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前言：这次河南洪灾，不由让我想起75年九月，我乘车经过灾后约一个月的河南(洪水)灾区所见到的情景，结合后来暴露出来的史料(详：文后的附件)，我发现河南暴发的这两次特大的洪灾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次洪灾都是由于台风的突然转向造成河南的特大暴雨引发的；其次是这两次洪灾都给河南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两次洪灾都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各级官员不作为和不敢作为，导致灾情的扩大和生命财产损失的加剧；还有就是在这两次灾难爆发后中共当局对真像的隐瞒方面，这次与75年那次中共当局的手法也如出一辙；此外在这两场灾难面前，中共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面对民众所遭灾难和民众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所表现出冷漠态度，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回顾附件中所揭示的历史和这次洪灾中所看到的事实，都表明遇事层层上报，等待最高当局拍板作出最后决定，再依次从上到下层层传达到下面的执行部门执行的高度中央独裁集权体制，使得各级官员不作为和不敢作为，加大了灾害的剧烈程度，也大大加重了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而这其中有许多灾害和损失本来都是可以减少，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75年至今已四十六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也有四十三年了，然而中共当局在应对特大然灾害时的拙劣表现，几乎与四十六年前一模一样，除了在一些技术硬件方面因技术的进步而有所改进之外，在整个决策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提高和改进。这就是中共当局至今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顽固地、变本加厉地坚持它那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次中共应对河南洪灾与四十六年前那次惊人的相似，应证了近来网上流传的一句话，那就是：“真正深重的灾难，不是百年一遇，而是一遇百年。”

正文：

75年夏我在辽宁采荞麦花，到八月下旬，建平的荞麦花已到尾期，不能再摇蜜了，蜂场比较清闲。何麻子说要带我到凌源县城附近的一位朋友家里去拜访。那天一早我和何麻子、何春庭一起出发，先走了近三十里路，来到一个叫沙海的小火车站，然后从沙海坐火车到凌源，再到凌源城郊的王先生家。王先生在城里一家土产公司上班，因负责收购蜂蜜的关系与何麻子、何春庭、廖正中……等蜂友相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王先生在家休息，我们一到，王先生安排我们就坐后，就到他们大队面粉厂去把他老婆叫回来(他老婆在大队面粉厂上班)，给我们泡茶，做午飯，我们也把带来的头一天网上来的两条一斤多重的鲫鱼交给她做菜。他们夫妻都问：廖正中怎么没来？当我们把廖师傅他们蜂场的遭遇告诉王先生夫妇时，他们都不胜惋惜[註：1]。

到中午吃飯喝酒的时候，我说等大嫂一起来再吃吧！不料王先生感到很奇怪地对我说：男人们吃饭喝酒叫媳妇们于什么？不管她，我们吃我们的。后来听何麻子、刘技师他们说：在北方，家里来客人，妇女们是没有资格上桌吃饭的，只有当侍候好自己的男人和客人吃飽喝足后，才能把剩下的飯菜拿到厨房里去吃。想不到大力吹嘘“新社会”男女平等的中国大陆社会，男尊女卑的劣俗居然一点也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妇女们“解放”后获得了和男人们一样被中共当局驱使、奴役如劳动的平等“权利”。

看来通过到全国各地去放蜂，以增加对中国大陆社会弊端及其产生根源的了解，从而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大陆的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我这条路是走对了。

我们在王先生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到蜂场。八月底东北蜜源基本结束，，到九月份天气便开始转冷。刘技师决定蜂群就在王子坟(我们放蜂的所在地)越小冬，到十月中下旬再把蜂拉回南方家乡采山桂花。然后，或在家乡本地越冬；或再往南把蜂群拉到福建、两广或云南去越冬繁殖。

正在此时我收到孫X国[註：2]的来信，告知：我省已下文件将下放农村的“反动学生”全部安排工作，但既不平反，也不发毕业证，也不按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是作为“普工”(即普通工人)安排到相关厂矿单位去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五元。蜂友们知道消息后，纷纷前来祝贺，他们都说：小陈这下终于跳出了龙(农)门，丢掉了锄头把，吃上了国家粮。这些在当时的农村都是农民们寤寐以求，可望而不下得的“好事”。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你们别为我高兴得太早，他们说：这样的好事自己掉到你头上来，你还犹豫什么？你儍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帐篷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通过养蜂跑遍全国以全面了解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弊端，分析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寻找出克服这些弊端的办法；利用养蜂抵达云南边境、两广、福建沿海以寻找越境或偷渡出境的机会来实现自己办报纸喚醒民众，以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的理想，这些事情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谋划，现在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就让它中断实在太可惜。

此外吃国家粮、有城市户口、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甚至建立家庭，这些与我的理想、与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比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更何况还是去当一名每月35元的普工，而且由于既没有平反又没有发毕业证，那么我到了工作单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单位上一搞运动，弄不好我就会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搞到台上去批斗一翻，成为单位上的“职业运动员”，我儍呀！放着每年交五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天不管地不管；既不开会，又不搞政治学习；既不去批斗别人、也无须担心被别人批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却为了那区区三十五块钱去去当“职业运动员”；去开那些永运也开不完的会；去学那些永远也学不完的、充满假大空话的报纸文件。

我心想：一千几百年前的陶渊明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愿辞官归隐田园，难道现在我要还为连五斗米都不值的区区35元钱去折腰吗？所以我决定拒绝中共当局的“招安”。

当我向刘技师他们表明我不想参加工作，想继续养蜂时，他们一个个都睁大眼睛，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说：你刚才说什么？你不去参加工作？要继续养蜂？你疯了吧？廖正中他们的下场你没有看见吗？

我知道他们无法理解我，有些原因又不便跟他们明说。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已习惯养蜂这种天不管地不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到单位上去受限制，这当然说服不了他们。

后来他们说：先不管你去不去参加工作，你先回去看看再决定总可以吧！现在蜂场里又没有什么事，你等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迟早反正是要回南方老家的，你先回去，在家乡等我们，到时候我们帮你把你的蜂群和养蜂用具一起运回来就是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决定先回南方家乡去看看，我把行装整理好后，用一个小铁桶带上二十多斤荆条蜜(是准备送给我弟弟的)，就到最近的沙海车站去乘火车，原想卖一张到家乡县城的的通票，可是车站的售票员说：现在最远只能买到北京，因河南八月份发大水把京广铁路冲毁了，至今尚未修复。我想那就先到了北京再想办法吧！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经凌源、平泉、承德、鹰手营子、密云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到车站一问京广线尚未通车，何时能通车要等通知，我只好在北京住下来。但是北京滞留了许多等待南下的旅客，所有的宾館、旅社、招待所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要说我没有钱去住旅社，就是有钱也住不到。

于是晚上还是只好按那次到北京上访的老办法，买一张两三角钱的短途火车票混进候车室，就在候车室找一处空地，垫上报纸就在后车室的磨石地面上睡一晚，等于花两三角钱住一晚候车室名符其实的“硬卧”旅館，倒也合算。只是车站也知道滞留的众多旅客无处住宿的情况，对此也只好睜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68年我们到北京上访时那样，到半夜组织民兵来驱赶在候车室过夜的旅客。

白天没有事，只好买了一张北京市的交通图，坐公交车到北京的风景名胜去游览，在北京等车的七八天时间先后到过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历史博物館和北京动物园去参观游览。由于来去都是坐公交车，而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大都是一角钱到两角钱，吃饭每顿吃一碗面条或包子饅头也不过一两角钱，所以在北京等车旅游那几天开支也不大，每天也就一块多钱。只是随身带的行李和二十多斤蜂蜜没有地方寄存，只能揹着到处去游览。

到第七天传来消息，京广线已开始通车，第八天开始对外售票，第七天早早吃完晚饭，就带着报纸和行李睡到售票窗口外去排队买票，第八天上午我终于买到一张到我省省会的快车票，这是47次北京到广州的快车票，也是京广线修复后从北京开出的第一趟快车。

这次八月份河南发大水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八月份河南中南部接连下了好几天特大暴雨，信阳以北的驻马店、漯河、长葛一带历年都比较干旱，所以缺少排水设施，一遇到这种前所未遇的特大连续暴雨，积水无处排泄，又加上板桥水库等大型水库连续溃坝，造成这一带水位猛涨，溃坝引发的洪水来势凶猛，不仅冲毁了田庄村镇桥梁城市就连京广线的铁路和行驶在京广线上的货运、客运列车都一起被冲毁了，客车上的人员全部被淹死在车箱里，平地水位一度超过两米，淹死的民众难以数计(后来据估计死亡达一二十万人之多)。

按照中共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光荣”传统，如此惨烈的灾情、范围如此广泛的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共当局居然极少报导。以致当时的国人，特别是远离河南的国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场75年发生在河南的大灾难。

我们这趟47次列车是京广线恢复通车后开出的第一列南下客车，列车从北京开出后，经过河南灾区时已经是下午，由于原来的路基轨道已被洪水冲毁，我们列车所行走的线路是由铁道兵临时搶修起来的一条线路。新筑起来的铁道线，路基还不很牢固，所以列车只能以那种进站时的慢速度在这条临时线路上行进。

水灾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但铁路两旁还到处是被冲毁的房屋、道路，看不到庄稼、看不到人烟，临时线路两旁到处是扭曲变形的铁轨、枕木、在一个冲毁的小车站附近，还有一整列客车东歪西倒的地趟在距铁路线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还见到一座二三十米长的钢架桥被冲到了离桥墩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小站附近还有一列货车被洪水冲到了离铁路线好几十米远的地方。远处的低窪地带还积有无法排出的积水。据从灾区上车的乘客说：灾情发生后上面派了好多部队的官兵前来救灾，主要是处理因灾死亡的人员，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迅速腐烂发臭，灾区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令许多救灾的官兵呕吐不止、吃不下飯。为防上发生瘟疫，官兵们把从田野上、房子里、火车箱内收集来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淋上汽油进行焚烧。我们的列车经过时，灾民的尸体早已清理完毕，所以已闻不到腐尸发出的臭味，只是在灾区我们所经过的车站，再也看不到一个以前客车一到站，就蜂湧而至的、向乘客兜售烧鸡、烧饼、饅头、瓜子、花生的村民了。

我们的列车以这种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走了好长时间才通过了灾区，大概列车经过了确山之后，才恢复了正常行驶速度。次日上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省城。我到了弟弟那里，将那二十多斤荆条蜜拿给正仁，我与他商量被招工的事，他极力支持我的意见。晚上我搭火车经白水回到了兰岭，第二天队上的人都来报喜说：小陈，你终于熬出了头，你们学校来人安排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去报到，你还没有回来，公社就已经帮你办好了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手续、报到证也放在公社，只等你去拿。

老孫已被安排到衡阳市电机厂工作，他已经报到去了。虽然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接受中共当局的“招安”，但我又不想当面拂了社员们的好意，就说：等明天我到公社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作决定。社员们走后，我心想：公社干部们是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这样就没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了[註：3]，所以在我招工这件事上才表现得那么积极，我人还没有回来就先幫我把户口迁移证、到怀化轻工业局报到的手续都给我办好了。我估计我要继续留在兰岭恐怕有点困难。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公社，马秘书一见我便说：小陈啊，你什么对候回来的？党和政府关心重视你们大学生，已经安排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怀化玻璃厂去工作，你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重视，我们公社党委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你看，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已经帮你把户口迁移手续和到单位报到的手续都办好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把户口迁移证和报到证都拿出来交给我。他正在期待我说出几句：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公社领寻之类的话之时，我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不去！他睁大眼晴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望看我说：你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札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马秘书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重视，好多人想都想不到的机会，你还不去！反正你的户口已经迁到了怀化轻工业局你不去也得去，要重新迁回兰岭，我们也不会同意。

我知道公社干部们想借机将我赶出兰岭的决心已定，我的户口既已被他们迁移到了怀化轻工业局，那么我再要呆在兰岭就必须到怀化当地派出所再办一个把户口从怀化轻工业局迁回兰岭的迁移手续，而如果兰岭、六塘这边的派出所不接受，我就不能把户口迁回兰岭。我知道兰岭我是不能继续呆在那里了，而怀化我又是坚决不会去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户口迁到与我有点关系的农村。于是我只好拿起迁移证和报到证离开了公社。

回兰岭后，我想到了邹克诚所在的汨罗县古培公社石牛大隊。于是我又找到田远光，要他和我一起来到邹克诚家里。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大队的工作由他去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户口要具体落在哪个生产队，还要那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同意才行(因生产队增加一个人就要从其他社员身上分去一个人的粮食和实物)。他所在的石牛四队队长叫邹顺初与他关系较好，把他叫来一起商量，如果队长同意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等了一会儿，他打发人去田里把队长叫来了，队长来后，邹书记向他说明我要把户口迁到石牛四队来的事由，我立即补充说：我迁到你们这里来不会增加你们队上的负担，我仍然在外面养蜂，还是按在兰岭一样，我每年交五百块钱到队上买工分。那个时候一年有五百块钱的现金收入，对一个每个工日只有三四角钱的生产队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所以邹队长很快就同意我到他们队上落户。而石牛四队的事，基本上就是邹克诚和邹顺初二人说了算。

接着我又说：我没有直接迁到石牛四队的迁移证，只有一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迁移证，能不能在这里落户？邹克诚说：你是城市户口到我们农村来落户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只要你有个迁移证，知道你这个人的来历就行。户口的事就这样搞定了，我把那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证交给邹克诚，他答应拿这个迁移证到X培公社去幫我上户口。

附件：

[註：1]：廖正中所在蜂场，由从五月初从南方紫云英场地出发时的四十多箱约五百多脾蜂，因一路上经山东、辽宁转场不畅、洋槐没赶上、枣花不流蜜，以致蜂群缺糖缺粉，再加上蜂病漫延，到辽宁荆条花结束时，短短两三个月之内所有的蜂全部垮光了，于八月初只剩下两个光人返家乡。

[註：2]：与我一起下放同一生产队的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

[註：3]：因我控告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合谋残杀“四类份子”子弟兰笃志一事，导致一名公社公社公安特派员被判刑、开除党籍、干籍和军籍；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被调离；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大队民兵营长被撤职开除党籍，所以公社、大队干部视我为眼中钉，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

附录：

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邓小平通宵打麻将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河南“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延伸阅读：史上人为灾难第一名在中国 原因令人震惊）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

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前言：这次河南洪灾，不由让我想起75年九月，我乘车经过灾后约一个月的河南(洪水)灾区所见到的情景，结合后来暴露出来的史料(详：文后的附件)，我发现河南暴发的这两次特大的洪灾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次洪灾都是由于台风的突然转向造成河南的特大暴雨引发的；其次是这两次洪灾都给河南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两次洪灾都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各级官员不作为和不敢作为，导致灾情的扩大和生命财产损失的加剧；还有就是在这两次灾难爆发后中共当局对真像的隐瞒方面，这次与75年那次中共当局的手法也如出一辙；此外在这两场灾难面前，中共领导人和各级官员面对民众所遭灾难和民众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所表现出冷漠态度，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回顾附件中所揭示的历史和这次洪灾中所看到的事实，都表明遇事层层上报，等待最高当局拍板作出最后决定，再依次从上到下层层传达到下面的执行部门执行的高度中央独裁集权体制，使得各级官员不作为和不敢作为，加大了灾害的剧烈程度，也大大加重了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而这其中有许多灾害和损失本来都是可以减少，甚至是可以避免的。

75年至今已四十六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也有四十三年了，然而中共当局在应对特大然灾害时的拙劣表现，几乎与四十六年前一模一样，除了在一些技术硬件方面因技术的进步而有所改进之外，在整个决策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提高和改进。这就是中共当局至今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顽固地、变本加厉地坚持它那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次中共应对河南洪灾与四十六年前那次惊人的相似，应证了近来网上流传的一句话，那就是：“真正深重的灾难，不是百年一遇，而是一遇百年。”

正文：

75年夏我在辽宁采荞麦花，到八月下旬，建平的荞麦花已到尾期，不能再摇蜜了，蜂场比较清闲。何麻子说要带我到凌源县城附近的一位朋友家里去拜访。那天一早我和何麻子、何春庭一起出发，先走了近三十里路，来到一个叫沙海的小火车站，然后从沙海坐火车到凌源，再到凌源城郊的王先生家。王先生在城里一家土产公司上班，因负责收购蜂蜜的关系与何麻子、何春庭、廖正中……等蜂友相识。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王先生在家休息，我们一到，王先生安排我们就坐后，就到他们大队面粉厂去把他老婆叫回来(他老婆在大队面粉厂上班)，给我们泡茶，做午飯，我们也把带来的头一天网上来的两条一斤多重的鲫鱼交给她做菜。他们夫妻都问：廖正中怎么没来？当我们把廖师傅他们蜂场的遭遇告诉王先生夫妇时，他们都不胜惋惜[註：1]。

到中午吃飯喝酒的时候，我说等大嫂一起来再吃吧！不料王先生感到很奇怪地对我说：男人们吃饭喝酒叫媳妇们于什么？不管她，我们吃我们的。后来听何麻子、刘技师他们说：在北方，家里来客人，妇女们是没有资格上桌吃饭的，只有当侍候好自己的男人和客人吃飽喝足后，才能把剩下的飯菜拿到厨房里去吃。想不到大力吹嘘“新社会”男女平等的中国大陆社会，男尊女卑的劣俗居然一点也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妇女们“解放”后获得了和男人们一样被中共当局驱使、奴役如劳动的平等“权利”。

看来通过到全国各地去放蜂，以增加对中国大陆社会弊端及其产生根源的了解，从而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大陆的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我这条路是走对了。

我们在王先生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到蜂场。八月底东北蜜源基本结束，，到九月份天气便开始转冷。刘技师决定蜂群就在王子坟(我们放蜂的所在地)越小冬，到十月中下旬再把蜂拉回南方家乡采山桂花。然后，或在家乡本地越冬；或再往南把蜂群拉到福建、两广或云南去越冬繁殖。

正在此时我收到孫X国[註：2]的来信，告知：我省已下文件将下放农村的“反动学生”全部安排工作，但既不平反，也不发毕业证，也不按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是作为“普工”(即普通工人)安排到相关厂矿单位去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五元。蜂友们知道消息后，纷纷前来祝贺，他们都说：小陈这下终于跳出了龙(农)门，丢掉了锄头把，吃上了国家粮。这些在当时的农村都是农民们寤寐以求，可望而不下得的“好事”。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你们别为我高兴得太早，他们说：这样的好事自己掉到你头上来，你还犹豫什么？你儍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帐篷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通过养蜂跑遍全国以全面了解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弊端，分析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寻找出克服这些弊端的办法；利用养蜂抵达云南边境、两广、福建沿海以寻找越境或偷渡出境的机会来实现自己办报纸喚醒民众，以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的理想，这些事情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谋划，现在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就让它中断实在太可惜。

此外吃国家粮、有城市户口、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甚至建立家庭，这些与我的理想、与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比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更何况还是去当一名每月35元的普工，而且由于既没有平反又没有发毕业证，那么我到了工作单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单位上一搞运动，弄不好我就会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搞到台上去批斗一翻，成为单位上的“职业运动员”，我儍呀！放着每年交五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天不管地不管；既不开会，又不搞政治学习；既不去批斗别人、也无须担心被别人批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却为了那区区三十五块钱去去当“职业运动员”；去开那些永运也开不完的会；去学那些永远也学不完的、充满假大空话的报纸文件。

我心想：一千几百年前的陶渊明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愿辞官归隐田园，难道现在我要还为连五斗米都不值的区区35元钱去折腰吗？所以我决定拒绝中共当局的“招安”。

当我向刘技师他们表明我不想参加工作，想继续养蜂时，他们一个个都睁大眼睛，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说：你刚才说什么？你不去参加工作？要继续养蜂？你疯了吧？廖正中他们的下场你没有看见吗？

我知道他们无法理解我，有些原因又不便跟他们明说。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已习惯养蜂这种天不管地不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到单位上去受限制，这当然说服不了他们。

后来他们说：先不管你去不去参加工作，你先回去看看再决定总可以吧！现在蜂场里又没有什么事，你等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迟早反正是要回南方老家的，你先回去，在家乡等我们，到时候我们帮你把你的蜂群和养蜂用具一起运回来就是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决定先回南方家乡去看看，我把行装整理好后，用一个小铁桶带上二十多斤荆条蜜(是准备送给我弟弟的)，就到最近的沙海车站去乘火车，原想卖一张到家乡县城的的通票，可是车站的售票员说：现在最远只能买到北京，因河南八月份发大水把京广铁路冲毁了，至今尚未修复。我想那就先到了北京再想办法吧！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经凌源、平泉、承德、鹰手营子、密云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到车站一问京广线尚未通车，何时能通车要等通知，我只好在北京住下来。但是北京滞留了许多等待南下的旅客，所有的宾館、旅社、招待所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要说我没有钱去住旅社，就是有钱也住不到。

于是晚上还是只好按那次到北京上访的老办法，买一张两三角钱的短途火车票混进候车室，就在候车室找一处空地，垫上报纸就在后车室的磨石地面上睡一晚，等于花两三角钱住一晚候车室名符其实的“硬卧”旅館，倒也合算。只是车站也知道滞留的众多旅客无处住宿的情况，对此也只好睜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68年我们到北京上访时那样，到半夜组织民兵来驱赶在候车室过夜的旅客。

白天没有事，只好买了一张北京市的交通图，坐公交车到北京的风景名胜去游览，在北京等车的七八天时间先后到过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历史博物館和北京动物园去参观游览。由于来去都是坐公交车，而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大都是一角钱到两角钱，吃饭每顿吃一碗面条或包子饅头也不过一两角钱，所以在北京等车旅游那几天开支也不大，每天也就一块多钱。只是随身带的行李和二十多斤蜂蜜没有地方寄存，只能揹着到处去游览。

到第七天传来消息，京广线已开始通车，第八天开始对外售票，第七天早早吃完晚饭，就带着报纸和行李睡到售票窗口外去排队买票，第八天上午我终于买到一张到我省省会的快车票，这是47次北京到广州的快车票，也是京广线修复后从北京开出的第一趟快车。

这次八月份河南发大水是因为受台风的影响八月份河南中南部接连下了好几天特大暴雨，信阳以北的驻马店、漯河、长葛一带历年都比较干旱，所以缺少排水设施，一遇到这种前所未遇的特大连续暴雨，积水无处排泄，又加上板桥水库等大型水库连续溃坝，造成这一带水位猛涨，溃坝引发的洪水来势凶猛，不仅冲毁了田庄村镇桥梁城市就连京广线的铁路和行驶在京广线上的货运、客运列车都一起被冲毁了，客车上的人员全部被淹死在车箱里，平地水位一度超过两米，淹死的民众难以数计(后来据估计死亡达一二十万人之多)。

按照中共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光荣”传统，如此惨烈的灾情、范围如此广泛的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共当局居然极少报导。以致当时的国人，特别是远离河南的国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场75年发生在河南的大灾难。

我们这趟47次列车是京广线恢复通车后开出的第一列南下客车，列车从北京开出后，经过河南灾区时已经是下午，由于原来的路基轨道已被洪水冲毁，我们列车所行走的线路是由铁道兵临时搶修起来的一条线路。新筑起来的铁道线，路基还不很牢固，所以列车只能以那种进站时的慢速度在这条临时线路上行进。

水灾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但铁路两旁还到处是被冲毁的房屋、道路，看不到庄稼、看不到人烟，临时线路两旁到处是扭曲变形的铁轨、枕木、在一个冲毁的小车站附近，还有一整列客车东歪西倒的地趟在距铁路线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还见到一座二三十米长的钢架桥被冲到了离桥墩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小站附近还有一列货车被洪水冲到了离铁路线好几十米远的地方。远处的低窪地带还积有无法排出的积水。据从灾区上车的乘客说：灾情发生后上面派了好多部队的官兵前来救灾，主要是处理因灾死亡的人员，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迅速腐烂发臭，灾区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令许多救灾的官兵呕吐不止、吃不下飯。为防上发生瘟疫，官兵们把从田野上、房子里、火车箱内收集来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淋上汽油进行焚烧。我们的列车经过时，灾民的尸体早已清理完毕，所以已闻不到腐尸发出的臭味，只是在灾区我们所经过的车站，再也看不到一个以前客车一到站，就蜂湧而至的、向乘客兜售烧鸡、烧饼、饅头、瓜子、花生的村民了。

我们的列车以这种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走了好长时间才通过了灾区，大概列车经过了确山之后，才恢复了正常行驶速度。次日上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省城。我到了弟弟那里，将那二十多斤荆条蜜拿给正仁，我与他商量被招工的事，他极力支持我的意见。晚上我搭火车经白水回到了兰岭，第二天队上的人都来报喜说：小陈，你终于熬出了头，你们学校来人安排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去报到，你还没有回来，公社就已经帮你办好了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手续、报到证也放在公社，只等你去拿。

老孫已被安排到衡阳市电机厂工作，他已经报到去了。虽然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接受中共当局的“招安”，但我又不想当面拂了社员们的好意，就说：等明天我到公社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作决定。社员们走后，我心想：公社干部们是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这样就没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了[註：3]，所以在我招工这件事上才表现得那么积极，我人还没有回来就先幫我把户口迁移证、到怀化轻工业局报到的手续都给我办好了。我估计我要继续留在兰岭恐怕有点困难。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公社，马秘书一见我便说：小陈啊，你什么对候回来的？党和政府关心重视你们大学生，已经安排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怀化玻璃厂去工作，你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重视，我们公社党委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你看，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已经帮你把户口迁移手续和到单位报到的手续都办好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把户口迁移证和报到证都拿出来交给我。他正在期待我说出几句：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公社领寻之类的话之时，我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不去！他睁大眼晴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望看我说：你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札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马秘书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重视，好多人想都想不到的机会，你还不去！反正你的户口已经迁到了怀化轻工业局你不去也得去，要重新迁回兰岭，我们也不会同意。

我知道公社干部们想借机将我赶出兰岭的决心已定，我的户口既已被他们迁移到了怀化轻工业局，那么我再要呆在兰岭就必须到怀化当地派出所再办一个把户口从怀化轻工业局迁回兰岭的迁移手续，而如果兰岭、六塘这边的派出所不接受，我就不能把户口迁回兰岭。我知道兰岭我是不能继续呆在那里了，而怀化我又是坚决不会去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户口迁到与我有点关系的农村。于是我只好拿起迁移证和报到证离开了公社。

回兰岭后，我想到了邹克诚所在的汨罗县古培公社石牛大隊。于是我又找到田远光，要他和我一起来到邹克诚家里。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大队的工作由他去做，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户口要具体落在哪个生产队，还要那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同意才行(因生产队增加一个人就要从其他社员身上分去一个人的粮食和实物)。他所在的石牛四队队长叫邹顺初与他关系较好，把他叫来一起商量，如果队长同意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等了一会儿，他打发人去田里把队长叫来了，队长来后，邹书记向他说明我要把户口迁到石牛四队来的事由，我立即补充说：我迁到你们这里来不会增加你们队上的负担，我仍然在外面养蜂，还是按在兰岭一样，我每年交五百块钱到队上买工分。那个时候一年有五百块钱的现金收入，对一个每个工日只有三四角钱的生产队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所以邹队长很快就同意我到他们队上落户。而石牛四队的事，基本上就是邹克诚和邹顺初二人说了算。

接着我又说：我没有直接迁到石牛四队的迁移证，只有一张到怀化轻工业局的迁移证，能不能在这里落户？邹克诚说：你是城市户口到我们农村来落户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只要你有个迁移证，知道你这个人的来历就行。户口的事就这样搞定了，我把那张到怀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证交给邹克诚，他答应拿这个迁移证到X培公社去幫我上户口。

附件：

[註：1]：廖正中所在蜂场，由从五月初从南方紫云英场地出发时的四十多箱约五百多脾蜂，因一路上经山东、辽宁转场不畅、洋槐没赶上、枣花不流蜜，以致蜂群缺糖缺粉，再加上蜂病漫延，到辽宁荆条花结束时，短短两三个月之内所有的蜂全部垮光了，于八月初只剩下两个光人返家乡。

[註：2]：与我一起下放同一生产队的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

[註：3]：因我控告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合谋残杀“四类份子”子弟兰笃志一事，导致一名公社公社公安特派员被判刑、开除党籍、干籍和军籍；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被调离；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大队民兵营长被撤职开除党籍，所以公社、大队干部视我为眼中钉，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

附录：

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邓小平通宵打麻将

2011年8月26日，《纪登奎儿子纪坡民揭秘：板桥水库决堤内幕》一文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纪坡民是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

“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河南“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延伸阅读：史上人为灾难第一名在中国 原因令人震惊）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

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