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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张华腾著，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46.00元。    ● 延伸阅读    《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公元1915- 1916年)》，张华腾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26.00元。

有个人，在近代史上，大大有名，妇孺皆知。历史老想把他绕过去，可惜的是，他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卖个关子，不说他是谁，先来一个排除法。

他不是教育家，但是热心教育，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创办学堂时，他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废除科举是近代教育史上大事，也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女儿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可惜后世史家在谈到废除科举时，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给大清皇帝的奏折还在，证据确凿。

直隶（今河北省）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较早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跟他关系莫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严修等人才在直隶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办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1907年，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起建礼堂，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直隶最早的公立女子学堂，也是他下令创办的。也是在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直隶教育位居全国第二。

他也不是财政专家，但是1901年12月，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面对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财政烂摊子”（当时的直隶财库有20万两白银，还是从山东财库借来的），他发展实业，成效显著。

1902年，在他的主持下，保定设立农务局，天津设立工艺总局。工艺总局是领导全省进行工商业建设的机构。在其发展直隶实业的过程中，提出官为商助的主张。1904年，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创办，资金不足，他指示政府拨款15000元入股相助；1907年，天津机器玻璃厂建厂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拨银5000两相助。得举些枯燥的数据，才能看清楚当时天津的发展：庚子以前，天津仅有四五家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为110万两，到了辛亥以前，已经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为2920万两。

他也不是司法专家。但是现代法学先驱沈家本之所以能主持修律馆，正是缘于他与同僚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和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再比如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就设在直隶，而他是直隶的主政者。

若照此罗列下去，还可罗列很多，不过，暂且打住，关于他的“好话”，不宜多讲，为什么，听我公布答案。

原因就是他叫袁世凯。

当代史家，凡说到北洋，多以反动军阀视之。究其原委，在于1928年民国统一之后，国民党取得政权，北洋旧人大多噤声。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资料，凡是流传较广的，或为传闻，或为臆测，多不真实。

《剑桥中国史》论及这一时期的一段话表明了这种状况：“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其实，客观地讲，袁世凯在晚清变局之中，联合孙中山等革命者，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江山易色而兵不血刃，令千年帝制一夕之间崩溃瓦解，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之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不过是孙中山实践之前的政治承诺，于孙中山说不上退让，于袁世凯谈不到窃取。

不过，历史端的就这么势利，袁世凯执政之时，日本虎视眈眈于外，革命党人阋墙于内，手下一帮武人，势力坐大之后野心渐显。袁世凯的黄金时代如昙花一现，再也不是昔日的“袁宫保”。

日本人递来“二十一条”，他抗争不过，屈辱地接受了。长期以来，他成了“卖国贼”。要不是《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的作者张华腾先生在其研究中谨慎地提出袁世凯也有民族感情，我真是要感叹历史学家也势利了。凭心而论，每有外侮当前，绝大多数执政者都是具有民族感情的，可惜在革命史观的观照之下，一切对立面都成了卖国贼。

历史真是微妙，有些人“一俊遮百丑”，一些人“一丑遮百俊”。这其中的辩证关系，我怎么也搞不明白。读《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总是让我想到北洋的衰落，感谢张华腾教授，他小心谨慎的结论，让我感觉历史有时候不是那么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