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 张杰
编者按：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成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货币超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巨大和内需乏力，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导致还是早已身患沉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否在科技竞赛中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经济路在何方？为此，《中国民主季刊》专访了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先生。
经济崛起之谜
张杰:在邓小平（邓江胡）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将它称之为“中国奇迹”，也有人将它视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为什么您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许成钢:首先，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不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中国会如此贫困？是因为1950年至1953年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始于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恢复时期都会有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半部分源于灾后的恢复，这是我要强调的要点之一。
要点之二，如果我们看日本战后的恢复和发展，韩国、新加坡、香港的发展，中国和它们对比，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单纯看经济发展，中国实际上还不如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因为它们都已经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中国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完全不是奇迹。但如果把中国和苏联、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对比，那么中国的确和它们很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是个谜，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共产党国家，其它的共产党国家改革都完全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至少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是完全失败。所以，我长期以来的很多工作是在解释这个谜。与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党国家比，中国的改革有什么特点呢？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使得它有一段时间相当的成功。第一，它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私营企业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的主体，这个变化在任何其它共产党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越南实际上是步中国的后尘。只要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国家经济就会发展。第二，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这也与其它共产党国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与西方试图拉拢中国反对苏联有关。从这两个特点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现在这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全都颠倒过来了，这就注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束和经济的由盛而衰。
经济衰退之因
张杰: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有一个重要时点，就是2001年加入WTO，它对于经济增长的加速作用是巨大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让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但不久后情况出现了显著变化，两位数增长不再。现在南美、东南亚国家都在瓜分中国的产业链，中国房地产业也严重衰退并形成了巨大的泡沫。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然洗尽铅华，前景堪忧呢？
许成钢: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的描述会和你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的描述是：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掩盖问题的机会，使得它趁机推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而在短时间里暂时维持了经济的增长，但这不仅没有解决中国已经出现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内在问题的恶化。
中国经济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问题。如果简单看统计数字，似乎中国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但掩盖了统计数字背后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刚才我已经讲了，中国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融入全球化体系，它们都是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的。中国的私有化、私营企业的大发展实际上在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但并不合法，到了90年代末才把它合法化。一旦变成合法，中国私营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极为迅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大发展和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紧密相联。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非常快速地从无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加入WTO后，就更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步伐。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为什么我说200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非常担心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努力让国有经济更快地发展，有意识地用各种方式遏制私有经济。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实际上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中共的“抓大放小”。所谓“抓大放小”中“放小”的那一个部分，在实际执行中就是私有化。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当然在国内不允许使用“私有化”这个词，改叫“改制”。但中共真正的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国有企业的意思，事实上正好相反，它要让国有企业发展得更大、更强，所以在九十年代末，中共就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用国资委和全面的政策，试图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
但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其它共产党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中共强调“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
我在这里要非常认真地强调，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私营企业的发展不是中共有意设计的，也不是它高兴愿意做的事，而只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生了的事情，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面对国有资产有可能整体上资不抵债的严峻挑战，私有企业的大发展救了中国经济一命，救了中共的命。私有经济合法化的背景就是私有企业的大发展救了中共的命。但是中共在合法化私有企业的同时，就担心私有企业变得更大，大到可以动摇党的统治怎么办？
讨论共产党的制度时，必须要清楚一个概念，叫做“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和平演变的概念来自列宁。中国经济改革在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就说得很清楚，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当年列宁在推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概念。当私营企业大发展的时候，它带来的和平演变问题从来就是中共高度关注的，并不是只有习近平关注。例如江泽民也非常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要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江泽民面对和平演变的威胁，为了要应对这个挑战，就试图把能够“招安”的私营企业老板都吸收到共产党里面来。这有点像水浒传，皇帝只要把反皇帝的梁山好汉“招安”到朝廷里来，他们就归皇帝管了，就变成朝廷的人。江泽民是试图用“招安”的方式来控制私营企业，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和平演变。也就是，中共在应对和平演变时，一方面“招安”，一方面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前后逻辑是一致的，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只是到习近平这里，把招安基本放弃了。
我们再说房地产行业。中国启动房地产行业的时间不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朱镕基实行税制改革，中央把税收的大头拿走，小头留给了地方，但绝大部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开支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开放了土地市场，用这个办法帮助地方解决财政困难。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但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全面的土地国有制，这是决定性的一环。在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所谓的土地市场从来都不是售卖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和交易权，是买卖租期的市场。刚才我们讲私营企业的发展不是中央政府设计，不是中共设计的，但是土地财政却是它们设计的，目的在于利用土地的全面国有制，让地方政府通过靠售卖土地的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当地唯一的大地主，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土地所有权，就是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也不拥有一寸土地，它所有的土地都是租借的。由于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当地垄断土地的唯一地主，它们售卖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垄断权力，尽量抬高土地价格，采取减少土地供给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在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给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它的总价值是多少？我现在讲的都是疫情之前的情况，中国房地产的总价值比美国房地产的总价值，再加上整个欧盟的房地产的总价值加在一起还要大，但美国的GDP数字加上欧盟的GDP数字合在一起，相当于中国的两倍以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早晚要出问题。为应对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的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把泡沫扩大化。那次财政刺激的重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入的主体是房地产业。
前面，我讲到软预算约束，过去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主要讨论的是国有企业，但是自从零八、 零九年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巨大的财政刺激之后，中国又产生了一个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那就是地方政府。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所谓的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以国有土地为核心建立的空壳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把土地拨给融资平台，让它拿资产负债表到银行去获得抵押贷款，借出极其巨大的资金，光是金融危机那一段时间，就借出来上10万亿。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确切知道了，早在许多年前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50万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保密了。
地方融资平台是国有的，不怕破产，敢借钱，所以借的数目特别大。这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现象。此外，融资平台借的基本都是抵押贷款，这本身就非常危险。因为抵押贷款意味着把土地作为抵押资产放到银行了，变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里的资产。当经济上行的时候，土地价值会上升，银行是安全的，但经济下行，就像现在的情况，土地价值下降，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欠很多钱还不了，更严重的是把银行的资产搞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时，银行的资产价值会自动下降，可以导致资不抵债。这时，理论上说，银行就要破产。在软预算约束下，政府可以救助银行。但那些手段只是在拖延问题，如同垮台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经济。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膨胀实际上不仅仅是房地产自身，同时也给整个中国的银行业，整个中国的金融业，整个中国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制度优势
张杰: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革命密切相关，您曾强调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已经推出了ChatGPT，而阿里巴巴和百度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产品。我的问题是中国举国体制能够在这次产业革命中取得竞争优势吗？有人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越美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成钢:产业革命的产生是有制度条件的。如果我们看过去三次产业革命和这一次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就会发现它们的发生地都发生在英美两国，这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英国和美国是同一类的制度，即便其它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不是这类制度，也没有产生过产业革命。
英美制度是什么？它和其它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两点完全是一样的，第一，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二，都是民主制度。英美制度和欧陆及日本韩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哪里不一样呢？在于英美法系。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英美法系国家，现在正在产生的新一次产业革命，其中很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有加拿大。英美法系对产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在哪里呢？金融市场。为什么只有英美法系国家金融市场才发达，而非英美法系国家金融市场都不够发达，原因是英美法系制度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什么金融市场和产业革命有关？因为产业革命需要庞大的资金，所以首先要解决融资问题。当全新的技术产生的时候，它能不能发展，实际上取决于能否给它注入资本。向创新企业注入资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全新的技术不成熟，没有市场。在市场上被接受之前，大部分的技术创新都会失败，只有少数会成功，怎么向他们注入资本，这依赖特殊的制度解决。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技术创新演变过程中，最有帮助的就是金融市场，而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衍生物，就是风险资本。风险资本自5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孕育、推动新技术革命性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
中国也想模仿风险资本，但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模仿风险资本。因为风险资本高度依赖法治，高度依赖司法体系，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至今不能独立，所以没办法模仿。只有在风险资本能正常运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给全新技术注入资本。当然全新的技术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也是制度带来的，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人才有想象力，而自由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大学，教授治校的大学。中国至今没有一所自由的大学。当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时候，无论有多少教授、博士和发表了多少文章，学术都不可能是自由的，也不会产生大的创造力。
无论是在当年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在产业革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少在他们国家发明创造的东西，都并不是他们本国人创造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大量的发明创造来自在英国的外国人。今天也一样，大量的发明不是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创造的，而是外国人在美国造的。硅谷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加起来多于欧洲裔的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多最有天赋的中国人、印度人在美国爆发了这么大的创造力，而不在他们自己国家发挥？原因是聪明人只有到了好的制度下才能发挥出来。
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过去是一种预测，今天已经不是预测了，现在实际上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期，已经开始以指数级的速率在快速地发展，就要形成气候了，只不过它具体的会变成什么，仍然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产业革命的特点。产业革命意味着它产生出来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东西，唯一能知道的就是产业革命一定造成“创造性破坏”。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意思就是创造会带来破坏，它一路破坏过去，一路地创造现在和未来。但是“创造性破坏”只能产生在适当的制度里，因为只有适当的制度才能容忍破坏。比方说，目前比较热的ChatGPT，有人进行一个尝试，问它中国共产党好还是不好，用简体或正体中文提问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阿里巴巴和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东西，但政府马上警觉了，就出台法案开始限制了。这一次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吗？不可能。在ChatGPT产生之前，人工智能曾被分割成许多很窄的领域，中国的确可以在个别领域里领先。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制度的特殊性，比如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监控摄像头最多的国家，有好几亿摄像头，它们拍摄下来的巨大量的视频和照片需要处理，需要自动识别，要自动地确定抓捕谁，控制谁。面对警方监控民众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在巨大投资的支持下，中国在图像识别，无论是静止的还是视频方面，在世界上都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另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语音识别，道理是一样的，由于它大量收集私人的语音，用于监督民众，它在语音识别技术上一度也处于世界领先状态。但因为这种做法严重侵犯 人的自由是违法的，这些技术在西方国家是不能如此发展的。美国的法律禁止公司和个人进行这样的技术创新，但中国的法律没有这样的限制。
但是人工智能远远不局限于监控。在ChatGPT产生之前，中国在许多重要的、关键的人工智能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一是在人工智能最基本的算法方面，中国无法和国际的先进水平对比。二是在人工智能最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方面，比如说发现和发明新药、新材料，国际上几年以来就已经积累了不少重大的突破、重大的成果，但中国一项也没有。依靠人工智能实现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国际社会并非最近开始，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积累了很多成就。现在ChatGPT作为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出来以后，尤其是它开放给所有人之后，一下子就暴露了中国和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
我要强调的是，过去中国在某些领域里之所以能够和世界的前沿追得比较近，背后有几个重要的条件。一是中国过去融入国际化不仅仅是贸易，也包括科学技术。由于融入了国际化，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极大的得益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最优秀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绝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训练的，包括在美国本土训练，也包括在中国本土美国训练的。例如微软公司在北京的亚洲研究院，是中国人工智能的黄埔军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无论是在研究机构、大学还是公司，大量的领军人物，都曾经是微软机构培养出来的，在那里工作过，所以融入了国际，融入了全球化。但这些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严重摧毁了国际关系，中国继续融入国际化已经受到严重阻碍，甚至逐渐变成不可能。这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二是芯片。人工智能有算法、计算能力和数据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算法就是前面讲的，它取决于是否融入了国际社会。因为基本上没有重大的算法是中国发明的，都依赖西方的技术，一旦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脱钩，算法的来源就会成为问题。 在计算能力方面，过去不存在对中国的限制，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是一样的，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芯片，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急剧地逆转。当芯片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获得所有先进芯片方面都会遇到困难。那时，中国的计算能力就受到了限制，就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发展给限制住了。说到数据， 数据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数据的质量，而数据的质量直接和社会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当社会自由的时候，数据才能有质量；当社会不自由的时候，数据就没有质量。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中国的数据是世界最多的，为什么它是错误的认识？第一，数据不仅是中文的。如果讲到了科学和技术，绝大部分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是英文的，中文的数据不可能是世界最多的。另一面，讨论数据一定不是简单的数量，一定有质量在里边，而质量取决于社会是不是自由。当社会是不自由的时候，数据是有限制的，是充满噪音的，比如说撒谎、造谣和编造历史等等。当社会里充满了各种谎言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机器学的都是谎言，它就会像造谣、说谎的人一样，也会说谎。今天 所谓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就是机器学习，机器学的就是你做什么他做什么。你的社会是自由的、诚实的，那么你的机器训练出来就是诚实的、自由的；数据是编造的，你的数据是撒谎的，那么机器学出来的也是编造的、撒谎的。我们把这几个条件放在一起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很多无法克服的障碍。
中国经济的出路
张杰:以上，我们谈论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之谜以及遭遇的困境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或者说在中国极权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产业革命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您认为中国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出路在哪里呢？
许成钢: 最近10年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和外交政策上存在很多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经济上希望不脱钩，仍然和发达国家有紧密的合作，但是在外交上却是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为什么要实行“战狼外交”？“战狼外交”不是某一个人愚蠢，不是某一个人发神经，而是中共最基本的目的决定的。
这些表面看去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并不一定自相矛盾。因为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中共的目的。中共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中共的政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一直都担心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指的是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来自内部的持不同政见的人，而颜色革命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影响。当共产党的担心上升到一定高度时，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就执行不下去了。韬光养晦是有前提的，就是不担心颜色革命，一旦担心颜色革命了，韬光养晦就只能放弃。当习近平认为发达国家是敌对势力，它们在中国要搞颜色革命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掩饰自己，而必须显示中共的强硬。
所以，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一定离不开国家基本制度。苏联和中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他们改革的失败导致了整个体制的崩溃。中国的改革曾经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里唯一的特例，但现在这个特例也不特了。习近平这些年里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把中国拉回到苏联的轨道上，成为一个不叫苏联的苏联。所以，我在许多次的演讲里都引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的一个口号：苏联的昨天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我把这个话反过来说：中国的今天就是苏联的昨天。
当然中国是有可能不走苏联道路的。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可以不走苏联的路呢？就是在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的情况下，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已经遍布全社会的情况下，容忍甚至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企业家发展、民间组织发展，这样就会帮助中国逐渐的脱离苏联的轨道，从极权主义制度逐渐变成更放松的威权主义制度，让它有些许民主的成分，尤其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中国经济就有了出路。但是中共把这称为和平演变，这就断送了这条路。
当习近平一味地反对和平演变，反对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把中国的路堵死了。反对和平演变对于中共来说，是保证它统治的核心所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唯一能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途径就是和平演变。因为除了和平演变之外，要么就是暴力，要么就是破坏，要让人类远离暴力和破坏，就要用和平的方式朝美好的方向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大家为了自己好、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好，不断推动的和平演变。目前中共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它自己就把中国可以变好的路都给堵死了。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张杰：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该文2023年7月15日发表于《民主季刊》第三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