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世界各地举行纪念六四33周年活动

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周六(6月4日)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登场。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两千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重建。六四幸存者暨历史研究者吴仁华在致词时,特别代表所有在中国无法公开悼念六四的朋友,感谢台湾所做的一切。

由华人民主书院等二十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于6月4日傍晚6点40分揭开序幕。主办单位统计约两千名与会者在烛光晚会上除了同声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外,更借此活动呼吁全球人民共同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

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点9分时,主辨单位更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型,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

而在香港,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铜锣湾一带。在当局严密戒备下,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再次消失,但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有市民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人仅有表达空间几乎消失,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现像,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竖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民女”。

“民女”被消失接近半年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5月31日)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内发起为期6日的“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3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与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

发起“寻找民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份。 “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民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香港明报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纷纷发表声明纪念在那场和平追求自由民主运动的所有牺牲者,并对仍坚持六四精神的人给予支持。“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说。

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声明说,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今天,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继续回响在香港,PRC和香港当局禁止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企图压制对那一天的记忆。我们将继续仗义执言并推动追究PRC的暴行及其对人权的践踏,包括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那些行为。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 香港当局逮捕纪念六四33周年的当地民众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香港警方呼吁六四勿非法集结 前区议员派蜡烛让市民默默悼念

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连续第二年消失。(美联社)


香港 —香港警方星期四六四事件33周年之前两天会见传媒,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方,做同样事情,亦有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将会果断执法。

康文署星期五傍晚宣布,晚上关闭维园足球场等范围,以防有人非法集结。有前区议员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当局禁止公众表达异议的声音。

不过他认为,艰难时候特别需要仪式感,他会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也是香港支联会解散、3名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首个六四纪念日。

警方呼吁市民六四勿非法集结

在国安法的新政治形势下,加上防疫“限聚令”,今年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晚举办悼念活动,也是连续第3年维园没有六四烛光悼念集会。

香港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行动)廖珈奇星期四(6月2日),六四事件33周年前两日会见传媒表示,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宣传鼓吹在6月4日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不过,警方今年到星期四为止,未收到任何公众集会举行通知。

廖珈奇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宣传或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他强调,警方当日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

一人悼念也有违法风险

有记者问及,如果有市民一个人在铜锣湾一带点蜡烛悼念会不会犯法﹖廖珈奇回应表示,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方,做同样事情、有同样目的,就可以视为群众聚集,需要根据《公安条例》向警方申请,否则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

廖珈奇引述法庭判例表示,即使涉案者不在同一地点,但透过其他途径或媒介参与,例如在网上鼓吹,都有可能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一经定罪最高可监禁5年,同时用任何形式宣传或公布鼓吹人参加亦属犯法,最高可监禁1年。

廖珈奇说:“是法庭的一个案例,是一个非法集结,非法集结的一个案例,当中其实在判辞当中,我没有一个实际的判词辞在手,但我们会见到在整个非法集结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是担当不同的角色的,在法庭里面所讲,包括有一些人在现场做一些支援的角色,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透过网上或者其他媒体,去鼓动、指挥,甚至乎作出一些实质安排,这些行为在法庭的角度,这一类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参与了相关的非法集结的。”

康文署六四前夕关闭维园部份范围

负责管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康文署星期五(6月3日)傍晚,即是六四33周年前夕宣布,晚上11时起关闭维园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等范围,直至星期日(6月5日)凌晨零时30分。

康文署解释,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于星期六(6月4日)在维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作非法活动,所以决定由星期五晚11时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以防有人利用维园举行或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影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并且避免因群众聚集而引致的病毒传播风险。

前区议员派电子蜡烛悼念六四

前油尖旺区议员朱江玮星期四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今年一如以往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由星期五至下星期一(6月6日),市民可以在营业时间到他在旺角开设的店铺领取电子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

朱江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时候,他都会到维园外派发传单,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他希望北京当局面对以往曾经杀害人民的错误。

朱江玮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因为任何的政权它都需要去记着不是它(的)好,而是它做了什么不能被原谅的错事,杀害人民这个肯定是最不可原谅,不要理它在任何时空里面它的情况是怎样,得不得到人民支持,但是它总之做错就是做错,这个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个是最需要历史记着的一部份,过去一直都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公民教育,不是一个成王败寇的过程。”

呼吁市民在自己地方悼念不放弃勿硬踫

记者问及,派发电子蜡烛会否担心触犯法例﹖朱江玮表示,当局并没有明确禁止派发蜡烛,而且他在帖文呼吁市民在自己地方纪念,维园烛光不再,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也不要硬踫.朱江玮又表示,悼念是人的欲望,也是良知的底线,希望市民“做到几多得几多”。

朱江玮说:“其实我都是呼吁大家在家中,即是如果拿了我的蜡烛了,或者你自己预备吧,都在家中悼念,因为我觉得地方固然是重要的,即是这么多年维园烛光其实代表着香港的某种言论自由,但是如果真的不可以(在维园点烛光),亦都不用硬踫硬,因为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其实是人要记着、不要遗忘,这个是输赢的最重要位(置),因为这个是讲长远,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派蜡烛)在明显上会有违法,但是当然事实上最后是怎样,可能现在的时势我都讲不上,但是我就觉得悼念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欲望也好,一个良知的底线都好,做几多得几多吧。”

警方高调宣传或提醒市民悼念六四

对于警方高调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甚至一个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都有可能犯法,朱江玮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当局禁止公众表达异议的声音,不过,他认为警方这种高调宣传,加上康文署围封维园足球场,反而提醒市民要悼念六四。

朱江玮说:“这个都是国安法之后政府一贯做法,即是它禁止很多公众表达异议声音的机会,这个很明显是它的目的。它(警方)提醒我们有六四而已,即是我觉得警察‘用心良苦’,它提醒我们,即是本来很多市民都未必够胆,或者沟通不到这件事,它就是故意提醒我们明日就是六四了。”

朱江玮表示,国安法下香港人的言论及表达自由的空间大幅收窄,他认为艰难时候特别需要仪式感,他预备派发大约300个电子蜡烛,让有共同愿望的市民可以互相支持。

朱江玮说:“在艰难时候尤其需要仪式感,因为无力感会令到人很辛苦而且会令到人很颓丧,但是其实香港人已经做得很努力的了,我就觉得这些仪式感会帮助大家彼此互相围炉、支持,以及会提醒大家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大家都是彼此有共同的愿望,彼此有共同的想法,不过,现在艰难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但是不代表我们忘记。”

曾健成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

因为八九民运投身政界的社民连成员曾健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出席的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市民都是和不有秩序,到近两年国安法之下,警方特别注意反恐布防,但是他质疑警方这次在六四前夕高调布防,执法有双重标准之嫌,他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

曾健成说:“2019年底开始有这个肺炎,已经是用了限聚令、已经是扼杀很多申请集会游行示威,但是就着一些政治性的集会、或者口号是不准叫的,在上星期六(影星)吴君如她们一班人坐电车(宣传电影),都很多粉丝在附近,(歌手)姜涛生日整个铜锣湾都可以塞满(粉丝),即是这个我觉得过往是可以这样做,现在样样都说不可以,所以你拿一支洋烛出去就可能是颠覆国家(中国)的了,现在是相当‘恶’的,所以在这段时间‘留下就是胜利’,不要随便冒险。”

国安法下六四烛光不再有颜色

曾健成表示,在国安法的新形势下香港表面上仍然五光十色,但是唯独六四烛光不再有颜色。

曾健成说:“自从有国安法之后,这个是社会主义特色的治港,所以香港是‘五光十色’;但是烛光的颜色就很危险的,是很特殊、很危险的,所以大家不要拿烛光了,有战术背心、有反恐份子去应付的,所以大家留得清山在、那怕没柴烧。”

记者问曾健成,在今年六四33周年应该如何悼念﹖他表示,不想回忆、未敢忘记,悼念的方式随遇而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香港明报六四发社评促尊重历史事实 还原六四真相 称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明报社评称: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六四真相。并指爱国民主运动,不应暴烈镇压。该社评称,对香港、内地以至国际社会而言,1989年是重要历史分岔口,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数月,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变天。两年多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中国逐步走出六四后西方的制裁孤立,以改革开放迎上全球化潮流,短短20多年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方面,六四事件某程度塑造了之后30年本港政治生态,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甚至成为香港与内地的一条情感纽带,跟两地经济民生融合,同样发挥着扣连作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几年世界大势,令人觉得历史发展有若钟摆。美国担心“世界一哥”地位动摇,动员西方盟友遏制中国;美俄之间的长期战略矛盾白热化,俄乌战争是一次地缘政治摊牌,世界格局仿佛回到冷战时代,美国加紧操作人权牌,要给中国贴上“反派”标签,北京则反指美国自身劣迹斑斑,无资格做教师爷。国际形势急转,香港亦迎来了政治生态巨变,维护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与外部政治势力划清界线,然而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并不影响要求平反六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该社评说,八九民运源于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新旧思维激荡,官倒贪腐严重的时期,胡耀邦一生为民,两袖清风,思想开明,与当时官场对比鲜明,其死讯在社会引起巨大回响:北京民众、工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借此表达对官倒贪腐和物价飞升的不满;其后学生加入,事态演变至静坐、集会、游行等,诉求转为争取政治民主,全国许多省市都有民众响应,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运动,这些历史事实在在说明,其本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六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当局以暴烈手段镇压,不少死者家属至今仍耿耿于怀,平反六四是要抚平历史伤口,让死者安息,让家属释怀。

近年权力当局常强调,中国政府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及相关问题早有定论”,强调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中国所走的道路完全正确。这些年,国家发展成绩斐然,全面脱贫更是重大成就,历史意义非凡,事实证明西方模式并非唯一发展楷模,所谓“历史终结论”站不住脚,然而就算国家走对了路,当局仍然应该直面历史,包括过程中曾经犯下的错误。

明报说应聆听诤言还历史公道,民族复兴之路更自信。

社评称,回顾这33年历史,权力当局对于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的官方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由初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到后来含糊地称为“政治风波”,字眼上的淡化,说明修正调整空间是存在的。当年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决策者多已作古,又或淡出权力圈。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八九民运期间,权力当局内部对于如何看待及处理事件,明显存在路线和意见分歧,不同的路线,可以导致不同的结局。围绕八九民运的很多史实,至今尚未完全公开,还原六四真相是权力当局的责任,不管拖延多久,终归要处理。

该社评说,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的错误,更否定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若不是当时领导层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勇敢地否定“文革”,也不会有后来势如破竹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近年国家发展有成,当局强调要有制度自信、历史自信,全力朝发达国家之路迈进,树立国际领导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硬实力软实力当然不可少,惟历史疮疤一日未消,外部敌对势力就有攻击话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权搞政治操作的教师爷,但权力当局应该多听诤言。平反六四还历史一个公道,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

明报该社评原文链接:https://news.mingpao.com/pns/%e7%a4%be%e8%a9%95/article/20220604/s00003/1654279958462/%e7%a4%be%e8%a9%95-%e5%b0%8a%e9%87%8d%e6%ad%b7%e5%8f%b2%e4%ba%8b%e5%af%a6-%e9%82%84%e5%8e%9f%e5%85%ad%e5%9b%9b%e7%9c%9f%e7%9b%b8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 幸存者感谢自由民主的台湾

台北悼念六四烛光晚会,现场点灯排出“8964”字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台北悼念六四烛光晚会,现场点灯排出“8964”字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台北 —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周六(6月4日)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登场。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两千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重建。六四幸存者暨历史研究者吴仁华在致词时,特别代表所有在中国无法公开悼念六四的朋友,感谢台湾所做的一切。

由华人民主书院等二十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于6月4日傍晚6点40分揭开序幕。主办单位统计约两千名与会者在烛光晚会上除了同声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外,更借此活动呼吁全球人民共同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

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点9分时,主辨单位更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型,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

吴仁华:纪念六四付出代价 感谢台湾所做一切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见证人,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吴仁华在致词时表示,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中共不允许任何人举办实体的纪念活动,也不允许任何人在网路上提到六四及相关字眼,过去33年来,不少中国人为了纪念六四,饱受牢狱之灾。


数百位民众聚集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悼念中国六四事件的牺牲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他说,三十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尤其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的年度烛光晚会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也是很多无法公开纪念六四的中国人向往之处。但港府自2020年开始以疫情和“国安法”为借口,让维园的六四烛光再也亮不起来,台湾便接棒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这不仅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也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吴仁华说:“我以一个六四屠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今天很多在中国不能公开地纪念六四的那些朋友们,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谢,谢谢你们。”


台北以3D列印技术重现香港大学内遭拆除的耻辱柱(香港原称国殇之柱)重制品。(照片提供:华人民主书院)。

除了烛光晚会,台湾今年纪念六四的系列活动还包括揭幕重制的港大“国殇之柱”、跨境文物艺展、悼念亭和推出密室逃脱游戏,让参与者以另类的方式体验中共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制度。

让去年遭拆毁的港大“国殇之柱”重新亮相是台北悼念晚会的另一个重头戏,这是由华人民主书院发动群众募资,并利用3D列印技术重建而成,约为原版雕塑的一半尺寸。

港大“国殇之柱”重现

“国殇之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透过预录视讯表示,他希望将原版的“国殇之柱”运出香港,移来台湾安置,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置雕塑的自由。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重制约三米高的“国殇之柱”。

高志活说:“我衷心希望台北能把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台湾必须接手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

悼念六四 挺港抗中

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武力镇压在北京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该事件震惊全球。此后,同感悲痛的华人社会年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不忘中国民众追求民主的精神,并促成六四平反。

在中共近年变本加厉打压自由的前提下,台北的六四晚会也不忘声援香港,会场周遭除设置“反送中”区域,甚至有年轻港人扛着“香港独立”的大旗在现场挥舞。

目前就读台北政治大学的菲律宾籍学生卢培德(Gino Lopez)说,他对六四事件感同身受,因为菲律宾现在也有一个试图窜改历史、抹灭过去独裁暴政的新政府。

卢培德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为一个菲律宾学生要站在这里声援、纪念天安门,因为我们都是人。”

另一位来自中国的28岁廖姓女大学生则说,她长期关注六四,虽然大多数和她相同年龄的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或避谈六四。

因人身安全不愿透露全名的廖姓学生目前在台北读书,她告诉美国之音,她希望有朝一日看到六四平反,也不认同中共禁止悼念六四的行径。

她说:“一个地方的事情,它自己不能纪念,需要别的地方来给它纪念。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荒谬到讲不出来。”

另一名也是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学生则告诉美国之音,他对六四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那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从六四到近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再显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就算过了三十年也不会改变。

台湾民众陈宛毓特地带着年幼的女儿来认识六四的历史,她表示,六四事件代表中国极权政府侵犯人权的最恶劣行径,而且这个政府就在台湾旁边,所以,台湾人更应该牢记这桩悲剧,也要让年轻一代意识到,台湾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得来并不容易,必须努力捍卫。

陈宛毓说,她的女儿从文物展看到了很多“恐怖”的历史片段,像是中国军队的坦克车以及阻挡坦克车的抗议者。她说,希望透过此次展览让女儿知道,人民需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陈宛毓告诉美国之音:“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活动必须要带着孩子一起,因为它(六四事件)如果没有人在意,势必它有一天会被这些主流(媒体)洗掉。”


台北六四晚会设置悼念亭,供参与者遥祭六四天安门广场前遭屠杀亡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另外,来自瑞士的艾力克斯(Alex)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想要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就应该牢记这起悲剧的教训。他说,他曾在香港住过好几年,那曾是个充满自由的城市,但他看到维园烛光晚会因政治因素遭禁,港大的“国殇之柱”也被移除,他就知道香港已经完了。他说,他今天亲临台北悼念晚会的现场,就是想要一睹重建的“国殇之柱”。

艾力克斯说:“台湾还能纪念六四,彰显了自由社会保障人权价值,也同时凸显威权主义的危险。中国试图将极权主义包装为最好的治理模式,比如大规模脱贫或是快速封城以对抗疫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碾压自由,并杀死无辜的人民。”

▲纽约时报6月5日报道:台北等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六四”死难者以及“曾经的香港”


周六,台湾台北的烛光守夜活动。在香港的纪念活动基本上被禁止后,台北已成为一个新的纪念中心。

台湾台北——几十年来,每年6月4日,香港都会举行一场大型烛光守夜活动,纪念那些在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时被杀害的人。

这个周六,在台北和世界其他城市,规模较小的人群聚集起来——这一次他们哀悼的不仅仅是33年前逝去的人,还有香港的命运。香港对异见的扼杀终结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守夜活动,它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对1989年死难者的公共纪念。

“现在这是为了两件事——香港和6月4日发生的事,”前香港居民弗朗西斯·谢(音)说,他是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约400名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之一。他和许多人举着标语,呼吁释放香港被监禁的活动人士。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维多利亚公园了,”谢先生说,“但就像这里一样,全世界现在有很维多利亚公园。”

周六在台北举行的守夜活动。在台北和全球其他城市参与活动的人表示,他们也是来谴责香港的政治自由被剥夺以及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严厉政策。

2020年北京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政府基本上禁止了对1989年屠杀事件的公开纪念,该事件摧毁了一场由学生领导的呼吁中国进行民主变革的抗议运动。此后台湾首府台北成了纪念这场屠杀的新中心,台湾几十年来一直抵抗中国的主权要求。

周六,在台北、悉尼和伦敦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说,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谴责香港的政治自由被剥夺以及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严厉政策。

“现在香港已经不能说出真话及真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台湾更加要将这个历史传承下去,”去年移居台湾的41岁的香港人亨利·汤(音)说,他参加了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守夜活动。“因为香港的禁止与打压让它在遍地开花。”

在伦敦,抗议者在中国大使馆前手举“现在就要民主”等标语,还带来了一辆军用坦克的纸板复制品,这一形象与33年前的镇压行动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从香港逃到英国的立法会议员和活动人士排队等候发言。

周六在台北揭幕的“国殇之柱”的较小版本。近年来香港的大学已经拆除了知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物。

两个月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28岁的萨姆·李(音)说,在香港,任何参加这种集会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他说,即使在英国,他也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李先生不确定他是否还会回香港。“我正在做他们现在做不了的事情,”他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台北,黄昏时分有数百人聚集在市中心,在一条显示1989年6月4日日期的横幅上放置电子蜡烛。用粤语(香港主要使用的语言)交谈的人很多。台北的组织者还放映了一部在香港被禁止的电影,内容是关于2019年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后来当局利用安全法彻底消灭了抗议。

“香港沦陷了,但我们没有白白沦陷,”来自香港的艺术家黄国才说,他的作品在与台北守夜活动同时举行的一个展览中展出。他说,2019年的抗议运动“达到了它的目的——警告其他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谨慎态度”。

1989年,许多香港人被大陆的这场民主抗议活动所激励,它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蔓延到全国,给执政的共产党带来了政治危机。

周六,台北的天安门抗议纪念活动。

6月3日晚间,军队开始涌入北京。在到达广场并清场之前,他们射杀了数百人,也有人说是几千人。杀戮以及军队同抗议者的血腥对峙也出现在其他中国城市。

香港的守夜活动是在中国领土上为死难者举行的唯一大型纪念活动,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证明,即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公民权利得到了保留。每年,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一起,点燃蜡烛,听取当地民主人士、天安门活动人士和1989年死难者亲属的演讲。

如今这种集会已经不可想象。自2019年的抗议活动以来,在新国安法的授权下,香港政府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异见运动。2020年,当局以新冠疫情期间执行限距令为由,禁止了6月4日的守夜活动(但许多人违抗了禁令),去年也是如此。

坚持或者试图继续集会的知名活动人士都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遭到监禁。维园守夜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去年被解散。

“香港的故事和北京当年的故事正在逐渐融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守夜》一书的作者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这本著作研究了香港发生的镇压。

“香港令人们保持对1989年在北京发生事情的记忆。但现在,当世界逐渐不再关注香港的时候,6月4日也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香港,”他说。“这个日子也在成为对香港纪念活动的一种纪念。”

香港政府今年似乎也决心阻止任何公开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根据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户外公众集会继续被限制在四人以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警告说,任何此类集会都将受到国安法和限距令的约束。

当局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警方警告称,任何试图在那里集会的人都可能面临非法集会指控。

天主教会的当地领袖表示,由于担心触犯国安法,周六不会举办追思弥撒。天主教香港教区表示,“仅仅是私下或小规模地为死者祈祷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接受《明报》书面采访时,因非法集会被监禁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他计划在周六进行绝食,并在晚间点燃火柴以纪念在1989年的遇难者。

过去一年里,香港的大学已经拆除了知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物。12月,香港大学拆除了“国殇之柱”,这座八米高的铜像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创作,呈现的是1989年被杀害者的尸体。这座雕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港大校园里,成为反抗中国当局的一个象征。

“国殇之柱”被移除后,布拉格和其他城市都展出了该雕像的复制品,一个较小的版本周六在台北揭幕。

香港中文大学去年也移除了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它是仿照1989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的雕像而造。最近几天,匿名活动人士决心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他们在校园四处留下了10厘米高的民主女神像复制品。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香港中大学生“寻找民女”活动叫停 参与者慨叹校园自由受限


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在校园內发起寻找民女活动,希望保留师生对去年12月底被移除的中大民主女神像的回移忆。(美国之音 汤惠芸拍攝)

香港 —去年9月底香港支联会解散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有中大学生在六四前夕发起“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方式,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线索,让参与者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不过,活动进行到第3日,已发现有迷你“民女”被破坏,活动提早结束。有参与者怀疑活动被校方阻挠,慨叹学校连10CM模型都容不下感到失落。

香港国安法新形势下,竖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民女”。

“民女”被消失接近半年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5月31日)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内发起为期6日的“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3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与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

发起“寻找民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份。 “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民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帖文表示,现在就算守不住广场上的“民女”,都希望将这份记忆传承下去,即使原来的“民女”被偷偷运走,可能已经被打碎、甚至销毁;即使3D打印的“民女”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艺术家亲手雕琢、送给中大师生的礼物,活动发起人依然希望以此记之,并且邀请全校师生将“民女”带回家。

主办方星期二及星期三(6月1日)活动头两天,在社交网站分享寻找到迷你“民女”模型的参加者照片。

记者星期四(6月2日)活动第3日到中大校园采访,跟随多名参与活动的学生及校友,了解他们参与活动的心路历程,不过,沿途发现就算有参加者在主办方公布放置迷你“民女”模型的地点后,一分钟内赶到现场,仍然找不到迷你“民女”的踪迹。

就读中文大学四年级的学生Anso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四中午两点左右开始参与“寻找民女”活动,由第一个地点开始追踪,她尝试在主办方公布地点后一分钟赶到现场,但是都找不到“民女”模型,担心由其他非“同路人”发现迷你“民女”,她坦言感到失落。

Anson表示,主办方都担心有保安人员介入活动,不让参加者找到“民女”模型,她慨叹学校为何连10CM的模型都容不下,学生的活动、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受到限制。

Anson表示,她在中大就读差不多4年间,“民女”对她而言是中大其中一个象征,也见证着中大人不同时代的思潮,因此她很希望找到“民女”模型留念。

2019年入学、化名V小姐的中大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校园内很少可以让学生一起参加的活动,加上“民女”是中大学生失去了的东西,当中也有六四事件的象征意义,她希望透过活动找回属于中大学生的历史及回忆。

去年9月底举办六四烛光集会30年的香港支联会解散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中大的民主女神像,V小姐认为,当局有意将这些历史记者抹走,她认为这些实体的象征被抹走的时候,大众心里面更要记着六四,她又认为香港学生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后,对六四也有共鸣。

20岁的V小姐坦言,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未出生,对于六四的情意结没有上一代香港人那么深,但是她觉得既然当年八九民运的学生都为着他们理想奋斗,与今时今日香港的学生也有共通点。

记者问及,国安法之下在校园谈论六四是否也成为禁忌﹖ V小姐表示,好像“寻找民女”这些小规模的活动可能还有一点空间,但是大型的活动相信不会有可能举办,她觉得校园的自由减少了很多。

去年毕业的中大校友张小姐返回学校参与“寻找民女”活动,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民女”被移除当晚虽然有先兆,但是发生得相当突然,她来不及回校守护,这次寻找“民女”模型,希望弥补去年的遗憾。

记者问及,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都没有发现“民女”模型的踪迹,会否怀疑校方介入,不想让参与者找到“民女”模型﹖张小姐表示,对校方怀疑介入活动感到愤怒。

“寻找民女”活动原订星期二(5月31日)至下星期一(6月6日)进行,不过,主办方表示因应风险问题,星期四(6月2日)活动结束后提早叫停。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香港当局逮捕几名纪念六四33周年的当地民众

华盛顿 —香港当局星期六突袭了任何试图公开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的活动,并逮捕了几人。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都在悼念这场血腥事件的受害者。

随着夜幕降临,几个外国驻港使团的窗户里——不顾禁止蜡烛点燃的警告——以及香港的各个街角都出现了点燃的蜡烛。

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和坦克镇压和平抗议者的事件,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讨论的。

半自治的香港一直是中国唯一一个仍然允许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地方,直到两年前,北京颁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法,以扼杀2019年大规模拥护民主抗议活动后的异议人士。

当局曾警告公众,周六“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可能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

他们还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这里曾经是每年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的地方,在纪念活动上有数万人参加。

维多利亚公园和附近的铜锣湾购物区是香港最繁忙的区域之一,周六全天都有大量警力驻守。

人们因为携带鲜花,穿着黑色衣服,还有一个人携带玩具坦克箱而被拦截和搜查。

香港警方说,当天逮捕了五男一女,年龄在19至80岁之间。

据警方说,其中三人因妨碍警察执行公务而被拘留,一人因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拘留,其余一人因持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

据社民连(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称,该党活动人士余炜彬也曾被短暂拘留,但后来被无罪释放。

“33年来,这里一直是和平的,但今天,就像(警察)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社民连负责人陈宝莹说。

周六,中国首都北京加强了安保措施,增加了警员人数,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上设置了身份检查和面部识别设备。

中国当局竭尽全力要从集体记忆中抹去这场镇压行动,将其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并从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有关六四的信息。

如今,随着香港当局按照内地的形象重塑香港,类似的做法正开始应用于香港。

自去年9月以来,维多利亚公园守夜活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的6月4日博物馆被关闭,雕像被拆除,纪念教堂的活动被取消。

今年在澳门举行的纪念活动也被取消。

星期六,多家西方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帖子,尽管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已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

欧盟办公室向法新社证实,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黄昏时分,美国总领事馆和欧盟办公室的窗户都被摇曳的蜡烛照亮。

“欧盟始终与全球的人权维护者站在一起,” 欧盟办公室在推特上写道,并发布了一张窗台上放着几十支蜡烛的照片。

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承诺“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官员的声明。

“打着”人权“”自由“等幌子,千方百计耍弄手段污蔑中国、抹黑香港,相关行径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声明说。

周六,全球各地都举行了守夜活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在20个城市协调烛光活动,“要求伸张正义,声援香港”。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6月6日报道:香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纪念日 市民自发举电筒手机灯上街悼念盼薪火相传


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连续第二年消失。(美联社)

香港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也是举办维园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铜锣湾一带。在当局严密戒备下,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再次消失,但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有市民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人仅有表达空间几乎消失,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现像,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八九民运时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 - 香港支联会,去年9月底在《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后,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团体,公开申请在星期六(6月4日)六四33周年纪念日举办悼念活动。

市民:举电筒到维园悼念有象征意义

香港警方连续第3年以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市民在六四晚聚集,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附近的铜锣湾一带,并在六四前夕警告市民,即使一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也有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刑罚监禁5年。

大批警员围封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路口。(美国之音/汤惠芸)

在警方严密戒备下,星期六晚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

65岁的香港市民杨先生表示,过往30年他大多数都会参加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他一个人拿着电筒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认为坚持悼念是有象征意义,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八九六四北京屠城的事实。

杨先生6月4日晚一个人拿着电筒到铜锣湾维园附近悼念六四死难者。 (美国之音/汤惠芸)

杨先生说:“虽然今天不是烛光,但是都是一点光,希望这点光是照明到人的心灵,也希望香港人(也)好,或外地的香港人都好,都还记得今天是什么事,它们(北京当局)当年曾经做过些什么事。”

杨先生续说,今年警方的布防比去年更严密,但是他不担心拿着手机电筒上街悼念会被拘捕,希望提醒年青人要醒觉。

杨先生说:“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太不堪了,即是连一点烛光都那么害怕,可能年青人更加害怕,我亦都(年纪)不少了,坚持了这33年,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真的见到光,所以这支电筒是提醒一些年轻人,真的要知道、要醒觉的,他们不醒觉就没有办法的了。”

开手机灯悼念盼六四薪火相传

31岁的香港市民吴小姐开着手机灯光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过。她诉说,小时候家人告诉她八九六四当晚中共镇压学生,很多人伤亡,以往香港人可以进入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悼念;今年却不可以入维园、不可以点烛光,唯有开着手机灯在维园附近散步,希望延续香港人的六四薪火。

吴小姐开着手机灯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美国izhiyin/汤惠芸)

吴小姐说:“之后慢慢(长)大了,跟着就发觉这件事其实都相当重要的事来的,即是每一年除了纪念亦都是提醒我们香港人、中国人,其实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不可以忘记,其实它(北京)无可能回应的了,但是我们都告诉它(北京)我们不会忘记这件事,不只是以前上一代的事,是接下来之后我们影响的是我们下一代的生活,希望大家都可以维持这团火。”

吴小姐坦言,有担心被捕风险,但她希望在六四晚站出来,告诉下一代不可以遗忘六四,因为在国安教育下,部份香港年青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事件。

有市民6月4日晚帶鮮花到铜锣湾悼念六四被便衣警察截查。(美国之音/汤惠芸)

吴小姐说:“所以我们更加要把握(六四)这一日的机会,去告诉其他小朋友,即是自己父母、各位家长都要告诉小朋友,(八九六四)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上次看过一个访问,是说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六四,他们以为六四只不过是一个环保组织的事件。”

国安法下更要站出来对抗荒谬

在背包上挂上“毋忘初心”徽章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星期六晚带同7岁的女儿到铜锣湾,让女儿了解以往香港人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上街悼念,因为国安教育下,在学校已经不会提起六四事件。

陈小姐说:“六四我就想她(女儿)多点出来,因为现在学校没机会讲这件事情了,相关的报导都愈来愈少了,想透过自己那个经历去告诉她,起码我还有一个声音、老一代还有一个声音,年轻(人)都有他(们)的声音。”

陈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人连仅有的表达空间都几乎消失。她认为,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的现象,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陈小姐说:“现在因为国安法生效之后,我们连表达的空间都没有了,就算刚刚在直播见到,有些人拿着一支白蜡烛,或者做一些行为艺术都是会被人(警察)拘捕,说他(们)行为不检,变相一个(人)穿一件黑色衫出来,在(六四)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会明白大家想表达些什么,就算真的有机会你(当局)说一人都是非法集结都好,其实这些歪理不是你讲就是了,但是现在在香港真的愈来愈多荒谬的事情,大家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有一个弹性之下,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陈小姐表示,33年来她一直坚持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或者自发上街悼念,纪念八九民运的时候,为自由努力奋斗的人。

陈小姐说:“因为其实就想纪念一些为自由努力奋斗的人,就算面对一个很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们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意志,想去追求一个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都是社会上每一个人渴望的东西,不会生活在一个充满制肘的一个地方,而所有权利都是没有的时候,其实都很悲哀。”

站出来是责任表达港人毋忘六四

穿上自己设计的六四33周年T恤,到铜锣湾一带悼念的香港市民吴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T恤衫袖的图案代表六四烛光不能够在维园聚集,但是会遍地开花,不会消失。

今年是支联会解散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吴女士表示,“没有大台”之下反而更多人自发上街悼念,认为国安法下警方今年的布防比去年更严密,但是33年来她都坚持上街悼念六四死难者,尤其2019年社会运动后,香港人移民的移民、坐牢的坐牢,她觉得站出来是她的责任,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

吴女士说:“但是愈是它(警方)这样的表现(严密布防),我们更加不应该忘记(六四),因为其实作恶就在我们身边愈来愈近了,我们如果白白地接受它不要再提(六四)了、不要再讲了,但是不提、不再讲它的作恶就会更加严重,因为它都没有停过,你看看香港的环境都不似以前我们正常的生活,心情其实是很难过的,身边的朋友走了(移民)就走了,不可以见面的、在墙内(坐牢)的有在墙内,我今日仍然可以站出来,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快餐店老板布置毋忘六四灯饰

除了自发到维园一带,今年六四33周年香港人悼念的烛光或者灯光遍地开花。一间屋村快餐店外,70多岁的老板曾先生一如以往,六四傍晚在店外的餐台上布置“毋忘六四”的灯饰。

屋邨快餐店老闆曾先生6月4日傍晚在店门口布置毋忘六四灯饰。(美国之音/汤惠芸)

曾先生表示,六四原本是他的生日,但是33年前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令他很伤感,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他每年不再庆祝自己生日。

曾先生说:“很痛心、很遗憾,这方面(八九民运)学生这样没用任何的暴力,全国家(中国)的人全部都用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希望、盼望,但是得出来原来是这么令人失望的,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这方面(悼念六四)有一个行动,最重要是表达而已,最重要这个表达是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多名民主派人士现身铜锣湾悼念六四

多名民主派人士星期六晚现身铜锣湾悼念六四死难者,包括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手持玫瑰花;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副主席周嘉发及成员余炜彬一行三人,戴上画有交叉的口罩,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发起默站行动,他们随即被警方带走。

有市民驾驶车牌US8964的私家车经过铜锣湾维园附近,被大批警员截查。(美国之音/汤惠芸)

另一名社民连成员刘山青,星期六傍晚身穿印有已故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头像的T恤,戴上写有“悼念六四”的口罩到维园外,警方指他高叫口号,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将他拘捕,至星期日(6月5日)早上获准保释。

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六晚11时半,共拘捕6名人士,包括5男1女,年龄介乎19至80岁,其中一名80岁外籍男子身藏一把万用军刀,涉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6日援引法国报纸:台湾没有忘却天安门事件

蝉联总统一个多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为第二任期带来任何新意,引发其所在党为下周末举行的立法选举感到担忧;尽管新的变异病毒导致法国患病人数呈增长趋势,各方专家却认为,秋季之前不会掀起新一波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百日,乌克经济遭遇重创;旨在重振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以抗衡中国的美洲国家峰会今天起在洛杉矶举行,却受到多个国家的抵制;这是今天法国媒体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

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披露了台湾举办八九六四纪念活动,以及中国“神舟14号”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的消息。

台湾祭奠六四亡灵

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第33个年头。尽管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加强了安全戒备、香港持续了31年的烛光悼念晚会再次遇阻,但是,台湾的民众却没有忘却纪念这一重要的日子。《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面对北京的极权主义,“反叛的岛屿”向民主敞开了大门。6月4日,在距天安门广场1700多公里处的台北,约有2000多人举行了集会;纪念中国军队大屠杀中的遇难者。

在中国,“六四”仍为禁忌话题。直至今日,北京严格禁止提及此一事件,并严禁各种纪念活动。但是在台湾,国际特赦组织每年都会在台北市中心举办一场悼念遇难者的守夜活动。由于香港维园的烛光悼念晚会遭禁,2022年,台北成为(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在内的)自由华人社团唯一得以组织相关纪念活动的地盘。

报道注意到:参加本次台北悼念活动的人士以港人居多。他们身着黑色服装、戴着黄色头盔、有些人还带着防毒面具,重现了2019年香港抗争活动的情景。

一名负责六四纪念活动的台湾年轻的志愿者表示:他之所以参加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与他是台湾人无关,而是因为中国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

中国“神舟14号”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

三名中国宇航员搭乘“神舟14”号飞船于6月5日星期日成功进驻中国空间站。《费加罗报》指出: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于当天上午当地时间10点44分,在酒泉发射中心,将神舟14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宇航员送入太空。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发射图像。随后经过近7小时的飞行,神舟14号飞船首先与空间站对接。随后,三名宇航员于北京时间20点50分左右进入了空间站的主舱。包括一名女宇航员在内的三名宇航员预计将在空间站停留大约六个月。

报道指出:被命名为“天宫”的中国太空空间站应在今年年底前全面运行。三名宇航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接收并安装两个新的实验室模块,这两个模块将与空间站对接。计划将于7月和10月相继从地球发射,一旦这最后两个模块安装完毕,天宫站的体积和规模将得到大大增加,实现其最终的T性空间站。届时,其规模将与前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相似,它的使用寿命至少应为10年,甚至15年。

报道引述专门研究中国太空计划Go Taikonauts.com的分析师陈岚的观点指出:中国过去从未进行过如此复杂的操作,因此将是对宇航员和设备的一次真正的考验。

另外,报道披露:神舟14号宇航员还将进行太空行走,以及一系列实验和天宫空间站的维修。在逗留期即将结束、返回地球之前,神舟14号的三名宇航员还将与未来担任神舟15号任务的3位同事一起在轨道上共同度过数日时间。

《费加罗报》指出:由于美国禁止美国宇航局与北京合作,中国因被国际空间站排除在外而被迫建造自己的空间站。数十年来,中国在太空计划中的投资达数十亿欧元。

2003年,中国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太空。此后,便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就,尤其在最近几年。2019年初,中国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它带回了月球样本,并最终确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而成为美国GPS的竞争对手;2021年,中国的小型探测器登陆火星,并计划将在2030年将人类送上月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披露,中国计划未来提供太空旅游。

●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流亡学生海外纪念六四33周年

▲美国之音(VOA)5月31日报道:六四33周年忌日 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华盛顿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the Tiananmen Mothers)”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

尤维洁:政府推脱责任,但难属永生不忘六四

“从政府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心里,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的是挺难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洁说。她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她说:“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谈起来或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年失去孩子的这些家庭的母亲父亲啊,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嘛。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这么去活动一下,像他们是有很多人,腿脚都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亲人,有的人就是拥抱着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人难属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洁与5岁儿子。

尤维洁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的亲人)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九十年代末我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构,跟我们来接触,来解决这个问题。”

33年了,我们从没忘记过那血腥的夜晚,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说。1989年6月4日凌晨,她时年19岁的儿子死于枪伤。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说,天安门母亲群体33年的坚持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年轻一代不该让这种精神消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高贵的东西。https://t.co/WQtsd0KxRY pic.twitter.com/UCBMyLC2k9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ne 1, 2022

张先玲:六四死难者有生存权, 政府要公布真相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玲和丁子霖、黄金平、尤维洁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她说:“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张先玲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是吧?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嘛。那他们死了的人都没有生存权嘛,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证据在哪呢? 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

尤维洁:33年来历届政府均避谈六四责任

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遗孀尤维洁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她说:“你为什么不来?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来跟我们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它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张先玲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她说:“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张先玲: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她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第3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多长时间了。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谁下的(定论)?要说清楚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张先玲:这是一笔血债,但政府掩耳盗铃

北京高二学生蒋捷连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

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

张先玲说:“33年来,我们以前是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决。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好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是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

张先玲:中共20大应有新意并展现执政党的成熟

对于订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她说:“不是谁能够只手挽狂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把这件事情,不单是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 ,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张先玲说:“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知耻近乎勇嘛。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她认为,中共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她说:“我们觉得,起码是我个人觉得,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们也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在这个20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仅仅是六四了,对任何东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成熟的政党。”

尤维洁:期盼六四纪念馆建在北京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她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日报道:33年来64人离世 「天安门母亲」坚持拷问政权求公义

「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六四死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发表祭文,要求中国政府就1989年用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交代真相、作出赔偿和追责,虽然数十年来的坚持只换来当权者的冷待和打压,但120名仍然在世的「母亲」誓言,会坚持以和平理性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解决问题、寻求公平正义。团体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表示,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虽无法举行,但深信维园的烛光仍会在追求正义的人心中闪亮,照亮「母亲」追寻公义的路程!

这个自2000年正式成立的「六四」难属群体昨(1日)在网页发表一年一度的祭文,指今年再有两名难属离世,分别是尹敏和97岁的刘干,令难属的死亡人数在33年来增至64人。而刘干于4月下旬离世,亦标志着「天安门母亲」年龄最大的成员不能在有生之年看见她追求的公义。

祭文指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1989年以军队对付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等合理和合乎宪法要求的学生和民众,「造成数以万计民众的死伤」。在他们找到的203位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是66岁。

六四事件的死伤人数有不同说法。根据公开资料,中国官方版本是有近三百人死亡、近万人受伤,当中,死者绝大部分是平民,但伤者则有三分之二是军队、武警及警察。但民间和外国政府披露的资料却多于中国官方说法,例如美国的解密文件引述戒严部队的内参称,死亡人数约有10454人,伤者有约四万人;而英国2017年底的解密文件则引述中国国务院人员称,事件至少造成一万多名平民死亡,是迄今最高的数字。

祭文形容,「和平时期动用军队屠杀学生、平民毋庸置疑是反人类的暴行」,中共罔顾事实、单方面的定性是「那么地苍白、毫无人性,经不起历史的拷问。」团体强调,依法追究当年政府的责任是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33年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包括公开死难者名单。有关努力虽未获政府响应,但「为了死难的亲人呼唤良知,为了寻求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天安门母亲」同时发表三位成员的感言,当中,遇难学生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指出,33年来,政府不单没有解释为何杀害段,反而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期」便「对我们威胁、监视、控制,毫无人性可言。」而丈夫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尤维洁,今年亦要继续「被旅游」;至于「敏感期」前阻止成员接受采访或与外界联络则继续进行,包括阻止她们接听境外来电。

「六四事件」是1989年4月因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离世而触发的学运和民运,连续一个多月的抗争活动有逾百万人参与,最后以当局于6月3日晚至翌日清晨间对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区域展开血腥镇压结束。中国初时称之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事件后多称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六四风波」。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3日报道:“六四”33周年: 海外民运人士筹建纽约纪念馆 对抗“另一种屠杀”


香港曾是中国极少数能够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1989年1月6日,当时已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并被调往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犯,以纪念中共建政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年。

随后,许多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请愿活动。4月,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方励之也被中共认定是幕后黑手,这封信便成了其罪证之一。

方例之后来回忆说,当时这封信一共手抄三份,其中一份1月6日投进天文台外的邮筒,寄给邓小平办公室。另外两份,一份给了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达,一份给了时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三十多年来,林培瑞教授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的原件。

最近,他将这封信捐赠给正在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发起者周五(6月3日)开始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六四”特展中,这封信成为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林培瑞教授对BBC中文说,从原件中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方励之有两个字写错了,然后涂改液覆盖后重写了。这种细节,会给观众一种亲切感。”


“纽约六四纪念馆 ”收藏的1989年1月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由林培瑞教授捐赠。

“坚守历史记忆”

作为全球唯一一座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去年被迫关闭。

今年1月,五十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和“六四”幸存者联合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的倡议。“六四”民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

王丹介绍说,此次在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的“六四”33周年特展,是建立纪念馆的第一步,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和支持。

此次在美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场馆举行的展览,展出与“六四”有关物品上百件,大多来自个人收藏和捐赠。其中不少展品是来自33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实物,如在天安门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之前几个小时被带出来的一顶帐篷、当时广场学生传阅的传单、《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的血衣以及当年的一些报纸报道。

林培瑞教授也捐出自己收藏至今的方励之写给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亲笔信。

他回忆说,89年1月7日,方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东西给他。他去到方励之家后,方给了他这封信,让他转交给美国科学院。

林培瑞问可否让他翻译成英文给国际媒体界,方同意了。于是林培瑞便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给了美国科学院和当时驻京的外媒记者,于是便成为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当时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计划发起什么运动,只是想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邓小平,传达给世界。但是后来,中国官方认为这封信触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说。

因支持民运学生诉求, 方励之被开除公职。 “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他和妻子进入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一年后得以离开北京,辗转到美国开始流亡生活。方201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去世,终年76岁。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1989年6月3日天安门上的传单,由芮朝怀捐赠。

周锋锁是1989年中国官方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中的一位,后来创办“人道中国”机构,多年来收藏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实物和资料。此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特展中展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个人收藏。

周锋锁介绍,那顶学生帐篷是当年外地进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用的,是香港支联会(负责运营“香港六四纪念馆”,已被迫解散)捐献给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

就在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几个小时,一位邱姓学生将自己用的帐篷收起,一直保存,后来带到美国。

王丹也捐出了多年的收藏,其中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1991年11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他说,收到刘晓波这封信时,自己正在监狱里。这一年王丹22岁,刘晓波的信结尾便是一首写给22岁的诗歌:

22岁是一首敝开的宇宙

曲折的令人不安

只有一个声音从地心升起

只有一种色彩描绘天空

怀恋将我们凝结

那是一个永恒

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刘晓波1991年写给狱中王丹的信,由王丹捐赠。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刘晓波1991年写给狱中王丹的信,由王丹捐赠。

“再现历史景观”

在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发出不久,2月16日,有纽约华人社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反对设立这样的设施,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当年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对此,王丹说,熊焱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公开反对纪念“六四”,对这样的行为,他表示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感到“痛心疾首”。

他同时说,在发出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之后,纽约亲共侨团也活动起来,表达反对意见;同时,纪念馆的官方网站后台,多次受到莫名的登录和攻击。

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是幕后操手,但王丹认为,这说明建立“六四”纪念馆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共极大的忌惮。

王丹说:“33年来,中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抹杀‘六四’这一段记忆。时间越久,我们越应该隆重纪念它, 因为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在不留记忆下延续下去。”

他还承认,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虽然目前已经筹到近30万美金,但之后捐款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离建立一个实体“六四”纪念馆的目标还有距离。对此,王丹说:“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吧。”

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徐友渔教授,1989年时是中国社科院的老师。 他说,他的学生当时就住在天安门上这样的帐篷里,看到当年的实物,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感动”。

他说:“作为‘六四’屠杀当天晚上的亲历者,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一幕是一定不会被忘记的。我后来的想法是一定不要把这些忘记。”

也是当年亲历者、现居美国的胡平说,对于89年“六四”的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刻骨铭心,想忘也忘不掉,但对于后来人,就未必如此。若是把这些实物呈现出来,给人们一个历史景观的再现,这会比文字更有力。

“‘六四纪念馆'不仅要做,而且要持续做下去,将这些实物呈现出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有深切的记忆,形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

“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徐友渔说,在当代中国,有种现象就是人们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忘,但这全都不是出于人们的自然遗忘,而是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使用暴力进行扼杀和镇压的结果。

“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事件亲历者负有首要的、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责怪年轻人或者下一代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因为在当局的封锁之下,他们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亲历者、当事人要不停地说和写,要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要使个人记忆的涓涓细流汇入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洪流之中。”

在留美学生陈闯创看来,围绕“八九”其实有两种屠杀,一场是当时坦克和子弹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之后多年对记忆的屠杀。

“对记忆的屠杀其实在六四当天就开始了,他们当时说这是一场暴乱,他们是在镇压暴徒,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对记忆的屠杀,不仅在当天,而且持续到现在,”他说。

他说, 若是说“六四”流亡学生是第一场屠杀的幸存者,那么我们所有其他人是第二场屠杀的幸存者、见证者和反抗者。

“在记忆的屠杀中,我们依然在反抗。现在香港六四纪念馆关闭了,我们就转移到纽约来记忆,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时事大家谈: “33年,从未放弃” - 专访六四参与者王丹和方政

时事大家谈: “33年,从未放弃” - 专访六四参与者王丹和方政

今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

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变化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这其中,仍有部分人作为六四参与者的“六四一代”一直坚守着当年的六四理想。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特别专访了曾经参与过六四运动的王丹和方政,请他们来谈对抗极权和参与六四历史工程这两大当下任务对“六四一代”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33年后,作为海外流亡者或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在对抗极权和拒绝遗忘六四历史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和教训?在“六四事件”33周年到来之际,“六四一代”如何整装再出发?

方政:香港维园蜡烛被吹灭,美国的六四一代责任更大

目前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解放军的坦克碾断双腿,自那以后终身残疾。他说,六四的烙印和给他人生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不太愿意去谈,但也不很抵触,他相信讲出来是他作为一个六四幸存者的责任和义务。他表示,如果亲历者、受害者、当事人都不去说,这个话语权就会被中共占有,而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他说:“当然谈到‘六四’,包括每年的‘六四’纪念,包括我接受媒体采访,更多的都是因为我本人的这种经历带有深深的‘六四’烙印,‘六四’给我也造成了人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我肯定是不太愿意去谈,但是其实我一直也不是很抵触。所以包括当年在国内,只要任何人问到我,你怎么受伤的,因为一看我这个就是后天的对吧,双腿怎么没有的。我一般只要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正常情况我都会把我的经历、大致的受伤过程跟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一个幸存者的一个,说担当一点,一个基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真实的真相去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些人都选择沉默,不愿意去说,尽管我内心其实当然不是非常愿意去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有这个义务。从我做起,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当事人,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不去说,那这个话语权就完全被中共当局去占有。那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方政目前人在美国旧金山。他的女儿赞美父亲是“六四”和生活“两个英雄”。方政说,他的女儿自小了解为什么爸爸没有腿、跟别人不一样。长大后,六四纪念活动也带她去参加。来到美国后,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中国残疾人的诸多不便,而且他很快考了驾照,当上Uber司机。他表示,在美国,只要不挑剔,生存并不很困难,对此他心存感恩之情。

他说:“我大女儿是跟我们一起到美国来的,比我晚一个月。我们是2月26号,大女儿过了一个月以后自己也到美国来,所以她来的时候还不到8岁。所以在大女儿的整个从小成长过程中,她就一直是知道我的这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从来不隐瞒。‘我爸爸跟别人不一样,爸爸为什么这样?’开始她懵懵懂懂,后来知道爸爸没有腿,爸爸为什么没有腿?爸爸什么情况?大概她是了解的我大女儿。而且我们一直让她保留一个比较好的中文习惯。所以她长大以后,我们很多的‘六四’纪念活动,包括我的一些社会活动,只要有机会,我都让她也去,我会带着她一道去参加。我希望她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些人,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事儿。刚到美国其实我是很幸运的,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得到很多包括周封锁、张前进牧师他们在美国给我一个很好的接应,有了很好的早期安置的帮助。‘人道专项基金’你也知道,所以那时候说老实话,我得到了海内外,尤其海外的这些同道,或者说这些爱心人士的很大的帮助。这对我们一家人的尽快安置、生活稳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首先我是残疾人,我到了美国,我这个残疾当年在中国的诸多不便,我到美国来,这种不便减到很少了。我很快就可以考驾照,我很快就开车,所以我就有更广阔的自由。我开了车就可以办事、接孩子。后来我还当过Uber(优步)司机,我可以去做很多事儿。所以说在美国对于我来,我不觉得我在美国谋生或者生活有多大的难度和压力。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我认为只要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自己不是太挑剔,只要愿意去做事,生存并不是很困难。”

谈到未来,方政表示,随着香港维园六四悼念烛光被中共当局掐灭,六四纪念馆的被迫关闭,作为六四一代的他要在海外把纪念六四的活动延续下去。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说:“香港当年我们认为这么一个希望的所在,一个民族的灯塔,维园烛光闪亮了30年。结果在30年的时候被中共政权给摧毁熄灭了,连六四纪念馆在香港都不能为继。所以我们在海外要接过来,要把六四纪念馆,把六四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把六四记忆的这项活动要找到地方去延续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真的。”

六四领袖王丹:这些年心很累挺委屈 但我不会放弃

当人们提到六四学运领袖就会想到王丹。目前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的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些年坚持下来坦白说,不累是假。

他说:“坦率讲你说不累,这真的是假的,确实累。但是我觉得主要不是说身体上的累。这种四处奔走,这本来应该的,比起那些‘六四’牺牲的人来讲,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心累。你不仅要面对艰难的环境,还要面对各种让你操心的东西。比如说面对各种的冷漠,面对各种嘲讽、不理解,面对各种抹黑,面对各种无理的攻击,还要面对各种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累比什么都累。我确实觉得心很累,这些年下来。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抹黑,如果我出来澄清,那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中。你如果不澄清,很多人也许就会相信。那你说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这样的状况坦率讲我也必须得说,我确实觉得挺委屈。不过另外一方面,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一方面我也确实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放弃。我想我做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但另一方面我必须得承认,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某种程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才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自己心里上都过不去。所以某种程度我做这些事,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外界的压力我尽量的淡化处理。我不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争一口气,对吧?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不能没有人敢于去长期的、30年50年的坚持一个立场,那这成什么国家了是吧?不能没有人还去坚持理想,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才坚持下来。”

王丹去年遭受了丧母而不被中共当局允许回家奔丧的悲痛经历。他被问到,他坚持做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到底值不值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相信不仅是知识积累和经验判断、也来自内心需求。民主要变成信仰才有力量。他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成功基础上。真正的理想主义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历史证明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会赢得未来的。

他说:“我相信,我想我的相信不仅是出于我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的判断,某种程度也是来自内心的需求。我觉的民主要变成一种信仰,它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从来不去揣测推动民主这件事未来是不是能够成功,我只在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我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能够成功这么一个预测的基础上,那就成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事情了。所以我自称‘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用去考虑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认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人类整个的历史,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来支撑我的乐观、支撑我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理想主义最终是会赢得未来的。”

王丹目前正主持“六四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六四纪念馆的第一期,也就是一个有关六四的展览将于6月3日在华盛顿开幕,接下来他还希望通过筹款的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纪念馆。他表示,筹备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目的就是守护记忆,把六四精神传承下去。

他说:“展望未来,我认为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为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有一天中国会发生变化,那么未来的中国,我们预期应该会是一个建立在宪政体制基础上的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要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宪法秩序,要如何的去维持,我觉得这才是八九六四一代人承担的更重要的。这个时代,任务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本身就是对89年我们的理想的一种延续,更是我们面对当代的一个时代任务。我们的智库‘对话中国’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六四一代人,我期待能够承担起来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中国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生活秩序,让人民活得有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前89学生唐恺

华盛顿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 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6日要闻分析:鲍彤 :“六四”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

“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之际,年近90高龄的鲍彤先生撰文,题为: 《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 分四次刊登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值得细读和深思。

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两个时期的重要幕僚,也是89年六四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但他在“六四”事件前几天就被秘密关押,之后又坐牢数年。

鲍彤先生的新文章通过分析《李鹏“六四”日记》有关内容,提出若干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和一系列他认为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鲍彤先生开文见山表示 : 他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也就是说该文对象似乎并不针对某些不太了解中共生态的读者群的。曾经长期为赵紫阳撰稿的鲍彤先生,其文言简意赅丝丝入扣自洽,但需要读者静心细读和一定的背景知识。

鲍彤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在为宁愿下台也反对向民众开枪的赵紫阳辩护,显示他和赵紫阳始终站在同一个立场,即便在33年后也绝无改变,因为这是他们当时可以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文章的最后,鲍彤先生说 :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鲍彤先生文章最后说 :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鲍彤先生还指出 :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后,邓小平拍板的“六四”屠城给中国之后的33年留下了恶果,他说 :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鲍彤先生全文的结束语如下 :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世界各地举行纪念六四33周年活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多家外国领事馆未听提醒 仍悼念六四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在六四周年前夕提醒西方国家领事馆不要在六四问题表态,但多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悼念动作,其中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脸书封面图片更换为港大已移走的“国殇之柱”。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上载蜡烛的图片,解释波兰是欧盟中最大的蜡烛制造国。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六四33周年,多国驻港澳总领馆社群网站表态悼念。

澳洲驻港澳总领事馆也在脸书悼念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丧生者,并表示澳洲秉持对普世人权的承诺,支持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及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

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上载蜡烛的图片,解释波兰是欧盟中最大的蜡烛制造国。

据该报道,在北京,加拿大驻中大使馆在推特上载烛光图片,向八九民运示威者致敬,并说“我们记得六四”、“我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

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中午也在脸书上载过去六四烛光集会图片,其中包括当时香港支联会集会主题“结束专政”。加国领事馆说,加拿大会与香港及世界庄严追忆六四事件,并说和平集会是人权,会与所有被拒行使权利的人站在同一阵线。

▲德国之声(DW)6月4日报道:德驻华使馆六四发帖又被删

每年六四周年前后,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器就会开足马力,设法纪念的网民也不甘示弱。有人注意到,今年德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烛光悼念图被删,但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33周年之际,中国互联网一如既往地加大了审查力度。“自由微博”网站的热搜榜上,“六四”、“64”等常用敏感词一度名列榜首,“duty”一词紧随其后。该网站自称专门搜集被屏蔽或删除的新浪微博博文。

记者发现,在新浪微博搜索栏中输入“I think it's my duty”(我想,这是我的职责)或者“it's my duty”,显示的都是“未找到相关结果”。这句话来自一名1989年骑着自行车前往抗议现场的学生。在201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部六四纪录片里,这名学生被问道为什么这么做。他用英文回答道:“为啥?我想这是我的职责(Why? I think it's my duty)。”

社交网路上的截图显示,虽然这种相对隐晦的文字也被删除,但是网民仍然会发挥创意接力发帖,包括使用大量的自行车图标。

“每年都发,十分钟之内被删”

在被中国封锁的推特网站上,中外网民则可以采用更直接的方式纪念六四。除了标志性的“坦克人”图片和当年的资料影像,个别时政漫画也广为流传。

推特用户YaxueCao发现,德国驻华大使馆于北京时间6月3日晚发表微博,内容仅为一张烛光图片,没有其他文字说明。然而此条微博在发出后,很快遭到删除。德国之声记者向该使馆工作人员书面求证的结果是:“每年都发,十分钟之内被删。”

另据一份经“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刊登的审查指令,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间是“封网”时段。该封网通址写道,“收到深圳&厦门监管下发通知,具体要求如下”:在封网时段对自定义功能限制和内容审查,包括所有游戏关闭所有用户自定义功能;论坛,社区禁止用户修改头像、昵称、个人简介等;所有游戏论坛、杜区,需自查是否有带蜡烛、坦克、89、64或能组合打出的表情包及素材(数字、礼物、图文、音视须),如有,请禁用。另外,在值班严审期间,“内容安全平台将统一调整策略,从严拦截敏感内容”,同时要确保端午假期各时段都有人值班,需在5至10分钟内响应监管指令或突发状况。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英国多地纪念六四事件33周年 示威者试图以纸扎“坦克”冲击中国大使馆

示威者把纸扎坦克摆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外,并且把纸扎坦克的炮口指向大使馆。 (美国之音郑乐捷)

伦敦 —英国多地都有团体纪念六四事件33周年,当中香港人组织参与者众,延续在香港无法举行的集会,并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乌克兰人。

示威者站满了中国驻英大使馆对面街道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大楼外的行人道。 (美国之音郑乐捷)

在英国伦敦,有多个团体在6月4日组织示威,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受害者。

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民众连续第三年不能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在移民潮下,去年大约有十万香港人搬到英国,并在当地举行多个活动纪念六四。

2022年6月4日,伦敦警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阻止示威者抬着的纸扎坦克走近大使馆范围。 (美国之音郑乐捷)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大约有400人参加。有一群示威者多次尝试将一部纸制坦克搬到中国大使馆外,但遭到警方阻止。在他们第一次行动中,示威者阻碍交通约五分钟。在集会尾声,示威者把纸制坦克撕毁,以示抗议。

集会除了香港人外,组织者还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以及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后,参与者高举烛光,借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支持香港,西藏与乌克兰的示威者分别上台发言。 (美国之音/郑乐捷)

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数千人死亡。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一万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曾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

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在英国继续十分重要。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大批支持乌克兰与香港的示威者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参加集会。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说:“在香港,我们只能够有(维多利亚公园)的悼念仪式,但在国外我们依然能够做到一些实质集会,公开讲平反六四,或者结束一党专政这些口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香港社群延续历史和继续唤醒大家的记忆。”

来自香港、在英国居住了五年的Leo对美国之音说,以往在香港有去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过往数年也有到中国大使馆示威。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来自香港的示威者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与支持乌克兰的示威者一起集会。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说:“五年前来的时候,人数比今年少很多,今年到处都站满了,我怀疑明年要想想场地会是如何安排,现在已经几乎占满马路。(我)看到很多香港人来到英国后,觉得要继续参与这些六四纪念活动,去对抗暴政,我觉得很欣慰。”

在英国其他有香港人聚居的城市,也有悼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包括布里斯托、曼彻斯特、爱丁堡等等。

6月4日较早时候,七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同在英乌克兰人组织,共同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府外举行集会,有大约300人参加。

其中一名主持、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我们今天出席在这里的意义,不只是纯粹地悼念六四,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和世界上所有受着极权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论我们是香港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或是其他地方的人,乌克兰人也好,我们今天万众一心地站在这个地方,抵抗极权,守护民主。”


示威者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外点燃蜡烛悼念六四死难者。 (美国之音郑乐捷)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发表12个国家的议员录影片段,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他们说,试图抹去他们对于六四的记忆,是必然会失败的。他们又发起一个倡议,研究利用国际法追究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亦将会争取欧洲政府进一步审查和限制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防止那些产品被应用来监视和打压香港人。

他们说:“虽然今年烛光并不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亮起,但六四的火种会在世界国各地继续传承。通过我们的法律问责倡仪,我们将努力确保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在世界各地薪火相传。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和香港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

罗冠聪指出,香港人和中国民运人士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压迫的政权。

他说:“所以把他们扣连在一起,是要提醒大家,30多年来其实共产党没有改变过。”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前香港黄大仙区议会议员刘珈汶上台发言。 (美国之音/郑乐捷)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指,示威者尝试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令他联想起以往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完结后,冲击中方机构的行动,原因是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

他说:“将原本在香港的生活方式搬过来,已经是第二年了。其实这跟香港的六四集会也很相似,它不是纯粹是悼念六四,亦是连结到当下的政治,比如以往的六四集会可能是去声讨中共的一些恶行。”

示威者用电子蜡烛砌出中文字“八九六四”。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指,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了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是乌克兰人。

他说:“其实性质上跟在香港的六四集会没有大分别,但当然表现形式、内容都因为地点不同了、形势不同了,而有所改变。”

●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六四事件33周年发表声明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六四33周年 美CECC呼吁中共公开面对向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

资料照:在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期间,一名中国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住一队坦克。(1989年6月5日)


资料照:在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期间,一名中国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住一队坦克。(1989年6月5日)

华盛顿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星期五(6月3日)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1989年事件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并公开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对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CECC主席说。

CECC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默克利(Sen. Jeff Merkley, D-OR)和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Rep. James McGovern, D-MA)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33年前在那场以和平运动寻求民主改革和追求《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价值而牺牲的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正义。

“我们每年纪念这场悲剧,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样做太危险了,现在甚至香港也禁止了纪念活动,自1990年以来,香港每年都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纪念那些人的勇气,那些在6月4日面对坦克和棍棒的人,和那些持续寻求有关那场大屠杀事件透明度和信息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

资料照:香港六四纪念馆内展出的香港历年举行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烛光会的照片。(2021年9月5日)

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在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许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干部以及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许多人因此被香港当局逮捕,还有一些人被定罪判刑。

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不过,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点燃蜡烛自行悼念,但面临和前一年同样的情况,许多人因此遭到逮捕。


资料照:一名香港小女孩在香港中文大学曾经矗立自由女神的地点点燃了一枚蜡烛纪念六四死难者。(2021年12月24日)

由于香港当局的打压和香港政治自由不断被压缩,预计今年香港不会有六四事件的相关集会,也不会重现维园烛光悼念活动的景象。

CECC领袖们说,他们也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之际向所有时至今日仍不顾中国政府系统镇压而继续勇敢地传递民主自由火炬的人致敬,包括维权律师、维吾尔人和藏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民主和言论自由以及劳工权利倡导者,还有所有渴望结束酷刑、任意拘留和种族灭绝的人士。

默克利和麦戈文说,“我们承诺美国国会将铭记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直到每一个在中国和香港的人都能自由地、无所畏惧地这么做(纪念六四)。”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1989年事件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并公开面对(reckon publicly)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对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议员们接着说,“我们呼吁香港政府撤销指控,释放所有因参与追悼天安门悲剧集会而被拘留的人,并允许恢复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守夜活动。”

此外,议员们还呼吁参众两院正在协商的大型抗中法案能包括条款,为受北京政府打压或为了逃离迫害的香港居民以及维吾尔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人道主义援助,让他们得以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上百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目前正针对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进行协商,这项法案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为重大的科技研发计划,将为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和先进技术研发等领域注入大量资源,目的为厚植美国技术实力在国际舞台和中国展开抗衡。

CECC领袖们在声明最后表示,“我们将继续为天安门精神和遗产最终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实现的未来而努力。”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人权观察发文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强调正义仍未得以伸张

资料照: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北京街头被打死的平民尸体。(1989年6月4日)

华盛顿 —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6月2日)发布新闻稿,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指责北京当局变本加厉地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当年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并为此承担起责任。

新闻稿指出,北京当局与往年一样,从六四周年前几个星期开始,就采取措施,防范一切的纪念活动。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成员以及包括胡佳、高瑜和章立凡在内的许多维权人士均被限制出行和与外界通讯联络。而在当年六四镇压中分别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尤维洁与张先玲则表示,当局阻止她们的手机接听境外来电。

人权观察列举了过去一年中国当局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维权人士的一些事例。

以防疫为名管制严密的天安门广场。(2022年4月28日)

去年7月,湖北法院因为公益维权人士尹旭安向推特上传一张暗示六四的照片,就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他四年半的有期徒刑。去年10月,广东当局将独自一人站立街头悼念六四的张五洲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去年12月,四川法院将八九民运参与者及维权人士陈云飞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在这之前他曾因为组织为六四死难者扫墓仪式于2015至2019年被判入狱服刑4年。

人权观察还指出,今年5月,北京当局放宽了市内各大学的新冠疫情管制措施,以防止各校针对防疫管控措施举行的抗议活动与六四挂钩。北京市政府还以防疫为由,在5月25日至6月15日期间暂停了天安门广场的当日预约参观服务。

1989年4月起,中国的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全国多个大城市自发举行和平集会与抗议示威,要求言论及新闻自由、责任政治以及终止腐败。进入5月下旬之后,由于政府表现傲慢,无视民众诉求,抗议活动转趋激烈,当局随即宣布戒严,并调派野战军部队进入北京。6月3日晚至4日白天,戒严部队奉命向手无寸铁的抗议人士、甚至路人和旁观者开枪射击,导致严重伤亡。


香港大学的六四纪念馆里张贴的八九六四死难者照片。(2013年6月3日)

中国政府不仅从未为下令开枪承担责任,向受害者及罹难者家属认错赔偿,反而在每年六四周年前后如临大敌般地阻止和防备民间甚至受害者家属的悼念和纪念活动。

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特别指控香港当局对纪念六四的社运人士的镇压与迫害。

新闻稿指出,过去一年,香港共有26人因为参加或“煽惑”他人参加2020年六四烛光晚会而被拘捕。被拘捕的人士包括社运领袖黄之锋、媒体大亨黎智英、前媒体人士何桂兰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何秀兰、尹兆坚。被捕人士最终被判处缓刑或4至14个月监禁。

“香港社运人士限制只要悼念六四屠杀就得坐牢,”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但若历史足可为鉴,习近平主席的高压统治必不能将六四的记忆从中国人的心中抹去。”

人权观察指出,香港人权律师邹幸彤被控参加和煽惑他人参加2021年六四悼念晚会,在今年1月被判入狱15个月。在此之前,邹幸彤已因参加2020年六四悼念活动被判入狱一年。

在香港大学,工人移除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受害者的雕塑“国殇之柱”的一部分,搬往一座集装箱。(2021年12月23日)

去年12月,香港大学将纪念六四屠杀死难者的大型雕塑“国殇之柱”从校园中移除。雕塑原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打算收回这件艺术作品,但是所有的海运公司都因为担心政治报复而不愿承运。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也先后被移除,而岭南大学则移除了一面六四浮雕。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不仅民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连在封杀对六四悼念或纪念方面都在向北京看齐。

“六四事件三十多年来有罪免责,促使中国领导人放胆实施危害人类罪行,”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随着北京受害者的名单不断加长,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应为天安门母亲及许许多多其他人追究责任、伸张正义。”

▲美国说:不会忘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受害者

华盛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不会忘记33年前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受害者们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香港对非法集会发出警告。

星期六(6月4日)是中国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学生开枪的33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局禁止在大陆举行任何公开纪念活动。

在亚洲时间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布林肯称这次镇压是“残暴攻击”。

“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他说。

“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布林肯说。

“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政府对这些事件的标准立场。

他说:“中国政府早就对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星期六晚些时候,活动人士将在台北举行纪念活动。在华语世界中,台北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公开举行此类活动的地方。过去多年来,在中国治理的香港也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五呼吁北京“真诚对待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事实,着手政治改革,实施民主治理”。

去年,香港警方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以防止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并逮捕了策划六四烛光晚会的组织者。

香港警方星期五晚些时候表示,前几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维多利亚公园的一部分将被关闭,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持续,人们不应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和被禁止的集会”。

“明天将会在有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并采取果断行动执法,包括实施逮捕行动。公众不应无视法律,”香港警方说。

中国2020年6月对香港实施了一项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惩罚颠覆活动、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布林肯国务卿关于六四屠杀事件33周年的声明(全文翻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美国时间6月3日就中国六四屠杀事件33周年发表书面声明。他说,美国将继续为人权和民主发声。布林肯还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以下是声明的全文翻译:

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的声明

2022年6月3日

天安门广场事件33周年

明天,我们纪念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33周年,数以万计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和平地聚集在这里,呼吁民主、问责、自由和法治。50天的抗议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军队发动了残暴进攻。无数人遭到监禁,死亡人数至今不详。

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今天,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继续回响在香港,PRC和香港当局禁止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企图压制对那一天的记忆。我们将继续仗义执言并推动追究PRC的暴行及其对人权的践踏,包括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那些行为。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国会两党纪念六四 佩洛西:让天安门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华盛顿 —在天安门事件33周年到来的时刻,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纷纷发表声明纪念在那场和平追求自由民主运动的所有牺牲者,并对仍坚持六四精神的人给予支持。“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说。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33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佩洛西说,“33年前,勇敢的中国示威者以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勇气之一激励了全世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捍卫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今天,那孤独一人站在一排坦克面前毫不退缩的影像,仍烙印在所有热爱民主的人们的记忆中,”佩洛西继续说。“当我们纪念那些学生、工人,和普通百姓和平抵抗中国共产党压制政权的勇气之时,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佩洛西还表示,“当我们回忆那些33年前被杀害的人,我们同时也支持那些今天仍持续坚持他们(六四)精神的人:无数在中国大陆和整个地区里寻求行使他们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活动人士,但他们却遭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侵犯他们自身公民的行为。”

佩洛西在声明中细数一系列北京当局侵犯人权、打压自由的“罪状”,包括对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少数民族穆斯林不断升级的侵权暴行,再到对和平活动人士及宗教领袖自由的镇压。“这个政权的行为震惊了世界的良知,”佩洛西说道。

在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之际,佩洛西提到,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已经无视“一国两制”的原则。

香港警方星期四发出警告,如果有人在星期六(6月4日)举行纪念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集会,他们将会触犯法律。香港政府还宣布维多利亚公园部分区域从周五开始封闭,直到6月5日凌晨,即使是个人单独去那里,也有可能触犯参加“非法集会”罪。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首位女性议长,并两度担任这个职务的佩洛西时常为中国民主运动和人权现状大力发声。佩洛西曾经在六四事件发生两年后造访天安门广场,与其他两位国会议员拉起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To those who died for democracy in China)”。

新闻资料画面显示,佩洛西等人当时的悼念活动立刻遭到中国警方驱赶,在场拍摄的记者也被制止。此后,佩洛西成为了国会中力挺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的领袖之一,积极推动多项和中国有关的议案。

“如同布林肯国务卿上周清楚所言,‘我们不能依赖北京改变其发展轨迹。’这就是为什么国会会继续履行我们坚定不移的、两党两院的承诺,支持受共产党政权残酷压迫的所有人:制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西藏政策及支持法》(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声明写道。

正当北京当局加大审查力度,封杀网上任何提及有关六四事件讨论的同时,国会两党外交领袖接连发声表示纪念。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里施(Sen. Jim Risch, R-ID)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及我们的民主盟友仍是这(六四精神)愿景的捍卫者,并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恶劣影响保持警惕。”

里施参议员说,“很不幸地,今天中国共产党仍持续打压和噤声异见人士。他们使用其军事和技术力量严格限制网络渠道,压制自由媒体,打击宗教自由,摧毁中国法治,现在还扩及到香港。”

里施参议员还警告,透过接管香港和对台湾以及不配合中国要求的邻近国家采取军事、经济胁迫等做法,中国共产党正试图输出这种以恐惧来治理的模式。“此外,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令人震惊的跨国镇压行为应该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里施说。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众议员(Rep. Gregory Meeks, D-NY)也对天安门事件33周年发表声明,感叹中国政府在人权和自由的发展上毫无进展,甚至变本加厉的从事各种打压行动。

“尽管自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30多年过去,中国没有从过去学习到任何事情,只有在各个方面加速其残酷和暴力的打压—包括对新疆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香港自治和基本自由的残暴攻击,以及遍及中国各地的全面监控,”米克斯在声明中说。

米克斯还呼吁,国会应该确保将为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的条款内容纳入两党两院正在审议的大型抗中法案里。

“在这庄严的日子,我们追念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和正义的中国而遭杀害的人们。他们的奋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用支持中国人权来纪念他们,”米克斯说。

佩洛西也表示,当美国纪念天安门时代的英雄精神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义务要去建立一个更正义,更平等和更民主的未来。”

“我们绝不能对自由、尊严和民主的议题保持沉默,因为如果我们为了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人权来发声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各地为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佩洛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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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世界各地举行纪念六四33周年活动

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周六(6月4日)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登场。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两千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重建。六四幸存者暨历史研究者吴仁华在致词时,特别代表所有在中国无法公开悼念六四的朋友,感谢台湾所做的一切。

由华人民主书院等二十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于6月4日傍晚6点40分揭开序幕。主办单位统计约两千名与会者在烛光晚会上除了同声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外,更借此活动呼吁全球人民共同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

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点9分时,主辨单位更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型,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

而在香港,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铜锣湾一带。在当局严密戒备下,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再次消失,但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有市民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人仅有表达空间几乎消失,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现像,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竖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民女”。

“民女”被消失接近半年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5月31日)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内发起为期6日的“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3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与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

发起“寻找民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份。 “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民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香港明报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纷纷发表声明纪念在那场和平追求自由民主运动的所有牺牲者,并对仍坚持六四精神的人给予支持。“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说。

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声明说,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今天,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继续回响在香港,PRC和香港当局禁止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企图压制对那一天的记忆。我们将继续仗义执言并推动追究PRC的暴行及其对人权的践踏,包括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那些行为。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 香港当局逮捕纪念六四33周年的当地民众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香港警方呼吁六四勿非法集结 前区议员派蜡烛让市民默默悼念

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连续第二年消失。(美联社)


香港 —香港警方星期四六四事件33周年之前两天会见传媒,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方,做同样事情,亦有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将会果断执法。

康文署星期五傍晚宣布,晚上关闭维园足球场等范围,以防有人非法集结。有前区议员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当局禁止公众表达异议的声音。

不过他认为,艰难时候特别需要仪式感,他会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也是香港支联会解散、3名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首个六四纪念日。

警方呼吁市民六四勿非法集结

在国安法的新政治形势下,加上防疫“限聚令”,今年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晚举办悼念活动,也是连续第3年维园没有六四烛光悼念集会。

香港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行动)廖珈奇星期四(6月2日),六四事件33周年前两日会见传媒表示,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宣传鼓吹在6月4日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不过,警方今年到星期四为止,未收到任何公众集会举行通知。

廖珈奇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宣传或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他强调,警方当日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

一人悼念也有违法风险

有记者问及,如果有市民一个人在铜锣湾一带点蜡烛悼念会不会犯法﹖廖珈奇回应表示,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方,做同样事情、有同样目的,就可以视为群众聚集,需要根据《公安条例》向警方申请,否则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

廖珈奇引述法庭判例表示,即使涉案者不在同一地点,但透过其他途径或媒介参与,例如在网上鼓吹,都有可能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一经定罪最高可监禁5年,同时用任何形式宣传或公布鼓吹人参加亦属犯法,最高可监禁1年。

廖珈奇说:“是法庭的一个案例,是一个非法集结,非法集结的一个案例,当中其实在判辞当中,我没有一个实际的判词辞在手,但我们会见到在整个非法集结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是担当不同的角色的,在法庭里面所讲,包括有一些人在现场做一些支援的角色,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透过网上或者其他媒体,去鼓动、指挥,甚至乎作出一些实质安排,这些行为在法庭的角度,这一类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参与了相关的非法集结的。”

康文署六四前夕关闭维园部份范围

负责管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康文署星期五(6月3日)傍晚,即是六四33周年前夕宣布,晚上11时起关闭维园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等范围,直至星期日(6月5日)凌晨零时30分。

康文署解释,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于星期六(6月4日)在维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作非法活动,所以决定由星期五晚11时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以防有人利用维园举行或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影响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并且避免因群众聚集而引致的病毒传播风险。

前区议员派电子蜡烛悼念六四

前油尖旺区议员朱江玮星期四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今年一如以往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由星期五至下星期一(6月6日),市民可以在营业时间到他在旺角开设的店铺领取电子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

朱江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时候,他都会到维园外派发传单,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他希望北京当局面对以往曾经杀害人民的错误。

朱江玮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因为任何的政权它都需要去记着不是它(的)好,而是它做了什么不能被原谅的错事,杀害人民这个肯定是最不可原谅,不要理它在任何时空里面它的情况是怎样,得不得到人民支持,但是它总之做错就是做错,这个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个是最需要历史记着的一部份,过去一直都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公民教育,不是一个成王败寇的过程。”

呼吁市民在自己地方悼念不放弃勿硬踫

记者问及,派发电子蜡烛会否担心触犯法例﹖朱江玮表示,当局并没有明确禁止派发蜡烛,而且他在帖文呼吁市民在自己地方纪念,维园烛光不再,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也不要硬踫.朱江玮又表示,悼念是人的欲望,也是良知的底线,希望市民“做到几多得几多”。

朱江玮说:“其实我都是呼吁大家在家中,即是如果拿了我的蜡烛了,或者你自己预备吧,都在家中悼念,因为我觉得地方固然是重要的,即是这么多年维园烛光其实代表着香港的某种言论自由,但是如果真的不可以(在维园点烛光),亦都不用硬踫硬,因为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其实是人要记着、不要遗忘,这个是输赢的最重要位(置),因为这个是讲长远,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派蜡烛)在明显上会有违法,但是当然事实上最后是怎样,可能现在的时势我都讲不上,但是我就觉得悼念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欲望也好,一个良知的底线都好,做几多得几多吧。”

警方高调宣传或提醒市民悼念六四

对于警方高调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甚至一个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都有可能犯法,朱江玮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当局禁止公众表达异议的声音,不过,他认为警方这种高调宣传,加上康文署围封维园足球场,反而提醒市民要悼念六四。

朱江玮说:“这个都是国安法之后政府一贯做法,即是它禁止很多公众表达异议声音的机会,这个很明显是它的目的。它(警方)提醒我们有六四而已,即是我觉得警察‘用心良苦’,它提醒我们,即是本来很多市民都未必够胆,或者沟通不到这件事,它就是故意提醒我们明日就是六四了。”

朱江玮表示,国安法下香港人的言论及表达自由的空间大幅收窄,他认为艰难时候特别需要仪式感,他预备派发大约300个电子蜡烛,让有共同愿望的市民可以互相支持。

朱江玮说:“在艰难时候尤其需要仪式感,因为无力感会令到人很辛苦而且会令到人很颓丧,但是其实香港人已经做得很努力的了,我就觉得这些仪式感会帮助大家彼此互相围炉、支持,以及会提醒大家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大家都是彼此有共同的愿望,彼此有共同的想法,不过,现在艰难很多事情不可以做,但是不代表我们忘记。”

曾健成质疑警方执法双重标准

因为八九民运投身政界的社民连成员曾健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出席的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市民都是和不有秩序,到近两年国安法之下,警方特别注意反恐布防,但是他质疑警方这次在六四前夕高调布防,执法有双重标准之嫌,他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

曾健成说:“2019年底开始有这个肺炎,已经是用了限聚令、已经是扼杀很多申请集会游行示威,但是就着一些政治性的集会、或者口号是不准叫的,在上星期六(影星)吴君如她们一班人坐电车(宣传电影),都很多粉丝在附近,(歌手)姜涛生日整个铜锣湾都可以塞满(粉丝),即是这个我觉得过往是可以这样做,现在样样都说不可以,所以你拿一支洋烛出去就可能是颠覆国家(中国)的了,现在是相当‘恶’的,所以在这段时间‘留下就是胜利’,不要随便冒险。”

国安法下六四烛光不再有颜色

曾健成表示,在国安法的新形势下香港表面上仍然五光十色,但是唯独六四烛光不再有颜色。

曾健成说:“自从有国安法之后,这个是社会主义特色的治港,所以香港是‘五光十色’;但是烛光的颜色就很危险的,是很特殊、很危险的,所以大家不要拿烛光了,有战术背心、有反恐份子去应付的,所以大家留得清山在、那怕没柴烧。”

记者问曾健成,在今年六四33周年应该如何悼念﹖他表示,不想回忆、未敢忘记,悼念的方式随遇而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香港明报六四发社评促尊重历史事实 还原六四真相 称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明报社评称: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六四真相。并指爱国民主运动,不应暴烈镇压。该社评称,对香港、内地以至国际社会而言,1989年是重要历史分岔口,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数月,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变天。两年多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中国逐步走出六四后西方的制裁孤立,以改革开放迎上全球化潮流,短短20多年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方面,六四事件某程度塑造了之后30年本港政治生态,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甚至成为香港与内地的一条情感纽带,跟两地经济民生融合,同样发挥着扣连作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几年世界大势,令人觉得历史发展有若钟摆。美国担心“世界一哥”地位动摇,动员西方盟友遏制中国;美俄之间的长期战略矛盾白热化,俄乌战争是一次地缘政治摊牌,世界格局仿佛回到冷战时代,美国加紧操作人权牌,要给中国贴上“反派”标签,北京则反指美国自身劣迹斑斑,无资格做教师爷。国际形势急转,香港亦迎来了政治生态巨变,维护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与外部政治势力划清界线,然而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并不影响要求平反六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该社评说,八九民运源于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新旧思维激荡,官倒贪腐严重的时期,胡耀邦一生为民,两袖清风,思想开明,与当时官场对比鲜明,其死讯在社会引起巨大回响:北京民众、工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借此表达对官倒贪腐和物价飞升的不满;其后学生加入,事态演变至静坐、集会、游行等,诉求转为争取政治民主,全国许多省市都有民众响应,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运动,这些历史事实在在说明,其本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六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当局以暴烈手段镇压,不少死者家属至今仍耿耿于怀,平反六四是要抚平历史伤口,让死者安息,让家属释怀。

近年权力当局常强调,中国政府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及相关问题早有定论”,强调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中国所走的道路完全正确。这些年,国家发展成绩斐然,全面脱贫更是重大成就,历史意义非凡,事实证明西方模式并非唯一发展楷模,所谓“历史终结论”站不住脚,然而就算国家走对了路,当局仍然应该直面历史,包括过程中曾经犯下的错误。

明报说应聆听诤言还历史公道,民族复兴之路更自信。

社评称,回顾这33年历史,权力当局对于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的官方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由初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到后来含糊地称为“政治风波”,字眼上的淡化,说明修正调整空间是存在的。当年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决策者多已作古,又或淡出权力圈。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八九民运期间,权力当局内部对于如何看待及处理事件,明显存在路线和意见分歧,不同的路线,可以导致不同的结局。围绕八九民运的很多史实,至今尚未完全公开,还原六四真相是权力当局的责任,不管拖延多久,终归要处理。

该社评说,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的错误,更否定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若不是当时领导层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勇敢地否定“文革”,也不会有后来势如破竹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近年国家发展有成,当局强调要有制度自信、历史自信,全力朝发达国家之路迈进,树立国际领导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硬实力软实力当然不可少,惟历史疮疤一日未消,外部敌对势力就有攻击话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权搞政治操作的教师爷,但权力当局应该多听诤言。平反六四还历史一个公道,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

明报该社评原文链接:https://news.mingpao.com/pns/%e7%a4%be%e8%a9%95/article/20220604/s00003/1654279958462/%e7%a4%be%e8%a9%95-%e5%b0%8a%e9%87%8d%e6%ad%b7%e5%8f%b2%e4%ba%8b%e5%af%a6-%e9%82%84%e5%8e%9f%e5%85%ad%e5%9b%9b%e7%9c%9f%e7%9b%b8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台北六四烛光晚会揭幕“国殇之柱” 幸存者感谢自由民主的台湾

台北悼念六四烛光晚会,现场点灯排出“8964”字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台北悼念六四烛光晚会,现场点灯排出“8964”字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台北 —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周六(6月4日)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登场。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两千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殇之柱”在台重建。六四幸存者暨历史研究者吴仁华在致词时,特别代表所有在中国无法公开悼念六四的朋友,感谢台湾所做的一切。

由华人民主书院等二十多个台湾公民团体举办的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于6月4日傍晚6点40分揭开序幕。主办单位统计约两千名与会者在烛光晚会上除了同声要求中国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外,更借此活动呼吁全球人民共同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恶行。

当晚烛光晚会进行到8点9分时,主辨单位更率领全场民众集体静默64秒,表达对六四牺牲者的哀悼;会场并点灯排出“8964”的字型,象征中共永远无法抹去历史上的这一天。

吴仁华:纪念六四付出代价 感谢台湾所做一切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见证人,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学家吴仁华在致词时表示,六四是中国最大的禁忌,中共不允许任何人举办实体的纪念活动,也不允许任何人在网路上提到六四及相关字眼,过去33年来,不少中国人为了纪念六四,饱受牢狱之灾。


数百位民众聚集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悼念中国六四事件的牺牲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他说,三十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的重镇,尤其维多利亚公园(维园)的年度烛光晚会更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也是很多无法公开纪念六四的中国人向往之处。但港府自2020年开始以疫情和“国安法”为借口,让维园的六四烛光再也亮不起来,台湾便接棒成为华人世界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这不仅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也提高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

吴仁华说:“我以一个六四屠杀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与研究者,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今天很多在中国不能公开地纪念六四的那些朋友们,向台湾参与、筹办六四纪念活动以及到场的所有的台湾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谢,谢谢你们。”


台北以3D列印技术重现香港大学内遭拆除的耻辱柱(香港原称国殇之柱)重制品。(照片提供:华人民主书院)。

除了烛光晚会,台湾今年纪念六四的系列活动还包括揭幕重制的港大“国殇之柱”、跨境文物艺展、悼念亭和推出密室逃脱游戏,让参与者以另类的方式体验中共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制度。

让去年遭拆毁的港大“国殇之柱”重新亮相是台北悼念晚会的另一个重头戏,这是由华人民主书院发动群众募资,并利用3D列印技术重建而成,约为原版雕塑的一半尺寸。

港大“国殇之柱”重现

“国殇之柱”的原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透过预录视讯表示,他希望将原版的“国殇之柱”运出香港,移来台湾安置,但港府在中共的高压管控下似乎不可能赋予他处置雕塑的自由。他说,很高兴看到台湾重制约三米高的“国殇之柱”。

高志活说:“我衷心希望台北能把六四的记忆保留下来,台湾必须接手保护香港以及中国的自由。”

悼念六四 挺港抗中

1989年6月4日前后,中共武力镇压在北京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该事件震惊全球。此后,同感悲痛的华人社会年年举办纪念活动,希望不忘中国民众追求民主的精神,并促成六四平反。

在中共近年变本加厉打压自由的前提下,台北的六四晚会也不忘声援香港,会场周遭除设置“反送中”区域,甚至有年轻港人扛着“香港独立”的大旗在现场挥舞。

目前就读台北政治大学的菲律宾籍学生卢培德(Gino Lopez)说,他对六四事件感同身受,因为菲律宾现在也有一个试图窜改历史、抹灭过去独裁暴政的新政府。

卢培德告诉美国之音:“我身为一个菲律宾学生要站在这里声援、纪念天安门,因为我们都是人。”

另一位来自中国的28岁廖姓女大学生则说,她长期关注六四,虽然大多数和她相同年龄的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或避谈六四。

因人身安全不愿透露全名的廖姓学生目前在台北读书,她告诉美国之音,她希望有朝一日看到六四平反,也不认同中共禁止悼念六四的行径。

她说:“一个地方的事情,它自己不能纪念,需要别的地方来给它纪念。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荒谬到讲不出来。”

另一名也是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学生则告诉美国之音,他对六四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那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从六四到近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再显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就算过了三十年也不会改变。

台湾民众陈宛毓特地带着年幼的女儿来认识六四的历史,她表示,六四事件代表中国极权政府侵犯人权的最恶劣行径,而且这个政府就在台湾旁边,所以,台湾人更应该牢记这桩悲剧,也要让年轻一代意识到,台湾所拥有的自由民主得来并不容易,必须努力捍卫。

陈宛毓说,她的女儿从文物展看到了很多“恐怖”的历史片段,像是中国军队的坦克车以及阻挡坦克车的抗议者。她说,希望透过此次展览让女儿知道,人民需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陈宛毓告诉美国之音:“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活动必须要带着孩子一起,因为它(六四事件)如果没有人在意,势必它有一天会被这些主流(媒体)洗掉。”


台北六四晚会设置悼念亭,供参与者遥祭六四天安门广场前遭屠杀亡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拍摄)。

另外,来自瑞士的艾力克斯(Alex)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想要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就应该牢记这起悲剧的教训。他说,他曾在香港住过好几年,那曾是个充满自由的城市,但他看到维园烛光晚会因政治因素遭禁,港大的“国殇之柱”也被移除,他就知道香港已经完了。他说,他今天亲临台北悼念晚会的现场,就是想要一睹重建的“国殇之柱”。

艾力克斯说:“台湾还能纪念六四,彰显了自由社会保障人权价值,也同时凸显威权主义的危险。中国试图将极权主义包装为最好的治理模式,比如大规模脱贫或是快速封城以对抗疫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碾压自由,并杀死无辜的人民。”

▲纽约时报6月5日报道:台北等多地举行活动纪念“六四”死难者以及“曾经的香港”


周六,台湾台北的烛光守夜活动。在香港的纪念活动基本上被禁止后,台北已成为一个新的纪念中心。

台湾台北——几十年来,每年6月4日,香港都会举行一场大型烛光守夜活动,纪念那些在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时被杀害的人。

这个周六,在台北和世界其他城市,规模较小的人群聚集起来——这一次他们哀悼的不仅仅是33年前逝去的人,还有香港的命运。香港对异见的扼杀终结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守夜活动,它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对1989年死难者的公共纪念。

“现在这是为了两件事——香港和6月4日发生的事,”前香港居民弗朗西斯·谢(音)说,他是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约400名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之一。他和许多人举着标语,呼吁释放香港被监禁的活动人士。

“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去维多利亚公园了,”谢先生说,“但就像这里一样,全世界现在有很维多利亚公园。”

周六在台北举行的守夜活动。在台北和全球其他城市参与活动的人表示,他们也是来谴责香港的政治自由被剥夺以及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严厉政策。

2020年北京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政府基本上禁止了对1989年屠杀事件的公开纪念,该事件摧毁了一场由学生领导的呼吁中国进行民主变革的抗议运动。此后台湾首府台北成了纪念这场屠杀的新中心,台湾几十年来一直抵抗中国的主权要求。

周六,在台北、悉尼和伦敦参加纪念活动的人说,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谴责香港的政治自由被剥夺以及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严厉政策。

“现在香港已经不能说出真话及真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台湾更加要将这个历史传承下去,”去年移居台湾的41岁的香港人亨利·汤(音)说,他参加了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守夜活动。“因为香港的禁止与打压让它在遍地开花。”

在伦敦,抗议者在中国大使馆前手举“现在就要民主”等标语,还带来了一辆军用坦克的纸板复制品,这一形象与33年前的镇压行动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从香港逃到英国的立法会议员和活动人士排队等候发言。

周六在台北揭幕的“国殇之柱”的较小版本。近年来香港的大学已经拆除了知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物。

两个月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28岁的萨姆·李(音)说,在香港,任何参加这种集会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他说,即使在英国,他也害怕中国政府的影响力。

李先生不确定他是否还会回香港。“我正在做他们现在做不了的事情,”他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台北,黄昏时分有数百人聚集在市中心,在一条显示1989年6月4日日期的横幅上放置电子蜡烛。用粤语(香港主要使用的语言)交谈的人很多。台北的组织者还放映了一部在香港被禁止的电影,内容是关于2019年席卷该市的民主抗议活动,后来当局利用安全法彻底消灭了抗议。

“香港沦陷了,但我们没有白白沦陷,”来自香港的艺术家黄国才说,他的作品在与台北守夜活动同时举行的一个展览中展出。他说,2019年的抗议运动“达到了它的目的——警告其他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谨慎态度”。

1989年,许多香港人被大陆的这场民主抗议活动所激励,它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蔓延到全国,给执政的共产党带来了政治危机。

周六,台北的天安门抗议纪念活动。

6月3日晚间,军队开始涌入北京。在到达广场并清场之前,他们射杀了数百人,也有人说是几千人。杀戮以及军队同抗议者的血腥对峙也出现在其他中国城市。

香港的守夜活动是在中国领土上为死难者举行的唯一大型纪念活动,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证明,即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公民权利得到了保留。每年,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在一起,点燃蜡烛,听取当地民主人士、天安门活动人士和1989年死难者亲属的演讲。

如今这种集会已经不可想象。自2019年的抗议活动以来,在新国安法的授权下,香港政府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异见运动。2020年,当局以新冠疫情期间执行限距令为由,禁止了6月4日的守夜活动(但许多人违抗了禁令),去年也是如此。

坚持或者试图继续集会的知名活动人士都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遭到监禁。维园守夜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去年被解散。

“香港的故事和北京当年的故事正在逐渐融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守夜》一书的作者华志坚(Jeffrey N. Wasserstrom)说,这本著作研究了香港发生的镇压。

“香港令人们保持对1989年在北京发生事情的记忆。但现在,当世界逐渐不再关注香港的时候,6月4日也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香港,”他说。“这个日子也在成为对香港纪念活动的一种纪念。”

香港政府今年似乎也决心阻止任何公开的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根据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户外公众集会继续被限制在四人以内。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警告说,任何此类集会都将受到国安法和限距令的约束。

当局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警方警告称,任何试图在那里集会的人都可能面临非法集会指控。

天主教会的当地领袖表示,由于担心触犯国安法,周六不会举办追思弥撒。天主教香港教区表示,“仅仅是私下或小规模地为死者祈祷也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接受《明报》书面采访时,因非法集会被监禁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他计划在周六进行绝食,并在晚间点燃火柴以纪念在1989年的遇难者。

过去一年里,香港的大学已经拆除了知名的天安门事件纪念物。12月,香港大学拆除了“国殇之柱”,这座八米高的铜像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创作,呈现的是1989年被杀害者的尸体。这座雕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港大校园里,成为反抗中国当局的一个象征。

“国殇之柱”被移除后,布拉格和其他城市都展出了该雕像的复制品,一个较小的版本周六在台北揭幕。

香港中文大学去年也移除了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它是仿照1989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的雕像而造。最近几天,匿名活动人士决心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他们在校园四处留下了10厘米高的民主女神像复制品。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香港中大学生“寻找民女”活动叫停 参与者慨叹校园自由受限


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在校园內发起寻找民女活动,希望保留师生对去年12月底被移除的中大民主女神像的回移忆。(美国之音 汤惠芸拍攝)

香港 —去年9月底香港支联会解散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有中大学生在六四前夕发起“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方式,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线索,让参与者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不过,活动进行到第3日,已发现有迷你“民女”被破坏,活动提早结束。有参与者怀疑活动被校方阻挠,慨叹学校连10CM模型都容不下感到失落。

香港国安法新形势下,竖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民女”。

“民女”被消失接近半年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5月31日)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内发起为期6日的“寻找民女”活动,以3D打印多个10CM迷你“民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3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民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与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民女”带回家,传承对“民女”的回忆。

发起“寻找民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帖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份。 “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民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帖文表示,现在就算守不住广场上的“民女”,都希望将这份记忆传承下去,即使原来的“民女”被偷偷运走,可能已经被打碎、甚至销毁;即使3D打印的“民女”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艺术家亲手雕琢、送给中大师生的礼物,活动发起人依然希望以此记之,并且邀请全校师生将“民女”带回家。

主办方星期二及星期三(6月1日)活动头两天,在社交网站分享寻找到迷你“民女”模型的参加者照片。

记者星期四(6月2日)活动第3日到中大校园采访,跟随多名参与活动的学生及校友,了解他们参与活动的心路历程,不过,沿途发现就算有参加者在主办方公布放置迷你“民女”模型的地点后,一分钟内赶到现场,仍然找不到迷你“民女”的踪迹。

就读中文大学四年级的学生Anson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四中午两点左右开始参与“寻找民女”活动,由第一个地点开始追踪,她尝试在主办方公布地点后一分钟赶到现场,但是都找不到“民女”模型,担心由其他非“同路人”发现迷你“民女”,她坦言感到失落。

Anson表示,主办方都担心有保安人员介入活动,不让参加者找到“民女”模型,她慨叹学校为何连10CM的模型都容不下,学生的活动、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受到限制。

Anson表示,她在中大就读差不多4年间,“民女”对她而言是中大其中一个象征,也见证着中大人不同时代的思潮,因此她很希望找到“民女”模型留念。

2019年入学、化名V小姐的中大学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近校园内很少可以让学生一起参加的活动,加上“民女”是中大学生失去了的东西,当中也有六四事件的象征意义,她希望透过活动找回属于中大学生的历史及回忆。

去年9月底举办六四烛光集会30年的香港支联会解散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中大的民主女神像,V小姐认为,当局有意将这些历史记者抹走,她认为这些实体的象征被抹走的时候,大众心里面更要记着六四,她又认为香港学生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后,对六四也有共鸣。

20岁的V小姐坦言,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未出生,对于六四的情意结没有上一代香港人那么深,但是她觉得既然当年八九民运的学生都为着他们理想奋斗,与今时今日香港的学生也有共通点。

记者问及,国安法之下在校园谈论六四是否也成为禁忌﹖ V小姐表示,好像“寻找民女”这些小规模的活动可能还有一点空间,但是大型的活动相信不会有可能举办,她觉得校园的自由减少了很多。

去年毕业的中大校友张小姐返回学校参与“寻找民女”活动,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民女”被移除当晚虽然有先兆,但是发生得相当突然,她来不及回校守护,这次寻找“民女”模型,希望弥补去年的遗憾。

记者问及,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都没有发现“民女”模型的踪迹,会否怀疑校方介入,不想让参与者找到“民女”模型﹖张小姐表示,对校方怀疑介入活动感到愤怒。

“寻找民女”活动原订星期二(5月31日)至下星期一(6月6日)进行,不过,主办方表示因应风险问题,星期四(6月2日)活动结束后提早叫停。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香港当局逮捕几名纪念六四33周年的当地民众

华盛顿 —香港当局星期六突袭了任何试图公开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的活动,并逮捕了几人。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都在悼念这场血腥事件的受害者。

随着夜幕降临,几个外国驻港使团的窗户里——不顾禁止蜡烛点燃的警告——以及香港的各个街角都出现了点燃的蜡烛。

1989年中国动用军队和坦克镇压和平抗议者的事件,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讨论的。

半自治的香港一直是中国唯一一个仍然允许大规模纪念活动的地方,直到两年前,北京颁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法,以扼杀2019年大规模拥护民主抗议活动后的异议人士。

当局曾警告公众,周六“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可能面临最高5年监禁的处罚。

他们还关闭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大部分区域,这里曾经是每年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的地方,在纪念活动上有数万人参加。

维多利亚公园和附近的铜锣湾购物区是香港最繁忙的区域之一,周六全天都有大量警力驻守。

人们因为携带鲜花,穿着黑色衣服,还有一个人携带玩具坦克箱而被拦截和搜查。

香港警方说,当天逮捕了五男一女,年龄在19至80岁之间。

据警方说,其中三人因妨碍警察执行公务而被拘留,一人因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拘留,其余一人因持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

据社民连(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称,该党活动人士余炜彬也曾被短暂拘留,但后来被无罪释放。

“33年来,这里一直是和平的,但今天,就像(警察)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社民连负责人陈宝莹说。

周六,中国首都北京加强了安保措施,增加了警员人数,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上设置了身份检查和面部识别设备。

中国当局竭尽全力要从集体记忆中抹去这场镇压行动,将其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并从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有关六四的信息。

如今,随着香港当局按照内地的形象重塑香港,类似的做法正开始应用于香港。

自去年9月以来,维多利亚公园守夜活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的6月4日博物馆被关闭,雕像被拆除,纪念教堂的活动被取消。

今年在澳门举行的纪念活动也被取消。

星期六,多家西方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帖子,尽管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已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

欧盟办公室向法新社证实,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黄昏时分,美国总领事馆和欧盟办公室的窗户都被摇曳的蜡烛照亮。

“欧盟始终与全球的人权维护者站在一起,” 欧盟办公室在推特上写道,并发布了一张窗台上放着几十支蜡烛的照片。

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承诺“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布林肯和其他美国官员的声明。

“打着”人权“”自由“等幌子,千方百计耍弄手段污蔑中国、抹黑香港,相关行径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声明说。

周六,全球各地都举行了守夜活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在20个城市协调烛光活动,“要求伸张正义,声援香港”。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6月6日报道:香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纪念日 市民自发举电筒手机灯上街悼念盼薪火相传


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连续第二年消失。(美联社)

香港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也是举办维园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铜锣湾一带。在当局严密戒备下,维园烛光如海悼念六四的场面再次消失,但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有市民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港人仅有表达空间几乎消失,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现像,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八九民运时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 - 香港支联会,去年9月底在《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下宣布解散后,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团体,公开申请在星期六(6月4日)六四33周年纪念日举办悼念活动。

市民:举电筒到维园悼念有象征意义

香港警方连续第3年以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市民在六四晚聚集,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封锁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警方并扩大围封范围至附近的铜锣湾一带,并在六四前夕警告市民,即使一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也有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刑罚监禁5年。

大批警员围封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路口。(美国之音/汤惠芸)

在警方严密戒备下,星期六晚仍有大批市民自发到维园一带举起电筒或手机灯光悼念六四死难者。

65岁的香港市民杨先生表示,过往30年他大多数都会参加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今年他一个人拿着电筒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认为坚持悼念是有象征意义,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八九六四北京屠城的事实。

杨先生6月4日晚一个人拿着电筒到铜锣湾维园附近悼念六四死难者。 (美国之音/汤惠芸)

杨先生说:“虽然今天不是烛光,但是都是一点光,希望这点光是照明到人的心灵,也希望香港人(也)好,或外地的香港人都好,都还记得今天是什么事,它们(北京当局)当年曾经做过些什么事。”

杨先生续说,今年警方的布防比去年更严密,但是他不担心拿着手机电筒上街悼念会被拘捕,希望提醒年青人要醒觉。

杨先生说:“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太不堪了,即是连一点烛光都那么害怕,可能年青人更加害怕,我亦都(年纪)不少了,坚持了这33年,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真的见到光,所以这支电筒是提醒一些年轻人,真的要知道、要醒觉的,他们不醒觉就没有办法的了。”

开手机灯悼念盼六四薪火相传

31岁的香港市民吴小姐开着手机灯光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过。她诉说,小时候家人告诉她八九六四当晚中共镇压学生,很多人伤亡,以往香港人可以进入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悼念;今年却不可以入维园、不可以点烛光,唯有开着手机灯在维园附近散步,希望延续香港人的六四薪火。

吴小姐开着手机灯到维园一带悼念六四死难者。(美国izhiyin/汤惠芸)

吴小姐说:“之后慢慢(长)大了,跟着就发觉这件事其实都相当重要的事来的,即是每一年除了纪念亦都是提醒我们香港人、中国人,其实我们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不可以忘记,其实它(北京)无可能回应的了,但是我们都告诉它(北京)我们不会忘记这件事,不只是以前上一代的事,是接下来之后我们影响的是我们下一代的生活,希望大家都可以维持这团火。”

吴小姐坦言,有担心被捕风险,但她希望在六四晚站出来,告诉下一代不可以遗忘六四,因为在国安教育下,部份香港年青人已经不知道六四事件。

有市民6月4日晚帶鮮花到铜锣湾悼念六四被便衣警察截查。(美国之音/汤惠芸)

吴小姐说:“所以我们更加要把握(六四)这一日的机会,去告诉其他小朋友,即是自己父母、各位家长都要告诉小朋友,(八九六四)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上次看过一个访问,是说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六四,他们以为六四只不过是一个环保组织的事件。”

国安法下更要站出来对抗荒谬

在背包上挂上“毋忘初心”徽章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星期六晚带同7岁的女儿到铜锣湾,让女儿了解以往香港人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上街悼念,因为国安教育下,在学校已经不会提起六四事件。

陈小姐说:“六四我就想她(女儿)多点出来,因为现在学校没机会讲这件事情了,相关的报导都愈来愈少了,想透过自己那个经历去告诉她,起码我还有一个声音、老一代还有一个声音,年轻(人)都有他(们)的声音。”

陈小姐表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人连仅有的表达空间都几乎消失。她认为,更要在六四纪念日站出来对抗荒谬的现象,将六四记忆薪火相传。

陈小姐说:“现在因为国安法生效之后,我们连表达的空间都没有了,就算刚刚在直播见到,有些人拿着一支白蜡烛,或者做一些行为艺术都是会被人(警察)拘捕,说他(们)行为不检,变相一个(人)穿一件黑色衫出来,在(六四)这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会明白大家想表达些什么,就算真的有机会你(当局)说一人都是非法集结都好,其实这些歪理不是你讲就是了,但是现在在香港真的愈来愈多荒谬的事情,大家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有一个弹性之下,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陈小姐表示,33年来她一直坚持参与六四烛光集会,或者自发上街悼念,纪念八九民运的时候,为自由努力奋斗的人。

陈小姐说:“因为其实就想纪念一些为自由努力奋斗的人,就算面对一个很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们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意志,想去追求一个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都是社会上每一个人渴望的东西,不会生活在一个充满制肘的一个地方,而所有权利都是没有的时候,其实都很悲哀。”

站出来是责任表达港人毋忘六四

穿上自己设计的六四33周年T恤,到铜锣湾一带悼念的香港市民吴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T恤衫袖的图案代表六四烛光不能够在维园聚集,但是会遍地开花,不会消失。

今年是支联会解散后的首个六四纪念日。吴女士表示,“没有大台”之下反而更多人自发上街悼念,认为国安法下警方今年的布防比去年更严密,但是33年来她都坚持上街悼念六四死难者,尤其2019年社会运动后,香港人移民的移民、坐牢的坐牢,她觉得站出来是她的责任,表达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

吴女士说:“但是愈是它(警方)这样的表现(严密布防),我们更加不应该忘记(六四),因为其实作恶就在我们身边愈来愈近了,我们如果白白地接受它不要再提(六四)了、不要再讲了,但是不提、不再讲它的作恶就会更加严重,因为它都没有停过,你看看香港的环境都不似以前我们正常的生活,心情其实是很难过的,身边的朋友走了(移民)就走了,不可以见面的、在墙内(坐牢)的有在墙内,我今日仍然可以站出来,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快餐店老板布置毋忘六四灯饰

除了自发到维园一带,今年六四33周年香港人悼念的烛光或者灯光遍地开花。一间屋村快餐店外,70多岁的老板曾先生一如以往,六四傍晚在店外的餐台上布置“毋忘六四”的灯饰。

屋邨快餐店老闆曾先生6月4日傍晚在店门口布置毋忘六四灯饰。(美国之音/汤惠芸)

曾先生表示,六四原本是他的生日,但是33年前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令他很伤感,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他每年不再庆祝自己生日。

曾先生说:“很痛心、很遗憾,这方面(八九民运)学生这样没用任何的暴力,全国家(中国)的人全部都用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希望、盼望,但是得出来原来是这么令人失望的,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这方面(悼念六四)有一个行动,最重要是表达而已,最重要这个表达是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

多名民主派人士现身铜锣湾悼念六四

多名民主派人士星期六晚现身铜锣湾悼念六四死难者,包括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手持玫瑰花;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副主席周嘉发及成员余炜彬一行三人,戴上画有交叉的口罩,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外发起默站行动,他们随即被警方带走。

有市民驾驶车牌US8964的私家车经过铜锣湾维园附近,被大批警员截查。(美国之音/汤惠芸)

另一名社民连成员刘山青,星期六傍晚身穿印有已故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头像的T恤,戴上写有“悼念六四”的口罩到维园外,警方指他高叫口号,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将他拘捕,至星期日(6月5日)早上获准保释。

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六晚11时半,共拘捕6名人士,包括5男1女,年龄介乎19至80岁,其中一名80岁外籍男子身藏一把万用军刀,涉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6日援引法国报纸:台湾没有忘却天安门事件

蝉联总统一个多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并未为第二任期带来任何新意,引发其所在党为下周末举行的立法选举感到担忧;尽管新的变异病毒导致法国患病人数呈增长趋势,各方专家却认为,秋季之前不会掀起新一波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百日,乌克经济遭遇重创;旨在重振美国在拉美地区影响以抗衡中国的美洲国家峰会今天起在洛杉矶举行,却受到多个国家的抵制;这是今天法国媒体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

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披露了台湾举办八九六四纪念活动,以及中国“神舟14号”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的消息。

台湾祭奠六四亡灵

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第33个年头。尽管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加强了安全戒备、香港持续了31年的烛光悼念晚会再次遇阻,但是,台湾的民众却没有忘却纪念这一重要的日子。《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面对北京的极权主义,“反叛的岛屿”向民主敞开了大门。6月4日,在距天安门广场1700多公里处的台北,约有2000多人举行了集会;纪念中国军队大屠杀中的遇难者。

在中国,“六四”仍为禁忌话题。直至今日,北京严格禁止提及此一事件,并严禁各种纪念活动。但是在台湾,国际特赦组织每年都会在台北市中心举办一场悼念遇难者的守夜活动。由于香港维园的烛光悼念晚会遭禁,2022年,台北成为(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在内的)自由华人社团唯一得以组织相关纪念活动的地盘。

报道注意到:参加本次台北悼念活动的人士以港人居多。他们身着黑色服装、戴着黄色头盔、有些人还带着防毒面具,重现了2019年香港抗争活动的情景。

一名负责六四纪念活动的台湾年轻的志愿者表示:他之所以参加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与他是台湾人无关,而是因为中国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

中国“神舟14号”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

三名中国宇航员搭乘“神舟14”号飞船于6月5日星期日成功进驻中国空间站。《费加罗报》指出: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于当天上午当地时间10点44分,在酒泉发射中心,将神舟14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宇航员送入太空。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了发射图像。随后经过近7小时的飞行,神舟14号飞船首先与空间站对接。随后,三名宇航员于北京时间20点50分左右进入了空间站的主舱。包括一名女宇航员在内的三名宇航员预计将在空间站停留大约六个月。

报道指出:被命名为“天宫”的中国太空空间站应在今年年底前全面运行。三名宇航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接收并安装两个新的实验室模块,这两个模块将与空间站对接。计划将于7月和10月相继从地球发射,一旦这最后两个模块安装完毕,天宫站的体积和规模将得到大大增加,实现其最终的T性空间站。届时,其规模将与前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相似,它的使用寿命至少应为10年,甚至15年。

报道引述专门研究中国太空计划Go Taikonauts.com的分析师陈岚的观点指出:中国过去从未进行过如此复杂的操作,因此将是对宇航员和设备的一次真正的考验。

另外,报道披露:神舟14号宇航员还将进行太空行走,以及一系列实验和天宫空间站的维修。在逗留期即将结束、返回地球之前,神舟14号的三名宇航员还将与未来担任神舟15号任务的3位同事一起在轨道上共同度过数日时间。

《费加罗报》指出:由于美国禁止美国宇航局与北京合作,中国因被国际空间站排除在外而被迫建造自己的空间站。数十年来,中国在太空计划中的投资达数十亿欧元。

2003年,中国将第一位宇航员送入太空。此后,便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就,尤其在最近几年。2019年初,中国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它带回了月球样本,并最终确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而成为美国GPS的竞争对手;2021年,中国的小型探测器登陆火星,并计划将在2030年将人类送上月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披露,中国计划未来提供太空旅游。

●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流亡学生海外纪念六四33周年

▲美国之音(VOA)5月31日报道:六四33周年忌日 天安门母亲呼吁中共勇于承认历史责任

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天安门母亲们手持在八九六四事件中丧生的亲人照片 (照片来自天安门母亲网站)

华盛顿 —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33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分别电话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the Tiananmen Mothers)”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女士、天安门难属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和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他们表示,随着时间推移,难属们年事渐高,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含恨离世,但这些逝者的后人,前赴后继,有些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们20多年前提出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追责而坚持和平理性抗争,展现了当今中国社会难得的高贵精神。

尤维洁:政府推脱责任,但难属永生不忘六四

“从政府层面,对他们当年的这种责任,总是在用一种推脱的方式,我想大家也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心里,对于政府的这种态度,真的是挺难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洁说。她是六四屠杀的遇害者杨明湖的遗孀。

她说:“每个家庭的这种失去亲人的话,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确实是大家一起见面,谈起来或是见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当年失去孩子的这些家庭的母亲父亲啊,看望他们。都是老人了嘛。我们不是有个服务团队嘛,我们这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还可以自由地这么去活动一下,像他们是有很多人,腿脚都不方便了。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亲人,有的人就是拥抱着流下眼泪。其实在每个人难属心里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据介绍,杨明湖生前是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工作人员。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他因担心学生的安危,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受枪伤,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洁与5岁儿子。

尤维洁说:“中国1989年的时候,6月4号发生在长安街上,不光是长安街,有些难属(的亲人)都是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被打死了,或者被坦克还有被坦克给压死了,尤其被坦克压死的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真的是太残忍了,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吗?人人都有生存的自由,自由被无缘无故的给剥夺了。九十年代末我们向最高法、高检,提出来我们的这种看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机构都没有理睬我们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想通过祭文,提醒政府方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构,跟我们来接触,来解决这个问题。”

33年了,我们从没忘记过那血腥的夜晚,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说。1989年6月4日凌晨,她时年19岁的儿子死于枪伤。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说,天安门母亲群体33年的坚持是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年轻一代不该让这种精神消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高贵的东西。https://t.co/WQtsd0KxRY pic.twitter.com/UCBMyLC2k9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ne 1, 2022

张先玲:六四死难者有生存权, 政府要公布真相

19岁的高二学生王楠是原北京教师张先玲的儿子。1989年6月3日深夜,王楠携带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凌晨1时左右,他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救援民众将伤员送医急救,凌晨3时半许王楠死于枪伤,当天与其他尸体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草坪。后来他母亲张先玲和丁子霖、黄金平、尤维洁等其他难属联合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条诉求就是真相。

她说:“如果你没有名单,我们有名单。我们这个名单只是冰山一角吧,那也可以从这个冰山一角的名单开始啊。你可以一个一个说,哪个有罪该枪毙,哪个是没罪的,该平反。我们要求公布这个真相。”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对六四镇压这个当局采取的“果断行动”很少主动提及,而且说法前后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成那场“政治风波”。2018年末,在一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对于六四事件的表述再现“反革命暴乱”的说法。去年11月中共19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六四天安门惨案”轻描淡写地描述成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的一场“严重政治风波”,而“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张先玲说:“难道那个时候的人命就不值钱吗?不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党吗?也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是黑社会领导的呀。黑社会拿人命不当命是吧?共产党都是尊重人民、尊重生命的。那个时候的生命呢?而且,中国人权最基本一条就是保证生存权嘛。那他们死了的人都没有生存权嘛,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证据在哪呢? 33年来没有公布过一点点信息,光用一句话就代表了。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

尤维洁:33年来历届政府均避谈六四责任

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遗孀尤维洁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告诉美国之音,从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到习近平,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换了好几届,但没有人来跟天安门惨案难属正面谈如何解决问题,或者承认政府的责任。

她说:“你为什么不来?你改成风波了,你也没来跟我们谈很多问题。就六四,就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人来跟我们谈。后来又改成反革命暴乱也好,什么也好,无论它怎么改吧,实际从来没有说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张先玲也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母亲们坚持要求政府与难属们对话,谈如何解决问题,至今未果。

她说:“我们要求对话,那么在对话当中我们就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对吧,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回应对话这个事。”

张先玲: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二条诉求,就是要赔偿道歉。

她说:“作为国家刑事犯罪,国家动用军队杀害老百姓,第一是草菅人命。这还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国家的刑事犯罪呀。第3条,要追责。追查这个责任者的刑事责任。谁主使,要查他的刑事责任。二战多长时间了。不是还在查纳粹罪犯嘛。那时的我觉得就应该要查。为什么?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一句话,党和国家认定的怎么怎么样。党和国家是谁呀?凭什么认定啊?证据是什么呀?对不对呀?根据什么做的定论?谁做的定论?哪个会上做的定论?不是依法治国吗?法是主要的,根据什么法下的定论?证据在哪?谁下的(定论)?要说清楚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几千人的生命送掉了吗?”

张先玲:这是一笔血债,但政府掩耳盗铃

北京高二学生蒋捷连是在西长安街木樨地街口附近中弹身亡的,时年17岁。

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当时都是人民大学教师。他们坚持为遇难的独子维权讨公道,却遭当局长期维稳监控。

蒋培坤教授2015年含恨而终,丁子霖教授已86岁,年迈多病。

张先玲说:“33年来,我们以前是写了30年的信了,30年的公告,都不解决。犯罪者是谁?就是政府。当时的政府。现在应该改正的人,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是现在的政府。尽量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最好把我们都拖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死就没有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血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刑事犯罪。是明目张胆地动用国防军来杀老百姓,这是个刑事犯罪。”

张先玲:中共20大应有新意并展现执政党的成熟

对于订于今年秋后举行的中共20大是否会发生领导层或政策调整而带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契机,张先玲表示,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天安门母亲群体不寄希望于任何个人。

她说:“不是谁能够只手挽狂澜的事,也不是旧社会哪个皇帝一说就能算了,所以这是需要一群有智慧的人,有治国理念,真想把国家搞好的,才能把这件事情,不单是这件事情,才能把很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抱希望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吧?并不是说要求皇恩浩荡。但是如果某个领导人他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魄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位天安门母亲运动的联合发起人指出 ,鉴于被认为六四镇压负主要责任的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现任的执政党领导层应该站出来消除六四这个历史症结。

张先玲说:“还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尽快的解决。这样才能够把阻碍中国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消除,这样只能够提高他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提高执政党的民间信任知耻近乎勇嘛。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领导群?又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然我们希望很快有这样的人站出来。”

张先玲告诉美国之音,她认为,中共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应该展现一个有资格领导一个大国的百年大党的成熟。

她说:“我们觉得,起码是我个人觉得,20大应该是一个有新意的代表大会。因为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了,执政也已经70多年,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一群像当初的时候一种这个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的这样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代表们也有很多人是亲历过六四这个事情的,或者是至少知道六四这个事情,在这个20大上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仅仅是六四了,对任何东西有新的看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资格的大党。是一个有见识的、能够领导一个大国的、成熟的政党。”

尤维洁:期盼六四纪念馆建在北京

前北京学生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天安门母亲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数十年不放弃,对处于世代转型的中国人民是个高贵的精神楷模。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洁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也在关注建立六四纪念馆的事情。她说,作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她希望有一天六四纪念馆能设在北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2日报道:33年来64人离世 「天安门母亲」坚持拷问政权求公义

「六四事件」33周年前夕,六四死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发表祭文,要求中国政府就1989年用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交代真相、作出赔偿和追责,虽然数十年来的坚持只换来当权者的冷待和打压,但120名仍然在世的「母亲」誓言,会坚持以和平理性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解决问题、寻求公平正义。团体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表示,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虽无法举行,但深信维园的烛光仍会在追求正义的人心中闪亮,照亮「母亲」追寻公义的路程!

这个自2000年正式成立的「六四」难属群体昨(1日)在网页发表一年一度的祭文,指今年再有两名难属离世,分别是尹敏和97岁的刘干,令难属的死亡人数在33年来增至64人。而刘干于4月下旬离世,亦标志着「天安门母亲」年龄最大的成员不能在有生之年看见她追求的公义。

祭文指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1989年以军队对付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等合理和合乎宪法要求的学生和民众,「造成数以万计民众的死伤」。在他们找到的203位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年龄最大的是66岁。

六四事件的死伤人数有不同说法。根据公开资料,中国官方版本是有近三百人死亡、近万人受伤,当中,死者绝大部分是平民,但伤者则有三分之二是军队、武警及警察。但民间和外国政府披露的资料却多于中国官方说法,例如美国的解密文件引述戒严部队的内参称,死亡人数约有10454人,伤者有约四万人;而英国2017年底的解密文件则引述中国国务院人员称,事件至少造成一万多名平民死亡,是迄今最高的数字。

祭文形容,「和平时期动用军队屠杀学生、平民毋庸置疑是反人类的暴行」,中共罔顾事实、单方面的定性是「那么地苍白、毫无人性,经不起历史的拷问。」团体强调,依法追究当年政府的责任是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33年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包括公开死难者名单。有关努力虽未获政府响应,但「为了死难的亲人呼唤良知,为了寻求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天安门母亲」同时发表三位成员的感言,当中,遇难学生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指出,33年来,政府不单没有解释为何杀害段,反而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期」便「对我们威胁、监视、控制,毫无人性可言。」而丈夫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尤维洁,今年亦要继续「被旅游」;至于「敏感期」前阻止成员接受采访或与外界联络则继续进行,包括阻止她们接听境外来电。

「六四事件」是1989年4月因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离世而触发的学运和民运,连续一个多月的抗争活动有逾百万人参与,最后以当局于6月3日晚至翌日清晨间对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区域展开血腥镇压结束。中国初时称之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事件后多称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六四风波」。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3日报道:“六四”33周年: 海外民运人士筹建纽约纪念馆 对抗“另一种屠杀”


香港曾是中国极少数能够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1989年1月6日,当时已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并被调往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犯,以纪念中共建政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年。

随后,许多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请愿活动。4月,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方励之也被中共认定是幕后黑手,这封信便成了其罪证之一。

方例之后来回忆说,当时这封信一共手抄三份,其中一份1月6日投进天文台外的邮筒,寄给邓小平办公室。另外两份,一份给了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达,一份给了时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三十多年来,林培瑞教授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的原件。

最近,他将这封信捐赠给正在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发起者周五(6月3日)开始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六四”特展中,这封信成为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林培瑞教授对BBC中文说,从原件中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方励之有两个字写错了,然后涂改液覆盖后重写了。这种细节,会给观众一种亲切感。”


“纽约六四纪念馆 ”收藏的1989年1月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由林培瑞教授捐赠。

“坚守历史记忆”

作为全球唯一一座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去年被迫关闭。

今年1月,五十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和“六四”幸存者联合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的倡议。“六四”民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

王丹介绍说,此次在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的“六四”33周年特展,是建立纪念馆的第一步,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和支持。

此次在美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场馆举行的展览,展出与“六四”有关物品上百件,大多来自个人收藏和捐赠。其中不少展品是来自33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实物,如在天安门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之前几个小时被带出来的一顶帐篷、当时广场学生传阅的传单、《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的血衣以及当年的一些报纸报道。

林培瑞教授也捐出自己收藏至今的方励之写给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亲笔信。

他回忆说,89年1月7日,方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东西给他。他去到方励之家后,方给了他这封信,让他转交给美国科学院。

林培瑞问可否让他翻译成英文给国际媒体界,方同意了。于是林培瑞便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给了美国科学院和当时驻京的外媒记者,于是便成为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当时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计划发起什么运动,只是想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邓小平,传达给世界。但是后来,中国官方认为这封信触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说。

因支持民运学生诉求, 方励之被开除公职。 “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他和妻子进入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一年后得以离开北京,辗转到美国开始流亡生活。方201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去世,终年76岁。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1989年6月3日天安门上的传单,由芮朝怀捐赠。

周锋锁是1989年中国官方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中的一位,后来创办“人道中国”机构,多年来收藏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实物和资料。此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特展中展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个人收藏。

周锋锁介绍,那顶学生帐篷是当年外地进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用的,是香港支联会(负责运营“香港六四纪念馆”,已被迫解散)捐献给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

就在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几个小时,一位邱姓学生将自己用的帐篷收起,一直保存,后来带到美国。

王丹也捐出了多年的收藏,其中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1991年11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他说,收到刘晓波这封信时,自己正在监狱里。这一年王丹22岁,刘晓波的信结尾便是一首写给22岁的诗歌:

22岁是一首敝开的宇宙

曲折的令人不安

只有一个声音从地心升起

只有一种色彩描绘天空

怀恋将我们凝结

那是一个永恒

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刘晓波1991年写给狱中王丹的信,由王丹捐赠。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刘晓波1991年写给狱中王丹的信,由王丹捐赠。

“再现历史景观”

在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发出不久,2月16日,有纽约华人社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反对设立这样的设施,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当年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对此,王丹说,熊焱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公开反对纪念“六四”,对这样的行为,他表示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感到“痛心疾首”。

他同时说,在发出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之后,纽约亲共侨团也活动起来,表达反对意见;同时,纪念馆的官方网站后台,多次受到莫名的登录和攻击。

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是幕后操手,但王丹认为,这说明建立“六四”纪念馆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共极大的忌惮。

王丹说:“33年来,中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抹杀‘六四’这一段记忆。时间越久,我们越应该隆重纪念它, 因为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在不留记忆下延续下去。”

他还承认,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虽然目前已经筹到近30万美金,但之后捐款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离建立一个实体“六四”纪念馆的目标还有距离。对此,王丹说:“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吧。”

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徐友渔教授,1989年时是中国社科院的老师。 他说,他的学生当时就住在天安门上这样的帐篷里,看到当年的实物,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感动”。

他说:“作为‘六四’屠杀当天晚上的亲历者,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一幕是一定不会被忘记的。我后来的想法是一定不要把这些忘记。”

也是当年亲历者、现居美国的胡平说,对于89年“六四”的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刻骨铭心,想忘也忘不掉,但对于后来人,就未必如此。若是把这些实物呈现出来,给人们一个历史景观的再现,这会比文字更有力。

“‘六四纪念馆'不仅要做,而且要持续做下去,将这些实物呈现出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有深切的记忆,形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

“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徐友渔说,在当代中国,有种现象就是人们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忘,但这全都不是出于人们的自然遗忘,而是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使用暴力进行扼杀和镇压的结果。

“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事件亲历者负有首要的、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责怪年轻人或者下一代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因为在当局的封锁之下,他们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亲历者、当事人要不停地说和写,要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要使个人记忆的涓涓细流汇入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洪流之中。”

在留美学生陈闯创看来,围绕“八九”其实有两种屠杀,一场是当时坦克和子弹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之后多年对记忆的屠杀。

“对记忆的屠杀其实在六四当天就开始了,他们当时说这是一场暴乱,他们是在镇压暴徒,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对记忆的屠杀,不仅在当天,而且持续到现在,”他说。

他说, 若是说“六四”流亡学生是第一场屠杀的幸存者,那么我们所有其他人是第二场屠杀的幸存者、见证者和反抗者。

“在记忆的屠杀中,我们依然在反抗。现在香港六四纪念馆关闭了,我们就转移到纽约来记忆,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时事大家谈: “33年,从未放弃” - 专访六四参与者王丹和方政

时事大家谈: “33年,从未放弃” - 专访六四参与者王丹和方政

今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

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变化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这其中,仍有部分人作为六四参与者的“六四一代”一直坚守着当年的六四理想。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特别专访了曾经参与过六四运动的王丹和方政,请他们来谈对抗极权和参与六四历史工程这两大当下任务对“六四一代”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33年后,作为海外流亡者或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领袖,在对抗极权和拒绝遗忘六四历史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和教训?在“六四事件”33周年到来之际,“六四一代”如何整装再出发?

方政:香港维园蜡烛被吹灭,美国的六四一代责任更大

目前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方政1989年6月4日凌晨被解放军的坦克碾断双腿,自那以后终身残疾。他说,六四的烙印和给他人生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不太愿意去谈,但也不很抵触,他相信讲出来是他作为一个六四幸存者的责任和义务。他表示,如果亲历者、受害者、当事人都不去说,这个话语权就会被中共占有,而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他说:“当然谈到‘六四’,包括每年的‘六四’纪念,包括我接受媒体采访,更多的都是因为我本人的这种经历带有深深的‘六四’烙印,‘六四’给我也造成了人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我肯定是不太愿意去谈,但是其实我一直也不是很抵触。所以包括当年在国内,只要任何人问到我,你怎么受伤的,因为一看我这个就是后天的对吧,双腿怎么没有的。我一般只要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正常情况我都会把我的经历、大致的受伤过程跟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一个幸存者的一个,说担当一点,一个基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真实的真相去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些人都选择沉默,不愿意去说,尽管我内心其实当然不是非常愿意去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有这个义务。从我做起,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当事人,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不去说,那这个话语权就完全被中共当局去占有。那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

方政目前人在美国旧金山。他的女儿赞美父亲是“六四”和生活“两个英雄”。方政说,他的女儿自小了解为什么爸爸没有腿、跟别人不一样。长大后,六四纪念活动也带她去参加。来到美国后,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中国残疾人的诸多不便,而且他很快考了驾照,当上Uber司机。他表示,在美国,只要不挑剔,生存并不很困难,对此他心存感恩之情。

他说:“我大女儿是跟我们一起到美国来的,比我晚一个月。我们是2月26号,大女儿过了一个月以后自己也到美国来,所以她来的时候还不到8岁。所以在大女儿的整个从小成长过程中,她就一直是知道我的这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从来不隐瞒。‘我爸爸跟别人不一样,爸爸为什么这样?’开始她懵懵懂懂,后来知道爸爸没有腿,爸爸为什么没有腿?爸爸什么情况?大概她是了解的我大女儿。而且我们一直让她保留一个比较好的中文习惯。所以她长大以后,我们很多的‘六四’纪念活动,包括我的一些社会活动,只要有机会,我都让她也去,我会带着她一道去参加。我希望她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些人,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事儿。刚到美国其实我是很幸运的,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得到很多包括周封锁、张前进牧师他们在美国给我一个很好的接应,有了很好的早期安置的帮助。‘人道专项基金’你也知道,所以那时候说老实话,我得到了海内外,尤其海外的这些同道,或者说这些爱心人士的很大的帮助。这对我们一家人的尽快安置、生活稳定起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首先我是残疾人,我到了美国,我这个残疾当年在中国的诸多不便,我到美国来,这种不便减到很少了。我很快就可以考驾照,我很快就开车,所以我就有更广阔的自由。我开了车就可以办事、接孩子。后来我还当过Uber(优步)司机,我可以去做很多事儿。所以说在美国对于我来,我不觉得我在美国谋生或者生活有多大的难度和压力。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我认为只要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自己不是太挑剔,只要愿意去做事,生存并不是很困难。”

谈到未来,方政表示,随着香港维园六四悼念烛光被中共当局掐灭,六四纪念馆的被迫关闭,作为六四一代的他要在海外把纪念六四的活动延续下去。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说:“香港当年我们认为这么一个希望的所在,一个民族的灯塔,维园烛光闪亮了30年。结果在30年的时候被中共政权给摧毁熄灭了,连六四纪念馆在香港都不能为继。所以我们在海外要接过来,要把六四纪念馆,把六四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把六四记忆的这项活动要找到地方去延续它。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真的。”

六四领袖王丹:这些年心很累挺委屈 但我不会放弃

当人们提到六四学运领袖就会想到王丹。目前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的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些年坚持下来坦白说,不累是假。

他说:“坦率讲你说不累,这真的是假的,确实累。但是我觉得主要不是说身体上的累。这种四处奔走,这本来应该的,比起那些‘六四’牺牲的人来讲,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心累。你不仅要面对艰难的环境,还要面对各种让你操心的东西。比如说面对各种的冷漠,面对各种嘲讽、不理解,面对各种抹黑,面对各种无理的攻击,还要面对各种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累比什么都累。我确实觉得心很累,这些年下来。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抹黑,如果我出来澄清,那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中。你如果不澄清,很多人也许就会相信。那你说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这样的状况坦率讲我也必须得说,我确实觉得挺委屈。不过另外一方面,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一方面我也确实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放弃。我想我做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但另一方面我必须得承认,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某种程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才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自己心里上都过不去。所以某种程度我做这些事,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外界的压力我尽量的淡化处理。我不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争一口气,对吧?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不能没有人敢于去长期的、30年50年的坚持一个立场,那这成什么国家了是吧?不能没有人还去坚持理想,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才坚持下来。”

王丹去年遭受了丧母而不被中共当局允许回家奔丧的悲痛经历。他被问到,他坚持做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到底值不值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这种相信不仅是知识积累和经验判断、也来自内心需求。民主要变成信仰才有力量。他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成功基础上。真正的理想主义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准了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历史证明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会赢得未来的。

他说:“我相信,我想我的相信不仅是出于我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的判断,某种程度也是来自内心的需求。我觉的民主要变成一种信仰,它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从来不去揣测推动民主这件事未来是不是能够成功,我只在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我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能够成功这么一个预测的基础上,那就成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事情了。所以我自称‘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用去考虑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认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人类整个的历史,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来支撑我的乐观、支撑我的理想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这样的理想主义最终是会赢得未来的。”

王丹目前正主持“六四纪念馆”的筹备工作。六四纪念馆的第一期,也就是一个有关六四的展览将于6月3日在华盛顿开幕,接下来他还希望通过筹款的方式建立一个真正的纪念馆。他表示,筹备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的目的就是守护记忆,把六四精神传承下去。

他说:“展望未来,我认为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为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有一天中国会发生变化,那么未来的中国,我们预期应该会是一个建立在宪政体制基础上的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要如何去建立这样一个宪法秩序,要如何的去维持,我觉得这才是八九六四一代人承担的更重要的。这个时代,任务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本身就是对89年我们的理想的一种延续,更是我们面对当代的一个时代任务。我们的智库‘对话中国’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六四一代人,我期待能够承担起来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中国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生活秩序,让人民活得有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从广场到秦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前89学生唐恺

华盛顿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恺回忆。

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碾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断的双腿还在滴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

这段讲述与当天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

六四枪响后,唐恺逃亡过,被抓过,蹲过秦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保骚扰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体字部分为唐恺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

我相信广场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恺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时,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学生。几天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块钱北上。

“刚刚到广场,很震撼。广场上很多救护车闪着灯,不断地叫。很多学生躺在广场上,那个场面确实很催人泪下。”

募款交到广场指挥部后,唐恺就留在了广场。当时已是绝食后期,学生们身心俱疲。初来乍到的他加入了纠察队,也被同学推选参加“外高联”(外地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会议。

两个星期后,那个血腥的夜晚降临了。

6月3日晚,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唐恺和其他示威学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台阶上。

陆陆续续就看到有坦克冲到天安门广场,后来又看到有成队的解放军开着枪,从长安街往里走。坦克轰隆轰隆的,那种恐惧真是无法形容,就感觉死神来了。

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人民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从长安街进来的部队、军车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没有进天安门广场。进天安门广场的是这一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的解放军。

他们分成两批人,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广场上学生。还有一批人到了广场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赶广场上的人。

那些赶不走的人,我看到那个解放军“砰”的一声就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几个人。“

当时身在广场的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回忆,起初以为士兵只用橡胶子弹和木棒,但到凌晨2时,两位医生和学生赶来告诉他们“是真枪、真子弹”。

作为“天安门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严部队谈判,希望给学生留出一条撤离通道。根据历史学者吴仁华的记述,6月4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他们开始在学运之声广播站发表讲话,呼吁学生们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广播了以后呢,有一队解放军就冲上纪念碑的第三层。解放军手上拿着一个大铁棒、一把短的冲锋枪、一把手枪,穿着空降兵的皮靴,从第三层一层一层地往下赶。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离开广场的时候,两边是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灯照着我们的眼睛,还有摄像机。这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播出来的镜头,说是安全撤离。“

从逃亡到被捕

撤离广场几个小时后,唐恺在六部口目睹了那个缠绕他多年的梦魇。之后,他和两个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学生收留了他们。住了两三天待情绪稳定后,他们坐上南下的火车。火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愤怒的市民拦下,他们只得改水路,坐船来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学住了几天后,才继续南下。

那时的唐恺只想着怎么逃跑,怎么活命,血洗北京的种种场景也让他心情沮丧。全国大搜捕已经展开,回到广州家中躲了几天后,他怀着一丝侥幸返回深圳大学。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

“7月9号我到图书馆,路上有一个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就不是学生的人,一路跟着我。他手上拿着一顶草帽,里面好像有一部对讲机。我看书时,他就站在图书馆的大玻璃窗外。”

唐恺心神不宁地翻了一会儿书,决定还是早点回宿舍。晚上9点多,他走过教学楼前的一条小马路。路的两旁各停了一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的门打开着。前面站了几个人。马路很窄,他只好从两辆面包车中间穿行过去。

“有一个可能50多岁的人,他说: ”嗳,唐恺“。我说: ”啊?“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就答应了。后面就有一个大个子,可能有1米8几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个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抱着,往面包车里塞。我就挣扎。我的手撑着车门,脚也顶着门。这时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抓我的手。我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以后,整个人就瘫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了。车里两边坐着人,门一关呼就开跑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抓人的手法很专业,一下子就开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 “提审,唐恺,你出来,” 管教说。“完了完了,你要被枪毙了,”狱友们在一旁叹气。

他被带到一间黑屋子,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发话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 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 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 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6日要闻分析:鲍彤 :“六四”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

“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之际,年近90高龄的鲍彤先生撰文,题为: 《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 分四次刊登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值得细读和深思。

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两个时期的重要幕僚,也是89年六四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但他在“六四”事件前几天就被秘密关押,之后又坐牢数年。

鲍彤先生的新文章通过分析《李鹏“六四”日记》有关内容,提出若干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和一系列他认为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鲍彤先生开文见山表示 : 他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也就是说该文对象似乎并不针对某些不太了解中共生态的读者群的。曾经长期为赵紫阳撰稿的鲍彤先生,其文言简意赅丝丝入扣自洽,但需要读者静心细读和一定的背景知识。

鲍彤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在为宁愿下台也反对向民众开枪的赵紫阳辩护,显示他和赵紫阳始终站在同一个立场,即便在33年后也绝无改变,因为这是他们当时可以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文章的最后,鲍彤先生说 :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鲍彤先生文章最后说 :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鲍彤先生还指出 :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后,邓小平拍板的“六四”屠城给中国之后的33年留下了恶果,他说 :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鲍彤先生全文的结束语如下 :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世界各地举行纪念六四33周年活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多家外国领事馆未听提醒 仍悼念六四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在六四周年前夕提醒西方国家领事馆不要在六四问题表态,但多国驻港领事馆都有悼念动作,其中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脸书封面图片更换为港大已移走的“国殇之柱”。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上载蜡烛的图片,解释波兰是欧盟中最大的蜡烛制造国。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六四33周年,多国驻港澳总领馆社群网站表态悼念。

澳洲驻港澳总领事馆也在脸书悼念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丧生者,并表示澳洲秉持对普世人权的承诺,支持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及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

波兰驻港总领事馆则上载蜡烛的图片,解释波兰是欧盟中最大的蜡烛制造国。

据该报道,在北京,加拿大驻中大使馆在推特上载烛光图片,向八九民运示威者致敬,并说“我们记得六四”、“我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

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馆中午也在脸书上载过去六四烛光集会图片,其中包括当时香港支联会集会主题“结束专政”。加国领事馆说,加拿大会与香港及世界庄严追忆六四事件,并说和平集会是人权,会与所有被拒行使权利的人站在同一阵线。

▲德国之声(DW)6月4日报道:德驻华使馆六四发帖又被删

每年六四周年前后,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器就会开足马力,设法纪念的网民也不甘示弱。有人注意到,今年德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烛光悼念图被删,但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33周年之际,中国互联网一如既往地加大了审查力度。“自由微博”网站的热搜榜上,“六四”、“64”等常用敏感词一度名列榜首,“duty”一词紧随其后。该网站自称专门搜集被屏蔽或删除的新浪微博博文。

记者发现,在新浪微博搜索栏中输入“I think it's my duty”(我想,这是我的职责)或者“it's my duty”,显示的都是“未找到相关结果”。这句话来自一名1989年骑着自行车前往抗议现场的学生。在201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一部六四纪录片里,这名学生被问道为什么这么做。他用英文回答道:“为啥?我想这是我的职责(Why? I think it's my duty)。”

社交网路上的截图显示,虽然这种相对隐晦的文字也被删除,但是网民仍然会发挥创意接力发帖,包括使用大量的自行车图标。

“每年都发,十分钟之内被删”

在被中国封锁的推特网站上,中外网民则可以采用更直接的方式纪念六四。除了标志性的“坦克人”图片和当年的资料影像,个别时政漫画也广为流传。

推特用户YaxueCao发现,德国驻华大使馆于北京时间6月3日晚发表微博,内容仅为一张烛光图片,没有其他文字说明。然而此条微博在发出后,很快遭到删除。德国之声记者向该使馆工作人员书面求证的结果是:“每年都发,十分钟之内被删。”

另据一份经“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刊登的审查指令,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间是“封网”时段。该封网通址写道,“收到深圳&厦门监管下发通知,具体要求如下”:在封网时段对自定义功能限制和内容审查,包括所有游戏关闭所有用户自定义功能;论坛,社区禁止用户修改头像、昵称、个人简介等;所有游戏论坛、杜区,需自查是否有带蜡烛、坦克、89、64或能组合打出的表情包及素材(数字、礼物、图文、音视须),如有,请禁用。另外,在值班严审期间,“内容安全平台将统一调整策略,从严拦截敏感内容”,同时要确保端午假期各时段都有人值班,需在5至10分钟内响应监管指令或突发状况。

▲美国之音(VOA)6月5日报道:英国多地纪念六四事件33周年 示威者试图以纸扎“坦克”冲击中国大使馆

示威者把纸扎坦克摆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外,并且把纸扎坦克的炮口指向大使馆。 (美国之音郑乐捷)

伦敦 —英国多地都有团体纪念六四事件33周年,当中香港人组织参与者众,延续在香港无法举行的集会,并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乌克兰人。

示威者站满了中国驻英大使馆对面街道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大楼外的行人道。 (美国之音郑乐捷)

在英国伦敦,有多个团体在6月4日组织示威,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受害者。

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民众连续第三年不能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在移民潮下,去年大约有十万香港人搬到英国,并在当地举行多个活动纪念六四。

2022年6月4日,伦敦警察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外阻止示威者抬着的纸扎坦克走近大使馆范围。 (美国之音郑乐捷)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大约有400人参加。有一群示威者多次尝试将一部纸制坦克搬到中国大使馆外,但遭到警方阻止。在他们第一次行动中,示威者阻碍交通约五分钟。在集会尾声,示威者把纸制坦克撕毁,以示抗议。

集会除了香港人外,组织者还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以及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后,参与者高举烛光,借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支持香港,西藏与乌克兰的示威者分别上台发言。 (美国之音/郑乐捷)

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数千人死亡。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一万人。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曾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

流亡英国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无法悼念六四,在英国继续十分重要。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大批支持乌克兰与香港的示威者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参加集会。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说:“在香港,我们只能够有(维多利亚公园)的悼念仪式,但在国外我们依然能够做到一些实质集会,公开讲平反六四,或者结束一党专政这些口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香港社群延续历史和继续唤醒大家的记忆。”

来自香港、在英国居住了五年的Leo对美国之音说,以往在香港有去维园集会纪念六四,过往数年也有到中国大使馆示威。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来自香港的示威者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与支持乌克兰的示威者一起集会。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说:“五年前来的时候,人数比今年少很多,今年到处都站满了,我怀疑明年要想想场地会是如何安排,现在已经几乎占满马路。(我)看到很多香港人来到英国后,觉得要继续参与这些六四纪念活动,去对抗暴政,我觉得很欣慰。”

在英国其他有香港人聚居的城市,也有悼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包括布里斯托、曼彻斯特、爱丁堡等等。

6月4日较早时候,七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联同在英乌克兰人组织,共同在伦敦的英国首相府外举行集会,有大约300人参加。

其中一名主持、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说:“我们今天出席在这里的意义,不只是纯粹地悼念六四,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和世界上所有受着极权压迫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论我们是香港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或是其他地方的人,乌克兰人也好,我们今天万众一心地站在这个地方,抵抗极权,守护民主。”


示威者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外点燃蜡烛悼念六四死难者。 (美国之音郑乐捷)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发表12个国家的议员录影片段,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他们说,试图抹去他们对于六四的记忆,是必然会失败的。他们又发起一个倡议,研究利用国际法追究打压香港自由的官员,亦将会争取欧洲政府进一步审查和限制对香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防止那些产品被应用来监视和打压香港人。

他们说:“虽然今年烛光并不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亮起,但六四的火种会在世界国各地继续传承。通过我们的法律问责倡仪,我们将努力确保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在世界各地薪火相传。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和香港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

罗冠聪指出,香港人和中国民运人士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压迫的政权。

他说:“所以把他们扣连在一起,是要提醒大家,30多年来其实共产党没有改变过。”

2022年6月4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举行的六四事件纪念集会上,前香港黄大仙区议会议员刘珈汶上台发言。 (美国之音/郑乐捷)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指,示威者尝试冲击中国大使馆的行动,令他联想起以往在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完结后,冲击中方机构的行动,原因是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

他说:“将原本在香港的生活方式搬过来,已经是第二年了。其实这跟香港的六四集会也很相似,它不是纯粹是悼念六四,亦是连结到当下的政治,比如以往的六四集会可能是去声讨中共的一些恶行。”

示威者用电子蜡烛砌出中文字“八九六四”。 (美国之音郑乐捷)

他指,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了连结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是乌克兰人。

他说:“其实性质上跟在香港的六四集会没有大分别,但当然表现形式、内容都因为地点不同了、形势不同了,而有所改变。”

●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六四事件33周年发表声明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六四33周年 美CECC呼吁中共公开面对向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

资料照:在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期间,一名中国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住一队坦克。(1989年6月5日)


资料照:在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期间,一名中国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住一队坦克。(1989年6月5日)

华盛顿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星期五(6月3日)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1989年事件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并公开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对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CECC主席说。

CECC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默克利(Sen. Jeff Merkley, D-OR)和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Rep. James McGovern, D-MA)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33年前在那场以和平运动寻求民主改革和追求《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价值而牺牲的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正义。

“我们每年纪念这场悲剧,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样做太危险了,现在甚至香港也禁止了纪念活动,自1990年以来,香港每年都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纪念那些人的勇气,那些在6月4日面对坦克和棍棒的人,和那些持续寻求有关那场大屠杀事件透明度和信息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群体。”

资料照:香港六四纪念馆内展出的香港历年举行的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烛光会的照片。(2021年9月5日)

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在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许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干部以及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许多人因此被香港当局逮捕,还有一些人被定罪判刑。

2021年,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日,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不过,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点燃蜡烛自行悼念,但面临和前一年同样的情况,许多人因此遭到逮捕。


资料照:一名香港小女孩在香港中文大学曾经矗立自由女神的地点点燃了一枚蜡烛纪念六四死难者。(2021年12月24日)

由于香港当局的打压和香港政治自由不断被压缩,预计今年香港不会有六四事件的相关集会,也不会重现维园烛光悼念活动的景象。

CECC领袖们说,他们也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之际向所有时至今日仍不顾中国政府系统镇压而继续勇敢地传递民主自由火炬的人致敬,包括维权律师、维吾尔人和藏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民主和言论自由以及劳工权利倡导者,还有所有渴望结束酷刑、任意拘留和种族灭绝的人士。

默克利和麦戈文说,“我们承诺美国国会将铭记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直到每一个在中国和香港的人都能自由地、无所畏惧地这么做(纪念六四)。”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1989年事件自由和公开的讨论,并公开面对(reckon publicly)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对人民发动的可怕暴力,”议员们接着说,“我们呼吁香港政府撤销指控,释放所有因参与追悼天安门悲剧集会而被拘留的人,并允许恢复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守夜活动。”

此外,议员们还呼吁参众两院正在协商的大型抗中法案能包括条款,为受北京政府打压或为了逃离迫害的香港居民以及维吾尔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人道主义援助,让他们得以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上百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目前正针对一项大型技术投资法案进行协商,这项法案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为重大的科技研发计划,将为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和先进技术研发等领域注入大量资源,目的为厚植美国技术实力在国际舞台和中国展开抗衡。

CECC领袖们在声明最后表示,“我们将继续为天安门精神和遗产最终能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实现的未来而努力。”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人权观察发文纪念六四屠杀33周年,强调正义仍未得以伸张

资料照: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北京街头被打死的平民尸体。(1989年6月4日)

华盛顿 —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6月2日)发布新闻稿,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指责北京当局变本加厉地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当年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并为此承担起责任。

新闻稿指出,北京当局与往年一样,从六四周年前几个星期开始,就采取措施,防范一切的纪念活动。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成员以及包括胡佳、高瑜和章立凡在内的许多维权人士均被限制出行和与外界通讯联络。而在当年六四镇压中分别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尤维洁与张先玲则表示,当局阻止她们的手机接听境外来电。

人权观察列举了过去一年中国当局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维权人士的一些事例。

以防疫为名管制严密的天安门广场。(2022年4月28日)

去年7月,湖北法院因为公益维权人士尹旭安向推特上传一张暗示六四的照片,就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他四年半的有期徒刑。去年10月,广东当局将独自一人站立街头悼念六四的张五洲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去年12月,四川法院将八九民运参与者及维权人士陈云飞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在这之前他曾因为组织为六四死难者扫墓仪式于2015至2019年被判入狱服刑4年。

人权观察还指出,今年5月,北京当局放宽了市内各大学的新冠疫情管制措施,以防止各校针对防疫管控措施举行的抗议活动与六四挂钩。北京市政府还以防疫为由,在5月25日至6月15日期间暂停了天安门广场的当日预约参观服务。

1989年4月起,中国的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及全国多个大城市自发举行和平集会与抗议示威,要求言论及新闻自由、责任政治以及终止腐败。进入5月下旬之后,由于政府表现傲慢,无视民众诉求,抗议活动转趋激烈,当局随即宣布戒严,并调派野战军部队进入北京。6月3日晚至4日白天,戒严部队奉命向手无寸铁的抗议人士、甚至路人和旁观者开枪射击,导致严重伤亡。


香港大学的六四纪念馆里张贴的八九六四死难者照片。(2013年6月3日)

中国政府不仅从未为下令开枪承担责任,向受害者及罹难者家属认错赔偿,反而在每年六四周年前后如临大敌般地阻止和防备民间甚至受害者家属的悼念和纪念活动。

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特别指控香港当局对纪念六四的社运人士的镇压与迫害。

新闻稿指出,过去一年,香港共有26人因为参加或“煽惑”他人参加2020年六四烛光晚会而被拘捕。被拘捕的人士包括社运领袖黄之锋、媒体大亨黎智英、前媒体人士何桂兰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何秀兰、尹兆坚。被捕人士最终被判处缓刑或4至14个月监禁。

“香港社运人士限制只要悼念六四屠杀就得坐牢,”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说。“但若历史足可为鉴,习近平主席的高压统治必不能将六四的记忆从中国人的心中抹去。”

人权观察指出,香港人权律师邹幸彤被控参加和煽惑他人参加2021年六四悼念晚会,在今年1月被判入狱15个月。在此之前,邹幸彤已因参加2020年六四悼念活动被判入狱一年。

在香港大学,工人移除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受害者的雕塑“国殇之柱”的一部分,搬往一座集装箱。(2021年12月23日)

去年12月,香港大学将纪念六四屠杀死难者的大型雕塑“国殇之柱”从校园中移除。雕塑原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打算收回这件艺术作品,但是所有的海运公司都因为担心政治报复而不愿承运。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也先后被移除,而岭南大学则移除了一面六四浮雕。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不仅民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连在封杀对六四悼念或纪念方面都在向北京看齐。

“六四事件三十多年来有罪免责,促使中国领导人放胆实施危害人类罪行,”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随着北京受害者的名单不断加长,各国政府及联合国应为天安门母亲及许许多多其他人追究责任、伸张正义。”

▲美国说:不会忘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受害者

华盛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不会忘记33年前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受害者们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香港对非法集会发出警告。

星期六(6月4日)是中国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学生开枪的33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局禁止在大陆举行任何公开纪念活动。

在亚洲时间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布林肯称这次镇压是“残暴攻击”。

“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他说。

“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布林肯说。

“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政府对这些事件的标准立场。

他说:“中国政府早就对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星期六晚些时候,活动人士将在台北举行纪念活动。在华语世界中,台北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公开举行此类活动的地方。过去多年来,在中国治理的香港也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五呼吁北京“真诚对待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事实,着手政治改革,实施民主治理”。

去年,香港警方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以防止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并逮捕了策划六四烛光晚会的组织者。

香港警方星期五晚些时候表示,前几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维多利亚公园的一部分将被关闭,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持续,人们不应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和被禁止的集会”。

“明天将会在有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并采取果断行动执法,包括实施逮捕行动。公众不应无视法律,”香港警方说。

中国2020年6月对香港实施了一项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惩罚颠覆活动、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布林肯国务卿关于六四屠杀事件33周年的声明(全文翻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美国时间6月3日就中国六四屠杀事件33周年发表书面声明。他说,美国将继续为人权和民主发声。布林肯还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以下是声明的全文翻译:

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的声明

2022年6月3日

天安门广场事件33周年

明天,我们纪念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33周年,数以万计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和平地聚集在这里,呼吁民主、问责、自由和法治。50天的抗议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军队发动了残暴进攻。无数人遭到监禁,死亡人数至今不详。

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我们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纪念他们。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了,我们以及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

今天,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继续回响在香港,PRC和香港当局禁止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企图压制对那一天的记忆。我们将继续仗义执言并推动追究PRC的暴行及其对人权的践踏,包括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那些行为。我们要对中国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寻求自由的人说,我们不会忘记六四。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美国会两党纪念六四 佩洛西:让天安门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华盛顿 —在天安门事件33周年到来的时刻,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纷纷发表声明纪念在那场和平追求自由民主运动的所有牺牲者,并对仍坚持六四精神的人给予支持。“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D-CA)说。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33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佩洛西说,“33年前,勇敢的中国示威者以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勇气之一激励了全世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捍卫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今天,那孤独一人站在一排坦克面前毫不退缩的影像,仍烙印在所有热爱民主的人们的记忆中,”佩洛西继续说。“当我们纪念那些学生、工人,和普通百姓和平抵抗中国共产党压制政权的勇气之时,让我们再次誓言让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生生不息。”

佩洛西还表示,“当我们回忆那些33年前被杀害的人,我们同时也支持那些今天仍持续坚持他们(六四)精神的人:无数在中国大陆和整个地区里寻求行使他们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活动人士,但他们却遭遇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侵犯他们自身公民的行为。”

佩洛西在声明中细数一系列北京当局侵犯人权、打压自由的“罪状”,包括对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少数民族穆斯林不断升级的侵权暴行,再到对和平活动人士及宗教领袖自由的镇压。“这个政权的行为震惊了世界的良知,”佩洛西说道。

在香港政权移交25周年之际,佩洛西提到,北京对香港的政策已经无视“一国两制”的原则。

香港警方星期四发出警告,如果有人在星期六(6月4日)举行纪念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集会,他们将会触犯法律。香港政府还宣布维多利亚公园部分区域从周五开始封闭,直到6月5日凌晨,即使是个人单独去那里,也有可能触犯参加“非法集会”罪。

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首位女性议长,并两度担任这个职务的佩洛西时常为中国民主运动和人权现状大力发声。佩洛西曾经在六四事件发生两年后造访天安门广场,与其他两位国会议员拉起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To those who died for democracy in China)”。

新闻资料画面显示,佩洛西等人当时的悼念活动立刻遭到中国警方驱赶,在场拍摄的记者也被制止。此后,佩洛西成为了国会中力挺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的领袖之一,积极推动多项和中国有关的议案。

“如同布林肯国务卿上周清楚所言,‘我们不能依赖北京改变其发展轨迹。’这就是为什么国会会继续履行我们坚定不移的、两党两院的承诺,支持受共产党政权残酷压迫的所有人:制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西藏政策及支持法》(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声明写道。

正当北京当局加大审查力度,封杀网上任何提及有关六四事件讨论的同时,国会两党外交领袖接连发声表示纪念。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里施(Sen. Jim Risch, R-ID)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及我们的民主盟友仍是这(六四精神)愿景的捍卫者,并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恶劣影响保持警惕。”

里施参议员说,“很不幸地,今天中国共产党仍持续打压和噤声异见人士。他们使用其军事和技术力量严格限制网络渠道,压制自由媒体,打击宗教自由,摧毁中国法治,现在还扩及到香港。”

里施参议员还警告,透过接管香港和对台湾以及不配合中国要求的邻近国家采取军事、经济胁迫等做法,中国共产党正试图输出这种以恐惧来治理的模式。“此外,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令人震惊的跨国镇压行为应该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里施说。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众议员(Rep. Gregory Meeks, D-NY)也对天安门事件33周年发表声明,感叹中国政府在人权和自由的发展上毫无进展,甚至变本加厉的从事各种打压行动。

“尽管自天安门事件发生至今,30多年过去,中国没有从过去学习到任何事情,只有在各个方面加速其残酷和暴力的打压—包括对新疆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香港自治和基本自由的残暴攻击,以及遍及中国各地的全面监控,”米克斯在声明中说。

米克斯还呼吁,国会应该确保将为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提供庇护的条款内容纳入两党两院正在审议的大型抗中法案里。

“在这庄严的日子,我们追念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追求生活在一个自由和正义的中国而遭杀害的人们。他们的奋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用支持中国人权来纪念他们,”米克斯说。

佩洛西也表示,当美国纪念天安门时代的英雄精神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义务要去建立一个更正义,更平等和更民主的未来。”

“我们绝不能对自由、尊严和民主的议题保持沉默,因为如果我们为了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人权来发声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各地为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佩洛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