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展珑



台北 — 东欧小国立陶宛因允许台湾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而惹怒中国，中国随即召回驻该国大使以表抗议。这一事件彰显了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国对民主价值的坚守。分析人士表示，立陶宛公然抗中，将对其他欧洲国家起到示范作用，未来中国靠政经力量，威胁利诱他国的方法恐将不再可行。

中国外交部在8月10号召回驻立陶宛的中国大使，同时要求立陶宛撤回驻华大使，以示对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开设办事处的抗议，经此一争议后，“立中关系”急转直下。

即便如此，立陶宛总统诺塞达(Gitanas Nauseda)于8月15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再次表明，立陶宛将捍卫民主原则和价值，面对与中国的争端，将不再退让。他说，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立陶宛有权决定与哪一国或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

立陶宛人这种被中国称为“硬碰硬”的行事作风历史上也曾有过。早在1990年宣布独立后不久，立陶宛也曾遭到前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出兵，但是，它坚持不向强权屈服，迫使前苏联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撤兵。

立陶宛的民主价值

在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和中国政策上，“民主价值”占有多大的比重呢？

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立陶宛政府奉行“价值外交”，把民主价值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且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威吓主义。在价值外交的驱策下，立陶宛选择与世界上认同民主价值的国家或伙伴组成“民主联盟”，因此，台湾自然成为立陶宛的交往对象。

不过，立陶宛过去和中国也维持着相当好的关系。特别是在2012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机制，成功地把立陶宛与其他17个国家连结在一起。中国还提出要这些国家开辟交通网，建立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跟黑海的三海经济圈。立陶宛感受到这美好前景，两国关系也随之迈向高峰，直到2019年才开始转变。

“立中关系”急转直下

张福昌分析说：“2019年是‘立中关系的突变年’。 2019年，我们都很清楚，香港发生了反送中运动，（在）反送中运动里面，立陶宛跟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一样，都站在香港这一边，来谴责中国，这个事件让立陶宛深深引以为戒。”

他还说：“2019年2月，立陶宛的安全机构发表了一份安全报告，这当中非常非常震撼的，把中国列为威胁立陶宛国家安全的一个国家。这个事件之后，也就是说立陶宛政府就把中国定调，是威胁国家安全的。”

2019年后，立陶宛境内才浮现抗中氛围，让两国关系开始倒退，甚至跌到谷底。

以小搏大的“反共尖兵”

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位于欧洲东北部，北接拉脱维亚，东南邻白俄罗斯，南接波兰，人口约280万，面积6.5万平方公里。因为是小国，长年受到邻近大国的压迫，尤其是俄罗斯。

翻开立陶宛的历史，1918年独立，创建立陶宛王国，1939年，二战爆发前，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立陶宛遭苏联军事占领，随后遭吞并。到了1988年底，初名为“立陶宛改革运动”的政治组织萨尤季斯成立，率先否定前苏联吞并立陶宛的合法性，更于1990年开了第一枪，让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实现民主，脱离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走过独立运动的立陶宛人

48岁的林伊莲(Irena Marazaite Lin)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生长大。她说，立陶宛人的民主价值与信念，不容质疑，因为她自己的家族就走过这段被强权并吞的惨痛历史。她说，1940年当立陶宛刚被苏联占领时，她的父亲年仅18岁，就无缘无故地被抓捕。

林伊莲向美国之音表示：“很多人被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或是其它很偏僻的俄国（前苏联）的地方，我爸爸也是，我爸爸跟他的妈妈，两个姐姐，他们四个人，突然有一天被苏联的军人抓起来，说他们要离开立陶宛了。”

林伊莲说，当时社会地位高的家族首当其冲成为流放的对象。她的父亲在西伯利亚过了8年后才偷偷逃回立陶宛。而立陶宛追求独立的那几年，她年约17岁，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虽然有风险，但感受到的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林伊莲说：“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那个气氛其实是很好的，大家拿着立陶宛国旗，唱很多爱国的歌，大家也都很热情，就是很有那种团结感，‘手牵手活动’，我16岁(时)我有参加。我也参加许多大型活动，因为那时候的气氛真的是很特别，我们终于敢说立陶宛的历史，因为前苏联压(迫)得很紧，我们完全不能公开讲立陶宛的历史，不能公开拿出国徽，(否则)你就会被处罚。”

林伊莲口中的‘手牵手活动’，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于1989年手牵手共同组成了一个长达675公里，穿过三国的“波罗的海之路”，以抗议前苏联的占领。此活动一度震撼全世界，更加速了独立运动的推进，7个月后，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宣告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林伊莲说，这过程，她记忆犹新，但她也坦言，前苏联当时宣布经济封锁立陶宛，并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等原物料，让立陶宛人民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生活。

林伊莲说：“那时候就是缺一些东西，糖、肥皂，我最记得这两个东西，汽油，很快就没有汽油了，几乎不能开车，只有公共交通工具。有一些东西要买的话，需要有配给券，一个月只能领一次，就是要非常的省，糖就不够用。那立陶宛人喝茶都是加糖来喝，加糖是一个很豪华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笑话就是说，客人来了，主人就会问，你今天喝茶要加糖吗？还是你选择洗手用肥皂呢？只能二选一，因为这两个太珍贵。”

即便如此，林伊莲说，立陶宛人坚定支持政府，熬过最困难的时刻，是她那一代立陶宛人共同的记忆。

今年33岁、来自台湾的立陶宛媳妇张芸翠与先生结婚多年。她认为立陶宛人的自我认同相当强，而且努力保护自己的独特性。

张芸翠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以前很痛苦，有那么多被压迫的故事，就是要站出来，才能够有所改变，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立陶宛跟拉脱维亚都很接近，但立陶宛的力量还是可以凝聚得多一点。〞

欧洲国家群起效尤？

对于立陶宛的公然反中，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学者汤绍成认为，目前北京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怕立陶宛关系没处理好，其他国家群起效尤。

汤绍成举例说：“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习近平亲自主持了一个视讯高峰会。17+1的视讯高峰会，结果就有六个17+1的国家，只派部长来参加，给中国很没面子。现在立陶宛，第一个退出了17+1，其他国家就在看啊，看你中方有甚么特别的发展，所以说很多国家都在观望，万一它（中国）处理不好，这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你说，现在真的要断交的话，那等于说你（中国）就失去地盘了，因为那边还是一个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节点。”

立陶宛仍秉持一中原则

尽管立陶宛坚持民主价值，但立陶宛总统在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自从与中国1991年建交以来，立陶宛一直禀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希望在相互尊重的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关系。

对此，淡江大学教授张福昌认为，立陶宛的态度值得观察，台湾不该有错误期待。张福昌说：“立陶宛的反应是相对的保守，它非但没有召回驻北京的大使，而且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还很软性地呼吁，希望北京政府可以尽快的把他们驻立陶宛的大使，能够让他复位，恢复双边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立陶宛并没有要把跟中国的关系推向死巷子。”

立陶宛会进而成为东欧地区的“民主领头羊”吗？

以今年一月发布两份友台决议案的欧洲议会来看，欧洲议会里，立陶宛占11个席次，仅占705席的1.7%，也就是，只有不到2%的影响力。在此前提下，立陶宛议员很难在欧洲联盟内带风向或发挥影响力。

张福昌认为，立陶宛会保守且理性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国际是现实的，而且立陶宛跟中国的关系发展，也必须要受到欧盟的影响，等于说，立陶宛现在是欧洲的会员国，所以，立陶宛的外交政策，是不行违反欧盟的外交政策，现在欧盟跟中国的关系，是定调在遵守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立陶宛如果说踩到这个红线，跟中国断交，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就会引起欧盟内部的一些检讨声音，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立陶宛是个小国家，绝对没有那种能量，也没有那种实力，去承受。”

中国的政经威胁不再可行？

目前在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所任教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表示，中国如何对立陶宛继续施压，以及立陶宛会不会归顺，都是未来值得观察的重点。

他以电子邮件回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去年，捷克也曾尝试采取亲台立场，但中方以经济诱因强烈打压后，已明显低调。10年前，刘晓波得和平奖后，中国以经济手段打压挪威，后来挪威还是不得不签订‘正常化’协议。立陶宛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相对少，但是否能完全无视，还要看有没有替代品，例如，美国和欧盟的具体态度。假如立陶宛一年后经济没有明显影响，不排除其他国家会效法。

沈旭辉分析指出，北京不会坐视不管，让立陶宛成为其在东欧关系的破口。

他说：“北京会非常努力避免立陶宛案例成为缺口。经济压力、扶植国内反对派、配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对立陶宛（出）‘组合拳’，都是可能做法。（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相信也不会太快回去。早前，北京成功以类似方式，扭转圭亚那设立台湾办事处的决定。但假如立陶宛能坚持一段时间，就不能排除骨牌效应。关键是美国去年通过台北法案，理论上应对这类国家予以支持，究竟有没有实际支持，这是各方都在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