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搬家到聚福园12号后，母亲的身体仍不堪家务重负，不得已只好请了一个叫王妈的媬姆，从事洗衣洗菜、打扫卫生之类的家务事。“解放”后由于怕人家说家里有銭、剝削工人就一直没有请媬姆，所有家务都由母亲一人操持，有时换洗衣物、床单、被单太多或是天气不好，所洗衣被干不了，就拿到解放路的洗衣店去洗。由于父亲吃不惯媬姆做的湖南口味的菜肴，所以烧菜只好还是由母亲自己来。

搬到聚福园后，因广大药房在1951年秋便参加了湖南省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湖南建湘企业公司”，公私合营后，父亲在这家企业下属的医药分公司工作，开始每月工资为一百卄元，大约一、两年后，公方代表以职工们对资方工作人员工资比职工工资高太多为借口，将资方人员的工资调到与普通职工一样，于是父亲的工资便被降到每月45元。由于父母亲过惯了较为优裕的在活，一时难以改过来。我记得，由于媬姆不熟悉父母亲的四川、南京口味，所以通常都是母亲自己去买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之后，每逢节假日、寒暑通常都由我代母亲去买菜，因我也知道父母亲喜欢吃什么菜。通常鸡鸭鱼肉和蔬菜都能在附近的游击坪菜场买到之外，有时还要到道门口菜场(长沙最大的菜场)去买活鳜鱼、活鲫鱼、活虾、江苏运来的大闸蟹、春末夏初的鲥鱼(一种回游鱼类，每年春末夏初由海里经长江口进入长江各支流的上游产卵、孵化成幼鱼后又顺流游到长江，再经长江进入海里生活，成年后便迴游到长江各支统的上游产卵，这种鱼，肉质鲜嫩，味极鲜美，每年只有一、二十天时间可以捞捕到，所以极为珍贵，这种鱼一捞上水立即死亡，所以从未见过活的鲥鱼，买时要看它的鳃判断是否新鲜，鳃为鲜红色为新鲜，鳃颜色暗淡为不新鲜)。

除了讲究吃之外，父亲还喜次喝酒，最喜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和竹叶青。“解放”后酒类改由政府专卖，私人不得经营，酒类的专卖局设在织机街黄金大戏院对门，每当家里的酒快喝完了，母亲就会在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而其他部门仍在继续上班时，要我到专卖局去买一箱(12瓶)茅台、汾酒或竹叶青。那时“五粮液”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很少见父亲喝“五粮液”之类的其他酒，但是有时也喝一种叫“绍兴花雕”的黄酒。那时的酒价也远没有现在这么高，茅台每瓶仅2.7到2.8无左右，汾酒、竹叶青价格更低大约不到2元一瓶。那时的物价都较低：活鳜鱼0.45元一斤、牛肉和鸡都是0.4元一斤，它们与茅台等名酒的差价不过4-7倍，而现在这种差价竟达30-100倍，甚至一百多倍。

要维持这种生活水平和四个儿女的学费，父亲的收入早已入不敷出了，买房子后家里所剩的存款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已所剩无几了，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逐渐降低家里的生活水平以节省开支；另一个是变卖家里值銭的物品，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坚持到儿女们完成学业参加工作，这是母亲的计划。决定先降低酒的档次，茅台逐断减少汾酒、竹叶青逐渐增加，后来是汾酒、竹叶青逐惭减少，本地酿造的普通白酒逐渐增加，父亲饮酒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饮茶也由原来的西湖龙井、古丈毛尖慢慢改为云南沱茶、湖南的茉莉花茶。以前隔一段时间全家人就会到“徐长兴”(以南京烤鸭著称于长沙餐饮业)去大饱一顿口福的次数越来越少，代之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徐长兴”去买一份“烧鸭”(南京人把烤鸭称之为“烧鸭”)或其他菜来调节一下口味。“烧鸭”是“徐长兴”餐馆的当家菜，在长沙久负盛名，其制作秘诀由老板徐家麟的父亲徐老太爷掌握。其制作用的鸭子非常讲究：先将从养鸭场买来的半大仔鸭子放到徐家在长沙城郊(老龙潭)的专用育肥饲养场饲养，养到3-4斤重左右出栏之前要“填鸭”，就是每天早晚各向鸭子填喂一次约手指粗细十厘米左右长的面粉条，鸭子经填喂之后便迅速长肥，到皮下都有一层脂肪时便可以出栏宰杀去做烧鸭了。

宰杀的方式也不同，先在鸭颈上开一小口放血，去毛后，在鸭的一边翅膀肘下开一小口，然后从此小口伸入两个手指把内脏都掏出来，这需有技术的师付才能完成。然后用一专用铁钩挂住鸭子的下颚，凉干水气，再用加工成醬色的糖漿刷在鸭子的表面，这称之为“上色”，再把洗净拍扁的生薑和香葱从鸭子腋下的小开口处塞入鸭子的肚膛内，以消除鸭子的腥臊味，并增加鸭的葱香味。在入烤炉前还要用一个园锥形的小木塞，塞住鸭子的肛门以防止烧烤鸭子时鸭子肚膛内分泌出的味道鲜美的汤汁流失。烤炉就是烤鸭房的一面墙，墙下用砖和铸铁炉桥砌的一排炉子，炉子宽约40－50厘米；长2.5米左右，炉高约50厘米，炉桥上部约25厘米是盛放燃烧的木炭的炉膛，炉下面25厘米高的空处是貯存木炭灰的地方。在烤炉上方约1.5米处的墙上安有一线由铁皮制作的弧形烘罩，罩在烤妒上，罩的宽度略宽于下面的烤炉，罩内下面距墙约20－25厘米处有一与墙面平行呈水平状的厚壁铁管(直经约3厘米)，其长度与烘罩一样长，烤鴨时先将下面的烤炉用柴火点燃再加上木炭，待木柴烧尽，木炭点燃烧旺后，便用一专用的毛刷将上好色的鴨子外面刷上一层油后，再用一个铁叉将刷好油的鸭子一排一排挂在烤炉上的铁管上烧烤。至于什么时候用大火；什么时候用中火；什么时候用小火，以及每种火烤多久都有严格的要求，这其中的诀窍只有徐老太爷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个烧烤的过程总是由徐老太爷一个人亲自操作，从不假手他人，就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徐老太爷烧烤鸭子时，从不让其他厨师在旁观看，以防泄宻。鸭子在入炉前刷过一次油之后，即无需再刷油，因隨着烤鸭时温度的上升，鸭子皮下的脂肪不断渗透到鸭的表皮上，使得烧烤鸭子的皮就像在鸭油中煎炸一样变得酥脆香鲜(这就是为什么用来制作烤鸭的鸭子在宰杀前要“填鸭”以使鸭子皮下有一层脂肪的原因)。徐老太爷按其祖传秘诀烧烤出来的正宗南京烤鸭，香气扑鼻味道鲜嫩、皮色醬红，尤其是烧鸭皮香脆可口。

如果食客们点的是一鸭四吃，最先上的便是从刚出炉的烤鸭上趁热用快刀剔下又香又脆醤红色的烧鸭皮盛在一个大瓷盘里，配以直经约15厘米的小烙饼(厚约1毫未)、专用的甜面醬、葱丝。吃时先用筷子夾一块烧鸭皮蘸上甜面醤放在小烙饼上，再加上葱丝，把小络饼像包春卷那样包起来食用，其味香鲜甜脆妙不可言；第二道便是炒鸭丁，把去了皮之后的烧鸭身上的肉剔下来切成丁，配上鲜菱角肉或荸荠肉加上香菇葱花爆炒而成；第三道是炒鸭杂，将鸭的心、肝、肫肝、腸等洗净切碎后，配以芥菜心、葱、薑等爆炒而成；第四道叫作鸭舌掌汤，将剔去皮肉后的鸭骨架斩碎与鸭舌、鸭翅尖、鸭头、鴨掌(去骨)与口磨(张家口外内蒙一带出产的野生小干磨菇的简称，味极鲜香)一起熬出来的清汤，出锅时还要加上时令菜芯，并撒上胡椒粉、葱花。烧鸭除一鸭四吃之外，就是斩成一份一份地卖，通常一只烧鸭可斩成四至六份。掌刀的厨师叫刘得胜，是徐老太爷的徒弟，刀法精湛，随手快速剁出的烧鸭块宽窄一致几乎没有差别，而且一只鸭斩成的四至六份烧鸭其份量、以及肉和骨头的多寡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刘师傅不仅刀法好，而且烧鸭块在盘中码放得十分整齐美观，码好后再淋上一种特制的汤汁佐料，便是一份烧鸭成品(当时卖0.6元一份)。烧鸭烤好后从烤炉内取出时，烧鸭的肚膛内积满了烤制时鸭体分泌出的汤汁，这种汤汁又浓又极鲜美，拔掉塞在鸭肛门处的木塞，将鸭肚膛内的汤汁倒入容器内，再加上少许醬油、醋等调料便成了那种淋在烧鸭上的鲜美无比的汤汁。

说到开“徐长兴餐館”的徐家，与我们陈家倒还有点亲戚关系。原来我父亲刚到长沙不久，便听当地人说长沙火后街(这个街名与这条街在长沙有名的“火宮殿”的后面有点关系吧！)有一家南京人开的餐館其制作的“南京烤鸭”在长沙颇有名气，便和友人一起去“徐长兴”吃“一鸭四吃”时，因与该餐馆老板徐家麟和掌门人徐老太爷均系南京同乡，彼此交谈方知徐家麟的岳父陈老太爷与我的祖父陈锡章是叔伯兄弟。那时父亲与卢先生初到长沙开西药房，在长沙举目无亲，遇到一位自己的远房亲戚，自然十分高兴，从此两家人便当做很亲的亲戚互相往来，因徐家麟的夫人，也就是陳老太爷的女儿，在陈老太爷的儿女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就叫她大姑妈，叫徐家麟为大姑爹，徐家的孩子叫我父亲三舅舅(我父亲在他们只弟中排行老三)，叫我母亲三舅妈。徐家离开南京到长沙开餐館已有好几十年了，他们在长沙附近的乡下还购置了田产，还在当时长沙南门外燕子嶺下的老龙潭旁边买了一块地和一口面积约2－3亩大小的池塘，在地上建了一幢平房，把池塘用围墙围起来并在池塘旁边又建了两间房，一间是鸭饲料仓库，一间是供鸭子晚上歇息和产蛋的鸭舍，这就是徐家的鸭子育肥场。鸭场的池塘有沟渠与老龙潭(老龙潭面积约两三百亩水深平均也达三、四米深)相通，可隨时更换鸭塘里的水，以使鸭塘的水质保持清新，以确保鸭子能健康生长育肥。当时老龙潭是长沙南门外一个很大的池塘离长沙城区不远，水质清新，没有污染，塘里除有鱼虾之外，还有不少鹅、鸭、白鹭、蒼鹭、凫雞(因这种鸟脚上有蹼常潜没水下觅食鱼虾所以长沙人称之为“妹(没)雞子”)……等水禽出没。大姑妈家就在老龙塘的西岸边上，老龙潭的东侧有粤汉铁路由北往南穿行而过。大姑妈家的东北面，穿过铁路便是长沙著名的白沙井。

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都很喜欢到大姑妈家去玩，把那里当成乡下，可以站在大姑妈家搭到老龙潭里的跳板上钓鱼；用沥箕放点米饭沉到水里捞小鱼小虾；到铁路边看响着铃铛呼啸而过的蒸汽驱动的火车；到白沙井用竹筒舀清冽甘甜的白沙井的泉水喝；到附近的菜园里看菜农种菜、收割蔬菜；到菜园里、草地上捉蜻蜓、捉蝴蝶、捉蟋蟀；看徐家的养鸭师傅喂鸭、填鸭；和表弟到鸭舍撿鸭蛋。总之那里的一切都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感到新鲜、有趣，以致每次去大姑妈家总要玩到天黑，在那里吃完晚饭才回家，回家途经南门口、黄兴路时那里早已是华灯初上了。如遇到第二天不上学，还非要在大姑妈家住上一晚不可。大姑妈家南边背后便是著名的妙高峰，这是一座黄土山，这是附近一带的制高点。抗日战争期间的几次长沙会战时，都是国民革命军与日寇激烈战斗的地方。表哥带我们去妙高峰上游玩时，站在妙高峰上不仅可以远眺像绿色玉带一般的湘江；而且还可看到妙高峰上抗日战争时遗留下的碉堡、堑壕，有时还能撿到当年中日双方激战时遗留下的枪弹壳。

自从1951年下半年搬到聚福园12号之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日显拮据，到1952年下半年父亲的工资从120元/月降至45元/月之后，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尽管哥哥知道家中的困境，每隔两个月就会把他当兵的所得微薄的津贴中所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时家中要维持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变卖家中仅存的一些值钱的物品。记得此时母亲常带我去蔡锷路一家上海人开的寄卖行寄卖家里的皮袍(大约有近卄件)、父亲的西服、毛呢大衣、衣料……等物品。到我进初中后，有时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学，但银行、机关单位、商店还上班)，母亲便会拿出一套银餐具(包括银饭碗、银盘、银筷子、银碟、银汤匙、银菜碗等每样八件为一套)，或几枚镶有红、绿、兰色宝石的金戒脂，叫我拿到司门口的一家中国银行去兑换现金。那时长沙只有这一家银行经营收兑金银珠宝、玉器的业务。一套银餐具只能按重量兑换，大约只能兑换40元左右的人民币，镶宝石的金戒脂也只能按金子的重量和宝石的价值兑换二十几元、三十几元人民币，很少有超过40元的，有时也拿光洋(是一种称为袁大头的银币，银币的一面因雕有凸出的袁世凱的头像而得名)去兑换，一枚光洋换一块钱的人民币。由于我去这家银行兑换的次数多了，这家银行负责收兑金银珠宝、玉器；并由他估价的一位老先生(大约五十多岁戴一副圆形老光眼镜，面目慈祥)都认得我了，以致我一进这家银行的大门，这位老先生便会含着笑臉对我说：“小同学，你又来啦！这次拿来的是什么东西？快拿给我看看”，至于每件东西兑多少钱完全由他说了祘。兑换完临走时，他还要交待我：把钱收好，赶紧回家交给大人，不要在外面玩耍。

对我这种12－13岁的学生拿金银首饰珠宝到他那里兑换现金，他从未表现出过惊讶或疑问，大概是因为去他那里兑换金银首饰珠宝的这种年纪的小孩有不少，基于同样的心理，大人们经常拿这些东西去银行兑换现金怕被同事、邻里遇见会被认为家里有钱，年纪再大一点的青少年都要追求进步，怕在银行遇到同学、邻里说他与剝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而不愿意去干这种事，只有12－13岁左右的小孩出面，同事、朋友们大多不认识，不易引人注目，又能听从家长的叮嘱不会误事。所以司门口人民银行负责收兑的这位老先生见多了与我类似的小孩，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对于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大钻石戒指、镶有七、八颗大珍珠的金手镯、镶较贵重宝石的金项链、镶翡翠的金戒脂……等较贵重的首饰还是由母亲自己选择一个大家都上班的、银行人很少的时候去兑换。正是这些寄卖、兑换得来的钱、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哥哥节省下来的津贴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和学费，使大姐、二姐和我得以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1952年秋我进入长郡中学初中一年级时，正逢那个学期突然扩大招生名额，由原来每学期招收两个班的初中新生，一下子扩大到那个学期招收了12个班的初中一年级新生，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仪器设备、教室都不够用。仪器设备可通过错开时间，各班轮流使用解决；师资不足可从大量失业人员中招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民国时代的各类人员，这样不少前政权时代的党、政、军、商中有文化的人士和高中以上的失学青年进入了中学教师队伍，基本上解决了师资匮乏的困难。最难解决的是教室问题，修建新的教舍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学校被迫实行“二部制”，所谓“二部制”就是同一年级的班次按单双数分成两部份，如单数班本星期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自习；双数班就上午自习下午在教室上课，下星期单双数班的上课自习时间互相调换过来，如此循环反复。

班次又分寄宿班(均系外县市的学生)、通学班(均为市区内的学生) ，寄宿班轮到自习时只好到寢室里、阅览室、大操场、大食堂等处去寻找做作业和自习的处所；通学班则按学生住处比较近的编成十来人左右的一个个家庭自学小组，以一位家里比较宽敞、周边环境比较安静的同学的家，作为通学班轮到自习时集中自习和做家庭作业的地方。我和钟生群(家住白马巷，家里开一家帽子店)、张威德(家住鱼塘街湖北小学，他母亲在此小学当教师)、刘概清(住在福源巷，他家开了一家旅店)、刘荣华(女，家住药王街)、湛翠霞(女，家住药王街)、张友韜(家住织机街)、曾和平(女，家住织机街)、袁炎俊(家住福源巷，他父亲与人合资在黄兴路开了一家百货店)，因他家房舍比较宽敞位于福源巷的中部离马路较远，十分清静，对我们这几位同学而言位置又比较适中，所以班主任杨琼英老师在征得袁炎俊家长的同意之后，就决定选择袁家作为我们这个家庭学习小组集中自习的场所。

我们C－121班(通学班)与C－120班(寄宿班)共用一个校室，我与C－120班的赵更生共用一张课桌。那时的课桌桌面的斜面部份可以开啓，桌面下有一小书柜，课桌与坐位有木方相联，坐位也是一个可以开啓的小书柜，两个书柜都有锁扣可以用锁锁起来。至于谁用桌面下的书柜，谁用坐位下的书柜，通常由共用这张课桌的两个学生自行商定。我那时读书不很用功，贪玩。轮到不上课的那个半天，到家庭学习小组学习时，鬼画符图一般胡乱做完作业，便开始捉迷藏、下象棋、下军棋、下跳子棋和玩其他游戏，有些游戏器具是学校配发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因学较也有规定，在这半天内，中间可以安排一节课的娱乐游戏时间，以代替体育课，因在校上课的半天时间一共四节课，主课都安排不过来，也就不能安排体育课了。

我们的班主任杨琼英老师教我们历史，她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大概出于与周吉蓀先生的大女儿一样的心理：与剝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并求得政治上的庇护，她解放后不久，便嫁给了一位年纪比她大许多的中共地下党员老干部，她的丈夫解放后在长沙市教育局担任领导职务，大概由于这种建立在政治利益之上的婚姻，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以致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不太好，经常吵架。这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当时非常普遍的婚姻现象。

解放后一大批被打倒的旧政权党政军官员和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为了表现政治上的所谓“进步”和寻求自身政治上的保护伞，纷纷嫁给新政权那些卄几、卅几、四十几岁仍然打着光棍，或是进了城当了官嫌弃自己老家的原配的“老革命”们。在这场瓜分旧政权党政军官员和资本家、地主、富农们的女儿和小老婆这一大胜利果实的盛宴中，被共产党捧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贫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有幸从中分得一杯羮。中共政权的虛伪和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倒是农村还有不少地富子女、小老婆嫁给了当了土改干部的贫下中农中的光棍们。

高中毕业因家庭原因未能上大学的刘佑文老师，先教我们的数学，后来教我们的化学。刘老师当时大约十八、九岁，我们上初中的第一堂数学课，大概也是刘老师从教的第一堂课。刘老师上课声音宏亮、热情洋溢、语言幽默、善与学生互动，刘老师后来改教我们的化学课，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在讲台上向我们演示各种化学试验，而且常点名要同学们上台重复这些化学试验，令学生印象深刻，不易忘却。特别是讲到一些有特殊气味和味道的化学物质时，如：硫化氢、氨气、酸、碱、盐……时，一定要让同学们用鼻子去闻一闻；用嘴去嚐一嚐它们的味道(当然都是一些无毒并且被稀释了的化学物质)。我至今仍记得他要我们上台去闻氨气、二氧化硫气、硫化氢气时闻得我们一个个头向后一仰一副不堪承受的样子，和他把酸、碱、盐稀释后盛在试管里要我们用嘴去嚐它们的酸味；又苦又涩的碱味和咸味，嚐得我们一个个大皱眉头，尽管如此，但对这些化学物质的性状从此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教语文的老师叫陳鑫溁五十多岁，大概是湘乡、邵阳一带的口音讲话十分难懂，陈老师是高度近视，尽管戴了一付深度近视眼镜，仍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教室前两三排的情况，后面几排学生的情况陈老师完全看不到，因此我和班上的几个调皮鬼上陈老师的课时，就下象棋、下军棋，当时是每两行课桌并排放在一起，我与邻座的同学往两边一坐中间便留下了一块空挡放上象棋盘，便可一边听课一边下棋；下军棋时我与邻坐同学对阵时，就请后面的一位同学做裁判。这边听语文课边下棋十分隐蔽，很少被班干部发现，陈老师更是看不到。反正当时唸书平时不大用功，到考试前两三天临时抱佛脚突击复习一下，把重点记一记，考个八、九十分(数理化偶尔也能考100分)通常都不成问题。如果陈老师的语文课是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前十几分钟，我们这几个调皮鬼便会趁陈老师面向黑板写粉笔字的机会，偷偷从教室侧面的窗口爬出去，跑到学生大食堂的大饭桶去抓上两块又黄又脆的锅粑，一也吃一边从窗口跑回教室。那时的食堂煮饭是烧谷壳，相当于柴火煮飯，煮饭的大师傅经验老道，知道何时用大火、何时用中火、何时用小火、何时停火，煮出的米飯不仅熟透，又硬又香，从不夾生，下面的锅粑又黄又脆，从不烧糊。

到初中二年级语文改由罗金平老师执教，罗老师来长郡教语文之前曾是一家煤矿公司的老板，解放后煤矿公司收归国有后，罗老师不愿留在外地的煤矿工作，因他家住在民主东街，自己又唸过大学，便以照顾家庭为由，向当局申请回长沙工作，获当局批准，当时长沙正缺教师，他以前大概在大学唸的是文科，所以便调到长郡中学来教语文。罗老师约五十岁左右，喜着一身淺灰色的西装，打领带，脚踏一双擦得呈亮的黑皮鞋，头戴一顶鸭舌帽，倒也显得有几分風度。罗老师上课要求严格，眼睛也好，我们几个调皮鬼再也不敢在上语文课时偷偷地下棋和跑到大食堂去“偷”锅粑吃了。

教英语的是郭维城老师三十来岁，四川人，抗日战爭时正念大学的他，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因英语好被分到以芷江为基地的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退役，不知是什么原因未回老家四川，在长沙安了家，在长沙以教英语为业，“解放”后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郭老师生得皮肤白净，上课时西装革履，样子十分潇洒。上课时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当有学生不专心听讲，便会当场用四川话大声叫道：XXX站起来！然后严厉批评。对那些上课时经常做小动作不用心听讲的学生他一发现便会大声说：“XXX又是你！”。到后来连我们这些调皮鬼在上郭老师的课时都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郭老师英语水平很高，发音标准，讲起英语来十分流利，语法也很精通。这大穊与他在美军援华“飞虎队”当过多年翻译有关。郭老师下课时对学生很和霭、课又教很好、上课对学生要求又很严，所以很受学生的敬畏。

初中二年一级春天一天上午，上英语课时上课铃响了好一阵还不见一向严格守时的郭老师来上课，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时，李又起老师(也是英语老师)走进了教室，李老师对同学们说：“今后，你们班的英语课就由我来给你们上了”，李老师也未说明原因，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的时期，凡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都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都不敢乱说乱动。后来传来消息说郭老师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被当局以国民党特务、美国间谍的罪名抓走，听到这个消息后同学们都感到无比的惊恐和怅惘，以后郭老师不知所终。后来听说在“文革期间”曾有同学看见过面客憔悴、流落长沙街头、衣衫褴褛的郭老师。后来在长郡中学建校九十周年、一百周年、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都没有人见到过郭老师的踪影，也没有人谈起过他，想必早已不在人世。愿郭老师那高尚而充满苦难、不公的灵魂在天堂早日得到安宁。

在郭老师被抓走后不久，C－123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江老师，这是一位五十来岁，是一个头发已花白，带一付园型老光眼镜的小老头，也在一天半夜被当局抓走，罪名是反革命伪官吏。因江老师曾通过考试担任过民国时代湖南某县的县长，“解放”后在长郡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在担任县长期间曾营救过中共的几位地下党员，自以为对中共有功，担任县长期间又没有什么劣跡，也没有民愤所以“肃反”开始后以为自以不会有事，不料也被当局抓去，不久便传来江老师被当局处决的消息。

在此之前，我家搬到聚福园12号不久，在陈炳生先生二楼后房租住着胥先生夫妻二人(女的姓朱，他们是租陈炳生先生的房子住的)，胥先生白凈面皮，头发微卷卅来岁前额头发生得很高，双眼炯炯有神按相书的说法是一副聪明相，他的夫人朱女士二十多岁的年纪，皮肤不是很白，但臉型、五官都生得很漂亮，她先在白马巷一家私人会计学校学了几个月会计，毕业后找了一份会计工作。夫妻二人出双入对十分恩爱。在胥太太刚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半夜，我们都忽然被一阵急促猛烈的敲门声惊醒，陈炳生的元配夫人刘老太披着衣服起来开门，只现冲进来几个便衣，提着手槍直奔二楼后房，就在惊恐中的陈老太还没有回过神来时，便见胥先生戴着手铐被便衣们用槍顶着后腰从二楼上押下来。胥先生的夫人吓呆了，连哭都没有来得及哭，便眼睁睜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被便衣们从热被窩里强行拖出来，戴上于铐抓走了。过了一阵才传来胥太太那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

胥先生抓走后，胥太太起先还不太当一回事，她知道胥先生在国民政府只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中共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什么劣迹，她还以为胥先生抓去把事情讲请楚后，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不料七、八天之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当局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处决。听到这一消息胥太太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痛不欲生。由于要照顾刚满一个月的几子，胥太太只好辞去了会计工作，因生活无来源，不久便带着婴儿搬走了，估计是回娘家或投靠亲友去了，总之从此再未听到过她母子的消息，不知她母子作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是否能安然度过今后的漫漫长夜走到今天。

郭老师被当局以国民党特务、美国间谍的罪名抓去后，改由李又起老师教我们的英语，李老师三十多岁、中等个、瘦瘦的，怎么也看不出，他年轻时曾是长沙篮球坛上著名的五虎将之一，实际上也就是湖南省篮坛的五虎将之一，因为长沙的篮球水平在湖南是最高的。李老师为人、上课都幽默风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上他的英语课总是让同学们感到轻松愉快。可惜的是不久当局因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在全国学校全面取消英语，倡导学习俄语，又因一时俄语师资不足，临时集中原英语教师突击学俄语，以致因无师资初中就停止了外语课。直到上高中时，突击培训的俄语教师纷纷结业，才在高中重开外语课，只是由原来的英语改成了俄语。从此作为要被打倒的美英帝国主义的语言“英语”，就被中共当局的铁扫帚，扫进了大、中学课程的垃圾箱。尽管英语当时是世界上流行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世界上大多数科技书刊、文献资料都是使用英语，英语对于一个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国大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语言文字工具。但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政治上联苏反美的目的，居然置这些于不顾，竟决定在大、中学取消英语改学俄语；还在初中、高小取消外语课。李老师不得不离开教了多年的英语，放下教鞭，背上行李与其他许多英语教师一起到长沙市中学教师俄语速成班去报到，去突击学习俄语，当时长沙市懂俄语的人材实在少之又少，速成班的教师大都从外地请来，其中不少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白俄”[註：1]。

教地理的是任源岷老师，四十多岁，瘦高个，文质彬彬。任老师出身于教育世家，其父任福黎曾在长沙创建孔道大学和孔道中学。任源岷老师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且英语水平在长沙中学界出类拔萃，解放前曾一度担任过孔道中学校长，大概是子承父业吧！孔道大学、孔道中学虽創办较早(創办于1922年)，但因抗战其间几度搬迁，校舍、仪器、图书多毁于战火，优秀师资大都流失，到“解放”前后已沦落为长沙末流中学。

任源岷老师每当讲完一阶段(一省或一国)地理课后，都一定要同学们拿出笔来，他一边唸同学们一边用笔按他唸的在地理课本上打记重点，以作同学们复习和备考的重点。任老师讲课不急不慢尾尾道来，没有一句废话，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而且进度掌握得极好，几乎每次都是他刚把一节课的内容讲完，下课铃就响了。所以从不拖堂，这一点备受同学们欢迎。

同学们最怕老师拖堂占去宝贵的15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因为许多同学迫不及待地要去厕所方便，厕所又在学校西北角偏僻处，男生约三十多个厕位，女生二十多个厕位，远不能满足全校近两千学生的需要，以致方便时都要争先到厕所去排队。
而我们这些贪玩的学生则要利用这十五分钟宝贵的时间在教室里打小皮球。在教室黑板的一侧有一扇木门，打开的木门，在木门与墙角之间的上面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洞，这就是篮框，由于场地较小只能每两人为一个队，两队在场上通发球、运球、传球把小皮球投进这个洞就祘进球，另一队就被淘汰下场，另外二人上场再继续比赛，直至上课铃响才气喘嘘嘘地回到座位上课。同学们虽玩得兴高彩烈，可怜那扇木门却经常被我们爭搶皮球时揰得四分五裂，学校木工房不得不经常派木工师傅来修门，修得多了木工们不胜其烦，只好向学校领导反映，于是教导处不得不贴出通告：严禁在教室打小皮球。但由于这个运动对我们诱惑力太大，我们仍然趁老师和“生活检查组”(由高年级“表现好”的学生组成，专门负责检查学生的卫生、纪律的组织，由学校“生活辅导组”的老师领导)的成员不在时，偷偷地在教室里打小皮球，只是比以前小心，尽量不把门撞坏。

另外一项运动便是在教室之间的天井里的大梧桐树树枝上拴着的约3厘米粗的棕绳上荡秋千，这些棕繩的下端为防止繩子散开都打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结，双腿夾住繩，双脚站在这个结上、双手抓住繩的上部，随着身体站在繩结上一伸一缩就可像秋千一样荡起来，可以荡到离地两三米高，从高处荡下来时由于速度快，耳边会听到風的呼啸声，衣服也会随风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本人的惊叫声、围观同学的欢呼声响成一片，非常刺激、非常有趣。长郡中学的每两个教室之间都有一个不小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种有一棵直径30－40厘米的大梧桐树，学校在每棵梧桐树的粗枝桠上都吊着一根粗棕繩，原本是用来供同学们爬繩用的，但这些繩除偶尔被臂力好的大男生用来爬繩外，绝大多数时间都被我们这些学生当作荡秋千的工具。学校领导担心同学们从高处摔下来、又害怕同学们揰到树上受伤，便出布告禁止在爬繩上荡秋千。然而和教室小皮球一样，这项运动太吸引人、太富刺激性了，所以我们总是趁老师和“生活检查组”的高年级同学不在，偷偷地荡这种秋千。有时即使被“生活检查组”的高年级同学发现，也只是连忙叫我们停下来，带着关切的笑容对我们说：你们又荡秋千啦！要是摔下来，或是揰到树上哦得了(长沙话：怎么得了的意思)！下次再不准玩了。我们当然是诺诺连声，保证下次再不敢了。他们也从未把我们的“劣行”报告到“生活辅导组”的老师那里去，我们也从未因此而遭到过学校的批评、处罚。我们仍然趁他们不在时大荡这种独创的繩索式秋千，乐此不疲。尽管如此，全校也从未发生过一起从繩索上摔下来，或揰到树干上的事情。因为只要蕩过几回，掌握了必要的规律，荡时掌握好身体伸屈时的力度、频率和方向；双手握紧绳索；双脚踩稳繩结是绝对不会从繩上掉下来，也不会撞到树干上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看上去充满危險；从理论上分析也存在受伤的可能，而实际上十分安全的运动方式。它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远比篮球、足球等激烈运动小，可惜的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它当成一项危險性很高的运动而加以禁止。

到初中二年级刘佑文老师改教我们的化学课之后，由我们的姊妹班C－120班的班主任童仲伯老师教我们的数学课，童老师三十多岁，长沙县青山铺人，谈吐幽默、灰谐，上课总是那样从容不迫，讲课非常吸引人，我们这些“顽童”都很专心听讲，有次他见上课时有几位同学打瞌睡，便对大家说：“你们要早睡早起，早上起来要搞体育活动，长跑、做体操，这样才能一天保持精神饱满，我很喜欢体育，但我天生不是搞体育的料，我打篮球时生的是一双打排球的手(意思是球拿不住球)；打排球时是一双打兰球的手(意思是经常持球)”。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打瞌睡的同学也一下子睡意全消，其上课的風趣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教生物的是黎升洲老师已年近六十，鬚发均已花白。由于已教了数十年生物课，他上起课来几乎不看教案和书本，便可把本堂课的内容无一遗漏地讲完，他上完一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总是：生物老师点题目，然后点出每章课程家庭作业的题目。黎老师教了我们大约两个学期后，便因年纪大而退休了。黎老师的小女儿黎懋明与我同班是一位表现很积极的学生。

接替黎老师教我们生物的是江以南老师，江老师多才多艺，除了会教生物外还擅长绘画，教过美术，据说还教过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江老师约四十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留人字鬚，春秋季常西装革履；冬季一身兰色棉中山装，外罩一件灰呢大衣，总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江老师出身湘乡一大户人家，早年曾赴英国留学。他有次和我们讲到去英国留学乘船途经红海时，看到那里海水的颜色呈红色时解释道：那里的海水之所以呈红色，是因为那一带海里生长着许多红色的海藻所致，所以那一片海域被称之为红海。江老师不仅生物教得好，知识渊博，尤擅绘画，西洋的油画、、水彩；中国传统的水墨画都画得非常好，经常帮有事请假的美术老师代课。他的绘画作品常参加省、市的美术展览，而且标价从数十元到一、二百元的都有，这在雞蛋只有二分五厘钱一个、大米只有八分钱一斤的“解放”初期要祘是很高的价格了。

江老师对他的故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时常在课堂上说到家乡秀丽的景色：长满蒼松翠竹和其他花草的山林里，不时传来各种鸟儿清脆啘啭的啼鸣声；清澈见底、长满水草的小溪里，各种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让人浏连忘返；满天的繁星，青白色月光下的夜晚，不时传来的虫鸣、蛙声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江老师流露出这种感情是什么原因，现在才感觉到，那是江老师对喧嚣的城市生活、不断的政治运动、不停的阶级斗争内心感到的一种恹恶，和对故乡过去美好宁静的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心情的流露。

才进长郡时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衣着考究(这一点在“解放”初期显得特别显眼)，烫着卷发，身材高挑匀称，约三十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夏老师(她的名字已记不起了)。她除了教我们打球、田经、体操之外还经常教我们跳“解放”初期流行的苏联集体舞，以致我们这些顽童背后叫她为“夏跳舞”。夏老师教了我们不到一年就调到武汉的华中农学院任教去了。接替夏老师教我们体育的是袁广衡老师(他还兼我二姐所在的C－105班的班主任)，袁老师四十多岁、瘦高个，讲话细声细气，态度和霭可亲，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也从未见他斥责过学生。和后来教我们英语的李又起老师一样，他也是“解放”前长沙篮球界的“五虎将”之一。袁老师之后，初中三年级时，由尹楠老师教我们的体育课，尹老师是长沙体育界资深体育老师。据高年级同学说：尹老师“解放”前曾在世界著名的“海京伯马戏团”工作过一段时间，隨该马戏团到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不知道尹老师在该马戏团从事何种工作，尹老师也从未向我们提起过这段令人好奇、又令人遐想连翩的人生经历。尹老师教我们时已五十来岁，身体已经发福，但上体育课时，仍坚持在教我们每一个体育动作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做示范动作，其认真敬业之精神由此可见，这也许与他在“海京伯马戏团”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到初中二年级开了平面几何课，教我们平面儿何的是欧阳纯光老师，欧阳老师在长沙中学平面几何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著名教师之一。欧阳老师个子不高，五十多岁，光头，衣着不讲究，但十分整洁，常穿一套灰卡叽布中山服，上课时不仅教授平面几何课，而且喜欢在课堂上谈古论今。说到某校某次考几何，一学生平日不用功，试卷上的几何题做不出，只好在试卷上写上一首打油诗：日月穿梭几何快？人生一共有几何？学了几何几何好？不学几何又几何？气得阅卷老师大发雷霆，把这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训斥一番。欧阳老师说：这个学生的观点十分不对，几何是一门在日常生活、工作、测量、工程设计、机械设计和军事上都非常有用的学科。例如砲兵测量敌人的距离、高度、方位不需要派人前去，只需利用几何知识便可准确测祘出来，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使炮兵能准确击中敌人目标。欧阳老师还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存知识人才，曾明令禁止在大、中学生中征召兵员，但是后来美国人支援中国抗战，运来许多飞机、大炮、坦克、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先进武器，要操作、维护这些先进武器，没有一定的数理化和外语知识是非常困难的，此时国民政府才开始在大、中学生中征召兵员以操作使用这些先进武器来打击日寇。欧阳老师的这些有关几何的题外话，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学习平面几何的兴趣，以致课余时，同学们经常几个人聚在一起，研究解答平面几何习题集中的难题，都以此为乐，一旦某同学解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大家都会投以羡慕的目光。

欧阳老师还有一句口头惮，那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惜的是“解放”后这句话不灵了，那些学好了数理化的知识份子们“解放”后，不要说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呆在家里不动也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数理化(当然还包括其他学科)学得太好的人，往往因此被当局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臭老九”、“牛鬼蛇神”的“罪名”而惨遭批斗、下放农村改造、劳教、劳改甚至被处决。他们被当局搞得妻离子散、家被人亡，其中许多因此而死于非命，其中命大的也不得不低声下气、苟延残喘，好不容易才熬到1978年胡耀邦(他是中共党内良知、人性未泯的最高级领导人)主持的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得以“平反昭雪”。不知欧阳老师惮的在天之灵是否已认识到：他的十二字真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唯独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不但不灵验，反而会招致无穷的灾难、甚至命丧黄泉。

[註：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为逃避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屠杀和清诜，大批前俄罗斯的贵族、富商、知识份子和军官逃亡到中国东北和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这些俄罗斯人被称之为“白俄”。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以红色为代表，把与之相对立的一切以白色为代表。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搬家到聚福园12号后，母亲的身体仍不堪家务重负，不得已只好请了一个叫王妈的媬姆，从事洗衣洗菜、打扫卫生之类的家务事。“解放”后由于怕人家说家里有銭、剝削工人就一直没有请媬姆，所有家务都由母亲一人操持，有时换洗衣物、床单、被单太多或是天气不好，所洗衣被干不了，就拿到解放路的洗衣店去洗。由于父亲吃不惯媬姆做的湖南口味的菜肴，所以烧菜只好还是由母亲自己来。

搬到聚福园后，因广大药房在1951年秋便参加了湖南省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湖南建湘企业公司”，公私合营后，父亲在这家企业下属的医药分公司工作，开始每月工资为一百卄元，大约一、两年后，公方代表以职工们对资方工作人员工资比职工工资高太多为借口，将资方人员的工资调到与普通职工一样，于是父亲的工资便被降到每月45元。由于父母亲过惯了较为优裕的在活，一时难以改过来。我记得，由于媬姆不熟悉父母亲的四川、南京口味，所以通常都是母亲自己去买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之后，每逢节假日、寒暑通常都由我代母亲去买菜，因我也知道父母亲喜欢吃什么菜。通常鸡鸭鱼肉和蔬菜都能在附近的游击坪菜场买到之外，有时还要到道门口菜场(长沙最大的菜场)去买活鳜鱼、活鲫鱼、活虾、江苏运来的大闸蟹、春末夏初的鲥鱼(一种回游鱼类，每年春末夏初由海里经长江口进入长江各支流的上游产卵、孵化成幼鱼后又顺流游到长江，再经长江进入海里生活，成年后便迴游到长江各支统的上游产卵，这种鱼，肉质鲜嫩，味极鲜美，每年只有一、二十天时间可以捞捕到，所以极为珍贵，这种鱼一捞上水立即死亡，所以从未见过活的鲥鱼，买时要看它的鳃判断是否新鲜，鳃为鲜红色为新鲜，鳃颜色暗淡为不新鲜)。

除了讲究吃之外，父亲还喜次喝酒，最喜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和竹叶青。“解放”后酒类改由政府专卖，私人不得经营，酒类的专卖局设在织机街黄金大戏院对门，每当家里的酒快喝完了，母亲就会在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而其他部门仍在继续上班时，要我到专卖局去买一箱(12瓶)茅台、汾酒或竹叶青。那时“五粮液”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很少见父亲喝“五粮液”之类的其他酒，但是有时也喝一种叫“绍兴花雕”的黄酒。那时的酒价也远没有现在这么高，茅台每瓶仅2.7到2.8无左右，汾酒、竹叶青价格更低大约不到2元一瓶。那时的物价都较低：活鳜鱼0.45元一斤、牛肉和鸡都是0.4元一斤，它们与茅台等名酒的差价不过4-7倍，而现在这种差价竟达30-100倍，甚至一百多倍。

要维持这种生活水平和四个儿女的学费，父亲的收入早已入不敷出了，买房子后家里所剩的存款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已所剩无几了，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逐渐降低家里的生活水平以节省开支；另一个是变卖家里值銭的物品，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坚持到儿女们完成学业参加工作，这是母亲的计划。决定先降低酒的档次，茅台逐断减少汾酒、竹叶青逐渐增加，后来是汾酒、竹叶青逐惭减少，本地酿造的普通白酒逐渐增加，父亲饮酒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饮茶也由原来的西湖龙井、古丈毛尖慢慢改为云南沱茶、湖南的茉莉花茶。以前隔一段时间全家人就会到“徐长兴”(以南京烤鸭著称于长沙餐饮业)去大饱一顿口福的次数越来越少，代之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徐长兴”去买一份“烧鸭”(南京人把烤鸭称之为“烧鸭”)或其他菜来调节一下口味。“烧鸭”是“徐长兴”餐馆的当家菜，在长沙久负盛名，其制作秘诀由老板徐家麟的父亲徐老太爷掌握。其制作用的鸭子非常讲究：先将从养鸭场买来的半大仔鸭子放到徐家在长沙城郊(老龙潭)的专用育肥饲养场饲养，养到3-4斤重左右出栏之前要“填鸭”，就是每天早晚各向鸭子填喂一次约手指粗细十厘米左右长的面粉条，鸭子经填喂之后便迅速长肥，到皮下都有一层脂肪时便可以出栏宰杀去做烧鸭了。

宰杀的方式也不同，先在鸭颈上开一小口放血，去毛后，在鸭的一边翅膀肘下开一小口，然后从此小口伸入两个手指把内脏都掏出来，这需有技术的师付才能完成。然后用一专用铁钩挂住鸭子的下颚，凉干水气，再用加工成醬色的糖漿刷在鸭子的表面，这称之为“上色”，再把洗净拍扁的生薑和香葱从鸭子腋下的小开口处塞入鸭子的肚膛内，以消除鸭子的腥臊味，并增加鸭的葱香味。在入烤炉前还要用一个园锥形的小木塞，塞住鸭子的肛门以防止烧烤鸭子时鸭子肚膛内分泌出的味道鲜美的汤汁流失。烤炉就是烤鸭房的一面墙，墙下用砖和铸铁炉桥砌的一排炉子，炉子宽约40－50厘米；长2.5米左右，炉高约50厘米，炉桥上部约25厘米是盛放燃烧的木炭的炉膛，炉下面25厘米高的空处是貯存木炭灰的地方。在烤炉上方约1.5米处的墙上安有一线由铁皮制作的弧形烘罩，罩在烤妒上，罩的宽度略宽于下面的烤炉，罩内下面距墙约20－25厘米处有一与墙面平行呈水平状的厚壁铁管(直经约3厘米)，其长度与烘罩一样长，烤鴨时先将下面的烤炉用柴火点燃再加上木炭，待木柴烧尽，木炭点燃烧旺后，便用一专用的毛刷将上好色的鴨子外面刷上一层油后，再用一个铁叉将刷好油的鸭子一排一排挂在烤炉上的铁管上烧烤。至于什么时候用大火；什么时候用中火；什么时候用小火，以及每种火烤多久都有严格的要求，这其中的诀窍只有徐老太爷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个烧烤的过程总是由徐老太爷一个人亲自操作，从不假手他人，就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徐老太爷烧烤鸭子时，从不让其他厨师在旁观看，以防泄宻。鸭子在入炉前刷过一次油之后，即无需再刷油，因隨着烤鸭时温度的上升，鸭子皮下的脂肪不断渗透到鸭的表皮上，使得烧烤鸭子的皮就像在鸭油中煎炸一样变得酥脆香鲜(这就是为什么用来制作烤鸭的鸭子在宰杀前要“填鸭”以使鸭子皮下有一层脂肪的原因)。徐老太爷按其祖传秘诀烧烤出来的正宗南京烤鸭，香气扑鼻味道鲜嫩、皮色醬红，尤其是烧鸭皮香脆可口。

如果食客们点的是一鸭四吃，最先上的便是从刚出炉的烤鸭上趁热用快刀剔下又香又脆醤红色的烧鸭皮盛在一个大瓷盘里，配以直经约15厘米的小烙饼(厚约1毫未)、专用的甜面醬、葱丝。吃时先用筷子夾一块烧鸭皮蘸上甜面醤放在小烙饼上，再加上葱丝，把小络饼像包春卷那样包起来食用，其味香鲜甜脆妙不可言；第二道便是炒鸭丁，把去了皮之后的烧鸭身上的肉剔下来切成丁，配上鲜菱角肉或荸荠肉加上香菇葱花爆炒而成；第三道是炒鸭杂，将鸭的心、肝、肫肝、腸等洗净切碎后，配以芥菜心、葱、薑等爆炒而成；第四道叫作鸭舌掌汤，将剔去皮肉后的鸭骨架斩碎与鸭舌、鸭翅尖、鸭头、鴨掌(去骨)与口磨(张家口外内蒙一带出产的野生小干磨菇的简称，味极鲜香)一起熬出来的清汤，出锅时还要加上时令菜芯，并撒上胡椒粉、葱花。烧鸭除一鸭四吃之外，就是斩成一份一份地卖，通常一只烧鸭可斩成四至六份。掌刀的厨师叫刘得胜，是徐老太爷的徒弟，刀法精湛，随手快速剁出的烧鸭块宽窄一致几乎没有差别，而且一只鸭斩成的四至六份烧鸭其份量、以及肉和骨头的多寡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刘师傅不仅刀法好，而且烧鸭块在盘中码放得十分整齐美观，码好后再淋上一种特制的汤汁佐料，便是一份烧鸭成品(当时卖0.6元一份)。烧鸭烤好后从烤炉内取出时，烧鸭的肚膛内积满了烤制时鸭体分泌出的汤汁，这种汤汁又浓又极鲜美，拔掉塞在鸭肛门处的木塞，将鸭肚膛内的汤汁倒入容器内，再加上少许醬油、醋等调料便成了那种淋在烧鸭上的鲜美无比的汤汁。

说到开“徐长兴餐館”的徐家，与我们陈家倒还有点亲戚关系。原来我父亲刚到长沙不久，便听当地人说长沙火后街(这个街名与这条街在长沙有名的“火宮殿”的后面有点关系吧！)有一家南京人开的餐館其制作的“南京烤鸭”在长沙颇有名气，便和友人一起去“徐长兴”吃“一鸭四吃”时，因与该餐馆老板徐家麟和掌门人徐老太爷均系南京同乡，彼此交谈方知徐家麟的岳父陈老太爷与我的祖父陈锡章是叔伯兄弟。那时父亲与卢先生初到长沙开西药房，在长沙举目无亲，遇到一位自己的远房亲戚，自然十分高兴，从此两家人便当做很亲的亲戚互相往来，因徐家麟的夫人，也就是陳老太爷的女儿，在陈老太爷的儿女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就叫她大姑妈，叫徐家麟为大姑爹，徐家的孩子叫我父亲三舅舅(我父亲在他们只弟中排行老三)，叫我母亲三舅妈。徐家离开南京到长沙开餐館已有好几十年了，他们在长沙附近的乡下还购置了田产，还在当时长沙南门外燕子嶺下的老龙潭旁边买了一块地和一口面积约2－3亩大小的池塘，在地上建了一幢平房，把池塘用围墙围起来并在池塘旁边又建了两间房，一间是鸭饲料仓库，一间是供鸭子晚上歇息和产蛋的鸭舍，这就是徐家的鸭子育肥场。鸭场的池塘有沟渠与老龙潭(老龙潭面积约两三百亩水深平均也达三、四米深)相通，可隨时更换鸭塘里的水，以使鸭塘的水质保持清新，以确保鸭子能健康生长育肥。当时老龙潭是长沙南门外一个很大的池塘离长沙城区不远，水质清新，没有污染，塘里除有鱼虾之外，还有不少鹅、鸭、白鹭、蒼鹭、凫雞(因这种鸟脚上有蹼常潜没水下觅食鱼虾所以长沙人称之为“妹(没)雞子”)……等水禽出没。大姑妈家就在老龙塘的西岸边上，老龙潭的东侧有粤汉铁路由北往南穿行而过。大姑妈家的东北面，穿过铁路便是长沙著名的白沙井。

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都很喜欢到大姑妈家去玩，把那里当成乡下，可以站在大姑妈家搭到老龙潭里的跳板上钓鱼；用沥箕放点米饭沉到水里捞小鱼小虾；到铁路边看响着铃铛呼啸而过的蒸汽驱动的火车；到白沙井用竹筒舀清冽甘甜的白沙井的泉水喝；到附近的菜园里看菜农种菜、收割蔬菜；到菜园里、草地上捉蜻蜓、捉蝴蝶、捉蟋蟀；看徐家的养鸭师傅喂鸭、填鸭；和表弟到鸭舍撿鸭蛋。总之那里的一切都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感到新鲜、有趣，以致每次去大姑妈家总要玩到天黑，在那里吃完晚饭才回家，回家途经南门口、黄兴路时那里早已是华灯初上了。如遇到第二天不上学，还非要在大姑妈家住上一晚不可。大姑妈家南边背后便是著名的妙高峰，这是一座黄土山，这是附近一带的制高点。抗日战争期间的几次长沙会战时，都是国民革命军与日寇激烈战斗的地方。表哥带我们去妙高峰上游玩时，站在妙高峰上不仅可以远眺像绿色玉带一般的湘江；而且还可看到妙高峰上抗日战争时遗留下的碉堡、堑壕，有时还能撿到当年中日双方激战时遗留下的枪弹壳。

自从1951年下半年搬到聚福园12号之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日显拮据，到1952年下半年父亲的工资从120元/月降至45元/月之后，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尽管哥哥知道家中的困境，每隔两个月就会把他当兵的所得微薄的津贴中所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时家中要维持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变卖家中仅存的一些值钱的物品。记得此时母亲常带我去蔡锷路一家上海人开的寄卖行寄卖家里的皮袍(大约有近卄件)、父亲的西服、毛呢大衣、衣料……等物品。到我进初中后，有时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学，但银行、机关单位、商店还上班)，母亲便会拿出一套银餐具(包括银饭碗、银盘、银筷子、银碟、银汤匙、银菜碗等每样八件为一套)，或几枚镶有红、绿、兰色宝石的金戒脂，叫我拿到司门口的一家中国银行去兑换现金。那时长沙只有这一家银行经营收兑金银珠宝、玉器的业务。一套银餐具只能按重量兑换，大约只能兑换40元左右的人民币，镶宝石的金戒脂也只能按金子的重量和宝石的价值兑换二十几元、三十几元人民币，很少有超过40元的，有时也拿光洋(是一种称为袁大头的银币，银币的一面因雕有凸出的袁世凱的头像而得名)去兑换，一枚光洋换一块钱的人民币。由于我去这家银行兑换的次数多了，这家银行负责收兑金银珠宝、玉器；并由他估价的一位老先生(大约五十多岁戴一副圆形老光眼镜，面目慈祥)都认得我了，以致我一进这家银行的大门，这位老先生便会含着笑臉对我说：“小同学，你又来啦！这次拿来的是什么东西？快拿给我看看”，至于每件东西兑多少钱完全由他说了祘。兑换完临走时，他还要交待我：把钱收好，赶紧回家交给大人，不要在外面玩耍。

对我这种12－13岁的学生拿金银首饰珠宝到他那里兑换现金，他从未表现出过惊讶或疑问，大概是因为去他那里兑换金银首饰珠宝的这种年纪的小孩有不少，基于同样的心理，大人们经常拿这些东西去银行兑换现金怕被同事、邻里遇见会被认为家里有钱，年纪再大一点的青少年都要追求进步，怕在银行遇到同学、邻里说他与剝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而不愿意去干这种事，只有12－13岁左右的小孩出面，同事、朋友们大多不认识，不易引人注目，又能听从家长的叮嘱不会误事。所以司门口人民银行负责收兑的这位老先生见多了与我类似的小孩，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对于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大钻石戒指、镶有七、八颗大珍珠的金手镯、镶较贵重宝石的金项链、镶翡翠的金戒脂……等较贵重的首饰还是由母亲自己选择一个大家都上班的、银行人很少的时候去兑换。正是这些寄卖、兑换得来的钱、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哥哥节省下来的津贴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和学费，使大姐、二姐和我得以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1952年秋我进入长郡中学初中一年级时，正逢那个学期突然扩大招生名额，由原来每学期招收两个班的初中新生，一下子扩大到那个学期招收了12个班的初中一年级新生，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仪器设备、教室都不够用。仪器设备可通过错开时间，各班轮流使用解决；师资不足可从大量失业人员中招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民国时代的各类人员，这样不少前政权时代的党、政、军、商中有文化的人士和高中以上的失学青年进入了中学教师队伍，基本上解决了师资匮乏的困难。最难解决的是教室问题，修建新的教舍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学校被迫实行“二部制”，所谓“二部制”就是同一年级的班次按单双数分成两部份，如单数班本星期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自习；双数班就上午自习下午在教室上课，下星期单双数班的上课自习时间互相调换过来，如此循环反复。

班次又分寄宿班(均系外县市的学生)、通学班(均为市区内的学生) ，寄宿班轮到自习时只好到寢室里、阅览室、大操场、大食堂等处去寻找做作业和自习的处所；通学班则按学生住处比较近的编成十来人左右的一个个家庭自学小组，以一位家里比较宽敞、周边环境比较安静的同学的家，作为通学班轮到自习时集中自习和做家庭作业的地方。我和钟生群(家住白马巷，家里开一家帽子店)、张威德(家住鱼塘街湖北小学，他母亲在此小学当教师)、刘概清(住在福源巷，他家开了一家旅店)、刘荣华(女，家住药王街)、湛翠霞(女，家住药王街)、张友韜(家住织机街)、曾和平(女，家住织机街)、袁炎俊(家住福源巷，他父亲与人合资在黄兴路开了一家百货店)，因他家房舍比较宽敞位于福源巷的中部离马路较远，十分清静，对我们这几位同学而言位置又比较适中，所以班主任杨琼英老师在征得袁炎俊家长的同意之后，就决定选择袁家作为我们这个家庭学习小组集中自习的场所。

我们C－121班(通学班)与C－120班(寄宿班)共用一个校室，我与C－120班的赵更生共用一张课桌。那时的课桌桌面的斜面部份可以开啓，桌面下有一小书柜，课桌与坐位有木方相联，坐位也是一个可以开啓的小书柜，两个书柜都有锁扣可以用锁锁起来。至于谁用桌面下的书柜，谁用坐位下的书柜，通常由共用这张课桌的两个学生自行商定。我那时读书不很用功，贪玩。轮到不上课的那个半天，到家庭学习小组学习时，鬼画符图一般胡乱做完作业，便开始捉迷藏、下象棋、下军棋、下跳子棋和玩其他游戏，有些游戏器具是学校配发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因学较也有规定，在这半天内，中间可以安排一节课的娱乐游戏时间，以代替体育课，因在校上课的半天时间一共四节课，主课都安排不过来，也就不能安排体育课了。

我们的班主任杨琼英老师教我们历史，她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大概出于与周吉蓀先生的大女儿一样的心理：与剝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并求得政治上的庇护，她解放后不久，便嫁给了一位年纪比她大许多的中共地下党员老干部，她的丈夫解放后在长沙市教育局担任领导职务，大概由于这种建立在政治利益之上的婚姻，缺乏深厚的感情基础，以致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不太好，经常吵架。这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当时非常普遍的婚姻现象。

解放后一大批被打倒的旧政权党政军官员和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为了表现政治上的所谓“进步”和寻求自身政治上的保护伞，纷纷嫁给新政权那些卄几、卅几、四十几岁仍然打着光棍，或是进了城当了官嫌弃自己老家的原配的“老革命”们。在这场瓜分旧政权党政军官员和资本家、地主、富农们的女儿和小老婆这一大胜利果实的盛宴中，被共产党捧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贫民们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有幸从中分得一杯羮。中共政权的虛伪和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倒是农村还有不少地富子女、小老婆嫁给了当了土改干部的贫下中农中的光棍们。

高中毕业因家庭原因未能上大学的刘佑文老师，先教我们的数学，后来教我们的化学。刘老师当时大约十八、九岁，我们上初中的第一堂数学课，大概也是刘老师从教的第一堂课。刘老师上课声音宏亮、热情洋溢、语言幽默、善与学生互动，刘老师后来改教我们的化学课，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在讲台上向我们演示各种化学试验，而且常点名要同学们上台重复这些化学试验，令学生印象深刻，不易忘却。特别是讲到一些有特殊气味和味道的化学物质时，如：硫化氢、氨气、酸、碱、盐……时，一定要让同学们用鼻子去闻一闻；用嘴去嚐一嚐它们的味道(当然都是一些无毒并且被稀释了的化学物质)。我至今仍记得他要我们上台去闻氨气、二氧化硫气、硫化氢气时闻得我们一个个头向后一仰一副不堪承受的样子，和他把酸、碱、盐稀释后盛在试管里要我们用嘴去嚐它们的酸味；又苦又涩的碱味和咸味，嚐得我们一个个大皱眉头，尽管如此，但对这些化学物质的性状从此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教语文的老师叫陳鑫溁五十多岁，大概是湘乡、邵阳一带的口音讲话十分难懂，陈老师是高度近视，尽管戴了一付深度近视眼镜，仍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教室前两三排的情况，后面几排学生的情况陈老师完全看不到，因此我和班上的几个调皮鬼上陈老师的课时，就下象棋、下军棋，当时是每两行课桌并排放在一起，我与邻座的同学往两边一坐中间便留下了一块空挡放上象棋盘，便可一边听课一边下棋；下军棋时我与邻坐同学对阵时，就请后面的一位同学做裁判。这边听语文课边下棋十分隐蔽，很少被班干部发现，陈老师更是看不到。反正当时唸书平时不大用功，到考试前两三天临时抱佛脚突击复习一下，把重点记一记，考个八、九十分(数理化偶尔也能考100分)通常都不成问题。如果陈老师的语文课是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前十几分钟，我们这几个调皮鬼便会趁陈老师面向黑板写粉笔字的机会，偷偷从教室侧面的窗口爬出去，跑到学生大食堂的大饭桶去抓上两块又黄又脆的锅粑，一也吃一边从窗口跑回教室。那时的食堂煮饭是烧谷壳，相当于柴火煮飯，煮饭的大师傅经验老道，知道何时用大火、何时用中火、何时用小火、何时停火，煮出的米飯不仅熟透，又硬又香，从不夾生，下面的锅粑又黄又脆，从不烧糊。

到初中二年级语文改由罗金平老师执教，罗老师来长郡教语文之前曾是一家煤矿公司的老板，解放后煤矿公司收归国有后，罗老师不愿留在外地的煤矿工作，因他家住在民主东街，自己又唸过大学，便以照顾家庭为由，向当局申请回长沙工作，获当局批准，当时长沙正缺教师，他以前大概在大学唸的是文科，所以便调到长郡中学来教语文。罗老师约五十岁左右，喜着一身淺灰色的西装，打领带，脚踏一双擦得呈亮的黑皮鞋，头戴一顶鸭舌帽，倒也显得有几分風度。罗老师上课要求严格，眼睛也好，我们几个调皮鬼再也不敢在上语文课时偷偷地下棋和跑到大食堂去“偷”锅粑吃了。

教英语的是郭维城老师三十来岁，四川人，抗日战爭时正念大学的他，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因英语好被分到以芷江为基地的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担任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退役，不知是什么原因未回老家四川，在长沙安了家，在长沙以教英语为业，“解放”后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郭老师生得皮肤白净，上课时西装革履，样子十分潇洒。上课时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每当有学生不专心听讲，便会当场用四川话大声叫道：XXX站起来！然后严厉批评。对那些上课时经常做小动作不用心听讲的学生他一发现便会大声说：“XXX又是你！”。到后来连我们这些调皮鬼在上郭老师的课时都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郭老师英语水平很高，发音标准，讲起英语来十分流利，语法也很精通。这大穊与他在美军援华“飞虎队”当过多年翻译有关。郭老师下课时对学生很和霭、课又教很好、上课对学生要求又很严，所以很受学生的敬畏。

初中二年一级春天一天上午，上英语课时上课铃响了好一阵还不见一向严格守时的郭老师来上课，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时，李又起老师(也是英语老师)走进了教室，李老师对同学们说：“今后，你们班的英语课就由我来给你们上了”，李老师也未说明原因，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的时期，凡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都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都不敢乱说乱动。后来传来消息说郭老师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被当局以国民党特务、美国间谍的罪名抓走，听到这个消息后同学们都感到无比的惊恐和怅惘，以后郭老师不知所终。后来听说在“文革期间”曾有同学看见过面客憔悴、流落长沙街头、衣衫褴褛的郭老师。后来在长郡中学建校九十周年、一百周年、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都没有人见到过郭老师的踪影，也没有人谈起过他，想必早已不在人世。愿郭老师那高尚而充满苦难、不公的灵魂在天堂早日得到安宁。

在郭老师被抓走后不久，C－123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江老师，这是一位五十来岁，是一个头发已花白，带一付园型老光眼镜的小老头，也在一天半夜被当局抓走，罪名是反革命伪官吏。因江老师曾通过考试担任过民国时代湖南某县的县长，“解放”后在长郡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在担任县长期间曾营救过中共的几位地下党员，自以为对中共有功，担任县长期间又没有什么劣跡，也没有民愤所以“肃反”开始后以为自以不会有事，不料也被当局抓去，不久便传来江老师被当局处决的消息。

在此之前，我家搬到聚福园12号不久，在陈炳生先生二楼后房租住着胥先生夫妻二人(女的姓朱，他们是租陈炳生先生的房子住的)，胥先生白凈面皮，头发微卷卅来岁前额头发生得很高，双眼炯炯有神按相书的说法是一副聪明相，他的夫人朱女士二十多岁的年纪，皮肤不是很白，但臉型、五官都生得很漂亮，她先在白马巷一家私人会计学校学了几个月会计，毕业后找了一份会计工作。夫妻二人出双入对十分恩爱。在胥太太刚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半夜，我们都忽然被一阵急促猛烈的敲门声惊醒，陈炳生的元配夫人刘老太披着衣服起来开门，只现冲进来几个便衣，提着手槍直奔二楼后房，就在惊恐中的陈老太还没有回过神来时，便见胥先生戴着手铐被便衣们用槍顶着后腰从二楼上押下来。胥先生的夫人吓呆了，连哭都没有来得及哭，便眼睁睜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被便衣们从热被窩里强行拖出来，戴上于铐抓走了。过了一阵才传来胥太太那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

胥先生抓走后，胥太太起先还不太当一回事，她知道胥先生在国民政府只当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中共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什么劣迹，她还以为胥先生抓去把事情讲请楚后，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不料七、八天之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已被当局以三青团骨干的罪名处决。听到这一消息胥太太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痛不欲生。由于要照顾刚满一个月的几子，胥太太只好辞去了会计工作，因生活无来源，不久便带着婴儿搬走了，估计是回娘家或投靠亲友去了，总之从此再未听到过她母子的消息，不知她母子作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是否能安然度过今后的漫漫长夜走到今天。

郭老师被当局以国民党特务、美国间谍的罪名抓去后，改由李又起老师教我们的英语，李老师三十多岁、中等个、瘦瘦的，怎么也看不出，他年轻时曾是长沙篮球坛上著名的五虎将之一，实际上也就是湖南省篮坛的五虎将之一，因为长沙的篮球水平在湖南是最高的。李老师为人、上课都幽默风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上他的英语课总是让同学们感到轻松愉快。可惜的是不久当局因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在全国学校全面取消英语，倡导学习俄语，又因一时俄语师资不足，临时集中原英语教师突击学俄语，以致因无师资初中就停止了外语课。直到上高中时，突击培训的俄语教师纷纷结业，才在高中重开外语课，只是由原来的英语改成了俄语。从此作为要被打倒的美英帝国主义的语言“英语”，就被中共当局的铁扫帚，扫进了大、中学课程的垃圾箱。尽管英语当时是世界上流行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世界上大多数科技书刊、文献资料都是使用英语，英语对于一个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国大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语言文字工具。但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政治上联苏反美的目的，居然置这些于不顾，竟决定在大、中学取消英语改学俄语；还在初中、高小取消外语课。李老师不得不离开教了多年的英语，放下教鞭，背上行李与其他许多英语教师一起到长沙市中学教师俄语速成班去报到，去突击学习俄语，当时长沙市懂俄语的人材实在少之又少，速成班的教师大都从外地请来，其中不少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白俄”[註：1]。

教地理的是任源岷老师，四十多岁，瘦高个，文质彬彬。任老师出身于教育世家，其父任福黎曾在长沙创建孔道大学和孔道中学。任源岷老师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且英语水平在长沙中学界出类拔萃，解放前曾一度担任过孔道中学校长，大概是子承父业吧！孔道大学、孔道中学虽創办较早(創办于1922年)，但因抗战其间几度搬迁，校舍、仪器、图书多毁于战火，优秀师资大都流失，到“解放”前后已沦落为长沙末流中学。

任源岷老师每当讲完一阶段(一省或一国)地理课后，都一定要同学们拿出笔来，他一边唸同学们一边用笔按他唸的在地理课本上打记重点，以作同学们复习和备考的重点。任老师讲课不急不慢尾尾道来，没有一句废话，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而且进度掌握得极好，几乎每次都是他刚把一节课的内容讲完，下课铃就响了。所以从不拖堂，这一点备受同学们欢迎。

同学们最怕老师拖堂占去宝贵的15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因为许多同学迫不及待地要去厕所方便，厕所又在学校西北角偏僻处，男生约三十多个厕位，女生二十多个厕位，远不能满足全校近两千学生的需要，以致方便时都要争先到厕所去排队。
而我们这些贪玩的学生则要利用这十五分钟宝贵的时间在教室里打小皮球。在教室黑板的一侧有一扇木门，打开的木门，在木门与墙角之间的上面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洞，这就是篮框，由于场地较小只能每两人为一个队，两队在场上通发球、运球、传球把小皮球投进这个洞就祘进球，另一队就被淘汰下场，另外二人上场再继续比赛，直至上课铃响才气喘嘘嘘地回到座位上课。同学们虽玩得兴高彩烈，可怜那扇木门却经常被我们爭搶皮球时揰得四分五裂，学校木工房不得不经常派木工师傅来修门，修得多了木工们不胜其烦，只好向学校领导反映，于是教导处不得不贴出通告：严禁在教室打小皮球。但由于这个运动对我们诱惑力太大，我们仍然趁老师和“生活检查组”(由高年级“表现好”的学生组成，专门负责检查学生的卫生、纪律的组织，由学校“生活辅导组”的老师领导)的成员不在时，偷偷地在教室里打小皮球，只是比以前小心，尽量不把门撞坏。

另外一项运动便是在教室之间的天井里的大梧桐树树枝上拴着的约3厘米粗的棕绳上荡秋千，这些棕繩的下端为防止繩子散开都打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结，双腿夾住繩，双脚站在这个结上、双手抓住繩的上部，随着身体站在繩结上一伸一缩就可像秋千一样荡起来，可以荡到离地两三米高，从高处荡下来时由于速度快，耳边会听到風的呼啸声，衣服也会随风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本人的惊叫声、围观同学的欢呼声响成一片，非常刺激、非常有趣。长郡中学的每两个教室之间都有一个不小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种有一棵直径30－40厘米的大梧桐树，学校在每棵梧桐树的粗枝桠上都吊着一根粗棕繩，原本是用来供同学们爬繩用的，但这些繩除偶尔被臂力好的大男生用来爬繩外，绝大多数时间都被我们这些学生当作荡秋千的工具。学校领导担心同学们从高处摔下来、又害怕同学们揰到树上受伤，便出布告禁止在爬繩上荡秋千。然而和教室小皮球一样，这项运动太吸引人、太富刺激性了，所以我们总是趁老师和“生活检查组”的高年级同学不在，偷偷地荡这种秋千。有时即使被“生活检查组”的高年级同学发现，也只是连忙叫我们停下来，带着关切的笑容对我们说：你们又荡秋千啦！要是摔下来，或是揰到树上哦得了(长沙话：怎么得了的意思)！下次再不准玩了。我们当然是诺诺连声，保证下次再不敢了。他们也从未把我们的“劣行”报告到“生活辅导组”的老师那里去，我们也从未因此而遭到过学校的批评、处罚。我们仍然趁他们不在时大荡这种独创的繩索式秋千，乐此不疲。尽管如此，全校也从未发生过一起从繩索上摔下来，或揰到树干上的事情。因为只要蕩过几回，掌握了必要的规律，荡时掌握好身体伸屈时的力度、频率和方向；双手握紧绳索；双脚踩稳繩结是绝对不会从繩上掉下来，也不会撞到树干上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看上去充满危險；从理论上分析也存在受伤的可能，而实际上十分安全的运动方式。它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远比篮球、足球等激烈运动小，可惜的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它当成一项危險性很高的运动而加以禁止。

到初中二年级刘佑文老师改教我们的化学课之后，由我们的姊妹班C－120班的班主任童仲伯老师教我们的数学课，童老师三十多岁，长沙县青山铺人，谈吐幽默、灰谐，上课总是那样从容不迫，讲课非常吸引人，我们这些“顽童”都很专心听讲，有次他见上课时有几位同学打瞌睡，便对大家说：“你们要早睡早起，早上起来要搞体育活动，长跑、做体操，这样才能一天保持精神饱满，我很喜欢体育，但我天生不是搞体育的料，我打篮球时生的是一双打排球的手(意思是球拿不住球)；打排球时是一双打兰球的手(意思是经常持球)”。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打瞌睡的同学也一下子睡意全消，其上课的風趣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教生物的是黎升洲老师已年近六十，鬚发均已花白。由于已教了数十年生物课，他上起课来几乎不看教案和书本，便可把本堂课的内容无一遗漏地讲完，他上完一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总是：生物老师点题目，然后点出每章课程家庭作业的题目。黎老师教了我们大约两个学期后，便因年纪大而退休了。黎老师的小女儿黎懋明与我同班是一位表现很积极的学生。

接替黎老师教我们生物的是江以南老师，江老师多才多艺，除了会教生物外还擅长绘画，教过美术，据说还教过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江老师约四十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留人字鬚，春秋季常西装革履；冬季一身兰色棉中山装，外罩一件灰呢大衣，总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江老师出身湘乡一大户人家，早年曾赴英国留学。他有次和我们讲到去英国留学乘船途经红海时，看到那里海水的颜色呈红色时解释道：那里的海水之所以呈红色，是因为那一带海里生长着许多红色的海藻所致，所以那一片海域被称之为红海。江老师不仅生物教得好，知识渊博，尤擅绘画，西洋的油画、、水彩；中国传统的水墨画都画得非常好，经常帮有事请假的美术老师代课。他的绘画作品常参加省、市的美术展览，而且标价从数十元到一、二百元的都有，这在雞蛋只有二分五厘钱一个、大米只有八分钱一斤的“解放”初期要祘是很高的价格了。

江老师对他的故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时常在课堂上说到家乡秀丽的景色：长满蒼松翠竹和其他花草的山林里，不时传来各种鸟儿清脆啘啭的啼鸣声；清澈见底、长满水草的小溪里，各种鱼儿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让人浏连忘返；满天的繁星，青白色月光下的夜晚，不时传来的虫鸣、蛙声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江老师流露出这种感情是什么原因，现在才感觉到，那是江老师对喧嚣的城市生活、不断的政治运动、不停的阶级斗争内心感到的一种恹恶，和对故乡过去美好宁静的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心情的流露。

才进长郡时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衣着考究(这一点在“解放”初期显得特别显眼)，烫着卷发，身材高挑匀称，约三十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夏老师(她的名字已记不起了)。她除了教我们打球、田经、体操之外还经常教我们跳“解放”初期流行的苏联集体舞，以致我们这些顽童背后叫她为“夏跳舞”。夏老师教了我们不到一年就调到武汉的华中农学院任教去了。接替夏老师教我们体育的是袁广衡老师(他还兼我二姐所在的C－105班的班主任)，袁老师四十多岁、瘦高个，讲话细声细气，态度和霭可亲，从未见他发过脾气，也从未见他斥责过学生。和后来教我们英语的李又起老师一样，他也是“解放”前长沙篮球界的“五虎将”之一。袁老师之后，初中三年级时，由尹楠老师教我们的体育课，尹老师是长沙体育界资深体育老师。据高年级同学说：尹老师“解放”前曾在世界著名的“海京伯马戏团”工作过一段时间，隨该马戏团到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不知道尹老师在该马戏团从事何种工作，尹老师也从未向我们提起过这段令人好奇、又令人遐想连翩的人生经历。尹老师教我们时已五十来岁，身体已经发福，但上体育课时，仍坚持在教我们每一个体育动作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做示范动作，其认真敬业之精神由此可见，这也许与他在“海京伯马戏团”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到初中二年级开了平面几何课，教我们平面儿何的是欧阳纯光老师，欧阳老师在长沙中学平面几何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著名教师之一。欧阳老师个子不高，五十多岁，光头，衣着不讲究，但十分整洁，常穿一套灰卡叽布中山服，上课时不仅教授平面几何课，而且喜欢在课堂上谈古论今。说到某校某次考几何，一学生平日不用功，试卷上的几何题做不出，只好在试卷上写上一首打油诗：日月穿梭几何快？人生一共有几何？学了几何几何好？不学几何又几何？气得阅卷老师大发雷霆，把这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训斥一番。欧阳老师说：这个学生的观点十分不对，几何是一门在日常生活、工作、测量、工程设计、机械设计和军事上都非常有用的学科。例如砲兵测量敌人的距离、高度、方位不需要派人前去，只需利用几何知识便可准确测祘出来，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使炮兵能准确击中敌人目标。欧阳老师还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保存知识人才，曾明令禁止在大、中学生中征召兵员，但是后来美国人支援中国抗战，运来许多飞机、大炮、坦克、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先进武器，要操作、维护这些先进武器，没有一定的数理化和外语知识是非常困难的，此时国民政府才开始在大、中学生中征召兵员以操作使用这些先进武器来打击日寇。欧阳老师的这些有关几何的题外话，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学习平面几何的兴趣，以致课余时，同学们经常几个人聚在一起，研究解答平面几何习题集中的难题，都以此为乐，一旦某同学解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大家都会投以羡慕的目光。

欧阳老师还有一句口头惮，那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惜的是“解放”后这句话不灵了，那些学好了数理化的知识份子们“解放”后，不要说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呆在家里不动也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数理化(当然还包括其他学科)学得太好的人，往往因此被当局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臭老九”、“牛鬼蛇神”的“罪名”而惨遭批斗、下放农村改造、劳教、劳改甚至被处决。他们被当局搞得妻离子散、家被人亡，其中许多因此而死于非命，其中命大的也不得不低声下气、苟延残喘，好不容易才熬到1978年胡耀邦(他是中共党内良知、人性未泯的最高级领导人)主持的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得以“平反昭雪”。不知欧阳老师惮的在天之灵是否已认识到：他的十二字真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唯独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不但不灵验，反而会招致无穷的灾难、甚至命丧黄泉。

[註：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为逃避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屠杀和清诜，大批前俄罗斯的贵族、富商、知识份子和军官逃亡到中国东北和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这些俄罗斯人被称之为“白俄”。因“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以红色为代表，把与之相对立的一切以白色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