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56年寒假我和班上的吳X林、徐X良都选择了留校度寒假。那时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抗寒能力,冬天都只穿两条单裤,上身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卫生衣(当时流行的一种表面是棉织的;里面是棉绒的保暖衣,其保暖效果相当于一件羊毛织的毛线衣),外面再罩上一件兰布学生衣,那时长沙的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好几度,尽管每天凍得全身发抖、牙齿咯咯响,也坚持不加衣服,实在凍得不行了,就去跑步、打乒乓球、打篮球。只有在回家的时候才加上一件毛线衣,以避免遭到母亲的责骂(母亲是怕我凍出病来)。我们三人白天在一起或做寒假作业;或鑽研数理化的难题;或一起打乒乓球、打篮球、跑步。晚上或去附近的文化电影院看电影(凭学生证买学生票,一张电影票只五分钱);或读古典诗词、小说;有时也到学院街口的一家小食店买点油条、油炸穤米糖餃、油炸空心糯米芝麻油坨、豆漿到寝室里来霄夜,那时这些东西还比较便宜,油条、糯米糖餃、芝麻油坨每样两分钱,加了糖的豆漿一分钱一碗。

这个寒假的一天,正逢农曆正月十五元霄节,这天当局为了庆祝“三大改造”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伟大”成就,一改“解放”以来,一直把过农曆年、元霄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祭祖等中国传统节假日均视为封建习俗予以废除除春节之外,其余中国传统节假日均不予庆祝,也不放假的惯例,这年当局突然决定大闹元霄节,元霄这天,除组织民众玩龙灯、踩高跷、舞彩旗敲锣打鼓进行庆祝之外,还决定元霄晚上在市体育场燃放大型烟火与民同乐。

我和徐、吳二位同学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多年不见的烟火晚会,那天晚饭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经学院街、黄兴路到中山亭向右转入中山路不远,就到达了市体育场,沿途尽是玩龙、踩高跷、敲锣打鼓的队伍和马路两边围观的民众。当我们一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边看边走到达市体育场门口时,虽然离放烟火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场内已挤满了等待观看烟火的民众,而此时,无止尽的人流还在往市体育场涌来,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市体育场那唯一的两米来宽的进出口进入市体育场时,那里面人与人之间已基本上没有什么间隙,随着人流无节制地继续不断地涌入市体育场,到开始放烟火时,场内的每一个人的四周都紧紧地挤靠着人,没有丝毫间隙,每一个人都已被挤得不能动弹。

烟火的内容十分精彩,场内的观众不断爆发发一阵阵欢呼声和惊叫声,这些声音又吸引了更多场外的民众往市体育场唯一的进出口处涌,由于场内的人已挤到不能再压缩的程度,所以在市体育进出口外已堵满了挤得紧紧密密的民众。一个多钟头后,场内的烟火突然结束了,市体育场内数以万计被紧紧压缩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往进出口处湧来,这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又遇到外面堵在进出口处的紧紧挤在一起的场外民众的堵塞,由于场内人群的数量和被挤压程度都高于挤在场外的民众,所以场外的民众便被从场内涌出的民众推往后退,有的被推倒在地,此时尽管有人高喊;有人倒地啦!踩到人身上啦!不能往前来啦!这微弱的呼喊声已不能遏制从场内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出的人流。由于声音嘈杂,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还笑着跟徐、吳二位同学说:“你们看,我腳不着地,也不会掉下去,周围的人也会挤着我一起往前走”。当我们好不容易才隨着拥挤的人流挤出市体育场后,才听说踩死踩伤了不少人,此时的中山路上有几辆闪着兰光响着凄厉的警笛声的救护车开过来搶救伤员,又来了不少警察在疏导驱散围观的人群。由于后面还不断有人群从市体育场涌出,我们怕又引起骚动,便三人一起迅速离开了这事非之地,回到学校去了。

事后从未见报纸广播上提起过这起踩踏事件,后据市体育场附近的居民说,这次因当局组织不当,引发的踩踏事故死亡达十余人,其中多为儿童、妇女和老人,重伤达数十人之多,轻伤则难以数计。

现在看来这次死伤惨重的踩踏事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试想当时中共当局如果事先能估计到放烟火现场有可能出现人满为患的情况(这是完全应该而且可以估计到的):一是可以根据市体育场可以容纳的人数,向各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居委会发放入场券,派警力在进出口处把守,观众凭票入场观看,就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二是即使不发票还可以在市体育场内外多派警力和工作人员,在入口处严加控制,一旦发现场内观众已饱和,便立即通知进出口处民警马上禁止民众继续进入场内。在烟火结束前,就应通过场内工作人员组织观众在烟火结束时,依次分批出场这样惨剧也可以完全避免,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死伤严重的惨剧完全是中共当局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所造成的。

在1957年春季,当局大力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接着又宣佈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来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作风,开始被当局称之为“整风运动”,中共当局想尽一切办法鼓动、怂恿,甚至诱迫全国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

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在校党支部的宣传鼓动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教师职工们怀着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真诚愿望向学校领导、向党支部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的还以漫画的方式对中共当局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向苏联一也倒”的外交政策、“党领导一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中学生作为旁观者,每天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看教职工们贴满走廊、过道的大字报和漫画。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导演的一场以打击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们为目的的阴谋。都还以为是中共当局为了吸取去年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动征求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大学生和全国民众的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化解党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以防止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大陆发生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到这年6月份政治风云突变,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一夜之间突然由极力鼓励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帮党整风,变为全党全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号角声。一场以帮助党改进工作和作风为名的“整风运动”,转瞬之间变成了蓆卷全国、后患无穷的“反右运动”。

从一九五七年年中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数十年后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獄、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養、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剝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和机会。

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四百六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中共当局白白地耗费在监獄、劳改劳教的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剝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也紧跟全国的形势转,进入“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阶段。学校那些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对国家、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真诚地向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党支部领导提出改进意见的、有真才实学,且人品高尚的优秀教师纷纷遭到那些不学无术、品格卑劣的教职工们的批判斗爭。

到“反右运动”结束时,长郡中学计有语文教师何吉蓀、王X琪、郭湘;化学教师袁宗儒;历史教师王孟青……等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们都是长沙著名的、品学兼优的中学教师。其中何吉蓀老师是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师,他“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是一位瘦高个、蓄短平头、长像英俊、才华横溢的优秀语文教师。他上课时十分注重仪表,西装革履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神彩飞扬、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讲台下同学们一个个听得聚精汇神、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他课堂上讲的许多不太长的古文和诗词,一些记性好的同学到下课时就都能背诵出来。他因在运动中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些改进教学工作、尊重教师意见等方面的意见,和“解放”前曾在益阳专员公署担任过秘书,并在专员缺任期间短暂代理过一下专员(这些历史问题“解放”后何老师早已向当局交待清楚)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当局送往株州一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他的妻子在形势和单位的压力之下,也被迫与他划清阶级界线,携女儿与他离婚,何老师被搞得真是妻离子散啊!

袁宗儒老师安化人,早年大学毕业后,即在长沙从事中学化学教学工作,是长沙市最著名的高中化学老师之一,袁老师当年五十来岁,常年着一身兰毛哔叽中山装,不仅课讲得好、实验做得好,而且讲课之中时常穿插一些国内外著名化学家的逸闻趣事,使他讲的化学课格外引人入胜,令学生们印象深刻。我后来进入高校选择化学专业,与袁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袁老师也因在运动中,在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之下,向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提了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概因为年纪较大,生活经验较丰富;或许是对中共当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所以拒绝了当局去劳教场劳教三年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好后可回到人民认伍里来,恢复教师工作政策的诱惑,毅然选择了“开除公职回乡务农”的处分,回新化老家务农去了。后来听说他回乡后实际上并未去务农,而是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当地乡镇办了一家生产肥皂的小型化工厂,在当地还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肥皂是计划供应物资,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凭每月所发肥皂票购买,乡下的农民是没有肥皂供应的,袁老师帮家乡农村办的肥皂厂,解决了农民急需的肥皂供应问题,很受家乡农民的欢迎,袁老师因此而没有落得何老师妻离子散的下场,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王孟青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也是长沙中学界最著名的历史教师,他常年一身藏青呢中山装,冬季外面再套一件黑呢大衣,头载一顶藏青色呢解放帽,对古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如指掌,讲课时不仅引经据典,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典故,所以他的历史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被打成“右派份子”后,未听说被送去劳动教养,不知是开除公职回老家益阳务农去了;还是作了其他什么处份?

王X琪老师也是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语文教师,也是长沙著名的语文教师之一。王老师生性刚烈,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后,也是被送到株洲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三年,因不堪在劳教采石场所受的凌辱,不久便在那里寻机卧轨自杀身亡了。他大概是长郡中学所划右派中下场最惨烈的一个。

郭湘也是另一年级的高中语文教师,他是一位公认的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也因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而提了一些改进工作作风和教学工作的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份子”,大概因为检讨深刻、有悔改表现,而被当局从轻发落,虽然也是劳动教养,但不送劳教场执行,而是留校交革命师生监督改造。被取消教师资格,降职降薪留校从事杂务工作。

长郡中学其他还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因没有过什么交往,对他们的处理和下场知之甚少,估计都会和前面所列举的几位差不了多少。

在这场运动中学校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教师以及家庭出身好的教职工,为表现自己的进步和阶级立场坚定,纷纷发言与右派们划清界线,更有甚者则对右派们落井下石,进行莫须有的检举揭发。在那种高压势态之下,右派们有口难辩。

运动结朿后,当局论功行赏,反右积极份子们提职的提职,入党的入党。由于“反右运动”通常不让中学生们介入,所以其中许多详情、内幕学生们当时并不十分清楚,直到后来通过参加过那场运动的教师职工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和运动之后哪些人入了党、哪些人提了职,才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

我记得有一位负责打上下课铃的勤杂工因反右时表现积极入了党;我班那位教学水平不怎么样的生物老师肖某人,因反右时表现积极被提升为副校长;教我们政治课的不学无术的戈锋老师,因反右积极被提为政治教研组组长。这位戈老师之所以至今仍印象深刻,实在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在课堂上闹了不少笑话,以及生活上出了不少洋相的缘故。

戈某听口音应当是河南人,原系南下干部,在长沙某单位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后来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知是男女作风问题(这是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们犯得最多的错误);还是贪污腐败问题而被贬到长郡中学当老师,不学无术的戈某别无所长,靠的就是壹張嘴,所以学校只好安排他教政治。

他的不学无术到了什么程度,从他在课堂上闹的一个笑话便可以看出来,反右之后,有次上政治课,他讲到:“右派们犯了政治错误,党和政府把他们送去劳动教养改造思想,就是挽救他们,就像一个人生了病需要吃药打针一样,有一次我生病发烧、咳嗽,医生跟我打了一针六六六就好了”。我对这位不学无术的反右积极份子,早就心怀不满,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让他出洋相的机会,于是我立即在座位上大声说道:你打了一针六六六,早就被毒死了!医生给你打的是六0六(抗生素广泛应用之前常用的一种消炎抑菌的药物)不是六六六”。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戈老师在台上,面红耳赤下不了台,连忙说:“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只说错了一个字!”我很为自己终于找到机会为右派份子们对这位反右积极份子出了一口小小的恶气感到兴奋。

我还时常在课余时,用河南话模仿戈老师的这段“经典”话语,和他的另一句口头禅:“章伯钧、罗隆基大坏蛋!何吉蓀、王孟青小坏蛋!”引起同学们的哄笑,以发泄我和许多同学对戈锋老师的不满和嘲讽。

在1957年寒假学校组织教师、同学下乡,向农民宣传“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学们为此准备了许多文艺节目:唱歌、舞蹈、快板和花鼓戏等对农民们进行宣传演出,戈锋老师和我们班的同学分在一起食宿。

我们那次下乡的地方是长沙南郊自然乡的一个村。这一年的冬季虽没有像1954年冬季那样的大冰冻,但却十分阴冷,很少见到太阳。有一天早上起床不久,就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戈锋老师早上起来大便时,不慎掉到粪池里面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同学们都幸灾乐禍地笑成一团。原来戈老师很少到过湖南的农村,不适应湖南农村的厕所,所以才造成戈老师在大便时,一失足人仰马翻,卜咚一声掉到大糞池里。

北方农村的厕所每个蹲位下的一个斜坡形的小槽里面都是干的,当茅坑里面拉了一层糞便之后,便会有收集糞便作肥料的农民在上面盖上一层泥土,然后又让人拉上一层糞便,再盖上一层泥土,依此循环下去,直到茅坑快被粪土填满时,便会有掏糞的农民或掏粪工前来把茅坑里的粪土取走,堆到一起发酵,然后在耕地之前,用牛车、马车或人力推车拉到地里作为肥料均匀撒开,被犁翻入地下,北方的这种茅房在里面方便是没有任何风險的。而湖南的农村却不同,茅房是在粪池之上,粪池的一头是与猪栏屋内的猪栏连在一起的,这样便于猪尿粪排入糞池,在猪栏旁边的糞池上放上两块相距约20厘米的木板就成了厕所。人方便时,脚就踩在这两块活动的木板上再蹲下去方便,这两块木板之所以不被固定,是为了便于农民担粪时,用粪瓢从糞池中往糞桶里舀粪,农民挑糞时就可以轻易把这两块木板移开,这样舀糞就方便多了。

熟知湖南农村厕所结构的人都知道:要十分小心地将两只脚站在那两块活动木板上,站稳之后再慢慢蹲下去方便,方便完之后从木板上下来,也要十分小心才不致摔倒到粪池里面去。戈老师可能是清早起来一时便急,匆忙之中一脚踏翻了活动木板,整个人一下失去重心,便卜嗵一声掉进了大糞池。等到人们闻声赶来施救时,只見戈老师一头一臉的粪水,站在齐胸深的粪水中冻得全身发抖。只有他那顶浅灰色的解放帽还飘浮在粪水上面。赶来施救的农民和学生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心中的笑,农民们把木棍、竹竿伸给戈老师想让戈老师抓住把他拉上来,但因池壁太陡,和戈老师已被凍得没有力气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戈老师拉上来。最后还是几位年富力强的农民顾不得戈老师手上、衣服上沾的大粪臭,硬是抓的抓手;抓的抓衣服硬把戈老师从粪池中拉了上来。此时学校的领导和生产队、大队的负责人都来了,连忙把戈老师领到一间空房里,让人烧起了一堆熊熊大火为戈老师驱寒,然后让他把全身被粪水浸透了的棉衣棉裤、内衣内裤全脱光。又找人烧了几大锅热水,用水瓢水桶舀起热水往戈老师身上冲洗,从头一直冲到腳,冲了好几遍。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洗澡房,用肥皂将他全身上下洗了好几遍。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又从农民家里借来内衣内裤和棉衣棉裤给戈老师穿上,一共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等戈老师一身打理穿戴好,学校领导可能担心戈老师闹出的这个洋相有失师道尊严,就连忙把戈老师打发回学校休息去了。

两天之后我们也要回学校了,那天上午天气仍然阴泠,当地的生产队、大队组织农民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回学校,还专们舞起了一条龙,由一位年过七十的舞龙老手指挥,这条龙还专门摆成成“热烈欢送老师同学回校”几个字(当然是每次摆成一个字),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农不愧为舞龙高手,在他的指导之下,这条长达三十多节的巨龙,居然依次摆玩出了这几个字,迎得同学老师们的一片拍手欢呼,那位舞龙老手臉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连忙拱手向师生们致意。

临行之前学校领导发言向生产队、大队领导和农民们致谢,然后大队领导发言表示招待不周,请师生们原谅。还特意为戈老师掉进粪池一事表示歉意,又引发同学们的一片笑声。这次下乡倒是让戈锋老师名符其实地“臭名昭著”了一回。

这年的“反右运动”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事后看起来都像是事先设定好的一场大骗局,当局先通过各种方式鼓动、诱使、甚至迫使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帮党整风,向党、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结果反过来把怀着善良愿望为改进党和改府的工作和作风而向党和政府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的民众(其中主要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而进行批斗、打击、关押、处以“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回原籍,甚至判刑坐牢,搞得右派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们学校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老师几乎都是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和员工,而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却都成了党、政府和领导大力称赞表扬的反右积极份子,纷纷得到提拔重用。这一切都有违我的常识和良知,当时我心里时常思考:一个拥有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拥有如此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拥有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何会把那些品学兼优,当时国家建设又十分需要,并且又十分稀缺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弃之不用,而重用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当局“解放”后通过它们的宣传、歪曲、误导(报刑、广播、文艺作品、课堂、电影……)在我心目中建立起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信念已开始发生动摇。这段时间我经常处于猶豫、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我究竟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常识、良知;还是应当相信当局的宣传、灌输?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当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因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常识是人类数千年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是被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了的;而良知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人与人交往和人与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也是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所反复验证了的。所以我确认凡是违反常识、违背良知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此时我已开始从以前对领袖、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之中逐渐开始觉醒,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了。

高中时代的课余生活与初中时代相似,课余时间除了完成不得不完成的家庭作业之外,仍然很少把时间花在功课上,图书館、阅览室依然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我具备较为丰富的常识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中时兴趣爱好比初中时更为广泛。在这个时期偶然得到的几本书对我的兴趣爱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本就是在家中书柜里找到的一本,大姐在艺芳女中读书时的一本老版课外读物《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用老式的石印印刷的,纸张是“解放”前小学生常用的那种浅黄色、未经漂白的薄土纸,这本唐诗每首诗后面都附有较详尽的白话文注释,介绍作者的生平;生僻字的读音、字意;诗中典故的由来与含意。这本唐诗使一个初读唐诗的人很容易理解并进入那首唐诗所描写的意境,从中得到无穷的心灵享受,这本最早读到的《唐诗三百首》及以后购读的龙榆生编撰的《唐宋名家诗选》、詹安泰编撰的《李璟李煜词》、俞陛云编撰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等诗词书籍和高中语文中的一些古文、古诗词教材中所表现出的幽深的意境在我的心灵深处激发出了极大的共鸣,使我从中得到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

对于我这样一位对中国历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持批制态度的人来说,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水墨字画是以糟粕为主的中国传统文中十分难得的精毕;第二本是有一天偶尔从南阳街(长沙书店、文化用品商店最集中的一条街)经过,看到一个书摊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解放”前出版的《古今名人画稿》,我买回来之后爱不释手,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历朝历代著名水墨画名家作品的画册,通过对这本画册的反覆观赏之后,才逐渐领略到水墨画那看似简单的潦潦几笔所蕴含的无穷意境。中国画的精华在写意的彩墨画,而不在写实的工笔画。你看齐白石老先生潦潦几笔所画的毛茸茸的小雞及、小鱼、小虾不仅栩栩如生,而且仿佛都在画面上觅食、游动;再看看张大千老先生的彩墨山水画,他用简练的笔触就把山水画面上或是雄伟磅礴;或是秀美幽深的意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偏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份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的水墨、彩墨画在世界画坛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如果西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有足够的了解,哪怕他是个世界一流的西洋画家也会对中国的水墨、彩墨画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得近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有一年游历欧洲到达法国,想去拜访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西班牙人,常住法国),他对他旅法的华人朋友表达了这一意向,想让这位朋友跟毕加索联系一下,约定一个拜访的时间。那位华裔朋友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他心想,人家是全世界当今最著名的画家,你在中国虽然名气很大,但外国人知道的恐怕不多,人家那么忙,恐怕不一定会见你。张大千说:你想办法帮我联系一下,人家如果不愿见就算了。这位朋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帮张大千与毕加索联系张大千要去拜访毕加索一事。不料毕家索一听是中国著名国画家张大千要来拜访他居然非常高兴,连忙表示非常欢迎,立即安排拜访时间。当双方见面时,毕加索对张大千的画技十分钦佩,特别欣赏中国水墨画中的写意,并要张大千教他如何画国画。谈话时还对张大千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中国画水平、技法如此之高妙,为何许多中国青年还跑到欧美来学绘画?毕加索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这一事例表明中国水墨画(也包括彩墨画)水平之高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三本书就是有一天到距我家不远的五一路新华书店(“解放”后长沙最大的国营书店)去逛,发现一本美术教科书《素描》,购回观看之后,发现这本书除了介绍素描的技法之外,对我来说它最重要的是介绍了许多鉴赏美术作品的常识,大大提高了我的审美、鉴赏能力,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还有一本书也是在五一路新华书店买到的《中国广播歌曲集》,这本书集中了我所喜爱的几乎所有中外歌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歌和一些地方民歌。我对音乐的喜爱最早缘于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对京剧的兴趣和喜爱。这本广播歌曲集收集的好几百首“解放”前后的中外歌曲特别是其中我所喜爱的少数民族和地方民歌不仅陶冶了我的性情、愉悦了我的心身,而且也不知不觉之中提高了我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我对京剧的喜爱和鉴赏水平的提高除了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看了不少京剧之外,还得益于母亲收藏的数十张“解放”前各流派京剧名家灌制的唱片,和家里那台手摇式唱机。母亲在欣赏这些京剧唱片时,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至今仍记得那些京剧名家有谭鑫培、金少山、马连良、麒麟童(周信芳)、肖长华、杨宝森、言菊朋、高华(著名票友)、叶盛兰、姜妙香、梅兰芳、程砚秋、筍慧生、言慧珠……等。印象最深的剧目有金少山、梅兰芳的覇王别姬;马连良的甘露寺、借东风;梅兰芳、马连良的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四郎探母;四大名旦合演的四五花洞;楊宝森、高毕的桑国会;程砚秋的荒山泪、锁麟禳、钓金龟、红娘……等。

高中时还喜欢和几位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玩两种游戏:一是、每人轮流各唱一首歌,互相之间不能重复;自己唱过的也不能重复,直至一个人唱不出新的歌,则这人就祘输了;二是一人先说出一个字,另一人接着说出发音相同字意不同的另一个字,如此往返直至一个人再也说不出同音的字时,此人还可说出意思想同但读音不同的另一个字。于是又转向这个字的同音字的比拼,这样到后来比赛的字的音和字意思都演变成与原来最初的那个字完全不相同的字了。例如:园字同音的有原、源、缘、铅、沿………,按园字的意思可转成“圈”、“环”、“球”……等(都是园形的东西),这些字又可生出许多同音不同意的字,这些字又可引伸出许多同意下同音的字,如此引伸下去变化无穷,这种游戏能增长不少同音字和同意字的知识,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益智游戏,也祘是我们的发明吧!

此外从初中时代起,每年秋季在天心公园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菊花展览,观众无需花钱买票,而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尽管如此,因那时普遍贫困,人们大都一天到晚忙于生计,少有空闲时间;而有此雅兴又有空闲的人大都是知识阶层和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又害怕被别人指责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所以前往参观菊花展览的人很少。这是我每年秋天必去参观的展览,因为菊花展览会上不仅有五颜六色、各式各样令人赏心悦目的菊花可供仔细品味观赏,我更欣赏的是那些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菊花名称,诸如:“紫盘托桂”、“玉盘托桂”、“泥金钩沙”、“珠帘飞瀑”、“大獅头”、“天女散花”……等等不胜枚举。菊花展的同时也伴隨有少量名贵花卉的展出。

1957年的菊展上,我去参观的那天下午,居然有幸看到一盆盛开的昙花。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学校吃完午饭,在学校看了一场校际篮球赛之后,我一个人到天心公园去参观菊花展览。天心公园内的小路两旁的花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种在各种精致的花盆里的菊花,每盆菊花上都吊着一个标牌,标牌上写着这盆菊花那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名称、送展单位的名称。当我走到天心公园临近它的北门的一个展出精品的、带有温室性质的展室内时,突然看到一盆放置在一个十分精致的四腿花架上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盆里种着的一颗形状十分奇特的花,其枝叶是绿色的十分像那种扁平的仙人掌,只是比仙人掌更薄,在它下垂的几支茎干的顶端各开着一朵高雅美艳无与伦比的白色花朵。我走到近前已有几人在那里观赏,还有一位园艺工作人员在向我们讲解,从她的讲解我才知道这竟是那久负盛名的昙花。

她又介绍了昙花的习性。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昙花一现”这一成语的由来,原来昙花一年只开一次,而且只在午夜时分开花,从开始开放到凋谢一共只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人们很少能有机会一睹昙花盛开的芳容。我们今天下午之所以有幸能看到昙花那难得一见盛开的芳姿,是因为园艺学家采用了以下“偷天换日”、“颠倒昼夜”的科学办法予以实现的。在它的花蕾长到10厘米时,每天上午7点钟把整株昙花搬进暗室里,造成无光亮的环境。到傍晚8点钟至9点钟,用100瓦至200瓦的电灯进行人工照射,这样处理7至10天后,昙花就能在白天中午前后开始开放,而且开花的时间也从原来的四小时左右延长到现在的五、六小时后才开始凋谢闭合。

1957年暑假,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先在县公安局,后调至县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哥回长沙探亲。我十分希望他能温习一下高中的课程,明年与我一道参加高考,以我对他素质的了解,他在一年的业余时间内,温习好高中的课程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他兼具转业军人和现职干部的双重身份,则更有把握,因当时当局鼓励复员转业军人、在职干部、职工参加高考,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录取标准也比应庙高中毕业生要低。我当时认为像具备我哥哥这种素质的人,不上大学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哥哥也被我说动了,文史方面的课程.他完全可以自学,我只担心数理化的课程,他只具备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所以那个暑假,除了偶尔去湘江游泳之外都和他一起复习高中的数理化课程,他超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使复习课程进展很快。不知不觉一个多月的探亲假期到了(他是把两年的探亲假集中到一起休的,也是他50年12月底离家跑去参军之后第一次回家),他带着我给他准备的所有高中各科课本和复习资料回泌阳去了。哪知一个多月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仔细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留在泌阳工作,不参加明年的高考了。他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缘由,我当时十分不解,也十分失望。后来我才理解到,他这一选择是为了让我们四个姊妹兄弟能顺利完成学业而默默地作出的牺牲。他就是那种为了他人的利益宁愿默默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还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人。就像他读初中时,为了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不致缀学,而默默地把自己的中餐费帮这位同学交学费,宁愿自己每天中午挨饿,也不让其他同学和家人知道一样。

1956年我的二姐正华在长郡中学高43班毕业,这年是“解放”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份,高考时尚未十分看重家庭出身,而是以成绩为是否录取、录取什么学校、录取什么专业的重要依据,我二姐幸运地遇上了这一年,她顺利地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两年后因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不过表面上仍维持中苏友好的表象),中共当局已开始着手扭转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许多高校已开始恢复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教学工作,俄语课程和俄语专业的学生受到削减,二姐也由俄语系转到了中文系,并因此推迟了一年毕业。到1961年她毕业时,当局为了转移和压制民众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不满,已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大学毕业分配也强调家庭出身,本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教书的二姐也因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舅舅又在台湾军界工作,而被他人顶替,二姐最终被“发配”到宁夏吳忠市“支边”(即支援边远地区建设的简称),到吳忠后,先分到吴忠市一中教语文,不久又调到吳忠师范执教,在这里她遇到了先期从陕西师专毕业分配到这里执教的吕学修老师,后来他们结为连理,吕老师便成了我的二姐夫。

1957年夏天,我的大姐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时已改校名为“武汉医学院”),在这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大姐自知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又有舅舅在台湾军界供职,所以尽管校方一再怂恿、动员仍不为所动,一直保持低调,未能让当局抓住任何把柄,才得以侥幸躲过“反右”这一关,她的男友黄明生原比她高一年级,后因患肺结核病休学一年,病癒复学后才降到了大姐这一班。他老家在江苏泰安(现改为泰州)农村,属贫下中农出身。大鸣大放时虽也怀着帮党整风的真诚愿望,向学校和党支部写了一些大字报,提了一些不是十分尖锐的意见,但因有贫下中农出身这顶保护傘,也未被划成右派份子。尽管大姐和黄明生都成绩优异,但他们二人仍然双双被“发配”到大西南的四川成都华西医学院(当时已改名为“四川医字院”)当医生。大姐分在内科;黄明生分在精神科。黄明生虽老家在泰安农村,但因他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工作、生活,所以黄明生从小就跟随他大姐一家在上海唸书。我大姐和黄明生于1959年结婚,大姐自大学毕业后,以及结婚之后一直坚持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那时他们刚毕业只有42.5元一个月,一年以后转正才有51.5元一个月。二姐毕业及成家后都是一直坚持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大哥转业到泌阳工作后每月都要给家里寄30元钱(他按照排级干部转业,每月工资有53元,比当地的一般干部略高)。因为“解放”后我父亲身体不好,患有结核病和胃溃疡病,需要服药和补充营养,他虽有公费医疗,但有许多自购的药是不能报销的。父亲因时常请病假要扣除一部份工资,每月实发到手的工资仅40元左右。而我唸中学和后来唸大学都需自交伙食费和学杂费。

1957年不仅对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如此,这年我父亲的病势加重,胃部经常出血,肺结核引起的咳嗽也有加剧,而且咳出的痰中常带血丝;大姐的毕业分配也不如意;一向聪明伶俐的弟弟正仁初中毕业又未能考上高中,只好在家里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家庭复习小组复习初中课程,准备参加明年的升学考试。

然而到1958年以毛译东有首的中共当局为了与苏联爭当国际共产阵营的头,而发动“大跃进运动”时,由于各行各业都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到处征招员工,大约在这年的五、六月份居委会根据当局的指示,动员失学青年参加工作,开始有省农垦局在长沙征招失学、失业人员去国营农场工作,农垦局通过居委会向失学、失业人员吹嘘大型国营农场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耕地用拖拉机,播种用播种机,收割用“康拜音”(联合收割机的俄文音译名称)。在居委会和农垦局招工人员的诱导之下,我父母和正仁都被说动了心,我父母为減轻自己的负担;又见正仁的成绩也不如其他兄弟姊妹好,就错误地认为正仁读书也读下出什么名堂,居然同意让正仁去国营农场当农工。

正仁年纪小,可能又受当时一部吹嘘苏联国营农场职工“幸福生活”的影片《幸福生活》的影响,心想去开拖拉机、“康拜音”也不错,也表示愿意去国营农场工作。那个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我说:正仁只有十五、六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没有一点独立生活的经验;又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他到农场去,他们说是说去开拉拉机、收割机、“康拜音”,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开这些机器的机会哪里会轮得到他?他到农场去就是去当一个普通农工,他怎么吃得消?他现在是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父母亲见我已发火,也只好表示不要正仁去农场当农工,就去找居委会说他们(我父母)身体都下好,家里离不开人,正仁年纪太小,还是让他在长沙升学,还可以顺便照顾父母。这样才把正仁的名字从农场报名册上划掉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我回家想看看正仁功课复习得怎么样了,父母对我说正仁已到长沙汽车电器厂去上班当学徒工去了,学徒期间每月工资18元。我问是正仁自己要去的吗?父母亲说:他们自学小组的许多学生都被招工了,有的到了农场、有的进了工厂,正仁自己也不想继续唸书了,正好长沙汽车电器厂到居家会来招学徒工,正仁先跑到位于烈士公园西门马路对面的长沙汽车电器厂去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该厂的情况,这是全国唯一家生产汽车电器的大型工厂,一机部所属“汽车电器研究所”也设在该厂,正仁很满意,所以他就报名了,户口已迁到厂里去了。

傍晚正仁下班回来,告诉我他因初中毕业,这在当时已算是有文化的人,年纪又小所以被分到检验科当学徒,工作很轻松,主要与量具和其他检测仪器打交道,还可学到不少知识。我见生米已煮成熟饭,已无法挽回,又见分配的工种还不错,也只好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既然你们都支持,正仁又愿意,工厂分配的工种还不错,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内心始终为正仁设有继续升学唸书深感遗憾。

我知道以正仁的素质,他成绩不太好,主要是太贪玩、太不专心,就连我每次考试前那两三天临时抱佛脚的突击一下的努力都没有所造成的。一旦他长大一点,认识到读书、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时,我想他也会成为一名优秀学生的。

1957年寒假我还是留校寄宿,由于下学期就要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所以寒假期间除了打乒乓球、打篮球、跑步之外有时也复习一下功课。春节刚过我就和好友谭X诚同学一起去拜访家在长沙的同学,想到半年后高中毕业便要各奔东西,再要相见恐怕就难了。

谭X诚同学唸书特别用功,记性又好,他连历史地理几乎都能整本整本地背诵出来(谭X诚高中毕业后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后在该所一直工作到退休)。我和他一起先后拜访了周X瑜、沈X祥、易X庄、王X嘉、张X范、张X丽……等同学。

那天我和谭X诚去家住熙台岭的张X范同学家拜访,张同学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在银行工作。张同学的母亲见我们到来非常热情,立即煮了甜酒冲雞蛋给我们吃,我们与张同学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此时张X范告讲我们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他说鲁迅文中那位受伤的张静淑君,不仅没有死,伤癒后还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工作,现与她母亲在同一所小学教书。

我和谭X诚听到后都深感意外和惊讶。

随后张X范表示想和我们一起去拜访同学,我和潭X诚都非常高兴。因为张X范同学原比我们高两个年级,所以也比我们大两、三岁,她原来是长郡女子体操队的主力队员之一,那时长郡中学的男女体操队在湖南省是一流的体操队,后来女队的孫孝贞和张X范双双被选进国家女子体操队。在后来的训练中张X范不慎从器械上摔下来,造成左手臂骨折,只好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退役回到长沙,仍回长郡中学唸书,所以就降到了我们这个年级。,她初中在C-116班,高中才和我们一起分到高五十班。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读书十分用功,成绩优异,又擅长打篮球、打乒乓球、游泳,体操更是不用说。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她是许多同学心目中的“青春偶像”。我们和她一起又拜访了两三位同学后,大家决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那时中共当局因“反帝”的需要,正极力拉陇印度、缅甸等国家,所以和印度关系很好,电影院常举行印度电影周,放映印度影片如章西女皇、两亩地、流浪者……等,其中以两亩地和流浪者这两部反映印度底层民众苦难的影片,既符合中共当局宣扬阶级压迫、阶级斗爭的需要;又符合底层民众的口味,所以这两部印度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时常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观众们不仅为这两部影片的情节所吸引,也被印度那种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所打动,这种以锣鼓为主要乐器的音乐,听似旋律筒单,却能给人一种百听不厌的美妙感觉。

我们来到“国际电影院”,这里原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兼作放映美国影片的场所,现在改为专门的电影院了。我们到了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售票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好不容易才购到晚上最后一场的三张站票,是晚上八点开演的“流浪者”上、下集合演。卖好票我们三人商量后,决定先各自回家吃晚饭,晚上7点40分在进口处汇合一起进场观看。晚餐后我在学校休息了一下,才前往“国际电影院”进口处等待前一场的观众散场。不一会儿见张、谭二位先后也都到达进口处了,我们汇合之后不久,终于等到进场时间到了,我们排在前面,以便先进场好找一个好的观看位置,因为我们是没有固定位置的站票,我提议我们站到楼座最后一排的过道上去看,因为楼座的座位是阶梯形的,最后一排的过道位置最高,站在那是就不会被别人挡住视线,我们三个人就一直站在那里观看“流浪者”,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散场。该电影主要是描述一位出身高贵的阔小姐与一位出身寒微的流浪青年之间的曲折离奇又真诚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主题插曲“流浪者之歌”在该影片放映之后,几乎响彻中国大地城乡长达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