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中国社会的溃败与王阳明学说的现代意义(3)

附图:自左上顺时针方向:王阳明,路德,爱默生,托利。

7. 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


上面几节以数理化学习、体育、专业技能等例子说明了知行合一的生活的一些特征。当然,王阳明感兴趣的知行合一的领域不是数理化、体育、或某种专业技能,而是道德实践。

在中文语境中,道德经常指的是一种外在的、靠社会舆论来强迫个人遵守的规范。本文所讨论的道德则严格遵循阳明的理论,指纯由人内心生出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因此一个人进行怎样的道德实践在本质上来说不取决于其社会环境,而纯粹是自己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基于自己内心准则的道德实践很可能会与社会的通行价值标准发生冲突。

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同样遵循上一节中讨论的特征:

首先,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同样需要以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前提。王阳明到了中年职业危机时才遇到悟道的机缘以及之后其生命大放异彩分别是这个前提的反面和正面例子。

其次,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与专业技能的知行合一同样是辛苦的生活。实际上,人在道德实践中比在专业技能等领域可能更难做到知行合一。可以分析几个原因:

(1)从人的天性来看,良好的立身处世原则是逆人的原始天性而行的。比如,《论语》中孔子的这些做人原则:

  • 人不知而不韫

  • 君子不忧不惧

  • 君子固穷

  •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己所不欲,不施于人。


这些话之所以值得被孔子强调、值得被其弟子们记下、也值得一路流传到今天,正是因为其原则与人通常的做事习惯相反。被人误解时心中火起、担忧和恐惧、人穷即志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待人严律己宽 – 这些才是人基于原始天性的自然反应。

多数人更乐于两种生活:第一种是不知的行,如不去质疑自己继承的文化传统、故意避开人生的意义等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些思考太过痛苦。这就是所谓的“难得糊涂” 的 “人生智慧”。第二种是不行的知,如无休止的娱乐。

(2)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的一个必要条件 – 自我意识 – 是不容易获得的能力。阳明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也就是说,致知的重点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知,而是对自己的知,也即自我意识。比如,要做到不忧不惧,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忧和惧的状态、意识到自己有不忧不惧的选择;要做到不贪,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贪的状态。事实是,很多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情绪状态。比如托利在人生的前二十九年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有不焦虑的选择。

(3)现实社会不鼓励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是极权式的等级社会,其文化是高度适应于这种极权结构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每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居高临下的强迫式教育,靠的是教育者(父母、老师、政权等)的强势地位;以宣扬因果报应等方式对被教育者的恐吓;以立贞节牌坊、宣扬二十四孝、雷锋等道德典范等方式对大众的心理操纵。这些都是靠外在权力的强迫,而不是出自被教育者内心的自愿。结果是,年轻人的行不是靠自己的良知而行,而是在父母的期待、同伴的压力和社会的胁迫之下的被迫而行。皇帝不鼓励、也不信任大臣的独立判断;上级不鼓励、也不信任下级的独立判断;父母不鼓励、也不信任孩子的独立判断。没有独立判断,人的行就是被他人驱使,就谈不上什么知行合一。教练不能下场替球员打球是常识,永远要手把手教学的教练也不可能教出优秀的运动员,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教练下场替球员打球、教育者手把手操纵被教育者的文化。其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处在不知有自我、或不愿有自我、或不能有自我的状态。

与中国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给个人以更多的独立判断、独立行为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产生更好的民德。但即使如此,使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来驾驭生命航程仍然艰难。这从托利的经历和爱默生的文章都可见一斑。

(4)普通人缺乏有利于深知的学习方式。立身行事和道德实践的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身教,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正人君子的学习榜样。如果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周围的所有人都是被原始天性所驱使,他在长大成人之后也很难逃出同样的追求模式。

这些都是堵在人的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之路上的巨大绊脚石。所以一个人要想“致良知”,即把良知从遥远而模糊的向往转化为每日生活中立身行事的准则,是极为艰难的事。戒烟戒酒的人要克服每天准时袭来的酒瘾和烟瘾,需要被一种愿意回归清醒而健康的生活的强大意志牵引;运动员每天刻苦训练、注意饮食、严守作息,需要被一种渴望优秀、渴望伟大的价值观牵引;同样,“致良知”也需要强大的价值观和意志力的牵引。这就是阳明经常强调的“立志”。一个有志于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生活的人需要意识到良知是比原始天性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没有强大的价值观和意志力,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无从谈起。

最后,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与专业技能的知行合一一样也是有方向的生活。比如,普通人每日的生活是被各种诱惑牵引、在各种挫折和打击中沉浮、在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中度日如年。阳明的做法则是把遭遇的每个诱惑和打击与做的每件事都作为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的机会:

“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无处)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 【5】

“有属官怨说,簿书讼狱的繁事也累学。阳明闻之,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冗,随意苟且断之。” 【5】

如果人可以把遇到的所有的遭遇、做的所有的事都作为“切磋砥砺”的机会,他就能不断提升自己,他对“良知”的理解也就如一位优秀的球星对其运动的理解,从见闻之知变成能在生活的每个场景中都能指导自己行为的深知。

可以从阳明与弟子陆澄的一段对话中来看被原始天性驱使的生活与被良知牵引的生活的不同:【2】

“(陆澄)来书云:‘昔周茂叔(周敦颐)每令伯淳(程顥;周的弟子)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大致是闷闷不乐之意),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阳明答)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人的原始天性的满足要靠追求外界事物来获得,所以得到的是会被外界事物的变迁牵制的 “七情之乐”。比如,如果一个人最在意的是别人的眼光,其情绪就会随着这些眼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如果每天最关心的是新闻,其情绪就会跟着新闻忽悲忽喜。所以七情之乐是脆弱的、容易“忧苦迷弃”的乐。

被内在天性或良知牵引的生活通向“真乐”;这是世间的荣辱更难以动摇的乐。比如,上述对话中提到的颜子之乐是儒学中著名的佳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样的乐不是喜出望外那样的大起大落的情感,而更多是一种平安、满足、“不忧不惧”的温和。

但是,良知如田间的禾苗,远没有原始天性的野草那样生命力旺盛、野蛮生长。人需要一生的努力去逐步发现、确认、彰显它。阳明“致良知”的“致”字包涵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逐步发现和培养的过程。

在生活一帆风顺时,七情之乐足够丰盛,多数人不会感觉到“真乐”对自己的必要。但在人生被抛入低谷时,七情之乐无处可寻,对“真乐”的渴求便大大增加。在这种张力之下,如龙场悟道那样的把自己的良知从见闻之知转变为觉知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8. 王阳明和知行合一说的现代意义


阳明的龙场悟道发生于其职业生涯的最低点,但正是那样的处境激发出了其生命的异彩。俗话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人在绝境之中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勇气和精神上的觉醒。

对于能与阳明有所共鸣的后人,生于溃败的时代固然不是什么美妙的事,但既然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或许可以“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把它看作是激发出自己生命力的契机。

王阳明发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和爱默生的“说出你心中最深沉的信念,它就是宇宙的真理”是同样的内容。人自己的心中即拥有了所有的判断力和行动力的源泉,所以没有必要将思考和行为的主权让与他人,这就是自由。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普世价值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自然推论,而王学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普世价值的土壤。一个人如果愿意成长自己的良知,就能在精神上独立于他人、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其时代;不管是风暴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他都可以在心中找到自己的锚。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阳明那里受益。阳明的学说不是大洋洲地理学或热带植物学那样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是必须要在行中体会的提升自己生活的实践,因此学习者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如小学生做数学家庭作业那样的主动参与。秦家懿说:“不致良知,不由体验处入手,不‘体认’他的真处,也不会明白他的思想。”【5】

当代人或许没有必要全盘接受王阳明的学说。这里列举几个在我看来的王学的可以改进之处:

首先,逻辑推理的严密程度有限,对许多概念的处理过于笼统。比如,阳明认为知行本是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意思是知就一定可以行。但他又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那么,如果有知,但没有到“真切笃实处”,就行不出来。这两句话互相矛盾。

事实上,在许多场合,知和行是很难合一的。比如,对当代人而言,每日从媒体上涌来的新闻、娱乐、朋友圈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不能行的知,而从文化传统中潜移默化来的价值观和行事习惯绝大部分是不知的行。陈嘉映的“知行关系”一文【11】对此有细致的分析。

不必苛求没有讲究严密逻辑的习惯的古人,但是对有志于体行或改进阳明学说的当代人而言,追求逻辑的严密是有必要的。

其次,不注意现实与理想、事实与意见、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比如,“知行合一”表达的是一个倡议,或一种理想;理想表述的是现实中不存在,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在各种机缘齐备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知行本是一体”和“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表达的则是一个事实。那么,如果承认“知行本是一体“和“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是事实,那么知行合一也是事实 – 一个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一样普通的事实,而不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理想。

广而言之,处理概念过于笼统和不仔细区分事实与意见、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常见弊病。这些弊病导致的后患无穷,这里列举几个:(1)人的理想是被其价值观所指引,而每个人的价值观各不相同,那么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理想当成了宇宙真理,那么所有与他意见相左、行为不合他的价值标准的人就成了邪恶,不配活下去。所以混淆现实和理想会导致不宽容。生活在极权文化中的人尤其容易有这种倾向。(2)事实需要经验的验证,而理想不需要;所以,如果把一些漂浮在空中、没有证据支撑的理想当成事实,它们就可以被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见作随意的发挥。(3)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就会让人对真正的现实视而不见。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直是高大上的理想和吃人的社会现实共存,这不妨碍历代儒家学者们深深陶醉于本门派学说的高明。

第三,王学对朱熹“心外求理”学说的缺陷的反驳同时也是自己的缺陷,即在看重自身道德实践的同时忽略了对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研究。从《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满朝文武因京城一个无由头的谣言而在正午时分(而不是通常的早朝时分)齐聚故宫端午门前等候“午朝”等荒唐事【12】可以看出,晚明士人虽有不少求善的可爱痴气,求真的素质则不足。没有真的善经常会沦为伪善和攻击他人的道德大棒。黄仁宇说: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2】明朝后来的衰败和灭亡也是部分出于同一个原因。

最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够。比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独立思考、判断、行为,不该受到外力的胁迫。反过来,如果连王阳明这样的人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都如此艰难,我们对普通人道德实践中的缺陷没有权利谴责,而只能宽容。这意味着个人应该拥有自由的权利、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社会应该允许多元价值、社会的运行应该使用民主原则、应该用法制来补齐道德实践无法到达的地方。这正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而与极权体制正面冲突。但阳明的学说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证局限在忠、孝、悌等等级关系之中,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没有深刻的讨论,也未能在思想基础上对专制体制和文化形成根本的挑战。

王阳明自己没有过多着力的这个方向在其后继如泰州学派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泰州学派也因此成为被朝廷和正统文化捍卫者敌视和围剿的对象。【13】

王阳明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在于他不把圣贤当作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而是当作自己立身行事的营养。那么后人如我在这里讨论王学的价值和问题,也不该把它当作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而该当作可以滋养当代人的营养。后人从中取哪些、舍哪些,全在各人自己。

杜维明说:“我有时候觉得,你若想找知己,活人中间没有,而传统文化中,则有太多人可以成为知己,而且绝对可以对话。王阳明就可以成为知己。”【14】这也是我读王阳明时的感觉。阳明是与我能发生共鸣的活生生的人,如他的自况“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5】 这话是普通人的口气,说出的是圣哲的道理。不管遭遇的是每日生活中的“一蹶跌”还是整个社会的溃败,我们都可以如阳明那样,掸掸尘土,揉揉痛处,“起来便走”。

9.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https://www.rfi.fr/cn/%E9%A6%96%E9%A1%B5/20100518-%E5%AD%99%E7%AB%8B%E5%B9%B3%EF%BC%9A%E6%9C%80%E5%A4%A7%E7%9A%84%E5%A8%81%E8%83%81-%E4%B8%8D%E6%98%AF%E7%A4%BE%E4%BC%9A%E5%8A%A8%E8%8D%A1%E8%80%8C%E6%98%AF%E7%A4%BE%E4%BC%9A%E6%BA%83%E8%B4%A5

  2. 王阳明,《传习录》,https://www.99csw.com/book/6340/index.htm

  3. 梁启超,《新民说》,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00281&remap=gb

  4. 维基条目:“陶行知”,https://zh.m.wikipedia.org/zh/%E9%99%B6%E8%A1%8C%E7%9F%A5

  5. 秦家懿,《王阳明》,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 15,31,100-101,61,119,203,206页

  6. 陈立胜,“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诠”,《中国哲学》2014年10期

  7. Tolle, E., The Power of Now –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New World Library and Namaste Publishing, 1999

  8. https://www.biography.com/religious-figure/martin-luther

  9. Emerson, R. W., Self Reliance, in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10. James, W.,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6287/16287-h/16287-h.htm. Chapter 5

  11. 陈嘉映,“知行关系”,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6354.html

  1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15年,自序,第七章

  13. 贾乾初,“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中国哲学》2013年05期

  14. 杜维明,“王阳明何以成为知己”,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093.html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解颜:中国社会的溃败与王阳明学说的现代意义(3)

附图:自左上顺时针方向:王阳明,路德,爱默生,托利。

7. 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


上面几节以数理化学习、体育、专业技能等例子说明了知行合一的生活的一些特征。当然,王阳明感兴趣的知行合一的领域不是数理化、体育、或某种专业技能,而是道德实践。

在中文语境中,道德经常指的是一种外在的、靠社会舆论来强迫个人遵守的规范。本文所讨论的道德则严格遵循阳明的理论,指纯由人内心生出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因此一个人进行怎样的道德实践在本质上来说不取决于其社会环境,而纯粹是自己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基于自己内心准则的道德实践很可能会与社会的通行价值标准发生冲突。

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同样遵循上一节中讨论的特征:

首先,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同样需要以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为前提。王阳明到了中年职业危机时才遇到悟道的机缘以及之后其生命大放异彩分别是这个前提的反面和正面例子。

其次,道德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与专业技能的知行合一同样是辛苦的生活。实际上,人在道德实践中比在专业技能等领域可能更难做到知行合一。可以分析几个原因:

(1)从人的天性来看,良好的立身处世原则是逆人的原始天性而行的。比如,《论语》中孔子的这些做人原则:

  • 人不知而不韫

  • 君子不忧不惧

  • 君子固穷

  •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己所不欲,不施于人。


这些话之所以值得被孔子强调、值得被其弟子们记下、也值得一路流传到今天,正是因为其原则与人通常的做事习惯相反。被人误解时心中火起、担忧和恐惧、人穷即志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待人严律己宽 – 这些才是人基于原始天性的自然反应。

多数人更乐于两种生活:第一种是不知的行,如不去质疑自己继承的文化传统、故意避开人生的意义等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些思考太过痛苦。这就是所谓的“难得糊涂” 的 “人生智慧”。第二种是不行的知,如无休止的娱乐。

(2)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的一个必要条件 – 自我意识 – 是不容易获得的能力。阳明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也就是说,致知的重点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知,而是对自己的知,也即自我意识。比如,要做到不忧不惧,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忧和惧的状态、意识到自己有不忧不惧的选择;要做到不贪,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正处在贪的状态。事实是,很多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情绪状态。比如托利在人生的前二十九年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有不焦虑的选择。

(3)现实社会不鼓励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是极权式的等级社会,其文化是高度适应于这种极权结构的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每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居高临下的强迫式教育,靠的是教育者(父母、老师、政权等)的强势地位;以宣扬因果报应等方式对被教育者的恐吓;以立贞节牌坊、宣扬二十四孝、雷锋等道德典范等方式对大众的心理操纵。这些都是靠外在权力的强迫,而不是出自被教育者内心的自愿。结果是,年轻人的行不是靠自己的良知而行,而是在父母的期待、同伴的压力和社会的胁迫之下的被迫而行。皇帝不鼓励、也不信任大臣的独立判断;上级不鼓励、也不信任下级的独立判断;父母不鼓励、也不信任孩子的独立判断。没有独立判断,人的行就是被他人驱使,就谈不上什么知行合一。教练不能下场替球员打球是常识,永远要手把手教学的教练也不可能教出优秀的运动员,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教练下场替球员打球、教育者手把手操纵被教育者的文化。其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处在不知有自我、或不愿有自我、或不能有自我的状态。

与中国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给个人以更多的独立判断、独立行为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产生更好的民德。但即使如此,使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来驾驭生命航程仍然艰难。这从托利的经历和爱默生的文章都可见一斑。

(4)普通人缺乏有利于深知的学习方式。立身行事和道德实践的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身教,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正人君子的学习榜样。如果在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周围的所有人都是被原始天性所驱使,他在长大成人之后也很难逃出同样的追求模式。

这些都是堵在人的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之路上的巨大绊脚石。所以一个人要想“致良知”,即把良知从遥远而模糊的向往转化为每日生活中立身行事的准则,是极为艰难的事。戒烟戒酒的人要克服每天准时袭来的酒瘾和烟瘾,需要被一种愿意回归清醒而健康的生活的强大意志牵引;运动员每天刻苦训练、注意饮食、严守作息,需要被一种渴望优秀、渴望伟大的价值观牵引;同样,“致良知”也需要强大的价值观和意志力的牵引。这就是阳明经常强调的“立志”。一个有志于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生活的人需要意识到良知是比原始天性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没有强大的价值观和意志力,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无从谈起。

最后,道德实践的知行合一与专业技能的知行合一一样也是有方向的生活。比如,普通人每日的生活是被各种诱惑牵引、在各种挫折和打击中沉浮、在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中度日如年。阳明的做法则是把遭遇的每个诱惑和打击与做的每件事都作为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的机会:

“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无处)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 【5】

“有属官怨说,簿书讼狱的繁事也累学。阳明闻之,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冗,随意苟且断之。” 【5】

如果人可以把遇到的所有的遭遇、做的所有的事都作为“切磋砥砺”的机会,他就能不断提升自己,他对“良知”的理解也就如一位优秀的球星对其运动的理解,从见闻之知变成能在生活的每个场景中都能指导自己行为的深知。

可以从阳明与弟子陆澄的一段对话中来看被原始天性驱使的生活与被良知牵引的生活的不同:【2】

“(陆澄)来书云:‘昔周茂叔(周敦颐)每令伯淳(程顥;周的弟子)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大致是闷闷不乐之意),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阳明答)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人的原始天性的满足要靠追求外界事物来获得,所以得到的是会被外界事物的变迁牵制的 “七情之乐”。比如,如果一个人最在意的是别人的眼光,其情绪就会随着这些眼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如果每天最关心的是新闻,其情绪就会跟着新闻忽悲忽喜。所以七情之乐是脆弱的、容易“忧苦迷弃”的乐。

被内在天性或良知牵引的生活通向“真乐”;这是世间的荣辱更难以动摇的乐。比如,上述对话中提到的颜子之乐是儒学中著名的佳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样的乐不是喜出望外那样的大起大落的情感,而更多是一种平安、满足、“不忧不惧”的温和。

但是,良知如田间的禾苗,远没有原始天性的野草那样生命力旺盛、野蛮生长。人需要一生的努力去逐步发现、确认、彰显它。阳明“致良知”的“致”字包涵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逐步发现和培养的过程。

在生活一帆风顺时,七情之乐足够丰盛,多数人不会感觉到“真乐”对自己的必要。但在人生被抛入低谷时,七情之乐无处可寻,对“真乐”的渴求便大大增加。在这种张力之下,如龙场悟道那样的把自己的良知从见闻之知转变为觉知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

8. 王阳明和知行合一说的现代意义


阳明的龙场悟道发生于其职业生涯的最低点,但正是那样的处境激发出了其生命的异彩。俗话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人在绝境之中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勇气和精神上的觉醒。

对于能与阳明有所共鸣的后人,生于溃败的时代固然不是什么美妙的事,但既然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或许可以“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把它看作是激发出自己生命力的契机。

王阳明发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和爱默生的“说出你心中最深沉的信念,它就是宇宙的真理”是同样的内容。人自己的心中即拥有了所有的判断力和行动力的源泉,所以没有必要将思考和行为的主权让与他人,这就是自由。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所以普世价值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自然推论,而王学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普世价值的土壤。一个人如果愿意成长自己的良知,就能在精神上独立于他人、独立于社会、独立于其时代;不管是风暴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他都可以在心中找到自己的锚。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阳明那里受益。阳明的学说不是大洋洲地理学或热带植物学那样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是必须要在行中体会的提升自己生活的实践,因此学习者的一个必备条件是如小学生做数学家庭作业那样的主动参与。秦家懿说:“不致良知,不由体验处入手,不‘体认’他的真处,也不会明白他的思想。”【5】

当代人或许没有必要全盘接受王阳明的学说。这里列举几个在我看来的王学的可以改进之处:

首先,逻辑推理的严密程度有限,对许多概念的处理过于笼统。比如,阳明认为知行本是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意思是知就一定可以行。但他又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那么,如果有知,但没有到“真切笃实处”,就行不出来。这两句话互相矛盾。

事实上,在许多场合,知和行是很难合一的。比如,对当代人而言,每日从媒体上涌来的新闻、娱乐、朋友圈中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不能行的知,而从文化传统中潜移默化来的价值观和行事习惯绝大部分是不知的行。陈嘉映的“知行关系”一文【11】对此有细致的分析。

不必苛求没有讲究严密逻辑的习惯的古人,但是对有志于体行或改进阳明学说的当代人而言,追求逻辑的严密是有必要的。

其次,不注意现实与理想、事实与意见、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比如,“知行合一”表达的是一个倡议,或一种理想;理想表述的是现实中不存在,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在各种机缘齐备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知行本是一体”和“未有知而不能行者”表达的则是一个事实。那么,如果承认“知行本是一体“和“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是事实,那么知行合一也是事实 – 一个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一样普通的事实,而不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理想。

广而言之,处理概念过于笼统和不仔细区分事实与意见、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常见弊病。这些弊病导致的后患无穷,这里列举几个:(1)人的理想是被其价值观所指引,而每个人的价值观各不相同,那么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理想当成了宇宙真理,那么所有与他意见相左、行为不合他的价值标准的人就成了邪恶,不配活下去。所以混淆现实和理想会导致不宽容。生活在极权文化中的人尤其容易有这种倾向。(2)事实需要经验的验证,而理想不需要;所以,如果把一些漂浮在空中、没有证据支撑的理想当成事实,它们就可以被许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见作随意的发挥。(3)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就会让人对真正的现实视而不见。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直是高大上的理想和吃人的社会现实共存,这不妨碍历代儒家学者们深深陶醉于本门派学说的高明。

第三,王学对朱熹“心外求理”学说的缺陷的反驳同时也是自己的缺陷,即在看重自身道德实践的同时忽略了对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研究。从《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满朝文武因京城一个无由头的谣言而在正午时分(而不是通常的早朝时分)齐聚故宫端午门前等候“午朝”等荒唐事【12】可以看出,晚明士人虽有不少求善的可爱痴气,求真的素质则不足。没有真的善经常会沦为伪善和攻击他人的道德大棒。黄仁宇说: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2】明朝后来的衰败和灭亡也是部分出于同一个原因。

最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够。比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意味着一个人可以独立思考、判断、行为,不该受到外力的胁迫。反过来,如果连王阳明这样的人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都如此艰难,我们对普通人道德实践中的缺陷没有权利谴责,而只能宽容。这意味着个人应该拥有自由的权利、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社会应该允许多元价值、社会的运行应该使用民主原则、应该用法制来补齐道德实践无法到达的地方。这正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而与极权体制正面冲突。但阳明的学说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证局限在忠、孝、悌等等级关系之中,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没有深刻的讨论,也未能在思想基础上对专制体制和文化形成根本的挑战。

王阳明自己没有过多着力的这个方向在其后继如泰州学派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泰州学派也因此成为被朝廷和正统文化捍卫者敌视和围剿的对象。【13】

王阳明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在于他不把圣贤当作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而是当作自己立身行事的营养。那么后人如我在这里讨论王学的价值和问题,也不该把它当作高高在上的冰冷的牌位,而该当作可以滋养当代人的营养。后人从中取哪些、舍哪些,全在各人自己。

杜维明说:“我有时候觉得,你若想找知己,活人中间没有,而传统文化中,则有太多人可以成为知己,而且绝对可以对话。王阳明就可以成为知己。”【14】这也是我读王阳明时的感觉。阳明是与我能发生共鸣的活生生的人,如他的自况“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5】 这话是普通人的口气,说出的是圣哲的道理。不管遭遇的是每日生活中的“一蹶跌”还是整个社会的溃败,我们都可以如阳明那样,掸掸尘土,揉揉痛处,“起来便走”。

9.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https://www.rfi.fr/cn/%E9%A6%96%E9%A1%B5/20100518-%E5%AD%99%E7%AB%8B%E5%B9%B3%EF%BC%9A%E6%9C%80%E5%A4%A7%E7%9A%84%E5%A8%81%E8%83%81-%E4%B8%8D%E6%98%AF%E7%A4%BE%E4%BC%9A%E5%8A%A8%E8%8D%A1%E8%80%8C%E6%98%AF%E7%A4%BE%E4%BC%9A%E6%BA%83%E8%B4%A5

  2. 王阳明,《传习录》,https://www.99csw.com/book/6340/index.htm

  3. 梁启超,《新民说》,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00281&remap=gb

  4. 维基条目:“陶行知”,https://zh.m.wikipedia.org/zh/%E9%99%B6%E8%A1%8C%E7%9F%A5

  5. 秦家懿,《王阳明》,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 15,31,100-101,61,119,203,206页

  6. 陈立胜,“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诠”,《中国哲学》2014年10期

  7. Tolle, E., The Power of Now –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New World Library and Namaste Publishing, 1999

  8. https://www.biography.com/religious-figure/martin-luther

  9. Emerson, R. W., Self Reliance, in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Modern Library, 2000.

  10. James, W.,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6287/16287-h/16287-h.htm. Chapter 5

  11. 陈嘉映,“知行关系”,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6354.html

  12.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15年,自序,第七章

  13. 贾乾初,“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中国哲学》2013年05期

  14. 杜维明,“王阳明何以成为知己”,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70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