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新冠疫情蔓延三年来，封控在中国成为家常便饭，也成为中共紧缩言论自由的藉口。不过，新疆乌鲁木齐11月底的一场大火，导致十人丧命后，意外促成了群众团结起来挑战国家审查机器。分析人士指出，在今年数起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机器加大力道，管控反政府言论，然而随着新平台、新科技的出现，中国网民总是能找出突破审查的方法。
全球防疫三年后，多数国家已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中国今年却仍受困于反覆的封城。


清零惹民怨 中共审查机器加大维稳力道

随着封控而来的次生灾害夺走一条条无辜人命，引发民怨闷烧，终于酿成以反对“清零政策”为诉求的“白纸革命”，中国民众除了上街举白纸抗议外，还“翻墙”在推特等海外社媒平台上同步高喊“习近平下台”。不过，在国家审查机器的监控下，这些代表人民真实声音的批评声浪在中国的“网路防火墙”内，都被一一噤声。

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动辄封城的“清零政策”，让中国人民早已怒火中烧，因此，网上种种针对防疫失策的批评，都是中共审查机器这一年来锁定的目标。

不过，王松莲说，中国审查制度呈现出的是官民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虽然中共利用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所进行的审查、监视、惩罚的能力逐年增强，让中国民众越来越难以自由流通信息，但有时中国网民间爆量的信息，却反过头来淹没审查机制，让官方防不胜防。

王松莲：审查机制无法扼杀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

王松莲告诉美国之音：“普通的民众在越来越难去传播信息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地方、或是有一些信息、或者是有一些事件，他们还是会继续去传播。所以无论你（中共）是如何去收紧（言论自由），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堵住普通中国人对于一些基本的自由的向往，我觉得这一个是未来几年的展望。”

中共审查言论的尺度越收越紧，自由表达意见在中国已是一种奢求，不过，“白纸革命”透过网络串连的兴起却再次证明，中共的思想审查和洗脑式的大内宣无法真正入脑入心。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今年发生数起重大事件中，包括上海封城、习近平连任、江泽民逝世，都可以看到中共加强言论管控的迹象，尤其是对官方“动态清零”政策的大力捍卫。

黄兆年说：“中共当局在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采取审查或是带风向的做法，让人民不要去谈论一些敏感的东西，同时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对于媒体和网路的控制，它（中共）真正的逻辑是在于打压这些‘协调财’，让人民在关键时刻没办法有效地沟通协调，组织成集体的行动，也就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所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稳。”

黄兆年表示，“协调财”指的是，民众可以通过媒体和网路等场域，表达意见，并进行公共讨论，来降低群体沟通协调的成本，以形塑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不过，在一党独大的中国，所有决策只须从上至下地贯彻，没有参酌民意的空间，若有反弹的民意，当然不仅不见彰显，反而还会被压制下来。

多位观察人士说，这一年来，中共的审查机器在诸多民怨抗议事件中，强力压制和干预民意的痕迹凿凿。

从四月之声到白纸革命

以上海疫情为例，上海于3月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性感染后，地方政府随即铁腕展开分区分批封控。随后，微信公众号“永远的草莓园”上传一支名为《四月之声》的6分钟短片，汇集上海封控期间各种防疫弊端的录音，尽管短片很快遭禁下架，却已在社媒与私人群组间疯传。观察人士说，上海官方不因此反省不人道的防疫措施，反而率先查禁言论，只会更惹怒民怨。

中共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大会期间，也是审查机制火力全开的时候。

中共10月中旬召开二十大通过习近平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前，笔名“彭载舟”的抗议者于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悬挂两条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他的抗议标语伴随桥上燃烧物冒出的浓烟，在熙来攘往的北京街头格外引人注意。

观察人士说，彭载舟被捕后，北京当局开始招聘“看桥员”，24小时在桥上站岗，以防类似抗议再起。相关影片和贴文在社媒上则迅速遭到删帖，而“北京”、“勇士”、“四通桥”、“海淀”等字眼也被列为禁搜词汇。不过，部分中国网民转而利用iPhone的Air Drop功能，互相匿名于公共场所推送四通桥的标语内容，迫使当局一度要求苹果公司限缩Air Drop功能。

至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大火在其他中国城市所引发的后续民情激愤，观察人士说，当然也逃不过中共审查机制的天网。

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高楼11月24日发生火灾时，住户因被封控反锁，逃生无门。根据官方统计，这场大火最后造成10死9伤，但据当地值班医生透露，实际死亡超过44人。不过，这个数字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乌鲁木齐市政府将这起悲剧怪罪于“部分群众消防意识不强、自救能力差”，引发当地市民的激烈反弹，不少人因此上传火灾的相关影片，且迅速在中国的社交网络疯传，但遭官方随即以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架。

观察人士说，在不合理封控下，中国人民的不满已积累多时，但面对民怨，中共只会僵化地祭出言论审查来噤声，反而全面点燃人民的怒火，在线上和线下出现各种形式的悼念，甚至自发地走上街头抗议。

网路串连 白纸革命推动改变

走上街头，一吐对封控措施的不满，也是对无法自由表达言论的莫大讽刺。其中，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在白纸上写下已故苏联数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方程式，表达对身为“自由人”（Free Man）的渴望；而上海居民则特地聚在“乌鲁木齐中路”这条街道上，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习近平下台”等口号，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响彻街头巷尾。

不过，观察人士说，民怨即便沸腾到最高点，中国公安等执法人员和中共的审查机制对民意不但毫无敬畏，还粗暴以对。

当局除出动镇暴警察驱离现场的抗议者外，还派出上海警察秋后算帐，连日沿街检查民众的手机，以最原始、也是最粗鲁的审查方式，强制删除抗议相关的图片，并核查手机是否安装Twitter、YouTube、TikTok、Telegram和VPN（虚拟私人网路）翻墙软件等中共列为非法的外国应用程序。

台湾学者黄兆年指出，中国禁止使用VPN，但平时不会遭搜查，唯发生重大敏感事件时，官方才会重手严管，这反映出，中共的管控是视情况而定。

他说，过去一年来，中共的言论管控趋严，并且透过明文加以法制化，最明显的作法之一，就是网信办于11月中旬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将弹幕、点赞纳入评论范围，并列为审查追责的标的。

缅怀相对自由的江泽民年代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来都称不上是个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尽管在200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异议言论多了些生存空间，但习近平掌权10年以来，言论控管又越掐越紧。

“白纸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官媒《新华社》于11月30日发布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的消息。观察人士说，当时社交媒体涌出缅怀江泽民治理的声浪，中国网民说，相较于习近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自由。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泽民早十年过世，网路上哀悼的情绪可能不会这么浓厚，因为处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网民，只能以缅怀前人来表达对时局的不满。

闾丘露薇说：“他(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或者不满的地方，但是有了比较(习近平)之后，会觉得，原来以前虽然不好，但是没有那么不好。”

闾丘露薇认为，中共的审查机器一年来仍按既有的框架运作。虽然中国群众总是能找到新技术、新平台来绕过审查，但中共对言论的监管已渐趋成熟，对于任何新型网路样态，他们的反应能力越来越快，因此，中国人民享有短暂言论自由的“空窗期”越来越短。

闾丘露薇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网民)可能会觉得，以后你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传播方式可能会越来越难，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为技术在不断创新，人也会从这样的技术创新过程当中，去创造一些新的方式。”

官民角力 挑战中共言论尺度

针对中共对白纸运动的监控和审查，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该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的个资和影像可能都已纳入中共的大数据资料库内。但这么多人排除心理恐惧，参与这场运动，代表中国人民在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意志，已经胜过遭监控的恐惧。

曾建元分析，中国人民已学会避开中国的网路工具或是平台，并翻墙透过如Twitter、Telegram等程式，来流通他们认为机密的资讯。当这样的串联发展出集体行动时，中共的管控强度可能因此有所忌惮而受到相当程度的限缩，一如“白纸革命”确实促成了中共防疫的松绑。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从不碰触到中共政治红线的议题的发动，开始累积挑战中共言论尺度的这种经验，应该是未来中国大陆人民跟官方角力最主要战场。”

台北 — 新冠疫情蔓延三年来，封控在中国成为家常便饭，也成为中共紧缩言论自由的藉口。不过，新疆乌鲁木齐11月底的一场大火，导致十人丧命后，意外促成了群众团结起来挑战国家审查机器。分析人士指出，在今年数起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机器加大力道，管控反政府言论，然而随着新平台、新科技的出现，中国网民总是能找出突破审查的方法。
全球防疫三年后，多数国家已逐渐恢复正常生活，但中国今年却仍受困于反覆的封城。


清零惹民怨 中共审查机器加大维稳力道

随着封控而来的次生灾害夺走一条条无辜人命，引发民怨闷烧，终于酿成以反对“清零政策”为诉求的“白纸革命”，中国民众除了上街举白纸抗议外，还“翻墙”在推特等海外社媒平台上同步高喊“习近平下台”。不过，在国家审查机器的监控下，这些代表人民真实声音的批评声浪在中国的“网路防火墙”内，都被一一噤声。

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动辄封城的“清零政策”，让中国人民早已怒火中烧，因此，网上种种针对防疫失策的批评，都是中共审查机器这一年来锁定的目标。

不过，王松莲说，中国审查制度呈现出的是官民之间的“猫捉老鼠”游戏。虽然中共利用人工智能(AI)等高科技所进行的审查、监视、惩罚的能力逐年增强，让中国民众越来越难以自由流通信息，但有时中国网民间爆量的信息，却反过头来淹没审查机制，让官方防不胜防。

王松莲：审查机制无法扼杀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

王松莲告诉美国之音：“普通的民众在越来越难去传播信息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地方、或是有一些信息、或者是有一些事件，他们还是会继续去传播。所以无论你（中共）是如何去收紧（言论自由），最终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堵住普通中国人对于一些基本的自由的向往，我觉得这一个是未来几年的展望。”

中共审查言论的尺度越收越紧，自由表达意见在中国已是一种奢求，不过，“白纸革命”透过网络串连的兴起却再次证明，中共的思想审查和洗脑式的大内宣无法真正入脑入心。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今年发生数起重大事件中，包括上海封城、习近平连任、江泽民逝世，都可以看到中共加强言论管控的迹象，尤其是对官方“动态清零”政策的大力捍卫。

黄兆年说：“中共当局在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采取审查或是带风向的做法，让人民不要去谈论一些敏感的东西，同时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对于媒体和网路的控制，它（中共）真正的逻辑是在于打压这些‘协调财’，让人民在关键时刻没办法有效地沟通协调，组织成集体的行动，也就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所以目的当然是为了维稳。”

黄兆年表示，“协调财”指的是，民众可以通过媒体和网路等场域，表达意见，并进行公共讨论，来降低群体沟通协调的成本，以形塑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不过，在一党独大的中国，所有决策只须从上至下地贯彻，没有参酌民意的空间，若有反弹的民意，当然不仅不见彰显，反而还会被压制下来。

多位观察人士说，这一年来，中共的审查机器在诸多民怨抗议事件中，强力压制和干预民意的痕迹凿凿。

从四月之声到白纸革命

以上海疫情为例，上海于3月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性感染后，地方政府随即铁腕展开分区分批封控。随后，微信公众号“永远的草莓园”上传一支名为《四月之声》的6分钟短片，汇集上海封控期间各种防疫弊端的录音，尽管短片很快遭禁下架，却已在社媒与私人群组间疯传。观察人士说，上海官方不因此反省不人道的防疫措施，反而率先查禁言论，只会更惹怒民怨。

中共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大会期间，也是审查机制火力全开的时候。

中共10月中旬召开二十大通过习近平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前，笔名“彭载舟”的抗议者于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悬挂两条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他的抗议标语伴随桥上燃烧物冒出的浓烟，在熙来攘往的北京街头格外引人注意。

观察人士说，彭载舟被捕后，北京当局开始招聘“看桥员”，24小时在桥上站岗，以防类似抗议再起。相关影片和贴文在社媒上则迅速遭到删帖，而“北京”、“勇士”、“四通桥”、“海淀”等字眼也被列为禁搜词汇。不过，部分中国网民转而利用iPhone的Air Drop功能，互相匿名于公共场所推送四通桥的标语内容，迫使当局一度要求苹果公司限缩Air Drop功能。

至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大火在其他中国城市所引发的后续民情激愤，观察人士说，当然也逃不过中共审查机制的天网。

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高楼11月24日发生火灾时，住户因被封控反锁，逃生无门。根据官方统计，这场大火最后造成10死9伤，但据当地值班医生透露，实际死亡超过44人。不过，这个数字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乌鲁木齐市政府将这起悲剧怪罪于“部分群众消防意识不强、自救能力差”，引发当地市民的激烈反弹，不少人因此上传火灾的相关影片，且迅速在中国的社交网络疯传，但遭官方随即以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架。

观察人士说，在不合理封控下，中国人民的不满已积累多时，但面对民怨，中共只会僵化地祭出言论审查来噤声，反而全面点燃人民的怒火，在线上和线下出现各种形式的悼念，甚至自发地走上街头抗议。

网路串连 白纸革命推动改变

走上街头，一吐对封控措施的不满，也是对无法自由表达言论的莫大讽刺。其中，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在白纸上写下已故苏联数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方程式，表达对身为“自由人”（Free Man）的渴望；而上海居民则特地聚在“乌鲁木齐中路”这条街道上，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习近平下台”等口号，此起彼伏的抗议声，响彻街头巷尾。

不过，观察人士说，民怨即便沸腾到最高点，中国公安等执法人员和中共的审查机制对民意不但毫无敬畏，还粗暴以对。

当局除出动镇暴警察驱离现场的抗议者外，还派出上海警察秋后算帐，连日沿街检查民众的手机，以最原始、也是最粗鲁的审查方式，强制删除抗议相关的图片，并核查手机是否安装Twitter、YouTube、TikTok、Telegram和VPN（虚拟私人网路）翻墙软件等中共列为非法的外国应用程序。

台湾学者黄兆年指出，中国禁止使用VPN，但平时不会遭搜查，唯发生重大敏感事件时，官方才会重手严管，这反映出，中共的管控是视情况而定。

他说，过去一年来，中共的言论管控趋严，并且透过明文加以法制化，最明显的作法之一，就是网信办于11月中旬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将弹幕、点赞纳入评论范围，并列为审查追责的标的。

缅怀相对自由的江泽民年代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来都称不上是个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度，尽管在200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异议言论多了些生存空间，但习近平掌权10年以来，言论控管又越掐越紧。

“白纸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官媒《新华社》于11月30日发布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的消息。观察人士说，当时社交媒体涌出缅怀江泽民治理的声浪，中国网民说，相较于习近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自由。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泽民早十年过世，网路上哀悼的情绪可能不会这么浓厚，因为处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网民，只能以缅怀前人来表达对时局的不满。

闾丘露薇说：“他(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大家有很多反对的意见或者不满的地方，但是有了比较(习近平)之后，会觉得，原来以前虽然不好，但是没有那么不好。”

闾丘露薇认为，中共的审查机器一年来仍按既有的框架运作。虽然中国群众总是能找到新技术、新平台来绕过审查，但中共对言论的监管已渐趋成熟，对于任何新型网路样态，他们的反应能力越来越快，因此，中国人民享有短暂言论自由的“空窗期”越来越短。

闾丘露薇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网民)可能会觉得，以后你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传播方式可能会越来越难，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因为技术在不断创新，人也会从这样的技术创新过程当中，去创造一些新的方式。”

官民角力 挑战中共言论尺度

针对中共对白纸运动的监控和审查，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该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的个资和影像可能都已纳入中共的大数据资料库内。但这么多人排除心理恐惧，参与这场运动，代表中国人民在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意志，已经胜过遭监控的恐惧。

曾建元分析，中国人民已学会避开中国的网路工具或是平台，并翻墙透过如Twitter、Telegram等程式，来流通他们认为机密的资讯。当这样的串联发展出集体行动时，中共的管控强度可能因此有所忌惮而受到相当程度的限缩，一如“白纸革命”确实促成了中共防疫的松绑。

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从不碰触到中共政治红线的议题的发动，开始累积挑战中共言论尺度的这种经验，应该是未来中国大陆人民跟官方角力最主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