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



台北 — 在“共同富裕”的号召下，中国最新的财富分配改革方案除了锁定民营企业家、超级富豪等高收入族群外，属于低收入族群的农民工也可能会被纳入，因为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释出正在规划农户自愿退出承包土地机制，也就是“第四次土地改革”的讯息。针对这一系列的重拳改革，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恐将导致共贫而非共富。甚至有学者警告，在面对国内外政经挑战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路线恐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后，互联网巨头们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子。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155亿美元)来响应“共富”政策。接着拼多多也于8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则是于9月2日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输一千亿人民币。

在此之前，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跟小米创办人雷军已分别于6月和7月各捐出了价值约在22亿美元左右的持股，作为慈善用途。

中国企业家们的捐款，显然并非突然良心发现。“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五中会上，就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未来的施政主轴。今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财委会)时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关规划，让民营企业主明确感受到，掏腰包参与“共同富裕”的责任，是躲不掉了。

三次分配 促企业家“自愿捐献”

所谓“三次分配”是由被誉为“国师”的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于9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在每一个人因能力高下所赚得的报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则由政府来主导，利用税收、社会服务等手段再次调节。至于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过高”的企业或个人，基于社会责任，捐赠私有资产济助低收入者，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这一学术理论似乎获得习近平的青睐，可望成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

尽管中国官方强调，企业捐输要出于“自愿”，也尚未颁布具体规范，但民营企业家已积极入列，主动响应“共富”。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情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书瑗分析，一党独大的中共不仅手握专制权力，在整个国家资本的分配中，还能透过银行等体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权。因此，在此钱权结构下，企业家们只能俯首称臣。

梁书瑗告诉美国之音：“我（中共）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就是出了一个通知嘛，你们(民企)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这就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动用非常多不同系统的官僚体系来处理任何有问题的企业，因为在中国是一个法治非常不完整的地方。”

年收逾50万 恐成调节目标

不只是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也担心共富改革可能冲击到自己的财产。因为，就在财委会定调，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口”的财富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随即于8月31日引述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的旧说法，提出中国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约在10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报道称“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为共富新路径下被调节的目标。

针对此一收入标准，众多中国网民一片哗然。部分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万只能勉强过日子。”其他网民则说：“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下，只要有房贷车贷，就得缩衣节食。”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章奇直言，该报道引述的中等收入标准，上下限差距高达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若要以此作为加税的依据，非常不妥。

第四次土改? 中国研议农民退出承包地

另一方面，就在财富分配引发热议的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议时指出：“将按照中央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

这一纸声明似乎让一向被视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农民阶级，也无法自外于这波的财富改革浪潮。

农村、农业与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里重大又敏感的问题。

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地承包制改革理由是，随着各地近年推行城镇化，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零工，早已不务农。因此，官方计划整合农民工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也让继续留在田间务农的农民能增加收入。尽管官方强调，农民工将在“自愿”及“有偿”的基础上退出农地承包，但回顾中国的土地改革历史，仍不免让人有所疑虑。

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斗地主”的号召下，让农民首次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几年内，中共就在农业集体化的大旗下，让各地农民排队画押，交出刚到手的土地，并自愿加入各类合作社，直到1978年农民们才随着邓小平的“包干到户”新政，重新获得承包土地的权利。

时隔40余年后，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议，部分分析人士称之为中国的“第四次土地改革”。

对于这项变革，复旦大学的章奇认为，在农地收益高于持有成本的现况下，实在很难想象有农民会自愿退出承包。他建议，官方应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便让土地在市场机制中流转，给农民更多直接收益。

不过，曾于1980年代以《文汇报》记者身分派驻北京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质疑，中国农民没有“自愿”的空间。刘锐绍告诉美国之音：“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就是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中共)出多少钱你(农民)就要把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50年代的赎买政策，但是这个钱是政府订的，后果只有加速农地以及农民这个问题更复杂。”

经济学家吹哨 政府过度干预恐共贫

中共最新的财富分配规划彷佛一套“组合拳”，全面涵盖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及广大农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三位学者都认同，此次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近年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10多年来都在高位徘徊。2019年虽略降至0.465，仍高于0.4的警戒线。

分析人士说，中共的财富分配改革政策虽然立意良善，但“一刀切”的手段却引发争议。

9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发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从历史观点进行剖析。他指出，无论两百年前的英国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都是在搞市场经济后，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人与人变得更平等。张维迎在文中疾呼，是企业家创造了工作机会，才让人们的工资得以提高，中国政府若消灭了企业家，恐让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张维迎于文末重申，唯有不断进市场化改革，中国才会走向共同富裕。他说：“如果我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张维迎的文章被视为是勇于对官方“吹哨”并发出预警。对于张维迎的警告，同为经济学者的章奇指出，针对企业家究竟应该分配到多少利益的争辩，各国皆然，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政府的作用格外强大。因此他认同，政府与市场之间应有合理界线。章奇说：“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它不要管，要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要尊重企业的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这个我和张维迎教授(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多领域重拳整顿 学者：习走向“再毛化”

在共同富裕跟土地改革口号之前，中国社会今年经历过互联网的反垄断、教育双减、文化娱乐产业的整顿等一连串的官方重拳。对于中共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改革手段，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日前于一场研讨会中直言，习近平正走向“再毛化”的道路，把中国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后极权(post-totalitarianism)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带往极权方向走。吴玉山用所谓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概念来形容中国在维持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公民社会的渗透。

对此，上海学者章奇坦言，近来中共一系列的官方语言确实让人有重返计划经济或是毛泽东时代的意味。但他说，许多国家目前也有类似争论，只是程度不一和争论点不同，因此，他建议外界不宜过度解读。

位于台北的梁书瑗则认为，中共此次财委会安排掌管统战的政治局常委汪洋出席，凸显中共中央并非要击垮民营企业，而可能是要切断民企与地方官僚间的庇护与政治关系，重新确立党中央与企业间的关系。

放眼未来，梁书瑗认为，11月登场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中共的改革路线可望进一步明朗化，除了呼应过去一年来的监管收窄措施外，也将厘清习近平多次阐述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未来将如何落地。

文东



台北 — 在“共同富裕”的号召下，中国最新的财富分配改革方案除了锁定民营企业家、超级富豪等高收入族群外，属于低收入族群的农民工也可能会被纳入，因为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释出正在规划农户自愿退出承包土地机制，也就是“第四次土地改革”的讯息。针对这一系列的重拳改革，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恐将导致共贫而非共富。甚至有学者警告，在面对国内外政经挑战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改革路线恐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后，互联网巨头们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子。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155亿美元)来响应“共富”政策。接着拼多多也于8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则是于9月2日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输一千亿人民币。

在此之前，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跟小米创办人雷军已分别于6月和7月各捐出了价值约在22亿美元左右的持股，作为慈善用途。

中国企业家们的捐款，显然并非突然良心发现。“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五中会上，就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未来的施政主轴。今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财委会)时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关规划，让民营企业主明确感受到，掏腰包参与“共同富裕”的责任，是躲不掉了。

三次分配 促企业家“自愿捐献”

所谓“三次分配”是由被誉为“国师”的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于9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在每一个人因能力高下所赚得的报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则由政府来主导，利用税收、社会服务等手段再次调节。至于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过高”的企业或个人，基于社会责任，捐赠私有资产济助低收入者，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

这一学术理论似乎获得习近平的青睐，可望成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

尽管中国官方强调，企业捐输要出于“自愿”，也尚未颁布具体规范，但民营企业家已积极入列，主动响应“共富”。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情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书瑗分析，一党独大的中共不仅手握专制权力，在整个国家资本的分配中，还能透过银行等体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权。因此，在此钱权结构下，企业家们只能俯首称臣。

梁书瑗告诉美国之音：“我（中共）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就是出了一个通知嘛，你们(民企)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这就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动用非常多不同系统的官僚体系来处理任何有问题的企业，因为在中国是一个法治非常不完整的地方。”

年收逾50万 恐成调节目标

不只是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也担心共富改革可能冲击到自己的财产。因为，就在财委会定调，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口”的财富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随即于8月31日引述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的旧说法，提出中国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约在10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报道称“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为共富新路径下被调节的目标。

针对此一收入标准，众多中国网民一片哗然。部分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万只能勉强过日子。”其他网民则说：“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下，只要有房贷车贷，就得缩衣节食。”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章奇直言，该报道引述的中等收入标准，上下限差距高达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若要以此作为加税的依据，非常不妥。

第四次土改? 中国研议农民退出承包地

另一方面，就在财富分配引发热议的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议时指出：“将按照中央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

这一纸声明似乎让一向被视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农民阶级，也无法自外于这波的财富改革浪潮。

农村、农业与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里重大又敏感的问题。

中国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地承包制改革理由是，随着各地近年推行城镇化，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零工，早已不务农。因此，官方计划整合农民工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也让继续留在田间务农的农民能增加收入。尽管官方强调，农民工将在“自愿”及“有偿”的基础上退出农地承包，但回顾中国的土地改革历史，仍不免让人有所疑虑。

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斗地主”的号召下，让农民首次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几年内，中共就在农业集体化的大旗下，让各地农民排队画押，交出刚到手的土地，并自愿加入各类合作社，直到1978年农民们才随着邓小平的“包干到户”新政，重新获得承包土地的权利。

时隔40余年后，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议，部分分析人士称之为中国的“第四次土地改革”。

对于这项变革，复旦大学的章奇认为，在农地收益高于持有成本的现况下，实在很难想象有农民会自愿退出承包。他建议，官方应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便让土地在市场机制中流转，给农民更多直接收益。

不过，曾于1980年代以《文汇报》记者身分派驻北京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质疑，中国农民没有“自愿”的空间。刘锐绍告诉美国之音：“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就是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中共)出多少钱你(农民)就要把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50年代的赎买政策，但是这个钱是政府订的，后果只有加速农地以及农民这个问题更复杂。”

经济学家吹哨 政府过度干预恐共贫

中共最新的财富分配规划彷佛一套“组合拳”，全面涵盖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及广大农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三位学者都认同，此次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近年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10多年来都在高位徘徊。2019年虽略降至0.465，仍高于0.4的警戒线。

分析人士说，中共的财富分配改革政策虽然立意良善，但“一刀切”的手段却引发争议。

9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发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从历史观点进行剖析。他指出，无论两百年前的英国还是四十年前的中国，都是在搞市场经济后，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唯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人与人变得更平等。张维迎在文中疾呼，是企业家创造了工作机会，才让人们的工资得以提高，中国政府若消灭了企业家，恐让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张维迎于文末重申，唯有不断进市场化改革，中国才会走向共同富裕。他说：“如果我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张维迎的文章被视为是勇于对官方“吹哨”并发出预警。对于张维迎的警告，同为经济学者的章奇指出，针对企业家究竟应该分配到多少利益的争辩，各国皆然，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政府的作用格外强大。因此他认同，政府与市场之间应有合理界线。章奇说：“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它不要管，要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要尊重企业的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这个我和张维迎教授(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多领域重拳整顿 学者：习走向“再毛化”

在共同富裕跟土地改革口号之前，中国社会今年经历过互联网的反垄断、教育双减、文化娱乐产业的整顿等一连串的官方重拳。对于中共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改革手段，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日前于一场研讨会中直言，习近平正走向“再毛化”的道路，把中国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后极权(post-totalitarianism)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带往极权方向走。吴玉山用所谓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概念来形容中国在维持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公民社会的渗透。

对此，上海学者章奇坦言，近来中共一系列的官方语言确实让人有重返计划经济或是毛泽东时代的意味。但他说，许多国家目前也有类似争论，只是程度不一和争论点不同，因此，他建议外界不宜过度解读。

位于台北的梁书瑗则认为，中共此次财委会安排掌管统战的政治局常委汪洋出席，凸显中共中央并非要击垮民营企业，而可能是要切断民企与地方官僚间的庇护与政治关系，重新确立党中央与企业间的关系。

放眼未来，梁书瑗认为，11月登场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中共的改革路线可望进一步明朗化，除了呼应过去一年来的监管收窄措施外，也将厘清习近平多次阐述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未来将如何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