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丰县铁链女被意外曝光直至今天，我从未看过任何电视频道的直播节目和录像回放。丰县铁链女的悲凄形象，让我下意识地拒绝一切光鲜亮丽，也让我不由得忆起曾与铁链男们朝夕相处、同铺共眠的一段人生经历。

23年前的1999年5月19日下午，当我踏进北京市看守所313室后，很快就见到了多位被砸上脚镣的号友。一根粗大锃亮的铁链，将他们的脚镣相连。在哗哗链声中，我与他们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突遇那么多拴链之人的我，只有好奇，没有震撼、没有痛楚、没有心悸。因为不难明白，这样的法定戒具被动用，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

然而，今夕何年？2022年的今天，在徐州丰县董集村，在董某人院子里的小屋中，竟有一位女子被铁锁套脖、铁链紧拴！

这样的一幕，令我大为震惊，把我深深刺痛。这样的一幕，真的是击穿了文明和良知的底线。这样的一幕，足以使人们脖子上的所有项链和金牌，全都黯然失色、惨淡无光。

如此人神共愤的一幕，使瞒、骗、删、封、训、关等伎俩历史性地大为失灵。当然，官媒照例奉命无言，岁月静好之人照例平庸沉默，但五毛们很少出来搅屎，自干五们说了人话。而有良知的国人，则怒火中烧、倒逼真相，发声为人、救赎自己，追责究因、力促观念与法律的改变和提升。

2月17日，我读到了盛洪教授的一篇文章——《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我在转发微信朋友圈时，加了自己的一句话：盛洪这篇文章，把要害击中了。随后我悟到，说“击中了”，其实并没说到位。在这场专属自媒体的持续舆情风暴中，击中要害的文章很多很多，读之使我受益匪浅。比如，《铁链女事件的治标与治本》就是一篇好文，其作者是“孤舟蓑笠翁”。而盛洪这篇文章，不仅是击中要害，更是以新的认知把要害给点透了：所谓“拐卖”，实为劫持和转让控制。被劫持的妇女，根本不是物品，也不属劫匪所有，故后者完全没有“卖”的资格。而用“收买”描述有人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对妇女的控制，将这些人称为“买主”时，则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法律概念上的扭曲和混淆：将这种犯罪行为视为与买卖类似的行为。这是对“买卖”一词的亵渎，也是对这种用暴力侵犯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

盛洪的澄清，让人耳目一新，有醍醐灌顶之效。盛洪的分析，逻辑无懈可击，论述明白易懂——这就很有希望促成国人观念之变化。观念变了，才会有法律和制度的相应改变。观念提升了，才会有法律和制度的相应提升。

2月23日，官方发布了第五份调查通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这份通报权威地载明，丰县检察院对董某人涉嫌罪名的定性，居然是“虐待”！丰县检察院无视真相，无视相关法律法规，愣把董某人与铁链女（是否指莹为梅？实锤疑点甚多！）的无效婚姻认定为有效，于是铁链女就成了董家的“家庭成员”。而董某人所干的坏事，就成了只是虐待而已。丰县检察院的浑球定性，立刻遭到人们的强烈质疑和有力抨击。几天前，网上流出一位“普通网民”打给丰县政法委的电话录音；那位网友对上述定性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诘问和批驳，我完全认同。

在丰县检察院的荒唐定性之下，饱受侮辱和摧残的铁链女，就还得待在徐州，待在丰县，待在董集村，待在董某人的院子里。难怪林世钰要在她的诗——《我不是小花梅，我的名字是中国女人》中大声呼喊：徐州，拿开你肮脏的手，放我走！在这里，我也要断喝一声：徐州，你真的还要一意孤行，用一条无形的铁链，锁住铁链女卑微但渴求自由的身躯，直到她魂断董集吗？

现在，让我们以盛洪的视角，来更好地看清丰县检察院上述定性的实质所在。按盛洪教授的见解，铁链女决不能被看作是由董某人的父亲“买”来的，而是被人渣所劫持、经多次转手沦入董家成为性奴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哪怕董某人与被劫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没有丝毫的弄虚作假，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婚姻，被劫女也绝不是董家的“家庭成员”。由是观之，丰县检察院的上述定性，就是将劫持恶果生生洗白！这样的定性，把法理置于何地？把人权理念置于何地？把现代文明准则置于何地？

以盛洪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看清贾平凹相关说法的实质。

2016年4月，贾平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张知依采访时，就“拐卖妇女”一事说过这样一句似乎还能说得出口的话：“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我认为，贾平凹这么说，并不是为“买媳妇”唱赞歌，而是为“买主”作辩解：“买媳妇”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虽然“从法律角度（看）是不对的”，但不是见不得人，不是绝不能干。不难发现，支撑这句话的观念，是“为了传宗接代，可以不择手段”。其手段的选项，包括“买媳妇”。作为“买主”，他向人贩子付完钱后，就认为这个妇女归他所有。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村里其他人，都认为他只是“买了个媳妇”而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买媳妇”，尽了孝道，救了村庄。

而基于盛洪的见解，我们知道，所谓“拐卖妇女”，其罪恶不是“买卖了妇女”，而是“根本就不是买卖”。在《盲山式犯罪：乔庄“买卖”的重罪》一文的最后，盛洪更是一针见血地道明：“拐卖”与“收买”，二者的性质和程度一目了然：甲乙两人合谋绑架妇女，只不过做了分工，甲去绑架，乙付他钱，这钱不是被拐妇女的价值，而是甲的“辛苦费”；甲绑架了妇女以后，用暴力胁持到乙处，将对该妇女的暴力控制转交给乙，乙随后对该妇女进行了“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这焉能不是令人发指的严重犯罪呢？

这就是说，所谓“买媳妇”，根本不是当了一回“买主”，而是犯下了“合谋绑架妇女”的重罪！于是，贾平凹的辩解，实质上就成了这样一句面目狰狞、完全说不出口的话：如果他不合谋绑架妇女，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合谋绑架妇女，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6年前，张知依追问过贾平凹：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当时，贾平凹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他的话外之音很清楚：可以被接受。

今天，我也要追问贾平凹：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合谋绑架妇女是可以被接受的？我不相信，他的答案依旧会是：可以被接受。我相信，只要贾平凹和村民们知道并认可盛洪的见解，他们就会得到应有的结论：即便为了传宗接代，也不能不择手段。至少，合谋劫持妇女绝不应是选项之一。

乌克兰人正在自己的国土上浴血奋战，在进行正义的抗击俄国武装入侵的卫国战争。而中华大地上的我们，则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捍卫人权的战争。我愿意坦言，只有在更多更多的国人突破野蛮的惯性，驱离蒙昧的孽障，从而认同“哪怕村子消亡，也不容劫持妇女”的新观念后，被有形和无形的铁链锁死的铁链女，才能有望真正获得自由；我们的神州大地，才能最终迎来盲山式犯罪绝迹的那一天。

2022年2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自丰县铁链女被意外曝光直至今天，我从未看过任何电视频道的直播节目和录像回放。丰县铁链女的悲凄形象，让我下意识地拒绝一切光鲜亮丽，也让我不由得忆起曾与铁链男们朝夕相处、同铺共眠的一段人生经历。

23年前的1999年5月19日下午，当我踏进北京市看守所313室后，很快就见到了多位被砸上脚镣的号友。一根粗大锃亮的铁链，将他们的脚镣相连。在哗哗链声中，我与他们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突遇那么多拴链之人的我，只有好奇，没有震撼、没有痛楚、没有心悸。因为不难明白，这样的法定戒具被动用，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

然而，今夕何年？2022年的今天，在徐州丰县董集村，在董某人院子里的小屋中，竟有一位女子被铁锁套脖、铁链紧拴！

这样的一幕，令我大为震惊，把我深深刺痛。这样的一幕，真的是击穿了文明和良知的底线。这样的一幕，足以使人们脖子上的所有项链和金牌，全都黯然失色、惨淡无光。

如此人神共愤的一幕，使瞒、骗、删、封、训、关等伎俩历史性地大为失灵。当然，官媒照例奉命无言，岁月静好之人照例平庸沉默，但五毛们很少出来搅屎，自干五们说了人话。而有良知的国人，则怒火中烧、倒逼真相，发声为人、救赎自己，追责究因、力促观念与法律的改变和提升。

2月17日，我读到了盛洪教授的一篇文章——《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我在转发微信朋友圈时，加了自己的一句话：盛洪这篇文章，把要害击中了。随后我悟到，说“击中了”，其实并没说到位。在这场专属自媒体的持续舆情风暴中，击中要害的文章很多很多，读之使我受益匪浅。比如，《铁链女事件的治标与治本》就是一篇好文，其作者是“孤舟蓑笠翁”。而盛洪这篇文章，不仅是击中要害，更是以新的认知把要害给点透了：所谓“拐卖”，实为劫持和转让控制。被劫持的妇女，根本不是物品，也不属劫匪所有，故后者完全没有“卖”的资格。而用“收买”描述有人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对妇女的控制，将这些人称为“买主”时，则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法律概念上的扭曲和混淆：将这种犯罪行为视为与买卖类似的行为。这是对“买卖”一词的亵渎，也是对这种用暴力侵犯妇女权利行为的粉饰。

盛洪的澄清，让人耳目一新，有醍醐灌顶之效。盛洪的分析，逻辑无懈可击，论述明白易懂——这就很有希望促成国人观念之变化。观念变了，才会有法律和制度的相应改变。观念提升了，才会有法律和制度的相应提升。

2月23日，官方发布了第五份调查通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这份通报权威地载明，丰县检察院对董某人涉嫌罪名的定性，居然是“虐待”！丰县检察院无视真相，无视相关法律法规，愣把董某人与铁链女（是否指莹为梅？实锤疑点甚多！）的无效婚姻认定为有效，于是铁链女就成了董家的“家庭成员”。而董某人所干的坏事，就成了只是虐待而已。丰县检察院的浑球定性，立刻遭到人们的强烈质疑和有力抨击。几天前，网上流出一位“普通网民”打给丰县政法委的电话录音；那位网友对上述定性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诘问和批驳，我完全认同。

在丰县检察院的荒唐定性之下，饱受侮辱和摧残的铁链女，就还得待在徐州，待在丰县，待在董集村，待在董某人的院子里。难怪林世钰要在她的诗——《我不是小花梅，我的名字是中国女人》中大声呼喊：徐州，拿开你肮脏的手，放我走！在这里，我也要断喝一声：徐州，你真的还要一意孤行，用一条无形的铁链，锁住铁链女卑微但渴求自由的身躯，直到她魂断董集吗？

现在，让我们以盛洪的视角，来更好地看清丰县检察院上述定性的实质所在。按盛洪教授的见解，铁链女决不能被看作是由董某人的父亲“买”来的，而是被人渣所劫持、经多次转手沦入董家成为性奴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哪怕董某人与被劫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没有丝毫的弄虚作假，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婚姻，被劫女也绝不是董家的“家庭成员”。由是观之，丰县检察院的上述定性，就是将劫持恶果生生洗白！这样的定性，把法理置于何地？把人权理念置于何地？把现代文明准则置于何地？

以盛洪的视角，也能更好地看清贾平凹相关说法的实质。

2016年4月，贾平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张知依采访时，就“拐卖妇女”一事说过这样一句似乎还能说得出口的话：“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我认为，贾平凹这么说，并不是为“买媳妇”唱赞歌，而是为“买主”作辩解：“买媳妇”是事出无奈、迫不得已，虽然“从法律角度（看）是不对的”，但不是见不得人，不是绝不能干。不难发现，支撑这句话的观念，是“为了传宗接代，可以不择手段”。其手段的选项，包括“买媳妇”。作为“买主”，他向人贩子付完钱后，就认为这个妇女归他所有。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村里其他人，都认为他只是“买了个媳妇”而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买媳妇”，尽了孝道，救了村庄。

而基于盛洪的见解，我们知道，所谓“拐卖妇女”，其罪恶不是“买卖了妇女”，而是“根本就不是买卖”。在《盲山式犯罪：乔庄“买卖”的重罪》一文的最后，盛洪更是一针见血地道明：“拐卖”与“收买”，二者的性质和程度一目了然：甲乙两人合谋绑架妇女，只不过做了分工，甲去绑架，乙付他钱，这钱不是被拐妇女的价值，而是甲的“辛苦费”；甲绑架了妇女以后，用暴力胁持到乙处，将对该妇女的暴力控制转交给乙，乙随后对该妇女进行了“情节特别恶劣的”强奸。这焉能不是令人发指的严重犯罪呢？

这就是说，所谓“买媳妇”，根本不是当了一回“买主”，而是犯下了“合谋绑架妇女”的重罪！于是，贾平凹的辩解，实质上就成了这样一句面目狰狞、完全说不出口的话：如果他不合谋绑架妇女，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合谋绑架妇女，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6年前，张知依追问过贾平凹：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当时，贾平凹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他的话外之音很清楚：可以被接受。

今天，我也要追问贾平凹：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合谋绑架妇女是可以被接受的？我不相信，他的答案依旧会是：可以被接受。我相信，只要贾平凹和村民们知道并认可盛洪的见解，他们就会得到应有的结论：即便为了传宗接代，也不能不择手段。至少，合谋劫持妇女绝不应是选项之一。

乌克兰人正在自己的国土上浴血奋战，在进行正义的抗击俄国武装入侵的卫国战争。而中华大地上的我们，则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捍卫人权的战争。我愿意坦言，只有在更多更多的国人突破野蛮的惯性，驱离蒙昧的孽障，从而认同“哪怕村子消亡，也不容劫持妇女”的新观念后，被有形和无形的铁链锁死的铁链女，才能有望真正获得自由；我们的神州大地，才能最终迎来盲山式犯罪绝迹的那一天。

2022年2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RF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