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进入初中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慢慢开始考虑未来的人生道路，对一些科学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伟人的电影、传记非常感兴趣诸如：彼得大帝、常胜将军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元帅、海军上将鸟沙科夫、海军上将拉西莫夫……等，由于中共当局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只能看到这些宣扬俄罗斯伟大、光荣的电影。

由于那时中共当局对学校图书館所收藏的书藉、报刊、杂志的控制还不十分严密，我对那些有关华盛顿、林肯、拿破伦、克伦威尔、纳尔遜、俾斯麦、罗斯福、丘吉尔、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瓦特、马可尼、达尔文、哥伦布、麥哲伦、贝多芬、莫札特……等这些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探險家、音乐家的事迹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对这些伟人们充满崇敬，希望自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为国家作出贡献。

我从小便对周围的，和通过书籍、报刊、杂志接触到的一切充满兴趣和好奇心，所以个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初中时唸书虽不大用功，但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图书館和阅览室，在图书館可以借到我感兴趣的那些伟人们的传记和与他们相关的各种历史书籍；可以借到各种世界文学名著(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和古典诗词家里都有)。在阅览室我对各种报刊杂志都感兴趣，就连一般同学不大感兴趣的地理、历史、音乐、文学、生物、体育、考古等都不例外。几乎每天不上课的自由活动时间，我都会跑到阅览室去贪婪地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从中吸取较一般同学更为广泛的知识。就是这种从小养成的广泛兴趣爱好，使我终生爱益匪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终于在学校图书館借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自从小学四年二级从徐国英老师那里听到《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之后，我就对这本书和书中的基度山伯爵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和崇敬，就希望能有机会借到这本书一飽眼福。当我从长郡中学图书館借到这部我向往已久的世界名著时，我内心的高兴是难以言表的。我要说这是一部影响了我一生的书，书中那位品格高尚、举止文雅、性格剛毅、不屈从命运的摆佈、疾恶如仇、宽宏大量、富有同情怜悯之心、爱憎分明、知恩图报、充满智慧、知识渊博、兴趣广泛、能力超人，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爱德蒙．鄧蒂斯━━基度山伯爵成了我为人处世的楷模，他成了我心目中“人”的最高、最完美的典范。我立志要不断努力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尽可能接近这一典范，成了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知道，如此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又可能存在的，由于受自身智力、体力、知识范围、人生经历和周边环境的局限，任何人不论他的先天条件有多么好；无论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基度山伯爵那样完美的程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大仲马通过基度山伯爵展现出的这个完人的形象。

那时受中共当局和学校宣传、灌输、欺骗的影响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都充满迷信、崇拜，深信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今后的任务就是静下心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这样，我们青年学生只有投身科学技术事业，才是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和未来要走的生活道路。

那时我常感生不逢时，可以大显身手的急风暴雨的年代已成为过去，现在社会稳定、政治制度完善，剩下的只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建设自己的国家，我甚至担心今后的人生太安稳、太平淡奇、太缺乏冒險和刺激(我后来的人生经历表明，我这种担心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多么的脱离实际)。我常想如果我早出生二、三十年生逢乱世，便有机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并有机会经历充满惊险和刺激的人生。那是多么有趣、多么有刺激啊！面对当时我们自以为了解，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的现实，认为今后只有去从事科学技术，努力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成绩来，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是当时我认为唯一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道路。我认为当时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瓦特、罗蒙洛索夫、门捷列夫……那样的科学家、发明家。

我们在长郡中学实行“二部制”大约一年之后，隨着位于下黎家坡的实践中学(即从前的孔道中学)合併到长郡，下黎家坡的实践中学成了长郡中学的新校区，学校把那里破旧的老教舍拆除后在那里盖了两幢二层楼的教学楼和寢室，盖了一幢平房作生物、物理、化学实验室以及仪器、试剂和标本的貯藏室。保留了一间归的礼堂作下雨天上体育课用的内操场(后改作新校区的学生大食堂)，新校区西边是一个操场，与省地质博物館相邻，东边的两层教学楼与那一排新建的平房之间也是一个操场，在两栋二层楼房的东端是一个较大的操场，这个操场的北面是一个长形的厕所，二层楼的寝室的南面是一个棚户区，住着许多从乡下进城拉板车、拉人力车、卖黄泥、在湘江边码头上从事搬运、装缷货物工作的农民，这些人大概可以称之为现代“农民工”的先驱吧！晚上睡在寝室里常可听到“先驱”们用连廉价的二胡拉着花鼓戏的曲调伴奏湖南广为流传的花鼓戏，诸如“刘海砍樵”、“五女拜寿”……等，也祘是“先驱”们劳累一天之后的自娱自乐吧！这所实践中学解放前叫孔道中学，它由湖南著名教育家任福黎先生创办于1918年，先设孔道小学，1922年孔道中学和孔道大学同时招生开学。到抗战时期，一度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和长沙的文夕大火，又几经搬迁，图书、仪器设备师资损失殆尽，到1947年几经周折，孔道中学才得以迁回下黎家坡已残破不全的归址复学，由于仪器设备、图书、师资的匮乏、校址的残破，以致生源锐减，教学质量下降，到“解放”前后已沦为长沙最差的中学。尽管“觧放”后当局打着反封建的招牌，宣扬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孔道中学为适应形势，不得不“追求时尚”将孔道改为实践(因当时毛泽东的《实践论》风行全国，是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名称的改变并没有给该校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记得刚“解放”不久从哥哥、姐姐那里听到长沙中学生中流行的一首顺口溜：没有人要到孔道，没有人捡到实践。意思是升学考试时只有什么学校都考不上的学生才不得不到该中学就读。可见其沦落到何种地步。市教育局鉴于长郡学生太多，早已人满为患，教室、设备仪器、师资均已严重不足，不得不实行二部制，而实践中学却招不满人，场地、教室却有富余；长郡师资质量高实践师资质量差，两者合而为一，则可收互补之效，把长郡、实践双方的困难都解决了。合併后不久，我们便由二部制改为全日制中学，又把长郡西侧原来两栋木结构的二层楼的破旧学生宿舍拆掉，建成了两栋新的二层楼宿舍，加上在上黎家坡新校区新建的一幢大的两层楼宿舍，和原有的老宿舍，学生宿舍增加不少，学校对寄宿的要求也降低了，以前必须是家住外县市，且在长沙无可借宿的亲戚的学生才能寄宿，现在长沙市住得离学校较远的，或家庭居住条件太差的也可以寄宿了。我从初中二年二级起便以母亲身体不好，家中无人洗衣做饭为由申请寄宿，得到学校批准，从此开始了我在长郡中学的寄宿生活。

此时通学班与寄宿班的界限也逐渐模糊，通学班也有了一些寄宿生，寄宿班也有一些学生因家庭或至亲迁来长沙工作而改读通学的，记得我们的姊妹班C－120班有位家住水陆洲的唐姓同学，到初中二年级时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寄宿生的学费(每学期大约四十多元学杂费、伙食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通学生每期学杂费只有八元多钱)。那时虽有甲、乙、丙三等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学期学杂伙食费全免每月还有一、两元钱零用钱发，以供购买牙膏、牙刷肥皂、纸笔文具；乙等大约免全部学杂伙食费的三分之二；丙等免三分之一的费用。学校发放助学金要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家庭出身、个人表现等方面的条件来评定。而其中家庭出身是最重要的条件，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很难评到助学金的，而这位家住水陆洲的唐同学是他们班上出名的调皮鬼，成绩也很一般，这种学生通常是评不上助学金的，所以他只好改读通学，此人十分机灵，鬼点子多，因他家住在水陆洲(即现在的“桔子洲”)每天上学要从家里越过一片沙滩走到湘江边等摆渡的木划子(一种一个人划槳的小木船，可坐十几个人)来把他渡到湘江东岸的灵官渡渡口，再从灵官渡经碧湘街、下、上黎家坡到学院街三府坪的长郡中学，路又远又要过渡很费时间，从他家里到学校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所以只要他早上起床稍晚一点，就很难在上午八点上课之前趕到学校，平时老师们都知道唐同学家住水陆洲路远，过河费时，遇到他迟到几分钟通常都不予计较，只要他在教室门口叫一声：“报告”，老师们通常就会让他进教室上课。

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迟到近三十分钟，正好是他的班主任童仲伯老师上数学课，他在教室门口喊报告后，童老师叫他进来站着，十分严肃地质问他：今天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是睡懒觉去了吧！同学们都瞪大眼睛，要看看这个机灵鬼如何下台，不料唐同学做出一副十分委曲的样子回答说：“童老师你啷嘎(长沙方言即：“您老人家”的意思)不晓得，天上好久冒下过雨，湘江河里遭干，河水退得只有一点嘎子宽(就是一点点宽)，我从屋里走到河边要走一里多路的沙滩，沙滩上好难走，走一步要退两步，今天我一黑早就起来了，吃过早饭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赶，结果还是迟到了，这实在怪不得我”。童老师一听他如此狡辯，一向温和的童老师也气得大声问他道：“沙滩上既然走一步要退两步，你怎么还能走到学校里来？”。正当同学们都睁大眼睛要看看这个机灵鬼能想出什么歪道理来自圆其说时，他不慌不忙地低下头说道：“起先我在沙滩上朝江边走，我一看越走离江边越远，我只好转过身朝家里走，这样才退到江边上，坐划子过河”。同学们一听这一机智无比的回答都立刻轰堂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有的笑得直不起腰，童老师也被他的机智所折服，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只好要他坐下听课，并告诫他：“这次就原谅你，以后一定要早早起床，改掉迟到的坏习惯”。唐同学连忙喏喏连声，保证今后再不迟到。

刚寄宿时对学校的集体生活、学习都感到新奇，长郡对学生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为保证学生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学校设有一专为学生的洗衣房，在学校大操场的东边有一口水井，水井边用石头砌了两个长宽各约四米的大洗衣池；大操场的东南角上有四间木质平房，一间大的是工作间，用来摺叠洗好的衣服、被单、袜子，并分班级放好，工作间还有一大木台是用来钉被子用的，另有三间小房，一间作厨房，两间作卧室。承包洗衣房的是祖孫三代一家人：一对年纪五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和他们的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男的膀大腰园，肌肉強健十分健壮，女的也年富力强。很难想象全校近千名寄宿生的衣被袜子，不论春夏秋冬就是这一家人洗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包括每天一早由那位健壮的中年男子挑着一担箩筐把头一两天洗净、叠好的衣、裤、袜子放到各教室背后的木质衣柜里，并把衣柜里同学们換下的髒衣被、臭袜子收集到箩筐里挑回洗衣房清诜。衣柜有四层，上面两层放洗干净的衣物，下面两层放同学们换下的髒衣物，取送衣物有时也由爷爷做。拿到洗衣房的髒衣物按颜色深浅分作两类，分别浸泡到两个洗衣池里，洗衣池内放有茶枯水和食堂里的草木灰浸泡出来的带碱性的水，这就是那时价亷物美的洗涤剂，又便宜又不污染环境，洗涤油污的效果也不比肥皂和现在的洗衣粉差。浸泡两、三小时后，便由儿子在洗衣池里边用脚踩、手搓揉，边翻动，看到特别髒的衣物，便由儿子选出来，让媳妇用洗衣棒槌在一块石板上搥打(这是传统的洗衣方法)，都洗干净后，儿子媳妇一起把衣物拧干，放掉洗衣池内的髒茶枯水和草木灰水，再用吊桶从井里吊上清水倒入洗衣池内，由儿子按前述办法进行清洗、拧于再清洗直至洗出的水是清的为止，再把衣物拧干晾晒，晾晒衣被的装置由于衣物数量太大，也与众不同，三组粗繩索，每组由两根直经约2.5厘米、长约40米的棕繩组成(那时没有塑料繩，棕绳比其他材质的繩索更耐日晒夜露)，先将这两根棕繩象扭麻花一样紧紧地扭在一起形成一根繩，把这根组合绳的两端拴在根部埋入地下固定了的铁钩上，然后在每组组合绳的各三分之一处用两根交叉的竹杆将组合绳撑高(距地约一米七、八高)。晒衣被时用手把两股绳辦开出一个间隙，把衣被的一角塞到这个间隙内，一松手这件衣物的一角就被紧紧地夾住了，然后把衣被的另一角也如法夾住，通常每次所洗衣物都能这样夾在这三组组合绳上凉晒，这办法既简便又实用。每天下午，晒干的衣物、被单、袜子会由他们收下来，放到洗衣房的工作室里的木台上叠好，按班级放在每格标有各班级名称的大衣柜里，再由儿子用箩筐送到各班级的衣柜里，并顺便取走衣柜里的髒衣物、臭袜子。凡是洗了被单的同学，下午晚餐前便把自己的棉絮拿到洗衣房的工作室去，把自己的棉絮放在自己已洗好的被单上，奶奶和媳妇就会在下晚自习前把同学们的被子钉好，同学们一下晚自习便可到洗衣房取回自己已钉好的被子，以便睡觉时不致盖棉絮睡觉。为防止洗好的衣物送错教室，衣物上都要用不褪色的黑色或白色颜料(浅色衣物用黑色；深色衣物用白色)在衣物不显眼的地方写上班级的名称(这样可避免影响衣物的美观)。凡是以前没有洗过的衣物，同学们都要在洗衣房来人取衣物时交待洗衣房的人，拿去后写上自己的班次。这样每次送去洗的衣物到洗好送回时，都不会送错。而同班的同学也都不会错拿别人的衣物。我到现在还无法想象，他们一家五口还包括一个不能做什么事的孫女，四个人中只有儿子身强力壮，祘得上是一个全劳动力，爷爷、奶奶只能祘是半劳力，媳妇顶多祘个大半劳力，居然能承担起近一千个寄宿生的洗衣工作，而且做得那么好，几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学校的这个洗衣房，不仅节省了学生大量的时间，而且美化了学生宿舍区的环境。否则宿舍区会到处挂满学生们自己洗的衣、被、袜子。洗衣房的收费也很低，每人每学期由学校收取一元钱左右。学校还设有一个理发室，每学期每个男生交几角钱就可以在理发室理一个学期的头发，理发室请有三个理发师，学生理发的次数没有限制，要理发的同学先到理发室的小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排个队挂上号就可依次进行理发，十分方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生食堂，食堂属学校总务处管，食堂办得非常之好，每月八元左右的伙食费，每餐都是三菜一汤，另加一小碟辣椒酱或豆豉炒辣椒，三菜之中必有一样荤菜，两样素菜，汤通常都是豆腐汤或豆腐脑汤；每星期有两个中餐打牙祭，红烧肉、红烧鱼……等，由于数量多都要换用大蒸钵来盛装，每日三餐都是干飯(因每天上、下午各要上四节课)，都是烧谷壳煮成的“柴火饭”，由于煮飯大师傅手艺高超，加的水、烧的火都恰到好处，每餐煮的飯又硬又香又熟透，特别是锅底铲起来的锅粑，色泽金黄又香又脆，从未烧糊过。每当一下第四节课，同学们都拿着自备的碗筷，搶先“冲”进食堂跑到飯桶边的首要任务就是搶先拿住一个木质飯瓢，把飯上面的锅粑盛到自己的碗里，然后后再添上饭。食堂每八个人一桌，每学期一开学，总务处就会基本上按班级把学生编为八个人一桌，每桌都有编号，编号与总务处编桌的编号一致，开学时总务处就会把编桌的名单贴在食堂的墙上，学生们便按此到相应的桌上去就餐，通常每学期只编一次席，中途很少有变动，每当早自习、上午第四节课、下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响之前，食堂的工友们便已经把三菜一汤，和一碟辣椒酱摆到了每一张餐桌上，并且把一大桶一大桶的米飯均匀地放在了一行行餐桌之间，以减少盛飯时的拥挤。工友们上菜、上飯的时间掌握得十分精准，几乎是在下课铃响起的同时上完所有的饭莱，所以即使在寒泠的冬季，食堂南面又是敞开的，学生们仍然能吃到热饭热菜。

食堂的工友大约有六七个人，由一位姓尹的师傅负责，他们这几位工友除了食堂的工作之外，还要负责供应全校师生的茶水、洗澡洗臉的热水；要用食堂的剩飯剩菜喂养猪栏里的二十来头肥猪，以及负责猪的宰杀；还要用黄豆、绿豆生黄豆芽绿豆芽；用黄豆磨豆腐、滤豆浆、炸油豆腐、用豆渣做霉豆渣或喂猪；他们每天早上还要派一、两位工友随同总务主任去菜市场购买蔬菜、肉食。总之他们几位工友的工作十分繁忙、辛苦，然而他们均无怨言，且十分负责，把食堂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学生们吃得十分满意。

那时早上每班的寄宿生要派一位学生用木提桶到食堂里去打回一桶热气腾腾的豆浆给同学们喝，以补充学生们的营養，家境好一点的同学还会从家里带一点白糖来，放在豆浆里喝，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喝白豆浆。这是总务处为改善学生的健康采取的办法。未喝完的豆浆仍送回食堂供工友们打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用来做霉豆渣或喂猪。那时的伙食之所以开得那么好、又那么便宜，完全应归功于总务处的李士谋主任殚精竭虑的精心谋划和食堂工友们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

李主任年约五十、中等个、常着一身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长着一个因体态较胖而显得又园又大的光头脑袋、臉上长一臉络腮鬍子，形象非常像语文课本上《野猪林》里面插图上的魯智深，因而被我们这些顽童背后叫他“鲁智深”。李主任把全校的后勤工作；特别是食堂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全校师生教学、生活的所有需要，其工作之繁杂、沉重，使得他总是迈着频率极快的步履，在学校内外来去匆匆。当时洗衣房的工作、理发室的工作、木工房的工作、食堂的工作、医务室的工作；教具、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生物标本的採购，及教师的生活福利都由他负责，可见其工作繁重之程度。他不仅想尽一切办法节省开支，自力更生、综合利用：像用打米厂十分便宜的谷壳代替燃煤；自己生黄豆芽、绿豆芽；自己磨黄豆、打豆浆、做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做霉豆渣、豆渣喂猪；残飯剩莱、老菜叶喂猪……等等，不仅为学校节省了大量开支，还大大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士谋主任对自己的工作有极强的责任心，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这一点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初中三年二级的夏天的一天中餐时，我们正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可口的午餐；一边欣赏着食堂旁边的广播室播出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突然音乐声嘎然而止，喇叭中传出了李士谋主任那特有的低沉而略帶唦哑的声音：“同学们！今天中午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中餐的香干子少了一点，请同学们原谅，原谅”。对于中餐的香干子比平日少了一点，这种同学们基本上都没有察觉到的“失误”，李主任居然都怀着深深的歉意，请求同学们原谅，他那种对工作的一丝不苟、那种对自己工作要求之严格、那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负责采购香干子的工友)由此可见一斑。从此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至今仍不时迴响在我的心中，特别是每当我工作上、思想上稍有懈怠、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要求稍有放松时，脑海里便会迴响起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这声音便会立刻使我振作起来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地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这声音不断鞭策我坚定不移地朝着我己预定的人生目標奋勇前进，不论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打击、灾难和风險始终不改初衷，使我置身于这个道德沦丧，到处充满欺诈、告密、出卖灵魂、仇恨、斗争、杀戮、自私、贪婪、腐败、背信弃义、醉生梦死的社会大染缸里数十年，而没有被这些乌七八糟的“染料”所污染，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本色。

我查阅了1994年、2004年和2014年长郡中学建校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及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期间，编辑出版的诸多师长、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历届校长、教师、校友都有不少回忆、纪念的文章，对他们的人品、学识都不乏溢美之词，就连那位“解放”后在长郡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忠实实行当局打击有独立见解和对当局种种倒行逆施政策不满的优秀师生最卖力、使许多优秀学生因遭批判而丧失升学机会、在“反右运动”中将绝大多数优秀杰出的、敢于直言的老师打成右派份子，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把他们送去劳教、劳改或剝夺其教职，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李X琢先生，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不乏吹捧赞美之词。而李X琢先生本人至死也从未表示过对自已所作所为有过任何反省、悔悟；至死也未对受害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歉意。在这些回忆文章中唯独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那位对长郡中学劳苦功高、品格、工作均堪为楷模的李士谋先生。不知长郡诸君(教师和学生)已去的和仍健在的如何面对李士谋先生的在天之灵。谨以这一段文字表达我对这位品格高尚、工作极端负责、对长郡功劳卓著的总务主任李士谋先生的敬佩与怀念。

我不知道在我离开长郡之后，在那个是非颠倒、人性扭曲、充满血腥的年代，李士谋先生是否能安然渡过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劫难？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入初中后家里的生活水平虽比以前下降了许多，但我家基本上还是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生活上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尽管也有一些朦胧的理想，也不十分强烈，所以学习上也没有什么动力，学习上也就谈不上刻苦用功，通常是应付了事，这方面与许多家在农材的同学和城市家庭贫困的同学的刻苦用功相距甚远，但依靠自己较好的记忆力，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两三天突击，和对各科重点较为准确的判断，使得自己的成绩也能维持在中上等或上下等之间的水平。

不过我对学校图书館的各类藏书和阅览室的各种杂志却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一有时间就喜欢往这两处地方跑。

此外对课外活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到节假日或是邀三、五志趣相投的同学去郊外池塘钓鱼；或去沟渠、小溪摸鱼捉虾给家境困难的同学带回家去“改善生活”；或去岳麓山采集各种动植物回学校供学校仪器、标本室的黄紫阳老师制作动植物标本；或趁月色清明的夜晚几个同学一起去烈士公园小山上的仿古长廊吟颂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或在春光明媚的时光去烈士公园人工湖划船游玩；或在炎炎夏日到江水碧如兰的湘江去游泳、戏水。只是有一次几乎把小命送掉了，那是初中二年级暑假的一天，午睡后，我和同是暑假留校C-120班的杨树民、C-123班的李国义三人一起到猴子石旁的湘江的木簰上去游泳，因那里是长沙木材公司貯放木材的地方，从湘江上游釆伐顺流流放到长沙的木材都以木簰的形式排放在猴子石附近的湘江里，木簰从江边几乎一直排到了江的中间，所以在木簰外面的江水又深又清，是个游泳的好处所。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不久，“水性”还很差 ，当我往江中间游去返回木簰的时候，在木簰上的杨、李二位同学和我开玩笑，用手往我臉上喷水，以阻止我靠拢木簰，我一慌神就往后仰头，不料这一仰却把身子由水平变成了垂直，此时整个身体就直着往下沉，一下子头顶也没入了水中，我当时想平时见人们在水中“踩水”就是直着身子用腿往下踩，于是我就用腿往下踩，由于未掌握“踩水”的要领，腿往上提的时候过快、往下踩的时候速度不够(正常的“踩水”是腿往上提的时候要慢，踩下去的时候要快，这样才可使头部甚至上半胸露出水面)反而加快了身体下沉的速度，我越慌踩水的速度越快，下沉得越快，此时坐在水边木簰上的杨树民一看再不出手救援，我就会沉入江底淹死，他连忙跳入水中潜到水下，从后侧面伸出一只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我一只本能地往上伸出的手一伸出水面，刚碰到李国义从木簰上伸过来的手，一下子就死死抓住他的手，他顺势把我的头拖出了水面，我才得以呼出了一口已经敝了很久的气，这下人才清醒过来，一看李国义伸过来拉我的那只手，已经我我掐出了几个深深的指甲印。原来听说有些人去救溺水的人，因不得要领反而被溺水者死死掐住不能动弹，结果人没有救成，反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的事，还似信非信，这下自己经历过，才知道此言不虚。幸亏杨树民同学不仅水性好，而且也深谙水中救人的诀窍，从我的后侧面伸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这样才不会被我死死抱住无法解脱。此后在杨同学的指导之下不仅我的游泳技术大有长进，而且也学会了踩水。

这些范围广泛的阅读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我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这些都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1954年春天由于父亲的工资已由120元降至45元，又有四个儿女在唸书，经济上已很拮据，只能靠变卖衣物、手饰来维持，再加上前两年又买了半栋房子，经济上更显困难。而此时在上海的二姨妈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姨爹、姨妈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三个小孩都还在唸小学开支比较小，经两家商量后决定让从1946年起一直住在我家的外公迁到上海二姨妈家去住，外公很不想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对他都很孝敬，他也很喜欢我们这几个外孫，他不仅绘声给色地跟我们讲三国、讲水浒、讲西游、讲聊斋，还跟我们讲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讲如何识破古董市场和江湖上的种种骗局，这些人生经验我们当时都只能把它当作有趣的故事来听，直到后来走上社会后经历各种欺诈和骗局之后才体会到这些人生经验的宝贵。

外公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天早上，外公特意带我出去，他一只手拿着拐杖，一只手牵着我从聚福园的家里一直走到黄兴北路的一家茶館里坐下来要了一壶茶、一盘白糖饅头、一盘盐菜糖包子(外公知道这两样点心是我喜欢吃的)，外公坐在一旁边喝茶一边默默地望着我，84岁的外公心里知道此次去上海后，恐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他寄以厚望的外孫了，我当时年纪小并没有看出外公的伤感，所以也没能用语言和行动来宽慰外公那颗凄凉的心。

此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照例要先去叫一声外公，然后再到母亲那里叫一声妈，可是没有看到外公，问母亲，母亲说外公到上海去了，我听后心中一阵酸楚，忍不住跑到楼上去大哭了一场。那天午饭之后，父亲送外公到株州转车，当时没有长沙到上海的直达火车，要在株州中转，父亲在株州把外公送上到上海的列车的卧铺之后，又交待列车员路上小心照顾，到上海站一定要等到有人来接时再帮他把行李拿下去。这一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外公了。1958年秋冬之际，帮有一天我从中南矿冶学院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流泪，我问：“妈！怎么啦？”母亲没有作声，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吧，我一看原来是上海姨妈来的信，信上告知外公已于某月某日去世，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听姨妈说外公一向身体健康(外公身高近一米八，年轻时又练过武术)，但这年春天上楼时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多处骨折，以他那样的年纪(那年外公88岁)和当时那样的医疗条件和姨妈家的经济状況，也就从此一直卧床不起，瘫痪在床。到这一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姨爹、姨妈每天除了上班之外，下班还要去通霄达旦地去炼钢铁，还要安排一日三餐，实在没有多少时间来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公，就这样一直拖到这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外公怀着对远在台湾音讯全无的儿孫们的牵挂；怀着对远在湖南的女儿、女婿和外孫们的思念和对姨妈一家人的不捨离开了人间。这天我和母亲谈及外公的往事，母亲说你外公一世精明，到老来也糊涂了，母亲指的是外公他们一家1937年从开封逃难到重庆时，离开开封之前的一个夜晚，外公一家除把换洗衣物、现金随身带走之外，把带不走和怕在路上被搶掉的一些文物古董、字画(因外公从事古董生意多年，后来家道虽已中落，但还是保留了不少精品)、不便携带的金银器皿放在一口木箱里，外面用油布包好，在租住的院子里的一课大树下挖了一个坑把箱子埋在坑里，盖好泥土，使地面恢复原状，在倉忙之中，在埋箱子的时候，居然让家里的佣人掌灯。母亲对我说你想想，恐怕第二天，外公他们一家前脚刚出门逃难，那个掌灯的佣人后脚就会把那个箱子挖出来拿回家去了。可是后来外公却一直对他埋藏的“宝藏”抱有希望。记得外公在长沙时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曾多次写信到开封的房东那里打听“宝藏”的下落，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记得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外公在一次写给他在开封的房东的信中，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如果你们继续不予回复，图谋侵吞我的财产，将来等我外孫从朝鲜得胜回朝后，再来找你们祘帐……这样的话。不知外公到上海后是否还在牵挂他那早已被佣人或房东挖走了的“宝藏”。

1954年5月底至7月底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当时长沙附近的湘江东西两岸，包括江中的水陆洲都已成一片汪洋。那是我初中二年一级，那个学期我还未寄宿，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午饭后从聚福园的家里去长郡中学上学时，为了好玩，都故意不走鱼塘街、解放路、黄兴路、学院街、三府坪这条近路，而绕道犁头街、五一路到沿江大道往南直到西湖路往东到南门口、学院街、三府坪去上学，为的就是可以在水齐大腿深的五一路、沿江大道上去淌水，沿江大道是原来的江堤、五一西路是新修的地势都比较高，所以水只淹齐大腿深，沿江大道内的太平街、碧湘街、半湘街一带地势低水已淹至二楼。灾民们依靠小木船和用门板、木盆等札制而成的小木簰穿梭往来于各街道、各房屋之间运送人员和生活物资。站在沿江大道放眼西望只见一片汪洋，大水已淹至岳麓山下，河西的潆湾镇已淹得只见屋顶，江中的水陆洲房屋己全部淹没在水下，只有一些大树的树梢还在水面随波逐浪迎风摇曳。当时只觉得在五一西路、沿江大道淌水；站在沿江大道齐大腿深的洪水中看从湘江上游被洪水冲下来的茅屋顶、各种散乱的杂物、家具、木材；观看小木船、小本簰在被水淹没的街道上往来穿梭觉得很稀奇有趣，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特大洪灾给受灾民众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这场洪水使得洞庭湖区域所有的堤垸都全部溃决或是主动掘堤分洪，湘资沅灃四水中下游沿岸的农田城镇全部被洪水淹没，被洪水淹没的田地基本上都颗拉无收，湖南是重灾区，湖南东北部的洞庭湖四周的冲积平原是全国著名的粮仓，此时已成为“水仓”。光湖南的灾民就数以百万计，长沙街头巷尾前来讨飯的灾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

初中三年一级，我们这一年级的班次已搬到黎家坡的新校区上课，两层楼的新教学楼宽敞明亮，夜晚是清一色的日光灯照明，条件明显比老校区要好，这学期我和黎懋明(女，生物老师黎升洲的女儿)分在一个学习小组(坐在同一行位子的学生为一个学习小组)，她学习用功，又不苟言笑、守规矩是老师们心目中的模范学生，因此被老师任命为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负责檢查我们的家庭作业、个人卫生、轮值时组织我们打扫教室或公共区域(走廊、操场、楼梯间、教室之间的小花园等)的卫生，并负责向班主任、生活辅导组的老师报告小组内各同学的表现。此人表现非常积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入了共青团，她经常向班主任和生活辅导组的熊老师(女，五十多岁，被我们背后称之“熊婆婆”)打我们这几位调皮同学的“小报告”，报告内容多有不实之词，害得我们隔三差五地被熊老师叫去训斥一顿，而熊老师又不容我们对一些不实之指责进行申辩，常令我们深感委曲，所以对这位“模范学生”黎同学素无好感。

1954年这一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夏季发了那么大、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洪水，到这一年的冬季又迎来了长沙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和大冰凍，而且冰凍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地全部被两寸多厚的坚冰覆盖(长沙人把这称之为“桐油凌”)，连马路上都是如此，池塘水面结的冰层，厚到人可以在上面滑冰的程度，这对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长沙来说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大冰凍给不适应冰凍环境下生活的南方人带来了许多不便，造成汽车翻车、老年人在冰上滑倒造成骨折……的事时有发生。蔬菜都被冻死，以致学生食堂除了萝卜和胡萝卜可祘是蔬菜之外，只能靠鹹菜、腌菜度日。

冰凍期间的一天清早我路过学校办公室，进去一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考虑到室内外的温差，那么室外至少已到了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这个温度恐怕在长沙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低温。我那时在学校盖的是一床两斤半的小薄棉被，为抵御严寒，晚上睡觉时把被子摺成一个圆筒，把脚那一头折起来，睡觉时从另一头钻进被子，再把身上脱下的衣裤全加在被子上，即使这样，睡到早上一双脚仍然是冰冷的。

室外露天的电线也时常因结冰太厚，不堪重负而断裂，在断裂的一瞬间因放电而伴随发出巨大的响声和强烈的闪光，并因比而导致与这条电线相关的区域的停电，这种停电在我们学校就发生过好几次。

到1955年上半年我初中三年二级时，由于以下原因：1953年底中共当局通过了由陈云提出来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从1954年正式开始实施，当局为尽可能多地征集粮食供应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和增加粮食、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換取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的资金，加大了对粮油和主要农副产品的征购力度，使留给农民的口粮和农副产品已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1954年的特大洪水造成大面积的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再加上这一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而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原来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升级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导致农民和普通民众的严重不满。这一年春中共当局为了打击文艺界知识份子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借此打击全国文艺界的知识份子，又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掀起一场抓“小胡风运动”搞得全国知识界人心惶惶，全国各界民众都心怀不满。为了震慑民众，当局以阶斗争的名义加強了对民众的镇压、威慑力度。就连中学也不能例外，我们年级一位家在农村的戴姓同学因发表了一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的言论，在全校遭批斗，并以反革命罪名开除回家。高中C－38班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谭炳麟，其父系株州农村士绅，在“解放”初曾带领地方自卫武装与中共当局周旋，后被中共当局镇压。谭炳麟同学不仅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据他同班同学称：谭同学曾在历史课上与精通英语的历史老师用英语对答如流) ，而且篮球也打得好，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又是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是学校文工团的主要演员。如此优秀的学生竟被学校当局於高中毕业时剝夺其报考大学的权力，遣送回株州农村老家务农改造思想，理由是“解放”初谭炳麟曾跟隨其父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想一想这种藉口是何等的荒谬：“解放”初谭炳麟不过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儿童怎么可能拖得动一条槍与解放军打游击？谭同学却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后据知情人称；谭后来在农村曾任过代课老师 。

这一年由于当局在农村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当局公开宣传的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哪由得农民自愿、自由)，导致农民们在入社之前先把自家养的猪、羊、鸡、鸭、鹅、鱼等偷偷私下宰杀掉或捞捕起来，除自家食用之外，大多拿到市场上出售，或送给当局的肉食水产部门收购，市场上一时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肉食水产，只好由商业部门收购加工成香腸、腊鱼、腊肉……到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商业部门积压的香肠、腊鱼、腊肉等太多，那时又缺乏冷藏设备保存，商业部门只好把销售这些产品的任务分配给每一位商业职工，这些商业部门的职工只好拿着秤，背着盛满香肠、腊鱼、腊肉的袋子挨家挨户地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推销这些产品。

这是中共当局前三十年共产极权统治时代绝无仅有的一次短暂的肉食水产品过剩现象。这也是中国大陆共产极权社会物资匮乏到饿死四千多万人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当时之所以没有像前苏联一样在推行农业合作化时，农民入社之前在大量宰杀猪、羊、雞、鸭、鹅的同时还大量宰杀耕牛、奶牛，是因为耕牛、马、骡、驴等大型牲畜是当时农业生产唯一的动力来源，当时中共当局早已把私宰耕牛列为犯罪行为，农民不敢因私宰耕牛而去坐牢，而当时的中国奶牛极少非常珍贵更没有人敢去私宰。因此从初中三年二级下半学期到高中一年一级的上半学期这段时间内，学生食堂可没少吃香肠、腊鱼、腊肉、腊雞、腊鸭……这大概要祘是“大饥荒”到来之前，人们享受的最后的美餐吧！

1955年上半年是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个学期，由于中共当局盲目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之业中去了，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很少，以致师资、仪器设备、图书和校舍方面得不到必要的扩充，无法容纳我们这一届大扩招后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入高中。因为高中对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导致有大部份初中毕业生无法进入高中学习，以长郡中学为例，我们这一届初中招了12个班而高中只招6个班缩减了一半，而长郡的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不仅在长沙市而且在全省都祘得上是最好的，都只有一半的学生可以升入高中，其他中学升高中的比例就更小了(估计全省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甚至更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当局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不能升高中，回乡务农，当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一样光菜。我班肖学祥同学在毕业前即表示不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初中毕业后即回故乡捞刀河附迎的肖家洲去务农。学校当局认为肖同学思想好、觉悟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回乡务农，要大家向他学习。初中毕业考试刚一考完，肖同学便打整行李准备回家，那天中午午餐后肖同学就要出发，我和同班的王伯钧同学一起去送他，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一起来到草朝门湘江边上的船码头等船，在路上我为肖同学未能报考高中深感惋惜，肖同学说：他父母身体都不好，家里以前是靠母亲养鸡、养猪和父亲养了一群蛋鸭卖鸭蛋维持生活和他的学费。今年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都被“自愿”由过去的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加入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私人养猪养鸡数量受到限到，父亲的一群赖以养家的蛋鸭也归了集体，只能去出农业工，父母身体都不好赚不到多少工分，一家人生活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供他上高中？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决定回乡务农，哪里是什么思想好、觉悟高，学校老师要这么说，他也没有办法。草朝门码头有小帆船往来于捞刀河、肖家洲一带。临分别前肖同学邀请我们升学考试后到他家去玩。我们答应了考完后，一定去肖家洲看望他，他登上小帆船后与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站在码头边上望着他所乘帆船一路顺风顺水快速向北驶去，那情景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湘江天际流(仿唐诗：孤帆运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时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怅惘。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进入初中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慢慢开始考虑未来的人生道路，对一些科学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伟人的电影、传记非常感兴趣诸如：彼得大帝、常胜将军苏沃洛夫、库图佐夫元帅、海军上将鸟沙科夫、海军上将拉西莫夫……等，由于中共当局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只能看到这些宣扬俄罗斯伟大、光荣的电影。

由于那时中共当局对学校图书館所收藏的书藉、报刊、杂志的控制还不十分严密，我对那些有关华盛顿、林肯、拿破伦、克伦威尔、纳尔遜、俾斯麦、罗斯福、丘吉尔、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瓦特、马可尼、达尔文、哥伦布、麥哲伦、贝多芬、莫札特……等这些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探險家、音乐家的事迹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对这些伟人们充满崇敬，希望自也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为国家作出贡献。

我从小便对周围的，和通过书籍、报刊、杂志接触到的一切充满兴趣和好奇心，所以个人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初中时唸书虽不大用功，但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图书館和阅览室，在图书館可以借到我感兴趣的那些伟人们的传记和与他们相关的各种历史书籍；可以借到各种世界文学名著(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和古典诗词家里都有)。在阅览室我对各种报刊杂志都感兴趣，就连一般同学不大感兴趣的地理、历史、音乐、文学、生物、体育、考古等都不例外。几乎每天不上课的自由活动时间，我都会跑到阅览室去贪婪地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从中吸取较一般同学更为广泛的知识。就是这种从小养成的广泛兴趣爱好，使我终生爱益匪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终于在学校图书館借到了我向往已久的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自从小学四年二级从徐国英老师那里听到《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之后，我就对这本书和书中的基度山伯爵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和崇敬，就希望能有机会借到这本书一飽眼福。当我从长郡中学图书館借到这部我向往已久的世界名著时，我内心的高兴是难以言表的。我要说这是一部影响了我一生的书，书中那位品格高尚、举止文雅、性格剛毅、不屈从命运的摆佈、疾恶如仇、宽宏大量、富有同情怜悯之心、爱憎分明、知恩图报、充满智慧、知识渊博、兴趣广泛、能力超人，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爱德蒙．鄧蒂斯━━基度山伯爵成了我为人处世的楷模，他成了我心目中“人”的最高、最完美的典范。我立志要不断努力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尽可能接近这一典范，成了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知道，如此十全十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又可能存在的，由于受自身智力、体力、知识范围、人生经历和周边环境的局限，任何人不论他的先天条件有多么好；无论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基度山伯爵那样完美的程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大仲马通过基度山伯爵展现出的这个完人的形象。

那时受中共当局和学校宣传、灌输、欺骗的影响对共产党、对毛泽东都充满迷信、崇拜，深信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今后的任务就是静下心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这样，我们青年学生只有投身科学技术事业，才是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和未来要走的生活道路。

那时我常感生不逢时，可以大显身手的急风暴雨的年代已成为过去，现在社会稳定、政治制度完善，剩下的只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建设自己的国家，我甚至担心今后的人生太安稳、太平淡奇、太缺乏冒險和刺激(我后来的人生经历表明，我这种担心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多么的脱离实际)。我常想如果我早出生二、三十年生逢乱世，便有机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并有机会经历充满惊险和刺激的人生。那是多么有趣、多么有刺激啊！面对当时我们自以为了解，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的现实，认为今后只有去从事科学技术，努力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成绩来，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是当时我认为唯一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道路。我认为当时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瓦特、罗蒙洛索夫、门捷列夫……那样的科学家、发明家。

我们在长郡中学实行“二部制”大约一年之后，隨着位于下黎家坡的实践中学(即从前的孔道中学)合併到长郡，下黎家坡的实践中学成了长郡中学的新校区，学校把那里破旧的老教舍拆除后在那里盖了两幢二层楼的教学楼和寢室，盖了一幢平房作生物、物理、化学实验室以及仪器、试剂和标本的貯藏室。保留了一间归的礼堂作下雨天上体育课用的内操场(后改作新校区的学生大食堂)，新校区西边是一个操场，与省地质博物館相邻，东边的两层教学楼与那一排新建的平房之间也是一个操场，在两栋二层楼房的东端是一个较大的操场，这个操场的北面是一个长形的厕所，二层楼的寝室的南面是一个棚户区，住着许多从乡下进城拉板车、拉人力车、卖黄泥、在湘江边码头上从事搬运、装缷货物工作的农民，这些人大概可以称之为现代“农民工”的先驱吧！晚上睡在寝室里常可听到“先驱”们用连廉价的二胡拉着花鼓戏的曲调伴奏湖南广为流传的花鼓戏，诸如“刘海砍樵”、“五女拜寿”……等，也祘是“先驱”们劳累一天之后的自娱自乐吧！这所实践中学解放前叫孔道中学，它由湖南著名教育家任福黎先生创办于1918年，先设孔道小学，1922年孔道中学和孔道大学同时招生开学。到抗战时期，一度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和长沙的文夕大火，又几经搬迁，图书、仪器设备师资损失殆尽，到1947年几经周折，孔道中学才得以迁回下黎家坡已残破不全的归址复学，由于仪器设备、图书、师资的匮乏、校址的残破，以致生源锐减，教学质量下降，到“解放”前后已沦为长沙最差的中学。尽管“觧放”后当局打着反封建的招牌，宣扬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孔道中学为适应形势，不得不“追求时尚”将孔道改为实践(因当时毛泽东的《实践论》风行全国，是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名称的改变并没有给该校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记得刚“解放”不久从哥哥、姐姐那里听到长沙中学生中流行的一首顺口溜：没有人要到孔道，没有人捡到实践。意思是升学考试时只有什么学校都考不上的学生才不得不到该中学就读。可见其沦落到何种地步。市教育局鉴于长郡学生太多，早已人满为患，教室、设备仪器、师资均已严重不足，不得不实行二部制，而实践中学却招不满人，场地、教室却有富余；长郡师资质量高实践师资质量差，两者合而为一，则可收互补之效，把长郡、实践双方的困难都解决了。合併后不久，我们便由二部制改为全日制中学，又把长郡西侧原来两栋木结构的二层楼的破旧学生宿舍拆掉，建成了两栋新的二层楼宿舍，加上在上黎家坡新校区新建的一幢大的两层楼宿舍，和原有的老宿舍，学生宿舍增加不少，学校对寄宿的要求也降低了，以前必须是家住外县市，且在长沙无可借宿的亲戚的学生才能寄宿，现在长沙市住得离学校较远的，或家庭居住条件太差的也可以寄宿了。我从初中二年二级起便以母亲身体不好，家中无人洗衣做饭为由申请寄宿，得到学校批准，从此开始了我在长郡中学的寄宿生活。

此时通学班与寄宿班的界限也逐渐模糊，通学班也有了一些寄宿生，寄宿班也有一些学生因家庭或至亲迁来长沙工作而改读通学的，记得我们的姊妹班C－120班有位家住水陆洲的唐姓同学，到初中二年级时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寄宿生的学费(每学期大约四十多元学杂费、伙食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通学生每期学杂费只有八元多钱)。那时虽有甲、乙、丙三等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学期学杂伙食费全免每月还有一、两元钱零用钱发，以供购买牙膏、牙刷肥皂、纸笔文具；乙等大约免全部学杂伙食费的三分之二；丙等免三分之一的费用。学校发放助学金要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家庭出身、个人表现等方面的条件来评定。而其中家庭出身是最重要的条件，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很难评到助学金的，而这位家住水陆洲的唐同学是他们班上出名的调皮鬼，成绩也很一般，这种学生通常是评不上助学金的，所以他只好改读通学，此人十分机灵，鬼点子多，因他家住在水陆洲(即现在的“桔子洲”)每天上学要从家里越过一片沙滩走到湘江边等摆渡的木划子(一种一个人划槳的小木船，可坐十几个人)来把他渡到湘江东岸的灵官渡渡口，再从灵官渡经碧湘街、下、上黎家坡到学院街三府坪的长郡中学，路又远又要过渡很费时间，从他家里到学校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所以只要他早上起床稍晚一点，就很难在上午八点上课之前趕到学校，平时老师们都知道唐同学家住水陆洲路远，过河费时，遇到他迟到几分钟通常都不予计较，只要他在教室门口叫一声：“报告”，老师们通常就会让他进教室上课。

有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迟到近三十分钟，正好是他的班主任童仲伯老师上数学课，他在教室门口喊报告后，童老师叫他进来站着，十分严肃地质问他：今天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是睡懒觉去了吧！同学们都瞪大眼睛，要看看这个机灵鬼如何下台，不料唐同学做出一副十分委曲的样子回答说：“童老师你啷嘎(长沙方言即：“您老人家”的意思)不晓得，天上好久冒下过雨，湘江河里遭干，河水退得只有一点嘎子宽(就是一点点宽)，我从屋里走到河边要走一里多路的沙滩，沙滩上好难走，走一步要退两步，今天我一黑早就起来了，吃过早饭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赶，结果还是迟到了，这实在怪不得我”。童老师一听他如此狡辯，一向温和的童老师也气得大声问他道：“沙滩上既然走一步要退两步，你怎么还能走到学校里来？”。正当同学们都睁大眼睛要看看这个机灵鬼能想出什么歪道理来自圆其说时，他不慌不忙地低下头说道：“起先我在沙滩上朝江边走，我一看越走离江边越远，我只好转过身朝家里走，这样才退到江边上，坐划子过河”。同学们一听这一机智无比的回答都立刻轰堂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有的笑得直不起腰，童老师也被他的机智所折服，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只好要他坐下听课，并告诫他：“这次就原谅你，以后一定要早早起床，改掉迟到的坏习惯”。唐同学连忙喏喏连声，保证今后再不迟到。

刚寄宿时对学校的集体生活、学习都感到新奇，长郡对学生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为保证学生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学校设有一专为学生的洗衣房，在学校大操场的东边有一口水井，水井边用石头砌了两个长宽各约四米的大洗衣池；大操场的东南角上有四间木质平房，一间大的是工作间，用来摺叠洗好的衣服、被单、袜子，并分班级放好，工作间还有一大木台是用来钉被子用的，另有三间小房，一间作厨房，两间作卧室。承包洗衣房的是祖孫三代一家人：一对年纪五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和他们的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男的膀大腰园，肌肉強健十分健壮，女的也年富力强。很难想象全校近千名寄宿生的衣被袜子，不论春夏秋冬就是这一家人洗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包括每天一早由那位健壮的中年男子挑着一担箩筐把头一两天洗净、叠好的衣、裤、袜子放到各教室背后的木质衣柜里，并把衣柜里同学们換下的髒衣被、臭袜子收集到箩筐里挑回洗衣房清诜。衣柜有四层，上面两层放洗干净的衣物，下面两层放同学们换下的髒衣物，取送衣物有时也由爷爷做。拿到洗衣房的髒衣物按颜色深浅分作两类，分别浸泡到两个洗衣池里，洗衣池内放有茶枯水和食堂里的草木灰浸泡出来的带碱性的水，这就是那时价亷物美的洗涤剂，又便宜又不污染环境，洗涤油污的效果也不比肥皂和现在的洗衣粉差。浸泡两、三小时后，便由儿子在洗衣池里边用脚踩、手搓揉，边翻动，看到特别髒的衣物，便由儿子选出来，让媳妇用洗衣棒槌在一块石板上搥打(这是传统的洗衣方法)，都洗干净后，儿子媳妇一起把衣物拧干，放掉洗衣池内的髒茶枯水和草木灰水，再用吊桶从井里吊上清水倒入洗衣池内，由儿子按前述办法进行清洗、拧于再清洗直至洗出的水是清的为止，再把衣物拧干晾晒，晾晒衣被的装置由于衣物数量太大，也与众不同，三组粗繩索，每组由两根直经约2.5厘米、长约40米的棕繩组成(那时没有塑料繩，棕绳比其他材质的繩索更耐日晒夜露)，先将这两根棕繩象扭麻花一样紧紧地扭在一起形成一根繩，把这根组合绳的两端拴在根部埋入地下固定了的铁钩上，然后在每组组合绳的各三分之一处用两根交叉的竹杆将组合绳撑高(距地约一米七、八高)。晒衣被时用手把两股绳辦开出一个间隙，把衣被的一角塞到这个间隙内，一松手这件衣物的一角就被紧紧地夾住了，然后把衣被的另一角也如法夾住，通常每次所洗衣物都能这样夾在这三组组合绳上凉晒，这办法既简便又实用。每天下午，晒干的衣物、被单、袜子会由他们收下来，放到洗衣房的工作室里的木台上叠好，按班级放在每格标有各班级名称的大衣柜里，再由儿子用箩筐送到各班级的衣柜里，并顺便取走衣柜里的髒衣物、臭袜子。凡是洗了被单的同学，下午晚餐前便把自己的棉絮拿到洗衣房的工作室去，把自己的棉絮放在自己已洗好的被单上，奶奶和媳妇就会在下晚自习前把同学们的被子钉好，同学们一下晚自习便可到洗衣房取回自己已钉好的被子，以便睡觉时不致盖棉絮睡觉。为防止洗好的衣物送错教室，衣物上都要用不褪色的黑色或白色颜料(浅色衣物用黑色；深色衣物用白色)在衣物不显眼的地方写上班级的名称(这样可避免影响衣物的美观)。凡是以前没有洗过的衣物，同学们都要在洗衣房来人取衣物时交待洗衣房的人，拿去后写上自己的班次。这样每次送去洗的衣物到洗好送回时，都不会送错。而同班的同学也都不会错拿别人的衣物。我到现在还无法想象，他们一家五口还包括一个不能做什么事的孫女，四个人中只有儿子身强力壮，祘得上是一个全劳动力，爷爷、奶奶只能祘是半劳力，媳妇顶多祘个大半劳力，居然能承担起近一千个寄宿生的洗衣工作，而且做得那么好，几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学校的这个洗衣房，不仅节省了学生大量的时间，而且美化了学生宿舍区的环境。否则宿舍区会到处挂满学生们自己洗的衣、被、袜子。洗衣房的收费也很低，每人每学期由学校收取一元钱左右。学校还设有一个理发室，每学期每个男生交几角钱就可以在理发室理一个学期的头发，理发室请有三个理发师，学生理发的次数没有限制，要理发的同学先到理发室的小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排个队挂上号就可依次进行理发，十分方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生食堂，食堂属学校总务处管，食堂办得非常之好，每月八元左右的伙食费，每餐都是三菜一汤，另加一小碟辣椒酱或豆豉炒辣椒，三菜之中必有一样荤菜，两样素菜，汤通常都是豆腐汤或豆腐脑汤；每星期有两个中餐打牙祭，红烧肉、红烧鱼……等，由于数量多都要换用大蒸钵来盛装，每日三餐都是干飯(因每天上、下午各要上四节课)，都是烧谷壳煮成的“柴火饭”，由于煮飯大师傅手艺高超，加的水、烧的火都恰到好处，每餐煮的飯又硬又香又熟透，特别是锅底铲起来的锅粑，色泽金黄又香又脆，从未烧糊过。每当一下第四节课，同学们都拿着自备的碗筷，搶先“冲”进食堂跑到飯桶边的首要任务就是搶先拿住一个木质飯瓢，把飯上面的锅粑盛到自己的碗里，然后后再添上饭。食堂每八个人一桌，每学期一开学，总务处就会基本上按班级把学生编为八个人一桌，每桌都有编号，编号与总务处编桌的编号一致，开学时总务处就会把编桌的名单贴在食堂的墙上，学生们便按此到相应的桌上去就餐，通常每学期只编一次席，中途很少有变动，每当早自习、上午第四节课、下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响之前，食堂的工友们便已经把三菜一汤，和一碟辣椒酱摆到了每一张餐桌上，并且把一大桶一大桶的米飯均匀地放在了一行行餐桌之间，以减少盛飯时的拥挤。工友们上菜、上飯的时间掌握得十分精准，几乎是在下课铃响起的同时上完所有的饭莱，所以即使在寒泠的冬季，食堂南面又是敞开的，学生们仍然能吃到热饭热菜。

食堂的工友大约有六七个人，由一位姓尹的师傅负责，他们这几位工友除了食堂的工作之外，还要负责供应全校师生的茶水、洗澡洗臉的热水；要用食堂的剩飯剩菜喂养猪栏里的二十来头肥猪，以及负责猪的宰杀；还要用黄豆、绿豆生黄豆芽绿豆芽；用黄豆磨豆腐、滤豆浆、炸油豆腐、用豆渣做霉豆渣或喂猪；他们每天早上还要派一、两位工友随同总务主任去菜市场购买蔬菜、肉食。总之他们几位工友的工作十分繁忙、辛苦，然而他们均无怨言，且十分负责，把食堂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学生们吃得十分满意。

那时早上每班的寄宿生要派一位学生用木提桶到食堂里去打回一桶热气腾腾的豆浆给同学们喝，以补充学生们的营養，家境好一点的同学还会从家里带一点白糖来，放在豆浆里喝，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喝白豆浆。这是总务处为改善学生的健康采取的办法。未喝完的豆浆仍送回食堂供工友们打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用来做霉豆渣或喂猪。那时的伙食之所以开得那么好、又那么便宜，完全应归功于总务处的李士谋主任殚精竭虑的精心谋划和食堂工友们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

李主任年约五十、中等个、常着一身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长着一个因体态较胖而显得又园又大的光头脑袋、臉上长一臉络腮鬍子，形象非常像语文课本上《野猪林》里面插图上的魯智深，因而被我们这些顽童背后叫他“鲁智深”。李主任把全校的后勤工作；特别是食堂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全校师生教学、生活的所有需要，其工作之繁杂、沉重，使得他总是迈着频率极快的步履，在学校内外来去匆匆。当时洗衣房的工作、理发室的工作、木工房的工作、食堂的工作、医务室的工作；教具、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生物标本的採购，及教师的生活福利都由他负责，可见其工作繁重之程度。他不仅想尽一切办法节省开支，自力更生、综合利用：像用打米厂十分便宜的谷壳代替燃煤；自己生黄豆芽、绿豆芽；自己磨黄豆、打豆浆、做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做霉豆渣、豆渣喂猪；残飯剩莱、老菜叶喂猪……等等，不仅为学校节省了大量开支，还大大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士谋主任对自己的工作有极强的责任心，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这一点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初中三年二级的夏天的一天中餐时，我们正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可口的午餐；一边欣赏着食堂旁边的广播室播出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突然音乐声嘎然而止，喇叭中传出了李士谋主任那特有的低沉而略帶唦哑的声音：“同学们！今天中午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中餐的香干子少了一点，请同学们原谅，原谅”。对于中餐的香干子比平日少了一点，这种同学们基本上都没有察觉到的“失误”，李主任居然都怀着深深的歉意，请求同学们原谅，他那种对工作的一丝不苟、那种对自己工作要求之严格、那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负责采购香干子的工友)由此可见一斑。从此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至今仍不时迴响在我的心中，特别是每当我工作上、思想上稍有懈怠、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要求稍有放松时，脑海里便会迴响起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这声音便会立刻使我振作起来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地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这声音不断鞭策我坚定不移地朝着我己预定的人生目標奋勇前进，不论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打击、灾难和风險始终不改初衷，使我置身于这个道德沦丧，到处充满欺诈、告密、出卖灵魂、仇恨、斗争、杀戮、自私、贪婪、腐败、背信弃义、醉生梦死的社会大染缸里数十年，而没有被这些乌七八糟的“染料”所污染，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本色。

我查阅了1994年、2004年和2014年长郡中学建校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及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期间，编辑出版的诸多师长、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历届校长、教师、校友都有不少回忆、纪念的文章，对他们的人品、学识都不乏溢美之词，就连那位“解放”后在长郡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忠实实行当局打击有独立见解和对当局种种倒行逆施政策不满的优秀师生最卖力、使许多优秀学生因遭批判而丧失升学机会、在“反右运动”中将绝大多数优秀杰出的、敢于直言的老师打成右派份子，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把他们送去劳教、劳改或剝夺其教职，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李X琢先生，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不乏吹捧赞美之词。而李X琢先生本人至死也从未表示过对自已所作所为有过任何反省、悔悟；至死也未对受害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歉意。在这些回忆文章中唯独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那位对长郡中学劳苦功高、品格、工作均堪为楷模的李士谋先生。不知长郡诸君(教师和学生)已去的和仍健在的如何面对李士谋先生的在天之灵。谨以这一段文字表达我对这位品格高尚、工作极端负责、对长郡功劳卓著的总务主任李士谋先生的敬佩与怀念。

我不知道在我离开长郡之后，在那个是非颠倒、人性扭曲、充满血腥的年代，李士谋先生是否能安然渡过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劫难？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入初中后家里的生活水平虽比以前下降了许多，但我家基本上还是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生活上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尽管也有一些朦胧的理想，也不十分强烈，所以学习上也没有什么动力，学习上也就谈不上刻苦用功，通常是应付了事，这方面与许多家在农材的同学和城市家庭贫困的同学的刻苦用功相距甚远，但依靠自己较好的记忆力，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两三天突击，和对各科重点较为准确的判断，使得自己的成绩也能维持在中上等或上下等之间的水平。

不过我对学校图书館的各类藏书和阅览室的各种杂志却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一有时间就喜欢往这两处地方跑。

此外对课外活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到节假日或是邀三、五志趣相投的同学去郊外池塘钓鱼；或去沟渠、小溪摸鱼捉虾给家境困难的同学带回家去“改善生活”；或去岳麓山采集各种动植物回学校供学校仪器、标本室的黄紫阳老师制作动植物标本；或趁月色清明的夜晚几个同学一起去烈士公园小山上的仿古长廊吟颂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或在春光明媚的时光去烈士公园人工湖划船游玩；或在炎炎夏日到江水碧如兰的湘江去游泳、戏水。只是有一次几乎把小命送掉了，那是初中二年级暑假的一天，午睡后，我和同是暑假留校C-120班的杨树民、C-123班的李国义三人一起到猴子石旁的湘江的木簰上去游泳，因那里是长沙木材公司貯放木材的地方，从湘江上游釆伐顺流流放到长沙的木材都以木簰的形式排放在猴子石附近的湘江里，木簰从江边几乎一直排到了江的中间，所以在木簰外面的江水又深又清，是个游泳的好处所。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不久，“水性”还很差 ，当我往江中间游去返回木簰的时候，在木簰上的杨、李二位同学和我开玩笑，用手往我臉上喷水，以阻止我靠拢木簰，我一慌神就往后仰头，不料这一仰却把身子由水平变成了垂直，此时整个身体就直着往下沉，一下子头顶也没入了水中，我当时想平时见人们在水中“踩水”就是直着身子用腿往下踩，于是我就用腿往下踩，由于未掌握“踩水”的要领，腿往上提的时候过快、往下踩的时候速度不够(正常的“踩水”是腿往上提的时候要慢，踩下去的时候要快，这样才可使头部甚至上半胸露出水面)反而加快了身体下沉的速度，我越慌踩水的速度越快，下沉得越快，此时坐在水边木簰上的杨树民一看再不出手救援，我就会沉入江底淹死，他连忙跳入水中潜到水下，从后侧面伸出一只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我一只本能地往上伸出的手一伸出水面，刚碰到李国义从木簰上伸过来的手，一下子就死死抓住他的手，他顺势把我的头拖出了水面，我才得以呼出了一口已经敝了很久的气，这下人才清醒过来，一看李国义伸过来拉我的那只手，已经我我掐出了几个深深的指甲印。原来听说有些人去救溺水的人，因不得要领反而被溺水者死死掐住不能动弹，结果人没有救成，反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的事，还似信非信，这下自己经历过，才知道此言不虚。幸亏杨树民同学不仅水性好，而且也深谙水中救人的诀窍，从我的后侧面伸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这样才不会被我死死抱住无法解脱。此后在杨同学的指导之下不仅我的游泳技术大有长进，而且也学会了踩水。

这些范围广泛的阅读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我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这些都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1954年春天由于父亲的工资已由120元降至45元，又有四个儿女在唸书，经济上已很拮据，只能靠变卖衣物、手饰来维持，再加上前两年又买了半栋房子，经济上更显困难。而此时在上海的二姨妈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姨爹、姨妈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三个小孩都还在唸小学开支比较小，经两家商量后决定让从1946年起一直住在我家的外公迁到上海二姨妈家去住，外公很不想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对他都很孝敬，他也很喜欢我们这几个外孫，他不仅绘声给色地跟我们讲三国、讲水浒、讲西游、讲聊斋，还跟我们讲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讲如何识破古董市场和江湖上的种种骗局，这些人生经验我们当时都只能把它当作有趣的故事来听，直到后来走上社会后经历各种欺诈和骗局之后才体会到这些人生经验的宝贵。

外公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天早上，外公特意带我出去，他一只手拿着拐杖，一只手牵着我从聚福园的家里一直走到黄兴北路的一家茶館里坐下来要了一壶茶、一盘白糖饅头、一盘盐菜糖包子(外公知道这两样点心是我喜欢吃的)，外公坐在一旁边喝茶一边默默地望着我，84岁的外公心里知道此次去上海后，恐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他寄以厚望的外孫了，我当时年纪小并没有看出外公的伤感，所以也没能用语言和行动来宽慰外公那颗凄凉的心。

此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照例要先去叫一声外公，然后再到母亲那里叫一声妈，可是没有看到外公，问母亲，母亲说外公到上海去了，我听后心中一阵酸楚，忍不住跑到楼上去大哭了一场。那天午饭之后，父亲送外公到株州转车，当时没有长沙到上海的直达火车，要在株州中转，父亲在株州把外公送上到上海的列车的卧铺之后，又交待列车员路上小心照顾，到上海站一定要等到有人来接时再帮他把行李拿下去。这一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外公了。1958年秋冬之际，帮有一天我从中南矿冶学院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流泪，我问：“妈！怎么啦？”母亲没有作声，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吧，我一看原来是上海姨妈来的信，信上告知外公已于某月某日去世，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听姨妈说外公一向身体健康(外公身高近一米八，年轻时又练过武术)，但这年春天上楼时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多处骨折，以他那样的年纪(那年外公88岁)和当时那样的医疗条件和姨妈家的经济状況，也就从此一直卧床不起，瘫痪在床。到这一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姨爹、姨妈每天除了上班之外，下班还要去通霄达旦地去炼钢铁，还要安排一日三餐，实在没有多少时间来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公，就这样一直拖到这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外公怀着对远在台湾音讯全无的儿孫们的牵挂；怀着对远在湖南的女儿、女婿和外孫们的思念和对姨妈一家人的不捨离开了人间。这天我和母亲谈及外公的往事，母亲说你外公一世精明，到老来也糊涂了，母亲指的是外公他们一家1937年从开封逃难到重庆时，离开开封之前的一个夜晚，外公一家除把换洗衣物、现金随身带走之外，把带不走和怕在路上被搶掉的一些文物古董、字画(因外公从事古董生意多年，后来家道虽已中落，但还是保留了不少精品)、不便携带的金银器皿放在一口木箱里，外面用油布包好，在租住的院子里的一课大树下挖了一个坑把箱子埋在坑里，盖好泥土，使地面恢复原状，在倉忙之中，在埋箱子的时候，居然让家里的佣人掌灯。母亲对我说你想想，恐怕第二天，外公他们一家前脚刚出门逃难，那个掌灯的佣人后脚就会把那个箱子挖出来拿回家去了。可是后来外公却一直对他埋藏的“宝藏”抱有希望。记得外公在长沙时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曾多次写信到开封的房东那里打听“宝藏”的下落，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记得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外公在一次写给他在开封的房东的信中，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如果你们继续不予回复，图谋侵吞我的财产，将来等我外孫从朝鲜得胜回朝后，再来找你们祘帐……这样的话。不知外公到上海后是否还在牵挂他那早已被佣人或房东挖走了的“宝藏”。

1954年5月底至7月底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当时长沙附近的湘江东西两岸，包括江中的水陆洲都已成一片汪洋。那是我初中二年一级，那个学期我还未寄宿，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午饭后从聚福园的家里去长郡中学上学时，为了好玩，都故意不走鱼塘街、解放路、黄兴路、学院街、三府坪这条近路，而绕道犁头街、五一路到沿江大道往南直到西湖路往东到南门口、学院街、三府坪去上学，为的就是可以在水齐大腿深的五一路、沿江大道上去淌水，沿江大道是原来的江堤、五一西路是新修的地势都比较高，所以水只淹齐大腿深，沿江大道内的太平街、碧湘街、半湘街一带地势低水已淹至二楼。灾民们依靠小木船和用门板、木盆等札制而成的小木簰穿梭往来于各街道、各房屋之间运送人员和生活物资。站在沿江大道放眼西望只见一片汪洋，大水已淹至岳麓山下，河西的潆湾镇已淹得只见屋顶，江中的水陆洲房屋己全部淹没在水下，只有一些大树的树梢还在水面随波逐浪迎风摇曳。当时只觉得在五一西路、沿江大道淌水；站在沿江大道齐大腿深的洪水中看从湘江上游被洪水冲下来的茅屋顶、各种散乱的杂物、家具、木材；观看小木船、小本簰在被水淹没的街道上往来穿梭觉得很稀奇有趣，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特大洪灾给受灾民众所带来的深重苦难。这场洪水使得洞庭湖区域所有的堤垸都全部溃决或是主动掘堤分洪，湘资沅灃四水中下游沿岸的农田城镇全部被洪水淹没，被洪水淹没的田地基本上都颗拉无收，湖南是重灾区，湖南东北部的洞庭湖四周的冲积平原是全国著名的粮仓，此时已成为“水仓”。光湖南的灾民就数以百万计，长沙街头巷尾前来讨飯的灾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

初中三年一级，我们这一年级的班次已搬到黎家坡的新校区上课，两层楼的新教学楼宽敞明亮，夜晚是清一色的日光灯照明，条件明显比老校区要好，这学期我和黎懋明(女，生物老师黎升洲的女儿)分在一个学习小组(坐在同一行位子的学生为一个学习小组)，她学习用功，又不苟言笑、守规矩是老师们心目中的模范学生，因此被老师任命为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负责檢查我们的家庭作业、个人卫生、轮值时组织我们打扫教室或公共区域(走廊、操场、楼梯间、教室之间的小花园等)的卫生，并负责向班主任、生活辅导组的老师报告小组内各同学的表现。此人表现非常积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入了共青团，她经常向班主任和生活辅导组的熊老师(女，五十多岁，被我们背后称之“熊婆婆”)打我们这几位调皮同学的“小报告”，报告内容多有不实之词，害得我们隔三差五地被熊老师叫去训斥一顿，而熊老师又不容我们对一些不实之指责进行申辩，常令我们深感委曲，所以对这位“模范学生”黎同学素无好感。

1954年这一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夏季发了那么大、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洪水，到这一年的冬季又迎来了长沙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和大冰凍，而且冰凍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地全部被两寸多厚的坚冰覆盖(长沙人把这称之为“桐油凌”)，连马路上都是如此，池塘水面结的冰层，厚到人可以在上面滑冰的程度，这对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长沙来说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大冰凍给不适应冰凍环境下生活的南方人带来了许多不便，造成汽车翻车、老年人在冰上滑倒造成骨折……的事时有发生。蔬菜都被冻死，以致学生食堂除了萝卜和胡萝卜可祘是蔬菜之外，只能靠鹹菜、腌菜度日。

冰凍期间的一天清早我路过学校办公室，进去一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考虑到室内外的温差，那么室外至少已到了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这个温度恐怕在长沙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低温。我那时在学校盖的是一床两斤半的小薄棉被，为抵御严寒，晚上睡觉时把被子摺成一个圆筒，把脚那一头折起来，睡觉时从另一头钻进被子，再把身上脱下的衣裤全加在被子上，即使这样，睡到早上一双脚仍然是冰冷的。

室外露天的电线也时常因结冰太厚，不堪重负而断裂，在断裂的一瞬间因放电而伴随发出巨大的响声和强烈的闪光，并因比而导致与这条电线相关的区域的停电，这种停电在我们学校就发生过好几次。

到1955年上半年我初中三年二级时，由于以下原因：1953年底中共当局通过了由陈云提出来的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从1954年正式开始实施，当局为尽可能多地征集粮食供应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和增加粮食、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換取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的资金，加大了对粮油和主要农副产品的征购力度，使留给农民的口粮和农副产品已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1954年的特大洪水造成大面积的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再加上这一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而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原来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升级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导致农民和普通民众的严重不满。这一年春中共当局为了打击文艺界知识份子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借此打击全国文艺界的知识份子，又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掀起一场抓“小胡风运动”搞得全国知识界人心惶惶，全国各界民众都心怀不满。为了震慑民众，当局以阶斗争的名义加強了对民众的镇压、威慑力度。就连中学也不能例外，我们年级一位家在农村的戴姓同学因发表了一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的言论，在全校遭批斗，并以反革命罪名开除回家。高中C－38班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谭炳麟，其父系株州农村士绅，在“解放”初曾带领地方自卫武装与中共当局周旋，后被中共当局镇压。谭炳麟同学不仅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据他同班同学称：谭同学曾在历史课上与精通英语的历史老师用英语对答如流) ，而且篮球也打得好，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又是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是学校文工团的主要演员。如此优秀的学生竟被学校当局於高中毕业时剝夺其报考大学的权力，遣送回株州农村老家务农改造思想，理由是“解放”初谭炳麟曾跟隨其父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想一想这种藉口是何等的荒谬：“解放”初谭炳麟不过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儿童怎么可能拖得动一条槍与解放军打游击？谭同学却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后据知情人称；谭后来在农村曾任过代课老师 。

这一年由于当局在农村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当局公开宣传的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哪由得农民自愿、自由)，导致农民们在入社之前先把自家养的猪、羊、鸡、鸭、鹅、鱼等偷偷私下宰杀掉或捞捕起来，除自家食用之外，大多拿到市场上出售，或送给当局的肉食水产部门收购，市场上一时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肉食水产，只好由商业部门收购加工成香腸、腊鱼、腊肉……到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商业部门积压的香肠、腊鱼、腊肉等太多，那时又缺乏冷藏设备保存，商业部门只好把销售这些产品的任务分配给每一位商业职工，这些商业部门的职工只好拿着秤，背着盛满香肠、腊鱼、腊肉的袋子挨家挨户地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推销这些产品。

这是中共当局前三十年共产极权统治时代绝无仅有的一次短暂的肉食水产品过剩现象。这也是中国大陆共产极权社会物资匮乏到饿死四千多万人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当时之所以没有像前苏联一样在推行农业合作化时，农民入社之前在大量宰杀猪、羊、雞、鸭、鹅的同时还大量宰杀耕牛、奶牛，是因为耕牛、马、骡、驴等大型牲畜是当时农业生产唯一的动力来源，当时中共当局早已把私宰耕牛列为犯罪行为，农民不敢因私宰耕牛而去坐牢，而当时的中国奶牛极少非常珍贵更没有人敢去私宰。因此从初中三年二级下半学期到高中一年一级的上半学期这段时间内，学生食堂可没少吃香肠、腊鱼、腊肉、腊雞、腊鸭……这大概要祘是“大饥荒”到来之前，人们享受的最后的美餐吧！

1955年上半年是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个学期，由于中共当局盲目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之业中去了，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很少，以致师资、仪器设备、图书和校舍方面得不到必要的扩充，无法容纳我们这一届大扩招后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入高中。因为高中对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导致有大部份初中毕业生无法进入高中学习，以长郡中学为例，我们这一届初中招了12个班而高中只招6个班缩减了一半，而长郡的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不仅在长沙市而且在全省都祘得上是最好的，都只有一半的学生可以升入高中，其他中学升高中的比例就更小了(估计全省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甚至更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当局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不能升高中，回乡务农，当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一样光菜。我班肖学祥同学在毕业前即表示不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初中毕业后即回故乡捞刀河附迎的肖家洲去务农。学校当局认为肖同学思想好、觉悟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回乡务农，要大家向他学习。初中毕业考试刚一考完，肖同学便打整行李准备回家，那天中午午餐后肖同学就要出发，我和同班的王伯钧同学一起去送他，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一起来到草朝门湘江边上的船码头等船，在路上我为肖同学未能报考高中深感惋惜，肖同学说：他父母身体都不好，家里以前是靠母亲养鸡、养猪和父亲养了一群蛋鸭卖鸭蛋维持生活和他的学费。今年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都被“自愿”由过去的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加入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私人养猪养鸡数量受到限到，父亲的一群赖以养家的蛋鸭也归了集体，只能去出农业工，父母身体都不好赚不到多少工分，一家人生活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供他上高中？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决定回乡务农，哪里是什么思想好、觉悟高，学校老师要这么说，他也没有办法。草朝门码头有小帆船往来于捞刀河、肖家洲一带。临分别前肖同学邀请我们升学考试后到他家去玩。我们答应了考完后，一定去肖家洲看望他，他登上小帆船后与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站在码头边上望着他所乘帆船一路顺风顺水快速向北驶去，那情景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湘江天际流(仿唐诗：孤帆运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时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