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汽车从省公安厅看守所开出来不久，湖大保卫科的文干事就对我说：你这次一去有三年不能回家，你顺便回家去看看你母亲吧。我当然希望在去劳教之前，去看望一下我那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的母亲，然而我怕见面时引起她的伤心，离开时又引起她的悲伤，影响她的健康，正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我怕引起她伤心，所以我说：我还是不去看她吧！等我到了劳教单位再写信告诉她。文干事又说：你现在都只拿了几件夏天的衣服，你要回家去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带上，还有套鞋，那里是湖区，一下雨到处都是烂泥。于是我说：那就回去一下吧！
由于我家所在的聚福园虽在长沙市的中心，但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小车开不进去，文于事就让小车停在白马巷(这条街比较宽)与聚福园的交汇处，文于事一人带我下车，就进入聚福园，往我家所在地聚福园五号走去，一路上他居然没有向我问路，由此我推测在调查我的案件时，文干事他们已到过我家所在的派出所、居委会及我家附近，所以文干事才这么轻车路熟，问都不问就把我带到了我家。
我们推开房门进去时，看到我们住房的地板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邻居小冯帮我从学校寢室里取回的衣、被、书籍，我看到我母亲趟在床上，面部有些浮腫，短短的五个多月不见，母亲的头发一下子都全白了(那年母亲才五十二岁)，我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向母亲介绍道：这位是保卫科的文干事，是陪我来家里拿些四季的換洗衣服、被子(我被抓进去时天气已比较热就只带了一条棉毯，没带被子)和套鞋。母亲一见到我，眼泪就哗哗哗地流出来了，她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床慢慢移步到衣柜边，打开衣柜，找出我要的东西交给我，我又从堆在地板上的东西中找出我要带的物品，用一条被单一起包上。
为避免引起母亲的过度伤心，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我整理好行李后，便对母亲说：“妈，我走了，您好好保养身体，我到了那里(因为那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是个国营农场)就会写信回来的”。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二十多块钱对我说：“把这点钱带上，以后用得着。”我说我不需要，您留着自己用吧！文干事也说：“钱就不必带了，他每月有二十一块伍角钱的生活费发，足够他用了。”
接着我和文干事一起走出家门，当我走出大门时回头一望，看见母亲流着眼泪站在房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呆呆地望着离她而去我，看到母亲的身体状况，想到她今后将成为“反革命”家属的艰难处境，我真担心她能不能坚持到三年后我解除劳教回来的时候，我真的害怕这次见面就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生离死别。
我强忍着已经湧到眼眶里的泪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聚福园五号。我们上车后，一直开到湖大学生七舍门口，文一干事要我下车，他把我带到七舍传达室的老张那里，要老张给我安排一个住处，老张说“：现在新学期已开学，没有空余的宿舍，他要在这里住多久？”文干事说：“最多也就两三天，”老张说：“就让他住在传达室吧！我晚上去找人搭铺，”文于事说这样也好。我刚放下行李，文干又对我说：“现在已快到午饭时间，财务科也要下班了，下午上班时间，你到财务科去把九月份的生活费领来，这两天你就在校区内走动走动，不要离开校区，什么时候动身，我再通知你。”
那天中午我来到麓山门的一家冷飲店点了一杯冰牛奶、一杯冰其淋，吃了以后，又到麓山饭店点了一份炒肉丝、一份炒香干、一份雞蛋汤和半斤米饭舒舒服服地饱餐了一顿，然后又到理发店理了一下发。
下午上班时，我到财务科去领生活费，我刚一进财务科的门，一位姓李的三十来岁的女出纳就对着我说：“陳XX，你是来领生活费的吧(大概保卫科早就向财务科交待了给“反动学生”们发放生活费的事)！”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我是陳XX？”她见周围没有什么人，便压低声音对我说：“全湖南省的高等院校都知道你的“大名”，我还参加了你的批判会，我怎么不知道你？”她很快就点好钱，把钱交给我，随即拿出一张“反动学生”生活费发放表，要我在表上簽下我的名字，然后她又对我说：“你们以后的生话费都会由她按月寄到常德县国营西洞庭农场去，你们以后就在那里领。”
我谢谢她之后，便走出了财务科。此时我才知道我们去劳教的地方是西洞庭农场，从李会计(我68年回校后才知道她叫李爱群)对我的态度使我感觉到她并没有把我们这些“反动学生”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这天晚餐传达室老张帮我在学生食堂打来一份饭。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到麓山饭店买了五个盐菜包子吃了之后，我决定在离开湖大之前再去爬一次岳麓山。我花了一上午时间，把岳麓山上主要的地方：岳麓书院、爱晚亭、五崙塔、黄兴墓、蒋翊武墓、蔡松坡(蔡锷)纪念堂、张辉赞墓[註：1]、麓山寺、云麓宫等处都游了一遍，下得山来已到了中午一点。此时心生感慨，心想此次游后，不知“何日更重游？”我在麓山饭店花了一块多钱又饱餐了一顿之后，之前一直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对食物不可遏制的渴望已经逐渐消退了。
当我回到七舍传达室时，传达室老张对我说：“上午保卫科文干事来要我通知你，要你明天早餐后带上行李，八点半钟之前到校办公楼前集合。”我说我知道了。
那天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都是老张帮我从食堂打来的，九月七号一早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吃完早餐后，我对老张说这两天麻烦你了，害得你到别人那里去搭铺，又帮我打飯。老张低声对我说：你莫客气，我晓得你是么子人(长沙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意思)。这位老张是部队的一名排长转业到湖大工作，大概因为文化不高，又没有什么专长，所以安排到学生七舍守传达室，并负责收发信件和打扫宿舍公共区域的卫生，平时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我和老张告别后，来到学校办公楼前，那里停了一辆带拖箱的美式中吉普车，拖箱里放着六付拆开了的单人木床(不拆开放不下)有三位保卫科的干部已经到了那里，文干事也在，我和他比较熟，我的事都是他经办的，他对我的态度还祘好，所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就对我说：“你快上车吧！我们今天中午要赶到常德市吃午飯，”我一上车见里面已坐了两个年纪比我稍大的学生，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一个叫张方可是土建系的，一个叫王象贤是道建系的，他们二人都是六三年湖大按[中发(63)496号]文件划的第一批“反动学生”，他们二人去年划成反动学生后，就送到株州市的一家劳改、劳教采石场劳动教养，这次之所以在湖大等了两天，就是等保卫科把他们二人从株洲弄回来，他们是昨天下午才从株州采石场回到湖大的，接着又先后有三位反动学生上车一位是土建系的王迪棠，一位是机械系的楊刚毅，还有一位是化工系的周秋桂，人到齐后，便马上发车，文干事和另一位保卫科的干部随车出发，他们二人都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
那时长沙到常德的公路还是砂石路面，地面坑坑洼洼，我们在车上摇来晃去，很不舒服，一路上我们都作了自我介绍，当然都只介绍自己的姓名，是哪里人，在哪个系，判了几年劳教，都不涉及各自的案情，当我自我介绍时王迪棠、杨刚毅、周秋桂都说你不用介绍了，湖大哪个不知道你的“大名”？我说株洲来的这两位肯定不知道，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说了自己的姓名、是哪里人在什么系。我们六位“反动学生”之中只有楊刚毅是劳动考察两年，其余的都是劳动教养三年，我们一路经过宁乡、益阳于当日中午时分到达常德市区，文干事他们把车开到一家飯店旁边，停下车对我们说：都下来，就在这里吃午饭。他们三位干部、司机坐一桌，我们六位“反动学生”坐一桌。我们每位“反动学生”出一块钱、半斤粮票，除了每人半斤米飯之外还点了一桌较为丰盛的菜餚，我们六个人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饭后喝了点茶，稍事休息，又上车趕路。
从常德到西洞庭农场的路比长沙到常德的路路况更差，几乎都是泥土路，路面连砂石都没有舖，特别是进入农场范围之后，泥土路面被农场的大型拖拉机压得到处都是坑坑洼洼，人在车上被颠得东倒西歪，十分难受，好不容易才于下午四点多到达西洞庭农场的场部(总场机关所在地)，文干事与总场保卫科的古科长(古文德，廣东人，复员军人)联系后，由农场保卫科派人带路，把我们六位“反动学生”分别送到二分场不同的生产队，我被分到二分场一队，离总场较近，所以中吉普先把我送到二分场一队，我在那里把我的木床构件和行李卸下来，中吉普又带着其余几位“反动学生”到他们各自被分到的生产队去了。
这个队的党支部书记文建生(湘乡人)、生产队长张喜桥(宁乡人)和第六生产组组长范金彦(灃县人，坦克兵排长转业)一起把我带到队部，文书记对范金彦说：老范，小陳就分到你们六组，你去安排一下他的住处，叫刘木匠把他带来的床铺安装好，在你们六组的单身宿舍给他腾一个床位出来，就让他住在那里。
范组长到木工房把刘木匠叫来，就在卸下我的单人床构件的地方很快就把木床装好了，此时文书记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套靴？我说我带了一双套鞋，他说：套鞋在这里不管用，这里一下雨到处是很深的烂泥，这里又是血吸虫病的疫区，你要抽空去买一双套靴，不要买深统的，深统的穿着做事不方便，最好是买一双齐小腿肚子的半统套靴，还要去买一顶斗笠，晴天可以遮太阳，雨天可以遮挡雨水。文书记又问我有没有打飯的碗？我说：没有。他说你还要到总场买一个大一点的搪瓷飯盆。我说：好的，接着范组长就来叫我去抬床，我和他把木床抬到六组的一间单身宿舍，他把别人的床移了移，在房间的里面靠窗户的边上把我的床安放在那里，他说：这里靠窗户光线好一点，你们读书人看看书、看看报纸方便些，明天上午你先不要出工，我要我的小孩带你到总场的供销社去把文书记要你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下午再出工。
我看出文书记、范组长对我态度还不错，就是那位张队长态度冷漠。第二天早餐后，范组长的大儿子，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来到宿舍里对我说：陳叔叔，爸爸要我带你到场部(他们都把总场机关所在地称之为“场部”)去买东西，我跟着他大约走了三四里路就到了总场，这里一段路的两边有一家供销社、一家饮食店、一家邮电所、一家医院、一个兽医站、一个农科所、一座大礼堂兼电影院、一个农机修配厂、一个信用社、一个肉食水产站、一个农场办公机关、一所小学、一所初中……。马路两边所有的建筑和单位全部都是砖瓦平房，这些单位和房屋分列在一条马路的两边，就形成了一条一百多米长的街道。我很快就在供销社买好了所有必需的物品，还买了一些信纸、信封，为感谢带我来的小范，我还买了十来颗糖粒子给小范吃，他很高兴，我又到邮电所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母亲我在这里很好，要她不要为我担心，自己保重身体，并告诉了我的收信地址。
回到二分场一队已到午饭的时候，吃完午饭，一位叫潘义芳的副组长(宁乡人)，拿来一把锄草用的锄头交给我说道：你刚来，看样子什么农活也不会，下午就跟着组里面的妇女和小孩到棉花地里去锄棉花草，开始慢一点不要紧，锄草时注意不要伤到棉花的植株。
九月八号下午我人生的第一天农业劳动就在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六组的棉花地里开始了，我跟着妇女小孩们一起来到棉花地，那一垄一垄的棉花地，从路边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看不到尽头，我们从路边开始，每人锄一垄，才锄了不久我就累得满头大汗，我干脆就把衬衫脱掉只穿一条短裤去锄草，尽管我竭尽全力试图加快自己的锄草速度，然而开始不久我就远远地落在了那些和我一起开始锄草的妇女和十多岁的小孩们的后面，他们越锄越快离我越来越远，而我因技术不熟练，又在牢里忍饥挨餓了四个多月体力也大为下降，尽管锄棉花草差不多要祘是农场里最轻松的农活之一，然而两小时后我已感体力不支，锄草的速度也越来越慢，那些妇女和小孩们早已锄完一垄，又从那头开始往回锄另一垄棉花草，当我与他们迎头相遇时，我这一垄我还没有锄到一半，而他们早已锄完了一垄，第二垄也已锄了一大半。
到下午劳动的中间休息时(按当时农场出工的规矩白天上下午的中途各有一次约15分钟至20分钟的劳动间休息，以供劳动者去方便或坐下来吸烟、聊天休息)许多人都围到我的周围坐着，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他们像观看一头奇怪的动物一样，带着好奇的神情观看我这头来自省城的又白又瘦(近半年几乎没有晒过太阳和四个多月的严重饥饿所造成的)连草都不会锄的“怪物”。他们好心地对我说：你斗笠也不戴，又打个赤膊，你这样晒是会晒脱皮的，看你的臉和背都晒红了，肯定要脱一层皮的。我说：我就是要锻炼、锻炼，他们说：哪有你这种锻炼法？你看，我们天天出工劳动都还要戴斗笠、穿衣服。
休息过后又继续锄草，我仍然打着赤膊锄，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手上也磨起了血泡，我真盼望那收工的时间趕快到来，可是抬头一看那该死的太阳却仍然高高地挂在西边的天空，不肯落到地平线之下。而我那一垄棉花土仍然没有锄完，而那些妇女和小孩们已经锄完了四垄。到后来太阳终于快落到地平线之下，他们都准备收工了，此时我见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己从我这一垄棉花土的那一头帮我锄过来，到我们会合锄完这一垄棉花后，我谢谢她的帮忙，我们一起背着锄头往队上走的时候我问她：又没有听到打铃的声音，你们怎么知道收工的时间到了？他说离队上这么远，怎么能听到铃声？她用手指着远处生产队立起的一根高高的旗杆说：看到没有？那根旗杆上原来挂着一面三角形的红旗，它降下来了，就是收工的时间到了，中午收工也是一样。我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读书？这么小就参加劳动？她说：她叫刘X珍，今年十六岁，因父亲去世得早，家里穷，小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做临时工，她一家人都在二分场一队。
晚餐时，我拿着买来的大搪瓷饭盆到食堂去打饭菜，食堂的老谢(谢德清约四十多岁，湘潭县人)给我打了半斤米饭和两大瓢菜，我说太多了吃不完，老谢说拿去吃掉吧！过几天你的肚子就会吃大的。
九月份是农场的农闲季节，中稻已收过了，单季晚稻要到到十月下旬才开始收，双季晚稻要到十一月上旬才开始收，只有棉花地里要中耕除草和捡棉花，这都是妇女和小孩子们做的事，男劳力则驾着牛，用中耕器翻耕棉花垄之间的杂草(靠近棉花植株的杂草便由妇女和小孩们用锄头锄)，所以这是农场粮食定量最低的季节，每天每人一斤半大米，另外还有工分奨励粮，足够你吃饱。
晚飯后生产队召开职工大会，我们学校的另一位保卫科的干部也来到了会场，文书记通知我也去参加。文书记主持大会说：今天是一场有关阶级斗爭的大会，现在请湖南大学来的领导讲话。这位湖大保卫科的干部与文干事大不相同，对我的态度有点像刘书记他们，他说：昨天送到你们队上的陈XX，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剝削家庭，在学校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话动，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回到旧社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今天，党和政府把他送到你们队上劳动教养，就是要他在你们的监督、帮助之下改造他的反动思想，在这里，只许他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不许他乱说乱动，贫下中农同志们！人人都要擦亮眼睛，认清他的反动本质，站稳阶级立场，与他划清界线，与他的反动思想和行为进行斗爭……。
这位保卫科的干部讲完之后，那位阶级斗爭观念很强的叫张喜桥的队长，立即站起来举起拳头，带头喊口号；打倒反动学生陳XX！只许陳XX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爭！他每喊一句职工们也跟着他举臂喊一句。接着文书记作总结发言他说：根据在总场召开的有关“反动学生”来我场劳动教养、改造思想会议的精神，他们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是属敌我矛盾的性质，但是党和政府为了挽救他们，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把他们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送到我们农场里来，就是要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的反动思想，使他们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所以对于陳XX，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对他加强监督改造，在政治上对他严格要求，但在生活上还是要对他一视同仁……。然后宣佈散会。
自从开了这次大会之后，第二天我发现几乎全队的人都以一种怀有疑惑和敌意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通过昨天晚上的大会之后，他们心里可能都在想：原来你这个面无血色、瘦骨嶙峋看起来怪可怜的家伙，竟是一个要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重新欺压我们的阶级敌人。从此这个队上的绝大部份不明真像的人，都以一种不友好甚至是敌视的眼光来看我，除了我们生产组的正、副组长和文书记，还有那位帮我锄草的小姑娘(她不是正式职工，没有资格参加昨晚的职工大会，所以没有听见会上那些把我描绘成一尊凶神恶煞的传言)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不与我说话，也不打招呼，只有本组的几位农工迫于工作的需要而不得不与我说说话。
我决心以行动改变他们对我的错误印象。刚到二分场一队的那些天，每天都感到时间过得太慢，真是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体力不支和难以忍受的疲劳，使得我出工时总是忍不住不时把头扭向队部的方向，遥望那面飘扬在旗秆顶端的三角红旗是否降下来了，然而几乎总是失望地看到它仍然岿然不动地立在旗桿顶上迎风飘扬，一旦发现它终于降下去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每天下午收工回生产队的路上，我必修的科目就是计算一千零九十五天的劳动教养已过去了多少天，还剩下多少天？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个坐牢和劳改、劳教人员一开始最关心的共同问题。每天祘计后得出的结果，始终是觉得时间过去得太慢，剩下的时间仍然太长。
在这里说一下常德县国营西洞庭农场的概况：它是湖南省直属省农垦局管辖的十大国营农场之一，总面积有十几万亩，下辖八个分场，它位于洞庭湖的西部，原本为八百里洞庭的水面范围，后来几经滄桑，湘资沅灃四大水系从上游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于洞庭湖底，西洞庭一带湖底逐渐升高，到解放初期，西洞庭一带已成为长满芦苇的湖洲。涨水的季节，这里仍是一片汪洋，除极个别的高处成为几个孤立的小岛之外，其余地方都与洞庭湖的其他水面连成一片，到枯水季节便成为长满芦苇、芳草萋萋高出水面的湖洲。而那几个涨水季节仍高出水面，掩映在芳草和芦苇丛中的小島，就成了曾经纵横在洞庭湖上的水盗们的窼穴。
我们二分场一队队部所在地，就是这些小岛之一，队部那栋陈旧的木结构瓦房，就是以前水盗们的窠穴。据建场之初就到了这里的老职工讲：他们刚来时，在这栋老瓦房附近开垦耕地时，经常发现从地下挖出死人的骷髅和骨骸，这也许就是水盗们在这一带杀人越货留下的证据。
到1954年秋季那场长江中游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退去之后，省农垦局决定在这里修堤围垦，建立常德县国营西洞庭农场，于是省农垦局在附近的常德、临灃、灃县、汉寿、安乡、沅江、长沙(县)、望城、湘阴、湘乡、双峰、湘潭、安化、桃江、桃源等地招聘农民和城镇失业青年到西洞庭地区筑堤围垦湖洲，建立农场。所以农场的职工都是来自省内四面八方的中青年农民，他们大多都多少读了一点书，头脑灵活、富有进取精神和冒險精神，不甘心象他们的父辈一样在老家苦守一辈子，他们敢于离乡背井，到外面去开拓他们希望的新生活，他们听农垦局招募农工人员的宣传：到国营农场去开拖拉机、驾驶“康拜音”进行机械化的大規模现代化农业生产，当新时代的新农业工人，这些都对他们有极大的诱惑力，所以他们便报名到西洞庭来当农业工人。所以农场招收来的这批农工大多是各地农村的精英，他们不论是见识、知识还是农业技术大都超过农村的一般农民。
然而当他们离乡背井，有少数年纪稍大的还扶老携幼来到西洞庭这片长满芦苇的广袤的湖洲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这里哪里有什么现代化农场；哪里有拖拉机、康拜音给他们开？除了遍地的芦苇和茂密的杂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招聘的时候就早已断绝了他们的退路，想回去是没门了，只好在湖洲上安顿下来，先是割下那些四、五米高的芦苇搭成棚子，晚上住在芦苇棚子里，白天上工地挖土、挑土、打夯筑堤，还雇来不少临时工一起筑堤。因为必须趕在次年春水到来之前把堤筑好，然后才能在堤内进行开垦，否则就将前功尽弃。
从1954年六、七月份那次空前大水灾的洪水退去之后，就开始筑堤，在数以万计的新招来的农工和临时工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在下一年春水到来之前，初步筑起了一道围了十几万亩湖洲的大堤。幸好次年的春水不大，没有将那道刚筑起不久又不很高的堤冲垮(以后每年冬季农闲时农场职工都要全体出动去挑土加宽、加高、加固大堤)。
接着就是用人工将堤内所有的芦苇砍伐掉，除一部份留作农场取暖、做饭的燃料之外，多余的卖给造纸厂作造纸的原料(芦苇是造纸的优质原料)，这是农场建场后的第一笔收入。
接着就用一些从前苏联买来的大型拖拉机机将堤内的湖洲全部翻耕一遍以清除芦苇的根茎(不清除掉这些芦苇根茎，第二年它又会生长出芦苇来)，接着又用大型拖拉机和人工配合，在农场内修建排水和灌溉用的渠道，修筑纵横交错的机耕路(供拖拉机、收割机和汽车行走的道路)，在渠道和机耕路的两侧种植桑树，利用招来的泥工、木工和烧砖瓦的窑工烧制砖瓦修建场部，又在各预设的网点设置分场、生产队，并在那里修建简易的茅草房作农工们的宿舍。这种茅草房由一个木结构框架构成，屋顶的檩子是用竹子做的，再盖上稻草，四面的墙是把一根根两厘米宽的竹条纏裹上稻草做成一根根直经四、五厘米粗的稻草棒(当地人称之为“毛蜡烛”)再把这些“毛蜡烛”垂直排列在一起，一端埋在地下，地上部份固定在木屋架四周的横木方上，形成一板“毛蜡烛”墙，再在“毛蜡烛”墙的内外两面，抹上一层掺有牛糞的烂泥(牛糞中有许多未消化的短纤维，可防止抹在墙上的烂泥干燥时开裂)，一栋茅草房就这样盖成了，建场十年后，我来到二分场一队时住的仍然是这种茅草房。
后来农场又相继建设了大米厂、軋花厂；各分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机耕队和小型机修厂。农场主要种植水稻、棉花、黄豆和花生，有的生产队还有养猪的畜牧组，和以产蛋为主的鸭棚，总场还有一个园艺队种了些桃、梨、蟠桃等果树，夏季也种西瓜、香瓜、甜瓜等供应给农场职工，园艺队还种了一些中药材，在所属范围内有河、湖的分场有的还成成立了渔业队，只是建场时修渠道和机耕路两旁种植的大量桑树都被荒废在那里，没有人修剪，也没有养蚕，据说建场初期也曾养过蚕，不知是技术不过关，还是效益不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养过蚕了。
我所在的二分场一队水田、旱土一起共有约三千亩其中水田近千亩，旱土约两千亩，，队上除有六个生产组之外还有一个养猪场，养了几十头猪；一个养鸭掤养了三四百只下蛋的母鸭，一个牛棚负责牧养全队三十余头作耕牛用的大水牛，一个木工房负责全队农具、用具的制作维修。
我所在的第六生产组有水田150多亩，旱土300多亩，水田种植水稻，旱土主要种棉花约200亩，另一百多亩主要种黄豆和花生，还有一些土，本队的养豬场种了一些猪饲料如：南爪、牛皮菜之类。旱土的翻耕、开垄、播种都是用大型拖拉机拖载相应的农机具进行的，黄豆和花生的收获也是用收割机进行的，只有棉花的中耕、采摘和棉杆的拔除都是靠是靠人工。水田的耕作、栽插、中耕、收获全部是靠耕牛和人工完成的。
六组除我之外的农工(全劳力)只有九人(包括组长：范金彦、副组长：潘义芳、记工员：田祖武、组员：马桂生、王胜祥、谭立桂、张XX(复员军)人、丁仲义、周老阶等九位，以后又先后调入了邓梓桥(曾任国民政府宪兵排长)、皮心正(参加过国民政府军队抗过日，解放战爭早期被俘，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因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历史问题和个性倔犟、耿直，尽管在解放军里面也打了近十年仗而且作战英勇却一直升不上去，1955年被复员到西洞庭农场当农工，老皮战斗经历复杂，身上多处负伤，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活了下来)蒋世忠、周菊秋、殷云辉、周世才、余再民等几位农工也先后调入六生产组，也有几位调往别的组，始终保持九位左右男农工的数量)另有十一、二位做临时工的妇女和少儿(多为农工们的家属和他们老家来农场做临时工谋生的乡亲)，这样大的耕地面积，如此少的劳动力，冬季还有一个多月要到外面去挑堤(就是加宽、加高和加固农场外围的大堤)，其劳动的强度和艰苦程度不仅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就是对一般农村的农民来说都是很难想象的。以至于我剛到二分场一队时，队上的许多职工和家属看到我那副模样，都怀疑我在那里可能坚持不久就会死掉。
后来我听他们说：你刚来时，我们看到你就像从一棺材里拉出来的一具僵尸，脸色寡白，看不到一丝血色，两只大眼深深陷在眼窩里，身上瘦得皮包骨，两排肋骨看得清清楚楚，一双死白色的瘦手，就像鬼爪子一样，让人看了都害怕，你头一天一个下午，连一垄棉花草都没有锄完，我们真担心你会累死在这里，想不到你后来居然挺过来了。
由于农场里不仅饭可以吃得飽，而且菜也不错，在这样的营養条件之下，我的体能逐渐就恢复过来了，锄草时也不感到很累了，隨着技术的熟练，大约半个月之后，我锄草的速度就能与组里面的妇女、少儿们并驾齐驱了。
半个月之后，棉花地最后一次中耕完成了，组里的妇女和少儿们进入了紧张的采摘棉花的工作，要搶在晴天把已经炸开的棉桃里雪白的棉花采摘回来，在晒坪里的竹垫子上翻晒干，再打包送到轧花厂除去棉籽，得到皮棉，再把皮棉打成两百斤一包的皮棉包，送到织布厂去纺纱织布。
如果遇到连续明雨天，那些没有来得及采摘回来的、已炸开的棉桃里的棉花就会发黄(会降低棉花的等级)、发黑发霉(这些棉花就报废了)。
此时组上已安排我在晒坪晒棉花，我负责将妇女和少儿们采摘回来的棉花在磅秤上过秤，并把重量登记在各人的名下，作为今后给他们发放临时工工资的依据，我还要把晒垫上的棉花用木耙来回翻动，以使棉花都能均匀地晒到太阳，要晒到棉花里的棉籽用牙一咬，嘣地一声就作开了，就祘晒干了，然后我把晒干了的棉花装进两个大竹簍里，挑到旁边的仓库里交给队上的保管员殷云辉去打包，一开始我每次只能挑四、五十斤重，一天下来还把肩膀的皮都磨破了，以后我仍然坚持每天增加一点挑的重量一个多月后，我已能一次担一百来斤重的担子，而且肩不痛腰不酸，肩膀上的皮也不会磨破了。
后来范组长又对潘副组长说：老潘，你给小陈弄一把板锹，你今天带他去一季晚稻田里开排水沟，什么事都让他干一干，他会适应得快一些。
那天我跟着潘副组长还有另外几个组员来到一季晚稻田旁，脱下鞋子打赤脚下到已经排干了表面水的一季晚稻田里，那时一季晚稻已基本成熟再过十几天就要收割了，稻穗大部份已变成金黄色，田里种的是一种单季粳稻，品种叫“晚粳十一号”，这是一种高杆水稻，它的植株有齐我们的胸部这么高，据他们说：这个品种米质好，产量高。老潘指着稻田说：今年一季晚稻丰收，看样子可以达到600斤一亩(那个时代水稻亩产通常只有四、五百斤，亩产六百斤就是高产了)，他们教我如何开沟，他们指给我一行笔直的水稻说：就沿着这一行水稻开，潘副组长作了个示范：先用板锹把一蔸禾的四边像切豆腐一样向下切了四下，然后从靠近自己的一边把板锹斜铲下去，以把这蔸禾下面的根铲断，然后用一只手抓住这蔸禾连同它四边的泥土一起提起来，放到旁边禾蔸的间隙里，然后再依此铲下一蔸禾，沟要求开得又深又直以利排水，开沟的目的是排干稻田里的水份，一方面利于播种的红花草籽发芽生根(学名叫紫云英，是南方的一种优质绿肥，湖南农村称之为红花草籽)；另一方面，排干水后，使水田的地面变干，在收割时使人不在烂泥中进行，可使人轻松不少。因为水稻田开排水沟是一种技术含量不太高的农活，只要肯花力气，手脚快一点就行。由于体力已经恢复，开排水沟时我已能赶上同组农工们的进度了，只是最早开的那几条排水沟，没有他们开的那么直，但我不断注意改进，十来天之后，我的沟也开得和他们一样直了。
为了尽快适应农场里的生活和劳动强度，也为了改变队上的农工把我当成“阶级敌人”的印象，我决心尽快学会所有的农活，并且要干得比他们更快更好，所以开排水沟时，有时我上下午各一次的工间休息也不停止工作，到后来我每天开沟的长度有时已超过了同组的农工，因为他们通常完成了一天的劳动定额后便不再怎么干了。
排水沟开完之后，不久就要着手准备收割一季晚稻了。为了节省成本担稻谷用的竹箩筐上的挑繩，牛拉犂、耙、打稻机用的粗繩索都是农工们用稻草制作的。先把没有霉变的稻草除去稻叶后的禾杆用大木槌在一个木墩上反复搥打，使禾干变得柔软然后把它们先用手绕成一根长长的单股草繩，然后把两根单股草绳绞成双股草繩，再把这根双股草繩又和一根单股草繩绞成一根，三股草繩就做成了一根直径约一厘米的挑繩，牛拉犁、耙、打稻机用的草绳加工制作方法也一样只是做得粗一些，直经约三点五厘米。一开始我只能做些，清除稻草上的叶子、搥草、递草等工作。我注意观察老农工们是怎样绞草繩的，休息的时候我要组里的小孩帮我递草，我试着学绞繩，不久我也学会绞草繩了，而且和别人绞得一样好、一样快，因为绞草繩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有的来生产队几年了的农工都还没学会，老范和老潘看到我绞的草繩用力拉了拉，试一下它的强度觉得不错，都说：小陈，你干得不错！有的人来了几年都没有学会，想不到你几天就学会了。
开始收割一季晚稻的前几天，生产队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组织队上的农工先用泥士在一条十多米宽、两里多长的排水渠道进入生产队侧面湖泊的入口处，筑起一道临时堤坝将排水沟截断，然后利用队里的两部脚踏式木制水车，由队上的农工组织十八个人的抽水队，分成三班，轮流日夜不停地把排水渠道里的水往湖里车，每台水车三人，两台水车一班共六人，每一小时换一次班。木制水车我以前也在乡下看到过，但从未车过水，我很好奇也想试一试，也报名要求参加车水队，老潘说：好吧！先让你去试一试，不行再换下来。轮到我们这一组派出的三个人上水车了，开始那两位同组的农工看我从未车过水，所以踩得很慢，我学着他们用双手让上身伏水车上方的横杠上，一步一步跟着他们踩水车上的脚踏木柁，我对他们说：这车水也不难呀！他们说：不难吗？那我们让你看看车水到底难不难。他们一边说一边不断加快了脚踏的速度，一下子我的脚步就跟不上，一踏空整个人就吊在横杠上了，他们二人哈哈大笑说道：小陈，这车水到底难不难呀？我连忙说：难！难！难！他们停下水车，让我重新把脚踏到水车踏脚的木柁上，重新开始车水，他们二人说车水慢慢车确实容易，但要加快车水的速度还是要有一点技术和经验才行，真正要快速车水是不能把上身伏在横杠上的，只能身体直立，用双手扶着横杠，这样不仅双腿在用力蹬踏木柁，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木柁上了，这样才能加快车水的速度，否则这么一大渠水怎么车得干？我跟着他们一边慢慢加快脚蹬踏的速度，一边让上身慢慢离开横杠让身体直立起来，一天之后我已能跟上他们的车水速度了，两台水车一天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车了三天三夜，终于把渠道里的水排干，于是我们都拿着箩筐到渠道里去捉鱼，渠道里什么鱼都有：鲤鱼、草鱼、青鱼、鲫鱼、鳙鱼、鲢鱼、白魚、鳜鱼、黄桑鱼……，捉起来的大一点鱼拿到食堂里一秤，共有一千五百多斤，我说：这么多鱼呀！老农工们说：以前还车过两千来斤鱼的咧！大鱼捉上来交到食堂里去之后，渠道中还剩下许多较小的鱼，于是农工们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全家出动，一起到渠道里面去捉剩下的小鱼，每家都能捉到好几斤，运气好的还能碰到“漏网”的大鱼，甚至一家人可以捉到上十斤鱼。食堂吃了两天新鲜鱼，把剩下来的鱼用盐醃好、晒干留作收一季晚稻时食用。
临近收割的前两天是调整修理那种脚踏式滾筒打稻机，主要是补齐滾筒上面用粗铁丝制作的齿，调整传动齿轮之间的松紧度，太松容易跳齿，太紧踩起来太费力，我注意到安在滾筒两端的轴承，轴承转动灵活，踩起来不费力，滚筒转速快，脱粒较果好，我把队里的近二十多部打稻机每一部都用脚踩到最快就停下来，然后数这部打稻机要空转多少次才完全停下来，结果我发现有的打稻机停止踩后要转一百四十多次才停下来，有的转一百来次，甚至只转八九十次就停下来了，这表明转得多的阻力小，转得少的阻力大，我们发现它们传动齿轮和其他构件都差不多，我估计问题可能出在轴承上，我卸下轴承一看，发现那些转数多的，用的都是从瑞典进口的抽承，而那些转数少的都是苏联援建的轴承厂出产的国产轴承，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范和老潘，要他们在领打稻机时，领那几台使用瑞典轴承的打稻机。
1964年10月23日二分场一队正式开镰收割一季晚稻，这个日子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收割，以前吃的都是别人收割的粮食，现在终于轮到我收割粮食给别人吃了，所以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一开始组里安排我和妇女和少几们一起割禾，但我从来没有干过，手脚慢，虽然我拼尽全力仍然跟不上他们割禾的速度，而且还要蹲下来、弯着腰，很快就腰酸背痛，而且稍不留神手指便会被锋利、还带锯齿的禾镰割破，这种农活都要从小干起才能适应，而我那时年龄已二十有四，这个时候才开始学割禾实在有点太迟了，我坚持割了两天禾，仍然跟不上他们的进度，为了不影响打稻机的进度，那位曾帮我锄过棉花草的小姑娘，他速度快，她割完她那一行后，经常从另一头开始帮我割完我这一行，我已感觉到割禾这项农活不是我短时间就可以熟练的，老范、老潘大慨也看出了这一点，便对我说：小陈，你明天就来踩打稻机吧！我正求之不得，连忙答应了下来。我们组有三台打稻机，每台打稻机的人员都是自愿组合的，每台打稻机四个妇女、少儿负责割禾，四个人负责踩打稻机给禾把脱粒，一人负责清除卷进打稻机里的禾毛、把打稻机里打下的稻谷装到箩筐里，并挑到机耕路边，再由组里的牛车运到队上的晒谷坪去翻晒、除禾毛(打碎的稻草)，这人还要负责把打过的稻草札成一个一个的草把，立在田里晒干以便貯藏。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田里，老范对大家说：哪部打稻机要小陈？结果没有一部打稻机的人表态愿意接受，他们都知道在一部打稻机換上一名生手必然要影响他们的进度，而那时农场的规定是每部打稻机每天要完成多少亩的收割任务，超过的除有奨金(每超过一亩奨多少钱)之外，还有奨励粮，来一个生手势必要影响这部打稻机的农工和临时工的工分和奨励粮的多少，后来老范说：既然大家都不作声，那就小陈轮流在每部打稻机上干一天，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说：好！此时老潘就说：那就先到我们这部打稻机吧！老范也同意，一开始上打稻机手脚不协调，注意了脚踩打稻机的踏板，就忘记了在滚筒上翻动手中的禾把，有时他们踩得太快我的脚步跟不上，往往脚踩踏板的步调与踏板上下的步调不一致在，踏板往上抬时我的脚却往下踏结果脚被快速上升的踏板弹起来，不仅脚板被弹得生痛，而且一下子就使打稻机的转速降了下来，引起一同踩打稻机的另一人的埋怨，我只好表示歉意。大约过了两三天我手脚的动作也协调了，脚步也与踏板升降的节奏协调了，慢慢地我掌握了踩打稻机脱粒的竅门，那就是一上打稻机，先不急着把手中的禾把压到滾筒上，而是先猛踩两三下踏板让滚筒飞快地转起来，然后转动手中的禾把，由轻到重地在滾筒上转一圈，这样脱粒又快又脱得于净，还省力。大约一个多星期后，大家见踩打稻机时我肯花力气，禾把上的谷粒脱得又快又干淨，而且和我一起上打稻机时，会觉得比较轻松(因为我力气用得大，另外一个人当然会觉得轻松了)，此时每天早上，一到田里三部打稻机都想要我到他们那一部打稻机去，老潘说：当时你们那两部打稻机谁都不想要小陈，是我们先要他的，以后他就固定在我们这部打稻机吧！省得他每天轮流。老范也同意。
农场里农忙的季节，每人每天的定量标准是大米两斤，再加上每天超定额的几两大米的獎励粮，尽管十分劳累、每天出工的时间又很长(每天从天亮要干到太阳完全落水)，但饭总是能吃得饱飽的，有时为节省中午到食堂来回吃饭的时间，食堂炊事员还把午饭和茶水送到田地里来，每餐除蔬菜之外，几乎都有辣椒炒干鱼，食堂有时也自己打豆腐，每隔四五天还还会打一次牙祭，吃点肉(农闲时要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
到农场之后，我再也没有受过饥饉的困扰。此时我才深刻体会到，省公安厅看守所的囚犯们为什么都希望被提审、希望早日被判决(因为凡是进到了那里面，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据老囚犯们说：监狱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给囚犯们制造压力和不便，使囚犯在里面不堪承受而招供，甚至承认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以图尽快摆脱那种非人能忍受的处境。他们用饥饿、不让送食品、不放风，不让见天日、黑牢里的小囚笼、脚镣、手铐，不提供任何娱乐工具，让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不让与亲属见面、夏天不让洗澡，冬天不让取暖、对你长期无端关押不审不判，使你长期处于前途未卜、看不到希望的巨大恐惧之中……。然而那些囚犯即使被判决了，脱离了省公安厅看守所这个望不到边的苦海，等待他们的却是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工厂)，这也许是比省公安厅看守所更深、更无边际的苦海。幸亏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是安置在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而不是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我们除了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太长之外，其他条件都比专门的劳改劳教农场要好。
十来天之后我跟老潘说让我去试一下“出桶”(就是先把打稻机桶里面的禾毛弄出来，再把去掉了禾毛的比较于净的稻谷用竹制的“皮撮箕”撮到篾丝箩里，再挑到停在机耕路旁的牛车上，还要把脱粒后的稻草捆扎成小捆，立放在稻田里让太阳晒干)，那一担担堆得冒尖的稻谷足有一百五六十斤重，而我当时挑担子的实力虽已从五六十斤提高到了一百来斤，我用尽全力挑起这一担谷，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步一步地往田埂走去，但因田埂比田面要高不少，那一步我硬是跨不上去，我只得放下担子，找来一捆稻草垫在田埂下，我先担着担子踩在稻草捆上再跨上田埂，我终于把那一担堆得满满的稻谷担到了停在机耕路上的牛车上，然而我“出桶”的速度趕不上打稻机的进度，为了不影响打稻机的进度，我尽量加快搂禾毛的速度，加快用皮撮往篾丝箩里装稻谷和挑稻谷的速度，我一次只挑一百弍叁拾斤稻谷(以后慢慢再增加)这样挑起来不会太吃力，走得也快，打稻乱两旁的稻草我能捆多少就捆多少，捆不了的就丢在那里，等他们工间休息和收工之后，我再去捆那些没有捆完的稻草，到一季晚稻快收割完的时候，我“出桶”的速度已基本上能跟上打稻机的进度了，一百四五十斤重的担子也能担得起、走得快了。我之所以能较快地适应农场繁重的劳动，实在得益于我在学校长期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我具备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尽管在省公安厅看守所经历了四个多月的严重饥饿，使我消瘦、体能下降，但尚未严重损害到我身体各种器官的基本功能，和身体的基本素质，一旦得到较为充裕的营养补充，这些器官的基本功能、体能和身体素质便很快就逐步恢复过来了。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紧张劳动，一季晚稻终于收割完毕，紧接着又开始收割双季晚稻。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农场里的全部农活，在收割晚稻时，我向老范、老潘要求到晒谷场去晒谷，他们也同意了。晒谷坪的工作是先把牛车运来的含有许多禾毛的毛谷摊开在晒坪里，用竹耙扒掉稻谷里混杂的禾毛，让稻谷在烈日下曝晒，并随时用一个前部为锐角的、带把手的推谷器来回推动，不断翻动稻谷，使稻谷日照均匀、干燥一致，晒到稻粒用牙一咬就随着清脆的咔嚓一声就碎裂了，就算晒干了，然后把晒场晒干了的稻谷集中堆在一起，先看准风的方向，然后用掀板铲起一掀板谷用力朝上风方向一扬，越饱满的稻谷越重，惯性越大，落下来时就落在靠上风的位置，越轻的稻谷、空壳、残余的毛草便依次落到各自的下风位置，然后用竹扫帚扫去空壳和禾毛，剩下的就是很饱满和甚本饱满的稻谷，再把这些稻谷集中起来，用篾撮箕撮到一架木风车的谷斗里，装满一谷斗后，便先开始摇动风车风扇的把手，一边慢慢打开谷斗下面的活门，让谷斗里的谷粒以合适的速度往下泻，风把下泻的谷粒中残存的禾毛、空壳吹掉，飽满的谷粒顺着风车的斜出口落到接在下面的箩筐中，运到仓库，装进麻袋作为成品原粮运去打米厂加工成大米，或销往外地，那些“瘪壳子”(即不饱满的谷粒)就从风车的另一个出口流出，就拿去打成粉，作为喂牲口的饲料。
那个时候双季稻在长江流域一带还刚开始推广，技术经验都还不成熟，农场水稻人均面积大收割时间长，插双季晚稻时已到了八月份，到收割双季晚稻前气温已经很低，所以双季晚稻到不得不收割时(十一月上中旬)都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谷粒不饱满，还有许多瘪壳，因而产量不高，通常每亩不到三百斤，加上早稻当时的产量每亩四百来斤，两季亩产也只有六七百斤。从经济上算账，当时长江流域一带种双季稻还不如种种单季稻合算。但中共当局想当然，认为种双季稻产量应翻倍、经济效益应翻倍，所以在双季稻种植技术和品种条件都还不成熟时，就大力在长江流域一带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
双季晚稻收割完后，我把我们生产组的双晚产量统计出来，平均亩产只有二百五十来斤，再加上当年早稻亩产四百来斤，两季加起来亩产也只有六百五十来斤，与当年单季晚稻的平均亩产六百三十长斤相比相差无几，而双季稻投入的成本比单季晚稻高出一倍还要多。因为早稻和单季稻(中稻和单季晚稻)都有田里种植的绿肥作肥料只需洒点石灰(调节田里的酸碱度以加速绿肥的腐烂速度)、稍微补充一点磷、钾肥即可。而双季晚稻田里已没有绿肥，所需氮磷钾肥全靠施化肥提供，此外双季晚稻从育秧到它的主要生长期，都是水稻病虫害最猖獗的时期，所以其农药消耗量也比单季稻要多，尽管双季晚稻因产量低收获时所费人工较少，但它在打农药施化肥方面又要多消耗不少人工，相抵之后，它的人工消耗比单季稻也少不了多少。我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曾问过老范和老潘，既然种双季稻还不如种单季稻合算，为何还要种这么多面积费力不讨好的双季稻？他们说我们也知道这些道理，但省农垦局硬性规定了各国营场农种植双季稻面积的比例，下面有什么办法？
老范和老潘还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西洞庭农场是全省直属农垦局的十大国营农场中效益最好的一个，每年能向省农垦局上交十几万元利润，比其他国营农场都多，有许多国营农场还处于亏损状态呢。我听了之后心想：西洞庭农场有十几万亩肥沃的田土每年利润仅十几万元，平均每亩利润只有一块钱左右，还是全省十大国营农场中效益最好的一个，这十大国营农场都是在洞庭湖周围围垦起来的湖洲，都是最肥沃的冲积平原，而且除水田外，旱土种收都已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工和临时工们的工资又都很低[註：2]，人工费开支也不大，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之下，效益最好的西洞庭农场每亩利润每年都只有一块钱，其他农场每亩利润一块钱都不到，甚至还有不少农场还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由此可看出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那就是低效和脱离实际。
[註：1]：张辉赞：湖南长沙人，1930年国民政府对井岗山中共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时，任国军十八师师长，因军事情报被红军掌握而战败被俘，国民政府曾派代表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谈一判，双方商定:国民政府以20万大洋、一批槍枝弹药并释放在南昌关押的一百名中共党员为代价，以換取红军释放张辉赞。不料朱、毛在收到20万大洋和大批槍枝弹药之后，却不顾自己被关押在南昌的一百名中共党员的生死，居然假借群众的名义砍了张辉赞的头,用竹笼装上，顺赣江流放，被国民政府捞取后，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国葬，并修建花岗岩陵墓、招魂亭和墓庐，墓四周的石板上都刻有当时的民国政要蒋介石、谭延凱、于右任、程潜……等人的提词(均毁于“文革”，近年虽出于统战需要，加以修复，但已不復当年之气派)。由于朱毛红军的背信弃义，关押在南昌的一百名中共党员遭国民政府报复而被杀害。
[註：2]：当时农场农工的工资：学徒18元/月；一级农工22元/月；二级农工25元/月；三级农工28元:/月；四级农工34元/月。队上农工大多为一、二级，三级较少，四级每个队只有一至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