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说说“东升西降”

说说 东升西降


字义上也就是地理上的西与东,于拙文无意义。所谓西,指的是大航海以来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上的文明形态。所谓东,内核仍是恪守传统的专制权力架构及其文化。西,成为世界文明主流或一流文明,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儿,仰仗的是工业革命,贸易全球化,科技崛起、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这几大内容。其中,生产力的大提升带来的巨大物理变化,便是顽固的守旧人物也得买账。

然而,新的文明主流被人为地拔高,亦是不争的事实。突出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扩张,无情地讽刺了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冷战结束后又冒出了一股乐观主义思潮,“历史终结论”是其代表之一。这号标题本身就有违常识,偏生有市场,终于被红朝“崛起”打了脸,也就难怪红朝敢于提出“东升西降”。

相当程度和范围的“西降”,已是必然,由这几点决定。

一,从理论上说,人类既发展出了文明,也就不容自身退回动物世界。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有了羞耻感,指的就是这情况。悖论出来了。灵的张力总想着超脱肉的引力,可是离了肉,灵便没了依存之处。更重要是,灵的张力也就是想象力可以无限,无限便意味着文明扩张无止境,他的别名也可以是无休止的疲于奔命。毫无疑问,制动装置和调整方向十分重要。

二,现实便是如此。一部文明史,实际就是一部不停地化解问题史。往往,化解了一个旧问题,出来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甚至多个新问题。其显著表现,便是生活中解决了一个诉求,新的诉求接踵而至。常见的生活例子是,男女只要成了亲密关系,解决了生理诉求,还有物质诉求与心灵诉求,物质诉求会涉及到七大姑八大姨,心灵诉求则不免呵护多了不行,呵护少了也不行,总之是事儿没个完,只有伸了腿烦心事才算完。家事如此,国事亦不例外。然而,家事的当事人可以忍让,化大事为小事,国事的统治者可没有此耐心和包容心。高压和快刀斩乱麻,是他们常用的方法,因为这样才有效,还能增加快感。

三,所以,国家强权时代决定了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不宜只从字义上去理解。今天,要否定已成文明绊脚石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仍任重道远,一流二流三流文明只能和平共存。而这个和平共存,又属于对悖论的屈从。例如,邪恶政权是敢于发出核战威胁的,正常国家却不可以据此而先发制人,那变成了带头反人类。可是只要变异成了事实上的退让和缓靖,流氓就会更加猖獗。事实上,和理非对俄国不管用,对各类基地组织和犯罪国家就更不管用了。

四,现代文明扩张走向了盲目与无序,已不容忽视。不能不说,一流文明对此不可推卸责任,因为二流文明三流文明尚无此能量。今天的技术权能与科学精神,文明追求的渐行渐远。绝不是小问题。依得技术权能被盲目推崇,它势必反噬推崇者。例如,当男人女人的理想情人被技术依需求成批地复制出来,人生苦短的男女还有必要寻觅梦中情人吗?如果后代日后也从生产线上批量出来,那么不但爱情而且亲情都将成为多余。一个没了爱情和亲情的文明,再多的哲学逻辑、艺术器物等等,究有何用?也许,这是文明冲出地球的必由之路,非如此人便告别不了动物属性。但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文明扩张已走向了颠覆自身?

五,笔者难以相信这样的颠覆符合文明方向,果然如此,现时文明方向便必要调整。否则,普世价值将空转,专制仍有大市场,恐怖主义不会投降。很简单,这样的文明,不值得爱。如果社会群体又生活在极权暴政之下,那么还有几个人的生命有意义?但是,“西降”不等于“东升”。可能“西降”反倒是“东升”的催命符。红朝的国师们是否注意到了下列问题?

一,陆权时代供赤裸裸暴力专制的地理制约已不复存在。那种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权力架构呈金字塔式。塔尖上盘踞着世袭奴隶主,塔身遍布滴血的屠刀和无良文人的歌功颂德,塔的基座是牛马般众生。权利可以自上而下直通战马到达之地,奴隶们逃不出“海角天涯”这个权利世界边际。

二,海权时代不一样了,权利组合或多了新成分,便是工商业既得利益阶层和无需官俸的知识精英。他们中很多人未必瞧得起政治后裔,可是参与了政治权力,既惹不起国家暴力机器,为了自身利益也就只能同流合污。所以,海权较之陆权,不是性质变了,而是形态变了,内容变了,手法变了。国土之内,强权行使基本上仍是自上而下。国土之外,成了波浪状向四周辐射影响力的新模式。此模式优于金字塔般垂直状旧模式,在于范围广,后劲足。专制败于民主代议制,根本原因在此。

三,空权其实可视为海权由蛹化蝶,影响更加深远。其历史不过六十年,发端于半导体技术,时下仍在大扩张,前景不可限量。它告诉世人,陆地已毫不神秘,海洋也就那么大,真正无边无际的是天空。思维思想上一个有趣现象出来了:陆权、海权皆有边际,跃跃欲试的野心家也就多,因为通过努力可望到达人间权力顶峰。空权既无边际,不容野心家不止步。未来的时代,人权可望不败不倒,不能不说,与权力的扩张欲望撞上了更大的天花板相关。

四,今天的新迷惘,背后将是又一轮大反思。事关文明存亡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比方说经济,每个经济形态的发展皆有个上限,也必须如此。文明演进到了今天,已不是生产力不足以养活人的问题,而是脆弱人权下乃至不复人权下的分配问题。今日东西朝鲜是两个鲜明的极端例子。东朝鲜拒绝现代生产力,西朝鲜拥抱现代生产力,却不许妄议分配。东朝鲜注定了贫穷已无需论证,西朝鲜则是无论蛋糕做得多大,有资格富的只是钦定的一部分人。而它真有那个能耐让蛋糕越做越大吗?实际上它自己也知道,是金融资本主义救了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可以长期“哥俩”好,孰料红二代权贵利令智昏。但这是空权时代不能允许的,因为分赃满好,独吞可不行。

五,并且空权时代的前面将是人权时代。此非政治正确和道义感召,而是时势比人强。希望这个星球文明存活下去与发展,应是人的共性和共相。且不去谈技术权能日后是魔鬼还是天使,今天的人身安全问题,已压倒了人身自由问题,决非危言耸闻。此次武汉病毒的威风凛凛,见证了单个人的渺小与可怜。这样的时代欲使人的基本尊严留存,比较靠谱的手段还只能是民主与人权。

六,“西降”的现实依据就在这里:三百年来,由欧风美雨打造的文明列车,一直是提速再提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它的首次大翻车。共产主义蔓延,差点儿导致它脱轨。今日红朝的咄咄逼人,明显出来了追尾的危险。当然,它仍旧强势,仍旧后劲空前。但是,它需要对动力装置和制动装置作大检修乃至更新,也将时势不由人。它的优势在于,它的朝野不会甘心由一流文明降为二流文明。此次俄乌战争已反映了这一点。无妨说,今日美西基本民意可以接受安全规则一时高于自由诉求,但要他们从此交出自由诉求,他们将不惜一战,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其实质乃是人应该什么样儿?此为一流文明,与二三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以“西降”的实质乃是一边纠错一边调整方向。进一步说,半年来墙内常见一种声音,中国必要支持俄罗斯,因为美西收拾了俄罗斯,就会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此种声音或多或少反映了权贵们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隐忧,美帝调整步伐后,红朝就不是“东升”了,而是噩梦了。

七,“西降”作为学术课题,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由红朝说出来,味儿全变。说白了,它就是阿Q看赵老太爷的心态,白日里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嫉妒恨,夜里是梦见自己一统未庄的大快感。它未必乐意把“老子祖上也阔过”挂在嘴边,而一旦时势有了变化,他便盼着赵老太爷马上暴毙,以便取而代之。《阿Q正传》里,鲁迅不曾这样描写,但我认为这样写符合阿Q性格的发展。问题在于,赵老太爷会静待阿甘手持钢鞭将他打吗?

八,其实对于明眼人而言,中国大检修和调整方向的任务要比美西更紧迫。只一个让中国成为正常国家,解决多数民生的困苦问题,就少不得一代人时间。不要指望当权者做如此行,但各界精英总该有人展望不但改政体而且改国体的未来趋势,因为陆权、海权、空权、人权的时代皆需要相适应的权力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实、是争相犯罪,乐此不疲。至于“义和团”和“阿Q”,笔者敢说他们听不懂这号语言。
结语。

劣币驱逐良币,野蛮打败文明,乃常见事儿,但也基本上是同处陆权时代的事儿。天时、地利、谋略、战技术,是决定性因素。海权、空权时代,斗争方已表现为二三流文明挑战一流文明,决定胜负的要素已是内力内功,也就是倍增的生产力和培育新生产力的大气候,只有这个新的盾,才能抗住旧的矛。当然这仍是悖论,因为矛与盾永远是个水涨船高的关系。

进一步说,文明要素其实简单。生活被演绎得复杂和精彩,来自欲望发酵成了强权的兴风作浪,首推不受制约的强人野心自来就是测不准。既然权利才是人世间的万有引力,那么提升绝大多数人命运的希望,乃是不断地改造和改变权力架构。
不妨重复几点。

陆权硬件乃是滴血的屠刀,软件则是服务于现状的正统文化,多数情况下劝善戒恶的种种教义皆属于对霸道王权的小骂大帮忙。外儒内法是中国的表现。从一个方面看,它们与生产力低下的农牧业经济相适应,小民本应有的基本权利往往需要让渡给生存第一。从另一个方面看,作为文明尚处于少年时的无力、无奈,百般诅咒它并不对,但今天文明已进入青年,仍欣赏这个“悠久历史”更加不对。很简单,文明已经回不去少年也不应该回去少年了。如同一个人一样,你必须面对现实去选择,去谋生,去承受种种磨难。如果你的命运不如你的意,甚或悲惨,原因也只能是大环境与自身的素质,回头看不能成为理由。

海权来自自由、民主、人权诉求对现实环境制约的突破。新的工商业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与专门人才,需要资本作为强有力杠杆,遂造就了新的利益阶层,权力架构被迫接纳了新成份,连锁反应下,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又刺激了文化创意与科技崛起。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贫苦平民生存状况的改善,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基础,是海权击败陆权的内力保证。不承认人权的社会主义败于承认人权的资本主义,不是偶然,已然常识。

现阶段的空权,治理社会的硬件,基本上仍处在陆权、海权阶段,是因民族主义、国家主权仍巍然不动,刺刀也就仍旧寒光闪闪。此情况并不限于几个新轴心国家,是二三流文明共相。实权的深刻意义在明天后天。但即便今天,其数字网络技术也不可抗拒。它送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与知识大爆炸,是幸事也是憾事。幸事是自由的互联网上,强权再也不能装神弄鬼。憾事是认知是个圆,圆和周长皆可无限,认知越多越无知。无论信息如何畅通,生活如何方便,仍被掌控在强权的手掌心里,它掌控的手段可以把人变形为卑贱的甲壳虫。面对新的迷惘、新的技术权能,是要自由呢还是要安全,是个大问题。这问题必要解决,是为文明的使命或宿命。

只有普遍的切实人权才可望降低这个大问题的副作用,当然这问题又与经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依靠王权专制及其官僚阶层,陆权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依靠大资本新贵与国家联姻,带来的文明盲目又无序扩张,无异于文明饮鸩止渴。今日凡工商业化高的国家,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直至下降,何尝不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态的强制性回归平衡。而空权如果演变成为对海权的变本加厉的无序扩张,人权流为空转,那么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观测,不免回到十八九世纪的豪情时代,豪情换来重重打脸。

今日世界,一流文明的美西方已注意到了此问题,这不算高明,它们的纠错机制才值得称道。因为它包含了原则问题上放弃绥靖主义,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强信号。已沦为二流文明的中国,理论上当然仍有奋起可能,但未必是这一代人。作为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同时,使命乃是促成这块土地尽快地走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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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说说“东升西降”

说说 东升西降


字义上也就是地理上的西与东,于拙文无意义。所谓西,指的是大航海以来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上的文明形态。所谓东,内核仍是恪守传统的专制权力架构及其文化。西,成为世界文明主流或一流文明,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儿,仰仗的是工业革命,贸易全球化,科技崛起、自由、民主、人权理念这几大内容。其中,生产力的大提升带来的巨大物理变化,便是顽固的守旧人物也得买账。

然而,新的文明主流被人为地拔高,亦是不争的事实。突出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扩张,无情地讽刺了十八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冷战结束后又冒出了一股乐观主义思潮,“历史终结论”是其代表之一。这号标题本身就有违常识,偏生有市场,终于被红朝“崛起”打了脸,也就难怪红朝敢于提出“东升西降”。

相当程度和范围的“西降”,已是必然,由这几点决定。

一,从理论上说,人类既发展出了文明,也就不容自身退回动物世界。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有了羞耻感,指的就是这情况。悖论出来了。灵的张力总想着超脱肉的引力,可是离了肉,灵便没了依存之处。更重要是,灵的张力也就是想象力可以无限,无限便意味着文明扩张无止境,他的别名也可以是无休止的疲于奔命。毫无疑问,制动装置和调整方向十分重要。

二,现实便是如此。一部文明史,实际就是一部不停地化解问题史。往往,化解了一个旧问题,出来了不止一个而是两个甚至多个新问题。其显著表现,便是生活中解决了一个诉求,新的诉求接踵而至。常见的生活例子是,男女只要成了亲密关系,解决了生理诉求,还有物质诉求与心灵诉求,物质诉求会涉及到七大姑八大姨,心灵诉求则不免呵护多了不行,呵护少了也不行,总之是事儿没个完,只有伸了腿烦心事才算完。家事如此,国事亦不例外。然而,家事的当事人可以忍让,化大事为小事,国事的统治者可没有此耐心和包容心。高压和快刀斩乱麻,是他们常用的方法,因为这样才有效,还能增加快感。

三,所以,国家强权时代决定了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不宜只从字义上去理解。今天,要否定已成文明绊脚石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仍任重道远,一流二流三流文明只能和平共存。而这个和平共存,又属于对悖论的屈从。例如,邪恶政权是敢于发出核战威胁的,正常国家却不可以据此而先发制人,那变成了带头反人类。可是只要变异成了事实上的退让和缓靖,流氓就会更加猖獗。事实上,和理非对俄国不管用,对各类基地组织和犯罪国家就更不管用了。

四,现代文明扩张走向了盲目与无序,已不容忽视。不能不说,一流文明对此不可推卸责任,因为二流文明三流文明尚无此能量。今天的技术权能与科学精神,文明追求的渐行渐远。绝不是小问题。依得技术权能被盲目推崇,它势必反噬推崇者。例如,当男人女人的理想情人被技术依需求成批地复制出来,人生苦短的男女还有必要寻觅梦中情人吗?如果后代日后也从生产线上批量出来,那么不但爱情而且亲情都将成为多余。一个没了爱情和亲情的文明,再多的哲学逻辑、艺术器物等等,究有何用?也许,这是文明冲出地球的必由之路,非如此人便告别不了动物属性。但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文明扩张已走向了颠覆自身?

五,笔者难以相信这样的颠覆符合文明方向,果然如此,现时文明方向便必要调整。否则,普世价值将空转,专制仍有大市场,恐怖主义不会投降。很简单,这样的文明,不值得爱。如果社会群体又生活在极权暴政之下,那么还有几个人的生命有意义?但是,“西降”不等于“东升”。可能“西降”反倒是“东升”的催命符。红朝的国师们是否注意到了下列问题?

一,陆权时代供赤裸裸暴力专制的地理制约已不复存在。那种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权力架构呈金字塔式。塔尖上盘踞着世袭奴隶主,塔身遍布滴血的屠刀和无良文人的歌功颂德,塔的基座是牛马般众生。权利可以自上而下直通战马到达之地,奴隶们逃不出“海角天涯”这个权利世界边际。

二,海权时代不一样了,权利组合或多了新成分,便是工商业既得利益阶层和无需官俸的知识精英。他们中很多人未必瞧得起政治后裔,可是参与了政治权力,既惹不起国家暴力机器,为了自身利益也就只能同流合污。所以,海权较之陆权,不是性质变了,而是形态变了,内容变了,手法变了。国土之内,强权行使基本上仍是自上而下。国土之外,成了波浪状向四周辐射影响力的新模式。此模式优于金字塔般垂直状旧模式,在于范围广,后劲足。专制败于民主代议制,根本原因在此。

三,空权其实可视为海权由蛹化蝶,影响更加深远。其历史不过六十年,发端于半导体技术,时下仍在大扩张,前景不可限量。它告诉世人,陆地已毫不神秘,海洋也就那么大,真正无边无际的是天空。思维思想上一个有趣现象出来了:陆权、海权皆有边际,跃跃欲试的野心家也就多,因为通过努力可望到达人间权力顶峰。空权既无边际,不容野心家不止步。未来的时代,人权可望不败不倒,不能不说,与权力的扩张欲望撞上了更大的天花板相关。

四,今天的新迷惘,背后将是又一轮大反思。事关文明存亡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比方说经济,每个经济形态的发展皆有个上限,也必须如此。文明演进到了今天,已不是生产力不足以养活人的问题,而是脆弱人权下乃至不复人权下的分配问题。今日东西朝鲜是两个鲜明的极端例子。东朝鲜拒绝现代生产力,西朝鲜拥抱现代生产力,却不许妄议分配。东朝鲜注定了贫穷已无需论证,西朝鲜则是无论蛋糕做得多大,有资格富的只是钦定的一部分人。而它真有那个能耐让蛋糕越做越大吗?实际上它自己也知道,是金融资本主义救了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可以长期“哥俩”好,孰料红二代权贵利令智昏。但这是空权时代不能允许的,因为分赃满好,独吞可不行。

五,并且空权时代的前面将是人权时代。此非政治正确和道义感召,而是时势比人强。希望这个星球文明存活下去与发展,应是人的共性和共相。且不去谈技术权能日后是魔鬼还是天使,今天的人身安全问题,已压倒了人身自由问题,决非危言耸闻。此次武汉病毒的威风凛凛,见证了单个人的渺小与可怜。这样的时代欲使人的基本尊严留存,比较靠谱的手段还只能是民主与人权。

六,“西降”的现实依据就在这里:三百年来,由欧风美雨打造的文明列车,一直是提速再提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它的首次大翻车。共产主义蔓延,差点儿导致它脱轨。今日红朝的咄咄逼人,明显出来了追尾的危险。当然,它仍旧强势,仍旧后劲空前。但是,它需要对动力装置和制动装置作大检修乃至更新,也将时势不由人。它的优势在于,它的朝野不会甘心由一流文明降为二流文明。此次俄乌战争已反映了这一点。无妨说,今日美西基本民意可以接受安全规则一时高于自由诉求,但要他们从此交出自由诉求,他们将不惜一战,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其实质乃是人应该什么样儿?此为一流文明,与二三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以“西降”的实质乃是一边纠错一边调整方向。进一步说,半年来墙内常见一种声音,中国必要支持俄罗斯,因为美西收拾了俄罗斯,就会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此种声音或多或少反映了权贵们和既得利益阶层的隐忧,美帝调整步伐后,红朝就不是“东升”了,而是噩梦了。

七,“西降”作为学术课题,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但由红朝说出来,味儿全变。说白了,它就是阿Q看赵老太爷的心态,白日里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嫉妒恨,夜里是梦见自己一统未庄的大快感。它未必乐意把“老子祖上也阔过”挂在嘴边,而一旦时势有了变化,他便盼着赵老太爷马上暴毙,以便取而代之。《阿Q正传》里,鲁迅不曾这样描写,但我认为这样写符合阿Q性格的发展。问题在于,赵老太爷会静待阿甘手持钢鞭将他打吗?

八,其实对于明眼人而言,中国大检修和调整方向的任务要比美西更紧迫。只一个让中国成为正常国家,解决多数民生的困苦问题,就少不得一代人时间。不要指望当权者做如此行,但各界精英总该有人展望不但改政体而且改国体的未来趋势,因为陆权、海权、空权、人权的时代皆需要相适应的权力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实、是争相犯罪,乐此不疲。至于“义和团”和“阿Q”,笔者敢说他们听不懂这号语言。
结语。

劣币驱逐良币,野蛮打败文明,乃常见事儿,但也基本上是同处陆权时代的事儿。天时、地利、谋略、战技术,是决定性因素。海权、空权时代,斗争方已表现为二三流文明挑战一流文明,决定胜负的要素已是内力内功,也就是倍增的生产力和培育新生产力的大气候,只有这个新的盾,才能抗住旧的矛。当然这仍是悖论,因为矛与盾永远是个水涨船高的关系。

进一步说,文明要素其实简单。生活被演绎得复杂和精彩,来自欲望发酵成了强权的兴风作浪,首推不受制约的强人野心自来就是测不准。既然权利才是人世间的万有引力,那么提升绝大多数人命运的希望,乃是不断地改造和改变权力架构。
不妨重复几点。

陆权硬件乃是滴血的屠刀,软件则是服务于现状的正统文化,多数情况下劝善戒恶的种种教义皆属于对霸道王权的小骂大帮忙。外儒内法是中国的表现。从一个方面看,它们与生产力低下的农牧业经济相适应,小民本应有的基本权利往往需要让渡给生存第一。从另一个方面看,作为文明尚处于少年时的无力、无奈,百般诅咒它并不对,但今天文明已进入青年,仍欣赏这个“悠久历史”更加不对。很简单,文明已经回不去少年也不应该回去少年了。如同一个人一样,你必须面对现实去选择,去谋生,去承受种种磨难。如果你的命运不如你的意,甚或悲惨,原因也只能是大环境与自身的素质,回头看不能成为理由。

海权来自自由、民主、人权诉求对现实环境制约的突破。新的工商业经济需要专业知识与专门人才,需要资本作为强有力杠杆,遂造就了新的利益阶层,权力架构被迫接纳了新成份,连锁反应下,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又刺激了文化创意与科技崛起。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贫苦平民生存状况的改善,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基础,是海权击败陆权的内力保证。不承认人权的社会主义败于承认人权的资本主义,不是偶然,已然常识。

现阶段的空权,治理社会的硬件,基本上仍处在陆权、海权阶段,是因民族主义、国家主权仍巍然不动,刺刀也就仍旧寒光闪闪。此情况并不限于几个新轴心国家,是二三流文明共相。实权的深刻意义在明天后天。但即便今天,其数字网络技术也不可抗拒。它送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与知识大爆炸,是幸事也是憾事。幸事是自由的互联网上,强权再也不能装神弄鬼。憾事是认知是个圆,圆和周长皆可无限,认知越多越无知。无论信息如何畅通,生活如何方便,仍被掌控在强权的手掌心里,它掌控的手段可以把人变形为卑贱的甲壳虫。面对新的迷惘、新的技术权能,是要自由呢还是要安全,是个大问题。这问题必要解决,是为文明的使命或宿命。

只有普遍的切实人权才可望降低这个大问题的副作用,当然这问题又与经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依靠王权专制及其官僚阶层,陆权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依靠大资本新贵与国家联姻,带来的文明盲目又无序扩张,无异于文明饮鸩止渴。今日凡工商业化高的国家,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直至下降,何尝不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态的强制性回归平衡。而空权如果演变成为对海权的变本加厉的无序扩张,人权流为空转,那么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观测,不免回到十八九世纪的豪情时代,豪情换来重重打脸。

今日世界,一流文明的美西方已注意到了此问题,这不算高明,它们的纠错机制才值得称道。因为它包含了原则问题上放弃绥靖主义,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强信号。已沦为二流文明的中国,理论上当然仍有奋起可能,但未必是这一代人。作为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的同时,使命乃是促成这块土地尽快地走上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