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当过县的警察局长、县长和禁烟的督导专员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义”。因此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官员。可是到了1950年的镇反运动，父亲就被当成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两个月之后就执行了死刑。

毛泽东发动镇反，乍一看上去，好像是靠武装、武力取胜的政权要清除旧的政敌。这个在改朝换代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镇反名义上，你看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它说它要镇压的是那些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它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

国民党前朝人员。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还说“起义光荣”，给每个起义人员发了证书。那就写得很清楚，“起义光荣，既往不咎”。在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着“光荣军属”。

1984年河南许昌人民法院跟我们家联系，宣布给我父亲平反。许昌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就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回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

所以荒谬就荒谬在这个地方，你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你觉得既往不咎，你给人家平反。你原来就说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么凭白无故地就把人给杀了呢？我母亲每谈到这一点，非常愤怒，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当她得知我父亲遇害的消息的时候，那张起义光荣的证书还在我们家里搁着呢。

当时我母亲非常悲愤，痛不欲生。她已经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两岁的妹妹分别送给三个亲戚，然后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杀。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这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所以坚持活下来，抚养我们成人。在我们整个童年，因为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完全是无知嘛。母亲把外面这些残酷全部都遮住了。

50年代的时候，当局还不是那么重视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后，才越来越重视所谓的家庭出身。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一代和红二代是同龄人，我们同时都面临着要考大学，要升学，要就业等等。而他们红二代的父辈就发现，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背景。这一条不但把我们”黑五类”打倒在地，也使中间成分的人，那些知识分子啊，把他们也打入二等人，从而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机会。这是后来他们很多老干部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视，第一就是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公认为我是表现最好的，可就因为家庭出身给我搁下来，要继续考验；然后就是考高中，我考试的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几个重点中学一个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说了，就像那副对联说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学校也在红卫兵主持之下，开了三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都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你考不上。但以你这个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因此尽管当时在理念上，我自认为还是相信共产党那套理论，包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等等，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呢，少那么一份狂热。后来我看到遇罗克的文章，感到高度的共鸣，自己办了小报，转载了遇罗克的文章。后来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居然宣布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当时我就感到非常不服气啊，遇罗克的文章写的这么透彻，理讲得这么清楚，怎么你说人家是”大毒草”呢？那个时候也是我对文革怀疑的一个开始。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也去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啊，批评校长啊。也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怎么怎么不对。但是当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关进牛棚，备受折磨的时候，当时我就对这种残酷非常的不满。我对那些打着所谓思想教育，打着所谓思想改造这种堂皇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政治迫害很难接受。就算思想不对，你去批评嘛，你给教育嘛，你凭什么整人家，而且整得这么残酷。我最初的反动思想是从这儿来的，再加上积累以后，看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到了70年我就觉得，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不要说和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相比，就是和中国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残酷最糟糕的一个时代。

 

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就这么荒唐。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出了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战争时期杀的人。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它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所有过去的暴君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杀死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杀人自然就减少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

毛泽东后来也讲啊，镇压反革命，我们杀了70万人，杀了100万人。你看匈牙利就是反革命杀得太少了。他就这么想的。这种杀人就所谓杀一儆百，杀鸡吓猴。你别看他杀的都是名义上过去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实际上他恐吓的是每一个人。你去当革命群众，去镇压反革命大会上喊口号，高呼人心大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你是感到恐惧的。昨天好好的，说杀就杀了，使每个人都感到很大的恐惧。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当过县的警察局长、县长和禁烟的督导专员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义”。因此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官员。可是到了1950年的镇反运动，父亲就被当成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两个月之后就执行了死刑。

毛泽东发动镇反，乍一看上去，好像是靠武装、武力取胜的政权要清除旧的政敌。这个在改朝换代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镇反名义上，你看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它说它要镇压的是那些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它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

国民党前朝人员。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还说“起义光荣”，给每个起义人员发了证书。那就写得很清楚，“起义光荣，既往不咎”。在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着“光荣军属”。

1984年河南许昌人民法院跟我们家联系，宣布给我父亲平反。许昌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就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回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

所以荒谬就荒谬在这个地方，你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你觉得既往不咎，你给人家平反。你原来就说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么凭白无故地就把人给杀了呢？我母亲每谈到这一点，非常愤怒，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当她得知我父亲遇害的消息的时候，那张起义光荣的证书还在我们家里搁着呢。

当时我母亲非常悲愤，痛不欲生。她已经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两岁的妹妹分别送给三个亲戚，然后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杀。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这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所以坚持活下来，抚养我们成人。在我们整个童年，因为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完全是无知嘛。母亲把外面这些残酷全部都遮住了。

50年代的时候，当局还不是那么重视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后，才越来越重视所谓的家庭出身。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一代和红二代是同龄人，我们同时都面临着要考大学，要升学，要就业等等。而他们红二代的父辈就发现，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背景。这一条不但把我们”黑五类”打倒在地，也使中间成分的人，那些知识分子啊，把他们也打入二等人，从而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机会。这是后来他们很多老干部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视，第一就是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公认为我是表现最好的，可就因为家庭出身给我搁下来，要继续考验；然后就是考高中，我考试的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几个重点中学一个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说了，就像那副对联说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学校也在红卫兵主持之下，开了三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都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你考不上。但以你这个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因此尽管当时在理念上，我自认为还是相信共产党那套理论，包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等等，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呢，少那么一份狂热。后来我看到遇罗克的文章，感到高度的共鸣，自己办了小报，转载了遇罗克的文章。后来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居然宣布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当时我就感到非常不服气啊，遇罗克的文章写的这么透彻，理讲得这么清楚，怎么你说人家是”大毒草”呢？那个时候也是我对文革怀疑的一个开始。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也去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啊，批评校长啊。也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怎么怎么不对。但是当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关进牛棚，备受折磨的时候，当时我就对这种残酷非常的不满。我对那些打着所谓思想教育，打着所谓思想改造这种堂皇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政治迫害很难接受。就算思想不对，你去批评嘛，你给教育嘛，你凭什么整人家，而且整得这么残酷。我最初的反动思想是从这儿来的，再加上积累以后，看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到了70年我就觉得，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不要说和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相比，就是和中国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残酷最糟糕的一个时代。

 

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就这么荒唐。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出了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战争时期杀的人。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它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所有过去的暴君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杀死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杀人自然就减少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

毛泽东后来也讲啊，镇压反革命，我们杀了70万人，杀了100万人。你看匈牙利就是反革命杀得太少了。他就这么想的。这种杀人就所谓杀一儆百，杀鸡吓猴。你别看他杀的都是名义上过去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实际上他恐吓的是每一个人。你去当革命群众，去镇压反革命大会上喊口号，高呼人心大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你是感到恐惧的。昨天好好的，说杀就杀了，使每个人都感到很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