过去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于中共早期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的回忆。该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研究之后，如今这一情况已经被写入正式出版的《王稼祥年谱》之中，该书中央文献研究室2001年出版。杨奎松文章援引的这一份重要资助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落款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伤臂并汇报工作，他显然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恩来的说法，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复很简单：我很忙，“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据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电告毛泽东称：“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明这笔援款数额巨大，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时送到。他提议：“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国，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执政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都是效法苏联，甚至连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都是克隆苏联版。

五 “打江山、坐江山”

中共革命，就是苏联苏维埃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延续，这场革命对外除了要求苏俄提供革命经费外，对内就是不择手段夺取政权，效法苏联共产党，使中共成为一个主导夺权斗争的武装集团——“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这一“共产主义”的革命政治有一套完整的义理系统和组织体制来宰制、威慑、驯化各式各样的人物和被奴役者，以至于后来发生了“文革”和“六四镇压”。“打江山、坐江山”，共产主义革命以生命开路，以鲜血铺路，乃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血腥的“共产中国，共产世界”：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除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宣传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