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到香港，” 住在费城的华人退休药剂师容锦爱说。“我以前在我的中学差不多课课都是第一名，但是我没有资格考大学，因为我的爸爸是右派，我的家庭是资本家，所以没有资格报考。”

上世纪60年代，容锦爱住在广州东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中她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要是我们靠做工的工分来分粮食，饿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容锦爱说，

1971年5月17日，她带领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天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乘船进入香港。

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实现了她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

但并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达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加洛（笔名阿陀）说，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终葬身大海或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

“最保守的估计，偷渡的比例是百分之十，1500人的学校，150个人偷渡，找到了11个死亡者，”阿陀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学生，年龄是15、6岁，17、8岁，正还是求学的年龄，豆蔻年华，就这样在逃港中去世了。”

《大逃港》作者：30年164万人逃港，10万人蒙难

陈秉安原是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他花了22年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

“从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这30年中逃港过去的，我的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估计出来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情况——是10万左右。” 陈秉安告诉美国之音。

陈秉安认为，逃港是中国民众 “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留下它的历史足迹。” 陈秉安表示，“像这种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还要像飞蛾扑火似的，一定要渡过这个深圳河、渡过大鹏湾，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亘古少有。”

因此陈秉安表示，“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把这些死难者留下他们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么一个历史记载。”

黄东汉是广州第十五中66届毕业生，1970年逃港，现年75岁，最近已住进养老院。他于2011年就提出在香港为逃港蒙难者立碑。

“我们要为当年的死难者讨个说法。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黄东汉告诉美国之音。“当年我们被说成叛国投敌后来又叫非法探亲，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是投奔自由。”

2014年5月1日，59位40年前的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

尽管这块碑立在一个人迹稀少的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隐晦地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它在地面之上仅存在了两年。

“大概是我在网上介绍了他们纪念活动的情况，”文革知青史研究者阿陀说。“岛上的岛民，原来同意他们建碑的那些人，听到看到这个文章后就怕了，就质问你们搞得到处都知道，香港左的势力很大的，他们就怕惹麻烦，就是要他们迁走，所以他们就把它（碑）埋到地下了。”

之后每年5月1日，香港的逃港幸存者只能到不同的岛上举行纪念活动。

“既然你香港不行了，我们就在美国立个碑吧。” 阿陀说。“立个堂堂正正的，我们在陵园，这样一种，而且我们世世代代，所以考虑到陵园，是世世代代陵园有人管理嘛，我们老了以后，去世了以后，这个碑是永远会存在的。

经过10个月的筹备，在香港和美国的当年逃港幸存者，已经在美国新泽西州距离纽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陵园购入墓地，墓地上将竖起一座名为“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 的双墓碑。墓碑揭幕仪式定6月15日中午举行。

双碑的第一块正面是 “魂兮归来” 的碑文：“纪念在六、七十年代为追求自由幸福，从广东越境偷渡港、澳途中，不幸失踪死亡的知青同学及同代人。”反面镌刻了176名经过确认的罹难者姓名。第二块墓碑上的罹难者名单仍在收集中。

“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我一出来就可以上大学了，我在香港上大学，然后再来美国上大学，” 容锦爱花了5年时间完成药剂专业并成为一名药剂师。“然后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的两个儿子李承恩和李承德，如今一位是整形外科医生，一位是医学科技领域的企业家，拥有两家初创公司，并担任7家初创公司的顾问和种子公司的投资者。

容锦爱说，为蒙难者立碑这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纪念那些人。因为我自己（在偷渡中）有几次都要死了。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第二个，我们已经老了，很快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个一定要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我们这一代是怎么挨过来的。”

因此容锦爱说，她一定要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女去参加立碑揭幕仪式。

他们是追求自由的先行者

在阿陀这位文革知青历史研究者看来，纪念那些蒙难者就是纪念所有追求自由、用脚投票的偷渡者，就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偷渡潮是知青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壮烈的，”阿陀说。“偷渡者是很普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们把这个铜墙铁壁撞开了一条裂缝，用自己的生命，撞开了一条缝，中国的改革大潮就喷薄而出，引动了南方的变化，变革。而这个变革就是中国西化的过程。这些人无意之中引领了中国的变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与阿陀的评价相同，《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把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逃港的事情是一步一步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开始是因为逃港放开的一部分的宝安县，宝安县做好了，又放开了深圳，深圳取得了成绩又放开了全国，所以逃港一步步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时，陈秉安采访了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期间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

“当时习书记是说，一定要把经济搞好，才能留住老百姓，不然，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还是会往资本主义那边跑。这是原话。” 陈秉安说，后来媒体把它改成“人们会用脚投票”。

陈秉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过四次逃港潮。第一次是1957年，“有些农民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要退社，当时开会批判，有些农民，内地的农民就没有出路，广东的农民，尤其是宝安县的农民，他有一条出路，就是逃香港，”

“第二次逃港高潮是1962年。” 陈秉安说，“大饥荒之后，不仅是广东省宝安县，而且内地的大批的居民跑到深圳来，从深圳强行逃过深圳河去。”

“第三次70年代，知识青年逃港，从70年到78年这个阶段，这一次逃港给了香港送去了一大批的知识人才。”

“第四次是1979年。那是最高潮的一次逃港。” 陈秉安说，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对于老百姓来说，开放就意味着可以逃港。

“可以说是最大的是后来这两次，最壮烈的也是后来两次，死人最多的也是后来两次。” 陈秉安说，

陈秉安说，在那次采访中，习仲勋说，中共对逃港有个认识过程。起先“把逃港看成是敌我矛盾，后来又想从教育入手宣传社会主义好，还是没搞好。”这个时候我们才想第三条路，发展经济。”

邓小平给了习仲勋新思路

陈秉安表示，是邓小平对逃港的看法给了习仲勋新的思路。1977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广东是他视察的第一站。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现实。他到广东，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向他汇报，谈到逃港的问题，他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说是阶级敌人破坏，是西方的反动势力在挑拨啊，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就说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就给包括习仲勋他们开了一个思路。是在习仲勋之前开了一个思路，也给宝安县开了一个思路，重新认识逃港。这个他是有他深刻的看法的。”

陈秉安说，香港的700万人口中，除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从大陆移民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内核人是500万人。500万中间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跟逃港有直接关系了，或者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好朋友、亲戚。我到香港一问，基本上都有点关系。”

换言之，香港就是由 “这么大一个人群，他的组成部分是以逃港者和他的亲属为主体的一个城市。” 陈秉安说。“他们当年，他的父亲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逃到资本主义阵营来的。他们就是想要过资本主义的日子嘛，他们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嘛。”

陈秉安认为，“研究香港人，不研究逃港，等于是没研究。逃港是真正香港人的根。我说过这个话，逃港是香港人的根。只有从这个地方能够破译这个密码，能够调节好政策，能够获得香港人的民心。”

陈秉安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有远见和深刻内涵，“不坚持一国两制，怎么能够取得这个大部分逃港人的心？”

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被广泛批为严重侵犯了香港人权、破坏了中共对香港的 “一国两制” 承诺，使香港的政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加上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以来香港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今天的香港不仅不再是中国大陆寻求自由的目的地，连许多香港人都在通过各种途径离开香港。

2022年4月以来，上海等中国很多大城市爆发了奥密克容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实行抗击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长时间封城封小区，民众在次生灾难中人权遭到大规模侵犯。当今中国许多年轻人用“躺平”、“润学”、“做最后一代” 来抵抗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侵犯。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当年偷渡知青与不偷渡知青的两种对社会未来走向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服于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寻找个人的安逸和发展的空间，一种是改变这个制度，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他就用脚来做选票，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制度。” 阿陀说。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逃到香港，” 住在费城的华人退休药剂师容锦爱说。“我以前在我的中学差不多课课都是第一名，但是我没有资格考大学，因为我的爸爸是右派，我的家庭是资本家，所以没有资格报考。”

上世纪60年代，容锦爱住在广州东山区，是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中她被分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要是我们靠做工的工分来分粮食，饿死了。所以我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生存，”容锦爱说，

1971年5月17日，她带领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只有12岁，和一位男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地图，爬山涉水，历时7天抵达澳门，再通过蛇头乘船进入香港。

1972年冬天，容锦爱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实现了她到美国读大学的梦想。

但并不是每位偷渡者都能成功抵达香港的。研究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的谭加洛（笔名阿陀）说，他就读的广州第八中学，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偷渡者最终葬身大海或死于军警的枪弹之下。

“最保守的估计，偷渡的比例是百分之十，1500人的学校，150个人偷渡，找到了11个死亡者，”阿陀说。“每个中学都有，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初中学生，年龄是15、6岁，17、8岁，正还是求学的年龄，豆蔻年华，就这样在逃港中去世了。”

《大逃港》作者：30年164万人逃港，10万人蒙难

陈秉安原是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他花了22年时间采访当事人、调查逃港事件，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

“从1951年的2月份到1980年的10月份，大概是30年。这30年中逃港过去的，我的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估计出来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情况——是10万左右。” 陈秉安告诉美国之音。

陈秉安认为，逃港是中国民众 “追求自由生活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留下它的历史足迹。” 陈秉安表示，“像这种在枪弹、铁丝网、警犬的控制之下，还要像飞蛾扑火似的，一定要渡过这个深圳河、渡过大鹏湾，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亘古少有。”

因此陈秉安表示，“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纪念碑把这些死难者留下他们用生命追求幸福生活的那么一个历史记载。”

黄东汉是广州第十五中66届毕业生，1970年逃港，现年75岁，最近已住进养老院。他于2011年就提出在香港为逃港蒙难者立碑。

“我们要为当年的死难者讨个说法。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黄东汉告诉美国之音。“当年我们被说成叛国投敌后来又叫非法探亲，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是投奔自由。”

2014年5月1日，59位40年前的逃港者，在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

尽管这块碑立在一个人迹稀少的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隐晦地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但它在地面之上仅存在了两年。

“大概是我在网上介绍了他们纪念活动的情况，”文革知青史研究者阿陀说。“岛上的岛民，原来同意他们建碑的那些人，听到看到这个文章后就怕了，就质问你们搞得到处都知道，香港左的势力很大的，他们就怕惹麻烦，就是要他们迁走，所以他们就把它（碑）埋到地下了。”

之后每年5月1日，香港的逃港幸存者只能到不同的岛上举行纪念活动。

“既然你香港不行了，我们就在美国立个碑吧。” 阿陀说。“立个堂堂正正的，我们在陵园，这样一种，而且我们世世代代，所以考虑到陵园，是世世代代陵园有人管理嘛，我们老了以后，去世了以后，这个碑是永远会存在的。

经过10个月的筹备，在香港和美国的当年逃港幸存者，已经在美国新泽西州距离纽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陵园购入墓地，墓地上将竖起一座名为“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 的双墓碑。墓碑揭幕仪式定6月15日中午举行。

双碑的第一块正面是 “魂兮归来” 的碑文：“纪念在六、七十年代为追求自由幸福，从广东越境偷渡港、澳途中，不幸失踪死亡的知青同学及同代人。”反面镌刻了176名经过确认的罹难者姓名。第二块墓碑上的罹难者名单仍在收集中。

“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我一出来就可以上大学了，我在香港上大学，然后再来美国上大学，” 容锦爱花了5年时间完成药剂专业并成为一名药剂师。“然后我就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的两个儿子李承恩和李承德，如今一位是整形外科医生，一位是医学科技领域的企业家，拥有两家初创公司，并担任7家初创公司的顾问和种子公司的投资者。

容锦爱说，为蒙难者立碑这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我们要纪念那些人。因为我自己（在偷渡中）有几次都要死了。要不是上天搭救，我的名字就在墓碑上了。”

“第二个，我们已经老了，很快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这个一定要讲给我们的后代听。一定要世世代代都知道我们这一代是怎么挨过来的。”

因此容锦爱说，她一定要带着他的儿子和孙女去参加立碑揭幕仪式。

他们是追求自由的先行者

在阿陀这位文革知青历史研究者看来，纪念那些蒙难者就是纪念所有追求自由、用脚投票的偷渡者，就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偷渡潮是知青运动中规模最大最壮烈的，”阿陀说。“偷渡者是很普通的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当他们把这个铜墙铁壁撞开了一条裂缝，用自己的生命，撞开了一条缝，中国的改革大潮就喷薄而出，引动了南方的变化，变革。而这个变革就是中国西化的过程。这些人无意之中引领了中国的变革潮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与阿陀的评价相同，《大逃港》作者陈秉安把逃港比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逃港的事情是一步一步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开始是因为逃港放开的一部分的宝安县，宝安县做好了，又放开了深圳，深圳取得了成绩又放开了全国，所以逃港一步步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时，陈秉安采访了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期间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

“当时习书记是说，一定要把经济搞好，才能留住老百姓，不然，脚是生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还是会往资本主义那边跑。这是原话。” 陈秉安说，后来媒体把它改成“人们会用脚投票”。

陈秉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过四次逃港潮。第一次是1957年，“有些农民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要退社，当时开会批判，有些农民，内地的农民就没有出路，广东的农民，尤其是宝安县的农民，他有一条出路，就是逃香港，”

“第二次逃港高潮是1962年。” 陈秉安说，“大饥荒之后，不仅是广东省宝安县，而且内地的大批的居民跑到深圳来，从深圳强行逃过深圳河去。”

“第三次70年代，知识青年逃港，从70年到78年这个阶段，这一次逃港给了香港送去了一大批的知识人才。”

“第四次是1979年。那是最高潮的一次逃港。” 陈秉安说，那时已经改革开放，对于老百姓来说，开放就意味着可以逃港。

“可以说是最大的是后来这两次，最壮烈的也是后来两次，死人最多的也是后来两次。” 陈秉安说，

陈秉安说，在那次采访中，习仲勋说，中共对逃港有个认识过程。起先“把逃港看成是敌我矛盾，后来又想从教育入手宣传社会主义好，还是没搞好。”这个时候我们才想第三条路，发展经济。”

邓小平给了习仲勋新思路

陈秉安表示，是邓小平对逃港的看法给了习仲勋新的思路。1977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广东是他视察的第一站。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现实。他到广东，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向他汇报，谈到逃港的问题，他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说是阶级敌人破坏，是西方的反动势力在挑拨啊，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就说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就给包括习仲勋他们开了一个思路。是在习仲勋之前开了一个思路，也给宝安县开了一个思路，重新认识逃港。这个他是有他深刻的看法的。”

陈秉安说，香港的700万人口中，除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从大陆移民香港的部分，“真正香港的内核人是500万人。500万中间大部分，绝大部分，是跟逃港有直接关系了，或者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好朋友、亲戚。我到香港一问，基本上都有点关系。”

换言之，香港就是由 “这么大一个人群，他的组成部分是以逃港者和他的亲属为主体的一个城市。” 陈秉安说。“他们当年，他的父亲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逃到资本主义阵营来的。他们就是想要过资本主义的日子嘛，他们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嘛。”

陈秉安认为，“研究香港人，不研究逃港，等于是没研究。逃港是真正香港人的根。我说过这个话，逃港是香港人的根。只有从这个地方能够破译这个密码，能够调节好政策，能够获得香港人的民心。”

陈秉安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有远见和深刻内涵，“不坚持一国两制，怎么能够取得这个大部分逃港人的心？”

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被广泛批为严重侵犯了香港人权、破坏了中共对香港的 “一国两制” 承诺，使香港的政治自由环境急剧恶化。加上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以来香港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今天的香港不仅不再是中国大陆寻求自由的目的地，连许多香港人都在通过各种途径离开香港。

2022年4月以来，上海等中国很多大城市爆发了奥密克容疫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持实行抗击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长时间封城封小区，民众在次生灾难中人权遭到大规模侵犯。当今中国许多年轻人用“躺平”、“润学”、“做最后一代” 来抵抗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侵犯。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当年偷渡知青与不偷渡知青的两种对社会未来走向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服于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寻找个人的安逸和发展的空间，一种是改变这个制度，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他就用脚来做选票，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制度。” 阿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