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谈红朝改开:不是文革2.0,是原教旨强心


海外不乏异见网站上,担忧和认为文革再来的声音几年来一直存在。不久前平地冒出个李光满事件,一时间颇令人错愕,是因一篇文革大字报式文章,竟获得众多权威官网的转发。但稍加思索,窃以为对此虽不必当真,但它却也触发了社会心理的敏感神经,神经仍敏感,便说明肌体仍存生命力,也就仍有必要说道说道。

一,担忧和认为文革再来与反感习当局政策的“左转”,已成很多异见声音的一体两面,合情。笔者是过来人,每每忆及那个年代见闻的残忍加荒诞事件,仍不免心有余悸。但情感是一个方面,理智是另一个方面,终究时过境迁。

笔者以为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三年,特征是“天下大乱”,可谓99%的参与者都走火入魔了。莫不自我感觉身心大解放,庆幸生活在千年难遇的伟大时代。当然用不了多久,红卫兵和工人阶级就会要饱尝共产党的厉害,一如反右的知识阶层,大饥荒的农民。空前的狂热集中体现在城市大街上,天天能见到或听到大热闹:红卫兵大串联,人手一本红宝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游行,游街,戴高帽,挂胸牌,坐喷气式;抄家,破四旧,痛批封、资、修,批斗会,战果展览;广播车声音高亢,大字报铺天盖地;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天天读;两派甚至多派大辩论,各式传单满天飞;大中学校全停课,工厂由半停产到全停产,武斗不但玩真的,而且规模渐大。只要打着革命旗帜,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便尽可行为无法无天无人敢干预,死多少人都不算什么了。随着全面军管,狂热由降温到平息。

因此,如果指这号大疯狂持续了十年,并非事实,如果指的是疯狂的后续效应,持续了十年,不离谱。而不复大疯狂,便不能叫文革,关于疯狂以外的一应行为,属于社会主义原教旨行为,一如今日北韩的行为。

这样的狂热不是每一个大国都可能发生的,似乎只有一个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可成中国文革的姊妹篇。也不是但凡共产国家都会发生的,其疯狂反智行为恍如动物的争相赴死行为,超出了人的常识认知。此情况需要从特殊国情与特定时空找原因,是门大学问。大体上讲,它与经济生活无大关系,原动力是神权,半神权政治左右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大发酵。当时的中国,红朝建立才十几年,仍存新鲜味,由农耕文明和传统大天朝文化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对社会主义是高度认同的,无比崇拜毛泽东这个事实上的神,由于城乡差别明显,不但体现在物质上,而且体现在法律地位上,城里人对乡里人皆有优越感,便对几年前农村饿殍累累惨况少了切肤之痛。主要是几乎无人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乃是中共对权力信息的垄断,以及对生命的极端蔑视,独裁是万恶之首。这样,对农村的惨状回顾,便转移到了哀叹自然灾害,对政权压迫的怨恨,则迁怒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与此同时,中上层官僚的整体素质之差劲,于毛泽东可谓忧喜参半。忧的是这批人太跟不上他的凌云志步伐,喜的是他高超的权谋手法能轻易地驾驭他们。此为他发动文革不全是为了扳倒刘少奇的一个理由。不复上述种种条件,不能想象毛泽东居然号召学生和工人造手下“走资派”的反,夺手下“走资派”的权,乐看“大鸣、大放、大字报。”此非受了苏俄的启发,更多源自比朱元璋更自信。实际,看看毛皇的历史就知道,直到完全扳倒了张国焘和王明,毛泽东在党内才真正有了说话霸气的底气。直到右派分子纷纷认命做孙子,他才敢让学生的叛逆情绪大发泄。他的著作也反映了此情况。四十年代前他写的多数文章,重分析,重依据,激情被压制。尔后他的文章特别讲话,便是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几乎没了顾忌。今人谈文革,窃以为要注意这一切。其实人造时势,时势造人,主要还是时势造人。这道理适应于所有人。毛泽东能成为神,绝非什么天才的原因,是素质低劣的红一代无不惊喜于从“泥腿子”变成了人上人,需要固权固位,人为地打造出来了一尊神。至于这个神文革中又让他们大尝苦头,不是他们料得到的。假如他们有此头脑,便不会遭报应。

所以,借习近平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效法毛泽东再搞文革,哪怕他具备了毛泽东的才学与成就。时代变了,社情变了,特别中共中上层多数官员多了知识。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一度红火,并非得到了官场的衷心认可,而是权力,金钱对一个现代见解刚开化的内陆城市的操弄,老百姓被煽情的背后更多是乐看热闹以及乐看狗咬狗。反映的是红二代一批人自以为高明实际很弱智,以及黔驴技穷。

薄熙来成不了大气候,那套玩法在今天就更无大市场。今天,中共统治这个大政治固然未变,但红朝再无新鲜味,它名声扫地实非新闻。文革中毛泽东敢于“砸烂公检法”,今日中南海则是唯恐公检法不强大不卖力。在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又人手一部手机的今天,唯恐哪怕只有二三十人的群体聚集事件出现。这样的变化无须感恩改革,却应感恩开放。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见解新事物,也就有了通过比较鉴别而提高。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最低限度也要在全中国彻底断网,禁用手机,只准使用PP机。可是这样一来,只恐9000万党员和小粉红这一关都过不了。某种意义上,毛左是对的:只要复辟资本主义,便是共产党走向终结。当然有个早几年晚几年的问题,另有一个无论玩什么主义它都需要终结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不论如何邪毒,人家却明一个事理: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

二,某些类似于文革的言行确会再现。

例如,官方话语再现杀气腾腾,民生用品回到高度统制阶段,强调国营经济和“共同富裕”,中小学生被要求忠于党国和习主席等等。不过,这一切其实不能叫文革再来,属于红朝与生俱来的拿手戏,一如前面所指的北韩的做法。拿官方话语杀气腾腾来讲,但凡中共感到很不对劲,它就会龇牙咆哮。反右时的官媒,六四的戒严令,皆是此情况,而它们并非发生在文革时期。对大中小学生灌输爱党、爱国、忠于领袖的思想一样如此,当然也有松弛的情况。关于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和可能重回高度统制阶段,愚意以为,国进民退重在打压大资本家的影响力,谈不上要对大中小资本家一锅端。中国的大资本家基本上是靠权钱交易发的财,口碑极差,即使在美欧也会受到不待见。此种朝庭对豪强的压制,不属拙文讨论内容,但皇权文化特色,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世人无人不知马云、许家印等人的大名,却无几人记得中南海其它常委的大名,怎么会不招忌恨?专制对大资本的羡慕嫉妒恨,不是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世界皆然,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盐铁论》,红朝既然改开了,回不到过去了,继续其统治便决然少不得中产阶级的认可岁月静好,而中产阶级的核心,便是大中小各式资本家。至于民生物资重回高度统制阶段,某种意义上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只能是中共的万般无奈之举,说白了就是经济开始崩溃了,或起了战争。

为什么说某种意义上未必是坏事,因为从理论上说特定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从现实上看中共一走这步棋,便意味着没了回旋余地。这有点象发狂的赌徒被逼到了墙角,不惜把房产、必留的生活资金乃至老婆的首饰全押上桌,赌赢了便大翻身,赌输了则跳楼。看来,习近平喝上一斤茅台酒红了眼,可能会想蛮干,但高端家族不会支持这步棋,他们才不会乐意跟着习近平去跳楼。很简单,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连当时的一亿多城镇人口的生活都顾不过来,今天的城市人口是翻了几番,且不去说人的观念早已变了。至于战争,除非外面军队重兵压境,习近平驱动得中国军民跟着他去征伐世界?那得多少钱啊。因为如今组织老百姓唱红歌不给好处都不行了,不给大钱还会有几个独生子女肯上阵送命?只要台海战事不顺,尤其航母被炸沉,此二者皆大概率,他真要这么干,要么军队会抗命,要么美帝的无人机马上飞过来。结局是红朝必垮得快,中国必变得快。其实我度习近平不来酒劲便不会这么干。因为他越大言不惭,“我将无我”,越说明他怕斩首。正如他越掉书单,越说明他肚子里无货一样。

三,担忧文革再来和反感习当局政策向“左”转,说到底还是认为坚持改开与深化改开,才是正道。其最大理由,乃是不靠四十年改开,哪来今日经济面貌?

回答此问题并不难,但要让国人信服你的回答就难了。比方说,文革初期。谁要说毛泽东祸国殃民,不论你的依据多么充足,你不被揍成肉饼就是万幸了。

其实,但凡有点理智的人,谁都知道文革后红朝不改变玩法,它自己都会被拖死。改开,不就是个改变玩法?何苦玩弄词汇,把个改革开放说成一朵牡丹花。当然更重要是,比方说,我们被引上了赌局,会不会一定赢钱呢?赢了钱可以哈哈大笑,要不要考虑输钱的困境呢?另者,光棍汉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要考虑明天的生活吗?如果说这样的比方不伦不类,那么专制社会的人生,佔人口90%的贱民,难道不是在一帮庄家与老千设的局里任凭操纵?谁又敢说自己的命运自己能作主?突出如房地产,各种理财产品,做爱国生意,花样多多的贷,等等,操盘手是不是庄家和老千?
这就需要多掉几句文了。改革、改良,从来都是社会面对险境的人心所向与必行之举,无可指摘。但无情的史实是,绝大多数改革、改良成不了正果,多为一时高兴之后面临的又是险境。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主导改革、改良的力量身上。有一点是无需讨论的,生活出来险境,就是这个力量导致的。再由这个力量主导改开,便必要谈它是在真改开、半改开、假改开。六四后的中共改开,属于哪一种改开呢? 说它是半改开,其实抬举了它,但总算不得诋毁它吧。

假改开就不去说了。不过真改开事实上确也不易,因为就是在权力受到制约,民意起相当作用的国家,真改开往往也只能实现大多数目标,做不到实现全部目标。它受制于社会生活的复杂,社会均衡离不开默契与妥协。民主社会尚且如此,专制社会看似容易实则更难。这不是几句话说得透的。

但理解专制社会的改开有难度,不等于认可它以此为借口把半改开变作假改开。因为这正是六四后中共走的路。要认可六四后中共的半改开,它必要表现出下列干货。

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只要这一关能通过,很多具体的决策错误是可以淡化的。反之,任如何改开都是假的。而衡量持续发展的主要指标,首推结构改变,权力只能是它的服务者。

政治。至少要允许人讲话,居家不存恐惧。决不能让官场整体腐败又引发社会生活糜烂的不可收拾,形成遍地火药。否则,什么大话都不消讲了。这世界可曾见过建立在火药堆上的“厉害国”?

文化。单个人的生活肯定少不得钱,一个大社会也少不得向上的精气神。这个精气神有权平视政治。一个社会到了人人被迫只认钱,为此不惜不择手段不认亲朋的地步,从精神上便沦为了徒有躯壳不存魂魄的近乎动物世界。由这样的人实现伟大复兴吗?

上述三点,必要做到。做不到,则改开的前面,就是国家、民族可怕的深渊。

那么,通过继续改开,深化改开,事态还能挽救吗?愚意以为,今天提出这号问题,便是可笑了,遑论回答了。因为只消看看武汉病毒就够了。

四,祸根就是中共的病态统治。

文革2.0的担忧只有在半改开出来了一批干货的前提下才有切实意义,否则便异化成了为中共的半改开演变为假改开而转移视线。关于李光满那号论调,在一个变态国家毫不奇怪。中共的各级宣传部和那些官媒官网本来就是些垃圾箱,苦于如今没几个人还把它们当回事,忽在一个垃圾袋里见着一颗钻石般的玻璃球,加上上命不可违,便乐得弄个小新鲜出来,反正效果如何都不影响薪水。如此而已。

这个上命不可违,我个人估计只能来自两个人,习近平或王沪宁,后者可能性更大。但无论由谁下令,反映的皆是习当局的深度不自信和方寸大乱。我度皇上和国师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皇上自以为是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党天下,来自原教旨。他非靠业绩上位,先靠乃父为其钻营在仕途上铺路,后靠萝里选瓜,越选越差,只能将错就错了。乃父在红一代里也就是个二等勋贵,进入不了“双红一”的圈子。是以朝野可以淡化毛泽东,邓小平,可以批评文革,但任谁也不能碰党天下和原教旨之讳。相应地便是他必须坚守这两个集中了红二代利益的主阵地。国师位极人臣,亦非才学与政绩之故,全靠迎合了皇上的心理与喜好。这些年来种种闹剧,重走长征路,二次宣誓,正能量,学党史,东升西降,共同富裕,初心,不答应,等等,皆能窥见到此二人的深层心理活动。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闹剧吗?但犹如对一个垂死的人,明知强心针只管一时之用,仍需打强心针一样。所以,认为习近平欲效法毛皇,尤其让文革再来,依据不足。

很大程度上,“十年文革”的定义,主要来自于技术官僚群的共识。作为文革期间受过不同程度羞辱的“臭老九”,他们憎恶文革理所当然。但作为憎恶文革包括厌恶毛泽东却又拥共的这个群体,被招安后便获得了话语权,便要展示他们的三观。“十年文革”就是这样来的。文革名声如此恶劣,此定义也就约定俗成了。但只要文革研究没开禁,很多内部资料没披露,对文革的定义就仍有工作可作。

其实今天美西的财团和政客基本上都看清楚了中国的走向,把政、经、军的重心移到了防范中国剧变可能引发的种种不测上面。例如美帝不寻求武力对抗,除非中共动手,愚意以为主要在静观其变,反正你快要玩不下去了。又如外资撤离,分明是展望了至少三十年前景后的决定。这些话,他们当然不会明说。

五,有必要还原几个被忽视或被刻意模糊的文革真相。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此前,全国实现了“山河一片红”,这当然是官样文章。但城市的狂热已平息,社会秩序已恢复,也不假。“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便被撤销。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旨意。从形式上看,文革宣告结束,“天下大乱”走向了“天下大治”。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也受不住“天下大乱”了,需要“安定团结”了。固然,他绝不会承认文革搞砸了,也就不能接受对文革的清算,是以文革结束了又未结束。

就国民经济而言,至年底,工交行业已生产正常。报刊上仍旧使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话,对各厂矿企业的要求则是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笔者当时是株洲一家大工厂的一线工人,多次听见车间和厂领导作报告时强调此话。显然,没有北京指示,他们是不敢把生产口号摆在革命口号之前的。此后七0、七一、七二、七三四年,工厂生产任务只见加码不见减少。无人敢非议,纵然连个零点后的夜班费也没有。是因“一打三反”连着林彪事件,专政的铁拳指向的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新老阶级敌人。所谓新生的阶级敌人,便是一应对现实不满者。七四年夏天出来了“批林批孔”,省市级以下的官僚摸不清上层官场的底细,心理害怕了便不敢大胆管事了,工交生产一下子滑了坡。但他们是多虑了,因为有了“一打三反”教训,极少人还敢造反。无非是些泡病号,出工不出力,乐见设备出事好休息,从工厂偷拿点小东西,等等。七五年一开春,便是邓小平的以铁路开局的全面整顿,果然生产再度上去。固然上去的是产量,不是质量。这里再插一句:当时铁道部长万里就在田心机车车辆工厂蹲点,株洲的产业工人特别铁路工人私下里常互相提醒:“别找死哎。”

关于农业,整体上从不曾垮过,大多数农村的文革也就是走了几个月形式,全因农民不种地就无饭吃。自留地一直保留。按劳分配的比重一直大于平均分配。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尤其流于形式,例如当真不准农村饲养家禽,供应港澳的禽蛋从何而来?农民的赤贫生活不是因了文革,来自“三面红旗”以来的集体所有制,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想办点副业也因毫无积累又得不到政府贷款只能作罢。

事实上,不久前中共官媒宣称的即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仍旧增长了多少多少,是为明证。因为它拿出这个数据,乃是为了说明即使它的“艰辛探索”时期,它也还是在发展。至于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怎样的低层次和有限规模上,官媒当然不会讲。

以上所述表明,就国民经济的工交行业来讲,文革的停滞、停顿只有三年。

此后七年文革的恶劣表现为:1.政治高压使城里人一直生活在极压抑状态,只要听说又要来运动了,几乎家家户户马上绷紧了神经。2.中共无力解决失业问题,只能延续上山下乡运动。3.除军工外的科研人员多被下放劳动,停办了教育尤其导致了各种人才断代,今天的知青掌权极少远见见证了恶果巨大。4.文化荒漠化,良知彷徨,良心麻木,间接发酵了六四后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加剧了肉欲横行,道德沦丧。5.上层文革新贵担忧官僚们全部复出后搞清算,仍被打倒的官僚盼着毛皇快点死,是以权斗频仍,毛皇很多时候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6.生活无改善反倒恶化激发了民怨,若能改善生活,不再在乎倡导整顿的邓小平是人还是鬼。

所以,如果单说物质生活上中国人的饥寒交迫,当然是十年文革现实,更是“三面红旗”以来的现实。根于人民公社对农村的压榨,无力提供丰富的农产品上市。计划经济下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要大炮不要黄油”。抗美援朝招来了西方封锁,与苏联交恶,更加剧了内无资金外无外汇,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已不易,谈什么扩大再生产?此基础上即使不复文革,经济就不复崩溃危险吗?无论如何,五九年到六二年的饿殍累累惨状,不是发生在文革时期。

今天来看文革与改开,似可以这样概括:文革前三年的大疯狂一去不复返了,简单地说就是王朝的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心理都大不一样了。红朝不复再有上世的社会基础。这个基础当然是它自己葬送掉的。分田给农民,几年便收回,随后宁可看着大量农民饿毙也不开仓放粮,把个几亿农民从拥护它的对象变成麻木不仁,随大流走的对象。欢迎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听了几句刺耳的话便把这个阶层往死里整,从此这个阶层便丧失激情,无非慑于铁拳敢怒不敢言。大大地利用了城市中学生一把后,马上把他们赶往农村、边疆,告诉他们那里“大有作为”,结果是90%的知识青年变沉沦了当然也逐渐觉醒了。“一打三反”,再把工人阶级教育得你能做上工奴就是共产党对你莫大开恩。于是乎,不靠刺刀它还能驱动哪个阶层自觉自愿跟着它走?

所以文革后七年叫不叫文革其实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得改革开放。它作过些许让步,是事实。但恳求它再让一点步,它就不干了,索性调动坦克碾压民主运动。此后三十年,“一部分人”岂止是富了起来,是利用特权空前的巧取豪夺,群魔乱舞。当然,老百姓生活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和改变,但只拿到了血汗结晶的很小部分,你还必须天天感谢改开,也就是感党恩。更重要是,就是这样的局面,习近平新时代也会要把它给拿回去。它当然不会这样讲,但这有关系吗?至于太多的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是另一码事。

红朝七十余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谈这个根本问题,文革2.0来不来都少了意义。或者说,七十年来,广义上的原教旨文革哪天不存在?还可以说,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六•四,今天的社会糜烂与前景可怕,难道比不上文革所发生的事儿性质恶劣?难道习当局不“左转”,中共就从此不胡闹?

整体看来,因入世后攒下了一笔大钱,尚未败干净,中共再撑几年不是大问题。外部压力压不倒中共。前面说了,除非中共先动武。内部的权力争斗无伤大局,内斗本是常态,不值得惊讶。少量弱势者的抗争今天就是个飞蛾投火。欲改变规则的政变概率极小,是因这号非常行为需要大动力与明显胜算。今天,习近平能坐稳位子,应功于无论红二代还是技术官僚,保党保政权上面已无商量,否则全完蛋。也功于中产阶级不希望折腾,主要来自这个阶级的军警官员和公检法司官员、教师教授队伍及体制内文人墨客、艺人、小粉红、爱国者,尚无迎接社会转型的冲动与勇气。他们是精英又是混世虫。欲改规则没有能孚众望者,无从组建一个强有力团队。如果不是此情况,多半三年前就有人串联行动了。习总德不配位,才不堪职,人所共知,也就总加速师美称才名至实归。习近平确乎运气好福气大,但愿他能躲过“亡国之君”的恶名。
大概率上只有经济严重恶化才能予红朝致命一击。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骨骼巨大,却主要由粗钢、水泥组成,少了芯片就会一身痛。皮肉贯注了惊天泡沫,衣裳由超级债务织成。胡、温时就该下大力气练内功,偏生习当局还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时机已失,时不再来。今日的恒大,反映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运作本质,也预告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另有一个社会心理,届时会大发难。那就不是强力维稳管用的了。邓三科摧毁了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也提升了国人的拜物信念。此信念被摧毁,国人还有什么生活盼头?总不能我做了猪羊还不让我吃草吧,也就只能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来回报中共。进一步说,此种拜物信念于中共权贵的愚民统治既是福音也是恶梦。前者意味着有奶就是娘,后者意味着没了奶吃就六亲不认。而经济的届时严重恶化,已不是耸人听闻。

但专制终结不等于转型任务不艰巨了。国人却也未必可以大开颜。这一代人基本上无救了,无分职业、性别,他们不愿反思昨天的痛苦,也不愿思考明天的凶危。动物庄园不会因为黑夜过去就可以欢呼晨曦出来。台面上的红二代消失了,各个角落的红三代仍会抱成团。另有人数众多的技术官僚、文化官员特别众多嗜血成性者虽然换了马甲,其思维、性格、情感仍将停留在红朝。新的时代肯定要推动各阶层大和解,但这两批人除非退出了公职或自然死亡,不能指望他们会着力于拆除动物庄园的无形栅栏。一句话,红朝进了坟墓,恶臭还会长久存在。不使此恶臭再形成疫情,是个大问题,应设想这块土地形成较强免疫力,少不得二三十年。

这才是比担忧文革再来更应关注的事态。诚然,一代人过去还会有一代人。事实上无分中外,为后人开创新纪元的时代很稀罕,不能指望每个时代都能震古烁今,每一代人都成大写的人。百年来中国民主、人权、宪政的呐喊自存价值:没有人看,还有天看。无论如何,民国在大陆固然成了一本旧相册,但大陆人却也不再怀念大清。隔代觉醒、奋发、进步的情况仍旧是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