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见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香港书作坊2008年384页）
坦率不可能通过不坦率而建立起来，真实不能通过谎言而建立起来，或者民主的精神不可能通过权威审查而建立起来。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内容提要：大跃进大灾难，和平时期，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乃举国之恸。始作俑者毛泽东，效法斯大林，把若大的中国和数亿农民作为他主义的试验场，把苦难的中国拖进了人间地狱，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罪不容赦！
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的是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实行余粮征集制。遭到苏联农民的强烈反对。斯大林不惜采用流放、逮捕、枪决等严酷方式和农民作战。农民奋起抗暴，多处发生农民暴动。斯大林坚决镇压。农民以抛荒土地罢种罢收和政府对抗。粮食大幅减产，连续发生三次大饥荒。仅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饿死数百万人。七十多年之后，转了型的乌克兰现任总统尤先科，向俄罗斯清算历史旧账，普京的回答是，当时农业政策是针对全苏联的，全民受难。
毛泽东青出于蓝胜于蓝。在和农民的战斗中，高瞻远瞩，从理论到实践，都高于斯大林。斯大林对“敌情”估计不足，所以必须以流放枪决来对付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而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就说了：“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知道名为集体所有实为执政者所有，和农民恪守本身利益，是永恒的矛盾；斯大林的党基层组织不健全，不如毛泽东能把支部建到任何－个穷乡僻壤；斯大林舆论宣传不到位，不如毛泽东持久的爆炸式的野蛮宣传，直至动员或胁迫一切文学艺术为合作化造势，硬把苦难的深渊，说成人间天堂；斯大林干部培养教化不足，斯大林杀人杀了很多人，但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上层可能威胁到他统治地位的人，没有注重培养大批效忠农业集体化的基层干部。不如毛泽东虽然也在上层清除了彭黄张周等对大跃进有异见者，但毛更重视效忠集体化基层干部的选拔与培养，并善待他们，赋于相当权力。这些人很多人昨天还是农民，一夜之间官帽加身不劳而获，他们当时就感谢毛泽东，成了基层合作化的有力推手，很多人是大跃进大灾难的施害者。也是今天拥毛派的基本人员。
当然斯氏毛氏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的都是一样的，都在凭借手中的权力，无限度地攫取农业资源，主要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也包括劳动力。斯大林只能靠武力，甚至开枪杀农民，遗臭万年。毛泽东“高明”多了，最阴毒的－招，就是用人民公社食堂的一口大锅，就把几亿中国农民牢牢罩住了。予取予夺，挥洒自如。因为办公社食堂－条基本“法则”，就是农民的粮食，必须交到公社食堂统一安排！从此农民家中有粮，就成了“非法”，一级政权组织，就可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反瞞产私分名义，“合法”地到农民家中搜刮所谓余粮。不用开枪不用流放，全国粮食即可集中到执政者手中。
这一场鏖战，毛泽东胜利了，数千万农民倒地成了饿殍，活下来的也在饥饿的生死线上，似鬼非人般的挣扎。但毛泽东也失败了，而且输得极惨，他的天堂神话破灭了，他治下的中国，庶几成了人间地狱。国际上也曾出过一度风头，终究出乖露丑，留下笑柄。表面上他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实际上他的自私和凶残的面目，也逐渐暴露了。他不仅正在失去民心，湖南家乡惊人的死亡率：百分之十三点五和百分之二十的农民被饿死，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解散人民公社食堂的决定。他还失去了官心，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尽管心里憋着一口气，还不得不做检讨，要承担第一份的责任，并退居二线。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甚至没有了炊烟的战争，是一场没有嬴家的战争。毛泽东是胜利了，还是恐惧了？他最后是恐惧了！他知道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罪，该受到怎样的历史审判！可以说大跃进大灾难之后，毛泽东余生只在干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掩盖这－罪行。为此不惜悍然发动文革，阴谋使江青和毛家人接班。为了江青能顺利接班，竟迫使周恩来早死。
一、大跃进中的人祸大灾难是举国之恸，如何面对它考验着过去、现在、未来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评毛应当是真理的探求，不能是利益的博弈。
如何评价毛泽东49年后执政27年的功过是非，这是当今十几亿中国人不能不过的坎，可以说中国人不摆脱毛泽东把人不当人的阴影，不认清毛统治时期，由于他的独裁或曰领袖专政，对中华民族的巨大伤害，则国无宁日！毛的罪孽可谓罄竹难书，仅就饿死几千万人这一宗罪，就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死亡的总数，也超过了1949年以前2129年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万多人的总数（《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人命关天，美国任何一个州，那一年有百分之五的非正常死亡，那不仅州长，总统也得下台，并会被宣布为坏总统。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所犯的反人类罪，主要依据也就是在杜贾尔村枉杀了－百四十六个普通平民，结果被判绞刑。美国人是人，伊拉克人是人，中国人就不是人吗？毛泽东犯下了如此反人类的滔天大罪，他能逃过历史的审判吗？
网上现在所谓拥毛派和反毛派正争论得沸沸扬扬，尽管我对什么“拥”与“反”的概括并不认同，对那－段非常时期历史的评述，和对毛这样的人，不是用简单的拥与反二字就能概括的。但我依然看好这场将持续较久的争论。首先它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试想别说在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个人崇拜的极端年代，谁敢有一字不敬，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的下场就是例证。文革期间，为什么‘反标案’（反革命标语案件的简称），枉杀了多少人！就是49年以后，任何时间任何重大问题，凡是毛泽东决定要干的，还能有谁可以更动毛的主张，甚至敢对毛说个“不”字吗？
当今方兴未艾的大争论最大的收获，就是历史真相正在不断被披露。且以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为例，开始所谓拥毛派们，一见到有人说大跃进中饿死了多少人，马上气急败坏地叫嚣，说是造谣污蔑，恨不得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什么三面红旗罪，把发言者抓起来，至少也得把他们斗倒斗臭。但是，随着历史档案的逐层解密；随着那个时代的亲身经历者的现身说法；随着一批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为枉死生灵讨回公道，甘冒风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发表的文学作品；也随着党内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各级领导人的公开表态，像邓小平万里薄－波田纪云等中央首长，和四川的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和我们安徽的张恺帆等，都对那三年的大饥荒不仅承认是事实而且都做出了是人祸为主的定评。这样如今网上虽然还有少数人说饿死几千万人是弥天大谎，但声音已渐渐式微了。比如我在最近两篇文章中提供的两组饿死人的数字，－是鱼米之乡无为县仅1959—1960年（1961年未统计）三年就饿死和非正常死亡320422人，这是无为县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丁人卜先生，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县政府职能部门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书稿完成后还经过很多部门验证才打印成稿的；一是经中央批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忆录》里记载的数字，安徽省在大跃进中饿死了约500万人！而且书中明确记载，饿死人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粮食生产高指标高征购和共产风肆虐，特别是在所谓的反瞒产私分斗争中的搜刮余粮，实际就是掠夺活动之后发生的。拥毛派们当然可以不相信那些数据，也可不承认饿死人主要原因是人祸的结论。那么请你们拿出可以驳倒丁人卜和张恺帆的事实和数据来！我是安徽人，也是那场大灾难的受难者和幸存者，我站在安徽的土地上发言，都是言之有据的，欢迎批评辩论，但都要以事实为依据，空骂不同观点的对方是什么小丑和疯狗，除了说明自己理屈词穷和气急败坏之外，还能有何实际意义呢？虽然现在拥毛派们还在死亡人数问题上，是天灾为主人祸为主，还有就是谁该为那场大灾难负主要责任问题上喋喋不休，还在为毛泽东造神，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色厉内荏，底气越来越没样子了。他们再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执政的27年，犯下了饿死大批国民的滔天大罪，受到历史的审判是迟早的事，历史是公正严峻也是无情的，不可能听听你们的狂吠就改变的！可以说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考验着当时现在和未来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你可以不说话，也可以遇到问题绕着走，也可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如果你必须要面对如此严竣事实时，如果你不是作恶者，手上没有无辜百姓的血，你千万不能为祸害数千万百姓的恶魔唱赞歌，更不必为他陪葬！至于和毛一起作恶者以及因毛开创的体制而成为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亿万富翁，巨大利益的綑绑，迫使他们必将和毛－起沉浮，这就是当今拥毛派依然如此猖獗的社会基础，虽然可以猖獗一时，但－时得失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毛泽东祸害中华民族罪恶深重，事实俱在，拥毛者终将会被百姓抛弃！他们深知评毛不是一个明辩是非追求真理的什么理论问题的探讨，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锁链。什么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什么真理的追求，他们并不放在心上，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基本上是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和后继者，维护毛的形象，最好还能继续贯彻执行毛时代的既定方针，是他们的既定追求和最高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起码这张空牌子还得打，打毛这张牌不仅是毛时代既得利益集团，也应是当今威权集团亿万财富拥有者的共同需要，尽管他们的理念、指导思想和奉行的方针有很大的差异，但共同利益的基础更多。
二、悍然发动大跃进，为了掠夺贫穷但基数庞大的农业资源，与数亿中国农民为敌。强制推行人民公社食堂，肢解农民家庭。以反瞞产私分为由，捜刮尽农民家中余粮。三千多万百姓，主要是农民成了饿殍！
现在的政权是马上得天下的，再往前数一百多年，都是动乱，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苦难。二战后，从全球看，虽然战乱未止，基本上还是局部的，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很多国家都抓住了这一段的宝贵时期，一面休养生息还利于民，充分调动全民的智力，一面制定有利于本国发展的方针政策，埋头苦干，加快步伐，努力把自已的国家做大做强，快步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很多。美英法等本身基础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说了，德日意这样原先的侵略者，二战失败，国家几成废墟，但他们能接受教训，荜路蓝缕，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居然也很快重新崛起，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上的强国。还有更多的中小国家和地区，抓住大国发展与兢争的空隙，寻找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切机遇，努力发展自己，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数亚洲四小龙了。值得庆幸的是四小龙中台湾和香港，都是华人地区，说明炎黄子孙的智力创造力和顽强进取精神，－点也不比其他民族差。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境內时，就禁不住黯然神伤，感慨万端。感叹于我们这个饱受战乱伤害的中华民族，为何不能接受历史教训，不能抓住国际上相对的和缓时期，使中国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呢？按说国家一旦政权稳定，头等大事，就是让黎民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几年平安的日子，执政者有责任保护他们爱护他们，视各阶层各行业的百姓为建设国家的生力军，和他们一起把这个百孔千疮的国家治理好，再发展起来。决不能把他们作为可以肆意掠取的对象，这点要求应该不算过分。民安才能国泰，其实百姓日子好过了，对国家也是好事。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寻，典型的当数汉唐盛世了。可惜不问国外成功的例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独揽大权并实施铁腕统治的毛泽东为什么都看不上呢？真的如－些人分析的那样，在极权制度下，权力是根本的根本，和握有无上权力相比，－切都微不足道？即使是亿万百姓的福祉甚至生命，都得服从权力向领袖集中的最高原则！否则，就是老百姓日子都好过了，只要不能体显现他的铁腕，他的至高无上与一言九鼎，对毛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如果毛救世主的地位削弱了，甚至被颠复了，他还怎么能任意驱使百官与百姓呢？百官百姓们连起码的敬畏都没了，他还怎么给自已造神呢？说起来毛泽东是熟读中国史书的，可惜他的着眼点错了，他看重的只是政权的更迭，特别是历代君王是如何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并利用自已手中的权力，去获得最大的利益，包括占有无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毛泽东在批郭沫若的诗中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事。＂毛也－向以当代秦始皇自居，奉行的是以韩非子商秧为代表的法家所主张的，阴谋加酷刑！毛泽东当然知道如此虐待国人，下场不会比秦始皇好，当然也知道秦二世即亡。但他更信奉的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世亡是二世的事，一世能过上和尙打伞无法无天的日子，接受天安门广场上山崩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看到全国都是自已的塑像与挂像，心里一定是格外的满足！一定在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再加上消灭私有制这些学说太好了，管它是马克思的列宁的斯大林的，只要能把全国的权力舆论财富，都能集中到自已手里，就是好学说好理论，就是正宗的，就是革命的！就是不准修正，不准非议的！
有人说权力是鸦片，财富也是鸦片，权力加财富就是新一代的海洛英了，是能迷惑人的良知和本性的。其实毛泽东一生都是清醒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完成对全国人，包括他的党和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最高层核心的绝对统治权，权力斗争完成之后，什么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占有，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当毛泽东自认为，他已经用自己的权力和思想完成了对百官对百姓的绝对占领，再也没人敢向他的权力挑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各种各样＂分子＂都被收拾得俯首贴耳叩头如捣蒜，自己已经是无所不能的神，可以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领袖地位时，神州大地种种怪事，和巨大的疯狂开始了！全中国人走向炼狱的日子也开始了！至于毛泽东在大跃进过程中，究竟说了哪些疯话，不妨抄几条看看：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每个公社都将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二百架飞机，每个公社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內建成一个工业大国。”
（以上见“毛选里被删除了的语录”）
看看毛泽东当年这些高论，他是疯癫了吗？有可能。一个神经健全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疯话的。且不说什么超英超美留下了历史的笑柄，就说钢产量吧，1958年的大跃进指标，也才在1957年产量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倍为1070万吨，而且为了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竟动员了全国九千万人大炼钢铁。结果还是破坏了环境，浪费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只炼出－堆堆废渣。那七亿吨又能是什么概念呢？只能是毛泽东的疯人疯语了！不！要这样看当年刚55岁的毛泽东，我们才是真正的一班愚民！依我看，毛泽东信口一说咋听起来的胡言疯语，其实也正如他推动的粮食放高产卫星一样，玩的还是指鹿为马，检测百官百姓是否绝对真诚于他，连疯话也奉若神灵的特殊手段。正如他不会不知道－亩地收不了几万斤直至十余万斤粮食一样，他也不会不知道什么七亿人七亿吨钢是逗你玩的，真正的意图，是检验你是否绝对忠诚于他下的套。因为毛早在195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就说过：“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这类鼓吹大跃进即冒进的主张，从1958年元月到59年庐山会议前，毛在各种会议上就说了11次之多。那态度就明确地告诉百官百姓，大跃进我是搞定了，不问出天大的漏子，也别问我说了怎样的出格的疯言呓语，任何人只有听话照办的份，否则的话庐山上彭黄张周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只是说说大话说说疯话的狂人，那你就又大错了。作为握有至高权力的中国命运的主宰者，他从来都是说到做到雷厉风行，言必行行必果的。在大跃进期间，更是处处都能体现出他在神州大地上独掌乾坤的凌厉之风。且以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为例，看看他对其导师列宁和斯大林而言，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列宁只做了一点——仅建立了一万多个集体农庄，就赶紧退了回来；斯大林做得更多一些，但他是靠枪决、逮捕、流放了数百万农民，并用了三年时间才做到的。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只能算是一些管理不善，组织不严，松散的农业联合体，它只是生产手段集体化而已。”
再看看毛泽东的效率。
“1958年夏季以前，全国共有七十四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只是夏秋之季的三个多月时间，－亿一千多万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了数千年的农户，就被组织成二万四千多万个人民公社。几千年的个人家庭生活被共产主义集体所取代。”
以上材料摘自网上赵启强先生的大著《毛泽东扼住了历史的咽喉——1958年记实》。在谈人民公社问题的诸多文章中，此文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主要还在于对公社食堂化本质的认识。别以为人民公社办食堂，只是公社的诸多社办事业，如办粮食加工厂、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等之一，那你就看轻它的严重意义了。办食堂家家户户拆除锅灶，废用歺具，尤其是粮食归公，表面上看只是如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什么解放妇女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其实它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是政策杀人最有力的手段！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正如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所说的：“和几千年的私有制做彻底的决裂！”怎样做到彻厎？就必须找到私有制的根源在哪里，或者说哪里才是私有制的最后的大本营，那就是家庭的存在！只要家庭还在，特别是各家各户还在围着锅灶转，还在一起吃饭，就永远不可能没有私心，因为没有私心，不去寻找维持生存的衣食住等基本物质资源，这个家庭就生存不下去，就会被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消灭。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物种，都逃避不了这个法则。毛泽东的胆子真够大的，或者说革命意志真够坚决的，说到做到，他真的开始作和“几千年的私有制作彻底的决裂”的战斗了！怎么斗？公开说要消灭家庭吗？或者像吃人魔王波尔布特那样，－占领金边就把金边一百多万金边人都赶下乡去，命令男人住一起，女人住一起，把所有红色高棉认为是心有异志的人，那怕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全杀掉，结果只有六百多万的柬埔寨，被杀掉一百六十多万人。（见左毅著《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七期17页）柬埔寨的家庭算是暂时被消灭了。不过最后柬埔寨人还是有了家庭，被彻底埋葬的倒是红色高棉的那种最残酷最黑暗的社会制度！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波氏政权也是依靠毛的扶持才能维持一段时间.波氏犯下如此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毛泽东还夸奨他是一举消灭了阶级。波氏在柬的所作所为，毛在中国也干过，人民公社成立伊始，不就是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吗？农村有些地方，已经不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称营、连、排了，农民都组成部队了，还有家庭的位子吗？后来大概是反对的声音太大了，才在三化后面加上一化，即＂管理民主化＂，虽说什么民主只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还没有做到把全国农民收编，组成军营，拆散家庭这一步。但是消灭私有制这个革命的总目标并没有变。变换的只是斗争策略，不过这一招更歹毒更灭绝人性！几千年私有制最后的土圩子，不就是相依为命的家庭吗？有了家庭一家人一起劳动谋生－起围着锅台过日子，这样你们就只会想到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而少管不管甚至反对执政者的利益，那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目标，即和几千年私有制的观念作彻底的决裂的目标如何能完成？民以食为天，家庭的存在，不就是靠一家人围着锅台转来维系着吗？如果在收缴土地耕牛农具（以自愿入社名义）同时，把家家户户的锅台全拆了，把锅碗灶具都拿到土高炉里化了，最后再把你家的粮食全收缴到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即人民公社的食堂里来，用“一口公共食堂的大锅，把亿万农民都罩进去”（赵启强先生语），那亿万家庭不就名存实亡了吗？那几千年私有制的最后大本营不就被攻克了吗？毛泽东自诩是＂秃子头打伞无法无天＂的人，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不过这一场战役，面对的毕竟是亿万农庭，虽然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极其卑微，如蝼蚁－般，但是亿万卑微的个体力量汇集起来，是可以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的。毛泽东熟悉农村，曾经借用过农村的群体力量帮助他夺得政权，现在要革亿万农民的命，矛头直指每个家庭，他深知不可造次行事，稍有不慎，这股曾经帮助过他的巨浪，掉转头来淹灭他也是可能的。所以他为了打嬴这场企在消灭私有制的最后大本营的决战，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好话说尽，反正所有的舆论工具，包括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要他们怎么写怎么演，就得怎么写怎么演。于是在大跃进时期，全国的舆论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疯魔式的在鼓吹什么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啦，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啦，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啦，什么人民公社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雷打不散啦，什么超英赶美啦，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啦，那舆论攻势真是千年一见，毫不夸张的说，是山呼海啸不足形其势，雷霆万钧不足形其力，无孔不入不足形其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足形其霸道！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还能保持清醒头脑的，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真的相信，私有制真的是万恶之源，要想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只有跟着毛主席走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和一切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和自己脑海里的私字－闪念作坚决斗争！如果想要实现这样的幸福生活，亿万农民就要服从执政者的安排，交出代表着私有制的－切，包括自家的锅灶和度命的口粮。能做到这一点的，你就是促进派革命派，否则你就是促退派右派右倾直至反革命派！
那场惊天动地涉及到亿万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目的就是在全国实现农业集体化，以集体所有制或曰公有制，取代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而其前哨阵地就是人民公社食堂化！可以这么说，这场前哨战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公有制能否最后战胜私有制，认识不到这一点，你就理解不了，毛泽东为在公社食堂这样看起来只是吃饭形势上的变革，为何会态度如此强硬？先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安徽张恺帆在无为解散公社食堂一事，做出的视为阶级敌人破坏的批示，并发向全国。张恺帆在无为干什么了，惹得伟大领袖如此大恕？原来只是张恺帆回乡时见到鱼米之乡的无为农村，由于共产风的肆虐，正大批饿死人，还有更多的人将被饿死，就答应乡民的苦苦哀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不再去食堂吃饭，再就是允许农民在边角地上自种自收一点菜蔬，开放农村小市场，以期自救，别的啥也未做，为什么就成了＂钦犯＂呢？大概就是张恺帆螳臂当车，妄图在消灭私有制的前哨阵地，维护了农民小家庭利益，事实上就是在和毛泽东叫板，焉能不败下阵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贵州省委书记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并将粮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没有保证。”毛大为赞赏，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跃进－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页）一贬一褒，一打倒一推广，毛的态度十分明朗。特别是“不要例外”一句，明确告诉全党全国，在办公社食堂这样关系到巩固或是瓦解社会主义阵地的原则问题上，是不容反对不准怀疑甚至不准拖延不办的，各级领导直至全体农民，该走哪条路，对待公社食堂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分水岭和试金石。
有了毛泽东如此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打倒了以彭德怀为首，直至波及全国三百多万各级干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掀起更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共产主义萌芽的人民公社食堂，也在全国农村“不要例外”的，也“自觉自愿”地全体建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可谓是欣欣向荣，什么吃饭不要钱啦，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啦，吹得天价响。但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永远不会有，公社食堂的败相很快便显露了，而且愈来愈重。农村形势随着被一拨高于一拨的征粮指标，和反瞒产私分的斗争，实际就是逼粮形势的愈来愈紧，公社食堂的存粮渐渐减少直至吿罄，全国农村开始大批大批饿死人！如果说在大办食堂之前，因为粮食产量高指标高征购及共产风肆虐，各地已经开始有农民被饿死，但各地还可以因为收成丰欠之差，自留地收净与否，基层干部善恶之别，特别是每家每户有的锅灶还在，粮食还能自行安排，饿死人现象还各各有别，还未到整批被饿死的程度。那全国强行人民公社食堂制之后，中国农村就是全体的在劫难逃了！为什么会这样，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只要不实行食堂制，那怕分配粮食的标准再低，农民们家中有粮就是合法的，执政者就无权到农民家中搜粮；只要锅台还在，农民们还可以看米下锅，计划用粮，寻找代食品，苟延度命。而－旦农民的口粮，被迫交到食堂之后，农民家中存粮就成了“非法”的了，执政者就可以以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名义，到你家挖地三尺捜刮干净，还会对你批判斗争直至拷打拘捕。（唉！古今中外有过生产粮食的农民，家中有粮是非法的吗？）公社食堂是法庭吗？当然不是，但它却牢牢地掌控着中国亿万农民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要是换个角度看，毛亲自发起和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包括向私有制的大本营即家庭形式发起进攻的一场鏖战，到1961年时，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向“和几千年的私有制作彻底的决裂”的斗争，真的大大地“跃进一大步”！三千七百五十多万的百姓都被饿死了，不就是私有制的大本营几千万个都被消灭了吗？人都殁了，还会有私有制的观念吗？什么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狗屁！顶不上毛的一个小脚趾，最伟大的皇帝出在当代，他不是一个伟大，而是四个伟大，万万个伟大，所以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一定会有人疑问，尤其是中青年人，说什么他们也想不通，所谓办公社食堂集体吃饭，和农民一家一户自已生火做饭吃，不就是吃饭形式的改变吗，为什么会伏尸千万具呢？是不是把大批饿死人的事，归咎到办公社食堂方面，是大题小做了，不够公正，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是的，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只是吃饭形式的改变。大跃进大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这个暴君，凭借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了争夺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地位，为了震慑所谓的反对派和动揺分子，和夺取在国内一言九鼎的绝对统治地位，最终的目的是掠夺全体国人的－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为自己囊中之物，可以任意挥霍，而强制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才酿成这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但是，在总的路线大一统的形势下，各地人祸灾难依然还有所差别，可能主要原因就是各地在操办公社食堂时态度坚决与否，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搜刮农民家中存粮做的彻底与否有直接关系。如果当地头头是和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安徽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那样，是毛泽东反瞞产私分活动中的悍将，办公社食堂最坚决，也就是搜括农民家中存粮做的最彻底，饿死人就最多！反之如浙江山西江苏某些地方的头头们，在办食堂搜粮食等活动中“阳奉阴违”，“雷声大雨点小”，“做表面文章”，还有－点顾及农民的恻隐之心，事情没有做的那么绝，那里的农民饿死的就要少得多。当然他们都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是促退派，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随时等待整肃！
可以举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公社食堂在农民的眼中是如何的恐怖。据正式出版物《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无为县农村被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见到回乡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时，只苦苦哀求一点：“张省长，我们也要活命，快把摊给我们每人每天二两粮食，发到我们手上吧。”张恺帆特地注明了二两是原粮即稻、麦，而非成品粮米、面。中国农民真是太善良了，无为县当年虽说有些旱情，还收获了七亿斤原粮，（浮夸风中上报为14亿斤，征调计划7亿斤）按无为当年九十余万人计算，人均还有七百余斤，合人均每人每日二斤多原粮，执政者凭什么对农民作如此最残酷的剝夺，竟然只摊给仅二两还是原粮！而且还不发到农民手中。有人会说，不就是二两原粮嘛，放在公社食堂和发到农民手中，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区别大着哩，特别在这极低限度的份额上，发不发给农民，事实上也就是给不给农民活路的问题。比如说－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如果每日有固定的－斤原粮，那家中主事的，就会精打细算，一般只烧两顿，上午－家人起的迟迟的，九点多快十点时吃－顿，用当日计划粮－小半，配上各种可以下肚的如瓜、菜、山芋叶、山芋梗、菱角梗等，直至草根树皮，熬成－锅糊，每人吃上一点。下午四点多吃一顿，用粮要多一点，因为长夜难熬。晚上很早就上床了，睡不着也不说话，免得多耗能量。就这样时间不要拖得太久，不要再被赶上干重活的水库工地，又没生病，那这一家人，尚可勉强苟延度命。什么叫生死线上挣扎，如是也！有人计算过，如果仅依粮食度命，低限额约为每人每年三百斤原粮左右，每天二两当然撐不了多久，都会成为饿殍的。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了。
但是，如果要把这仅有的二两原粮，还是交给食堂，那就不是苟延度命，而是将尽快被饿死一途了！仍以重灾区无为县为例，我关注无为的灾难实况已经很久了，早在半个世纪前，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劳动时，因为那家农场的右派和各种分子，大都来自无为。自1959年秋之后，经常有难友低声向我叙述家乡亲人被饿死的消息。近几年我两次去无为采访，也向熟悉无为情况的各方人士，询问当年无为的事。宗兄中国傩学会理事茆先生告诉我，1960年春，他所在的剧团解散，他被下放到无为县石涧公社一个生产小队当会计，主要是管食堂的事，当然他只是经办人，无权管用粮多少。茆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去之前这里管一百八十多人的大食堂，已经饿死了四十多人，尚余一百四十七人，每歺用米多少呢？二斤！摊到每个农民的头上，不足一点五钱！即使按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算，一百四十多人，每歺至少也该有十二斤米下锅，为何只下二斤米？那些该用未用的米，都哪里去了？是被毛泽东亲自布置的，在一天紧似一天的反瞞产私分的活动中被调走去支援亚非拉革命了，还是被有权势的人中饱私囊了？后果对饥肠碌碌的农民们都一样，那就是最后救命的一点点口粮，都被剥夺了，还有农民们的活路吗？依靠这样的食堂度命，一般撐不过十天，都会饿死的。抄一段丁人卜遗著中无为当时的真实材料，看看当时农民依食堂为生，过的是怎样朝不保夕的日子。无为县委1960年11月26日批转的《大江公社贯彻中央12条指示的情况简报》上载：“官镇大队支书郭登莆、小组长张义文，群众称他俩是‘活阎王’。去年冬，57岁的陈长和因患浮肿病，不能生产，被扣伙食一天多。陈饿得没法，只得向张义文磕头要吃，张反而讽刺他说：‘你脸上还有肉，不吃没关系’，说后扬长而去，不予理睬。陈连气带饿当场昏倒。醒后爬到食堂里就死了。”丁先生的遗著里，还有这样两段民谣是写那时的公社食堂的：“二两三两，饿不死生产队长。”“三钱五钱，饿不死炊事员。”说明那时农民用粮确是到了以钱计算的严重程度了，而且还得受生产队长和炊事员最后一轮的剥削。丁著中三年的“五风”为害，刮掉了无为县三十多万人的性命。而且有的地方，严重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如1959年12月间，姚奎甲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评该公社上报粮食亩产只有360斤，是因为公社党委会里有特务，搞瞒产私分，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成的职务撤掉，配备了新的领导，并要求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立即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用严刑、威逼，搞反瞒产私分。13天的会议期间，全公社即饿死7600人。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亡2260人，占该大队人口的46%；该大队西林、小季两个生产队即死亡339人，占46%；新屋生产队原有112人，即死亡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五村，原有590人，死亡310人，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人，死亡即达2023人，占55.8%。更有甚者，正岗大队的大蒋村农民项心炳、王夕山等10余人，因想着死里逃生，竟吃了死人的肉，当时即中毒死去10人。襄安公社得胜大队后利生产队原有72户，光死绝的即达51户。还有一例：“合毛公社书记汪荣华和县里的政法部长邱福田到郑河公社东圩大队看到两户姓洪的把死孩子切碎放在锅里，急着赶到县里，向姚奎甲回报实情，想要点粮食给下面救人，姚奎甲不但不答应给粮食，反而骂邱福田是糊涂部长。
三、天灾焉？人祸焉？全国幅员辽阔，任何一年均不可能全国无灾，也不可能全国皆灾，学一点反证法，即可洞察是非。同理，毛泽东如果真心反浮夸，那彭黄张周和数百万右倾分子，是因浮夸风垮台的吗？
关于这场大灾难，最值得人们反思的，究竟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好心办了坏事，是交了学费，本意还是好的，是要让亿万农民过上好日子，还是从－开始毛就知道，他这一套改造农业的目的，就是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本意就是和他的老师斯大林一样，把广大农村视为最大的掠夺对象，花言巧语加野蛮式的宣传，最终目的还是把农村的所有财富，都收入自己囊中，亿万农民都可以为自己任意役使的农奴？这件事应该是评价毛一生功过是非最重要的标尺。不过在说清这件事之前，还须要先说说两件事：一是那场灾难究竟是天灾为主还是人祸为主？其二是究竟谁该为那场大灾难负主要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天灾焉人祸焉？本没有多少再讨论的价值。因为从中央高层到学界，都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连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底一次谈话中，都称之为“人祸”！如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有人偏不认这个账，硬要说大灾难是天灾造成的，谁要说那三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谁就是疯狗、反共小丑。比如有一位叫曹为平的先生，就在乌有之乡发了一篇二十余万字的长文，大谈两件事，一是鼓吹大跃进的什么十二大成就，另一就是大谈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为此画了很多表格，具体细数何年何月发生了怎样的水旱之灾，俨然乎是一位学者的严谨考证。对曹先生的高论，大跃进是好是坏，是伟大成就还是空前的大灾难，现在还有讨论的价值吗？先放到一边。只说说天灾人祸一事，首先请问曹先生，持人祸为主论者，有一个人说过，那些年全国都是风调雨顺的吗？常识告诉我们，全国这么大，每一年都不可能处处都无自然灾害；常识也同样告诉我们，全国这么大，也不可能处处都有自然灾害。曹先生们，你们只要找出几组对应数字，加以比较，即用很简单的反证法，就一目了然了。你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地方受灾的事实，并以此证明饿死人乃天灾所为，如果你们再能列出全国的某省或是几个地区，因为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所以没有饿死人，不就可以说明是天灾为主了嘛。可惜你二十余万言的大著中，一个例子也未举出！是疏漏了还是根本没有？如果全国都在刼难逃了，那是天灾焉人祸焉？没有事实只会骂人，你那些洋洋二十万言的文章，岂不是狗屁不值的！但是，我马上就可以提出你最不愿见到的反证，就是毛的故乡韶山冲附近两个公社的大队，在三年基本无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民被饿死率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五，和百分之二十！不知曹先生们夫复何言？
再说说那场大灾难究竟谁该负主要责任？其实这也是早有结论的。即使按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自己的说法，毛也是要负第一位责任的。毛说：“第一位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分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分责任，依次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要负第四、第五、第六分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动手，出了这些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近半个世纪后来分析毛的这段话，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至少说明以下事实，就是大跃进大灾难是执政党对全国百姓，尤其是农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也正如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已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各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门前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明确地说了，这是全党作孽的人祸，既不伟光正，更谈不上辉煌，只有血的教训！全国性的大灾难，各级执政者都是加害人，都该承担责任，从总体上说这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执政者错误人人有分，最后谁也不必为那场大灾难负责，那就是毛一贯玩的诿过于人的花招了，用现在流行语来说，是毛在忽悠全国老百姓，也忽悠了全国官员！谁不知道毛在全党全国唯我独尊的地位，如他自己所说，也是“大权独揽”的。在推动三面红旗运动，和对农村实行残酷剥削方面，毛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所作所为，－切都是有案可查的。其实早在1961年3月间，彭真就命令邓拓带一班人，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所批发的文件有什么问题，结果他们找出了一百一十多处有问题，汇编成两万多字的《中央文件摘抄》。认为“党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矛头直指毛泽东“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把工、农业跃进看得太容易了。”“想在世界上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要让“毛主席冷静下来作检讨。”彭真还在会上说：“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应当说彭真此行此言，都是较公正的，所以毛对彭恨之入骨，文革第一批就把彭打倒。
随着大跃进大灾难真相的不断披露，可以验证彭真在近半个世纪前，经过调查所下的结论，即“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是科学的，是符合史实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几千万人主要是善良的农民不能白死，执政者应该对那段悲惨的历史，有深刻的反思，该吸取的教训要时刻牢记，谁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该承担起来，该受什么样的历史审判就该作什么样的审判，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找出这场大灾难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在神州大地上重演，使全国老百姓能真正过上民主自由和免受恐惧的平安日子。百姓们这点基本诉求，应不过分。
但是，那些所谓拥毛派们，一见有人说毛犯了如此的滔天大罪，马上暴跳起来，先是什么“反共”“非毛”和什么“反华势力”的大帽子一顶顶扔过来，妄想还和1957年和1959年极左时代一样，把发言者压死。看看这一招不灵了，就极力否定那场大灾难的存在，说那是污蔑，大跃进好得很！但随着各地在共产风大跃进中大批农民被饿死的事实的披露，他们又换了一招，说饿死人的事是右派干的，毛泽东永远正确。还是那个曹为平，在他那又臭又长的文章里，就公然说，饿死人的事中央是右派刘、邓干的。地方也是一样，比如四川饿死人是右派李井泉干的，河南是右派吴芝圃干的。说来真是好笑，李井泉何时当右派了，李井泉明明在1960年，被毛任命为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部队第－政委，成了名符其实的西南王，怎么到了曹为平先生笔下，成了右派呢？你听说毛泽东重用过右派吗？说到河南省情况，曹为平更是贻笑大方了。早在几年前臭名昭著的河南“信阳事件”已传得沸沸扬扬，是极左派吴芝圃斗倒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潘复生，才登上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从此紧跟毛泽东，在河南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坑害百姓无数，仅信阳一地区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整个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多次亲临河南，对吴芝圃赞赏有加，即使信阳事发，毛还对吴网开一面。比起对彭黄张周和张恺帆等右字号人物，不知要宽容多少倍，吴芝圃何时也成了右派呢？吴芝圃地下有知，一定会大声争辩，他可是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坚定左派！
至于说到毛泽东和中央高层谁该对那场大灾难负主要责任的问题，本来没有更深的探讨价值，作为－个支部建到村头、班组、无远弗届的执政者，由于在执政者利益和全体国民利益的搏奕中，执政者－切以获得自身最高利益为执政基本理念，漠视侵犯乃至掠夺被统治的国民的基本权利，在广大农村甚至做出了最彻底的剥夺，直到肢解亿万农户的家庭，才酿成这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罪责当然要由执政者来承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此毛泽东本人和高官如彭真等之言，应该已经是很明确的结论了。但是，当今一些拥毛派们，偏偏要不顾历史事实，妄图把毛从这场亘古的人祸大灾难中剥离出来，似乎毛依然是无所不能光熖无际永远正确的神，一切功劳都是他的，一切罪错都是别人的。历史的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如何能说清这个问题，我想从大饥荒己在神州大地全面凸现以后说起。至于毛如何在反右的基础上，如何强制推行的什么三面红旗运动，说的人已经很多，不再赘述了。说说灾难凸现以后的事，可以更清楚地看清一些人的政治面目和政治品格。也可回答拥毛派们提出的，毛究竟是不是清白无罪的？厘清这场是非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能不能须要不须要，把毛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和全体党员分开，和经过这场大灾难，在执政者高层已经觉悟和开始觉悟者，与顽冥不化，依然坚持极左路线者分开，使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国，可以早日摆脫毛的阴影，依靠党内民主派，团结一切爱国人士，早日结束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制度，用和平的方式，建成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
因为即使在全国－盘棋的大前题下，依然要承认各各有别，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因为它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再则我们不能不考虑，那些曾是追求真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语），叱咤风云的一代风流们，为何最后都成为毛泽东的附庸，几乎是整体的参与了大跃进中对农民的掠夺与迫害，包括奉行毛的旨意，整肃了各阶层执政者认为心有异志的广大人群，终于站到了亿万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严重恶果，究竟是体制之恶，还是各个人的品格问题？如果要正视历史和联系当今现实来考量，应该主要是制度之恶！
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那么一大批一大批也堪称为志士仁人和国家精英的人群，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虽然他们奉行的是以俄为师，是斯大林极权模式的追随者，建立全国政权之前，许多行为都彰显了苏联体制之蔽。但毕竟没有全面暴露，那些反复向中国的老百姓宣传许诺，发誓“要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言犹在耳。有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就详尽的列举了，当今执政者在取得政权前的种种誓言，真的称得上是伟光正，干吗这样的好书也要遭禁呢？担心别人说自己打自己耳光么？过去你们描绘的那一幅幅蓝图真是十分美好的，是能鼓舞人心的，所以能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许多人为了新政权的诞生，甘冒矢石，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可以说，参与者之中不乏有投机者，也会有许多人是出于一己之利，甚至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盲从者。但是，我们依然不能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在欺骗，都在做假宣传。
但是，你们在取得政权以后又干了些什么呢？说过那么多漂亮的言词的毛泽东竟然是中国贪腐之父！仅从他非法占有上亿元所谓稿酬，和在大批饿死人的大跃进期间，在家乡湖南滴水洞盖一个“小茅屋”就花了上亿元，就足够了。那时的上亿元是什么概念？－百斤稻谷九块钱，一亿元可以买上一亿多斤稻，可以保证三十多万人不被饿死。须记住“小茅屋”是毛主动要湖南省委盖的，并非湖南主动媚上。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毛的茅屋该抵上多少户呢？始作俑者，后无继乎。有资料记载，大跃进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要在山东给中央常委每人盖一幢豪华别墅。我们安徽更出奇，竟然在大别山腹地给每一位省委书记盖了一幢别墅，还要给毛盖一幢更豪华的。而当时安徽山东湖南和全国各地正大批饿死人！执政前以毛为首的那些许诺，那些信誓旦旦的历史的先声，墨迹未干，余音还在绕梁哩，怎么一起都扔到爪哇国去了？！这种种事实说明这些曾经是追求真理的执政者，为何一掌权就沦落了呢？纵观历史和这些必将载入史册的一代要人的经历行止来看，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制度之恶！
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使好人不能做好事，不好的人可以迅速成为坏人，并且干起坏事来通行无阻，甚至官运亨通呢？如果要简单点说，都是权力垄断惹的祸！所谓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而大跃进大灾难正是执政者权力肆意滥用最典型的试验场！也正如当今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最大的权力寻租场！
可以说权力向领导层集中，最后集中到毛泽东一人之手的过程，就是全体中国人逐步丧失一切赖以生存的基本人权的过程！也包括各级官员，逐渐臣服于毛泽东，唯毛的马首是瞻，唯毛命是从的过程。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若大的中国已经只是毛一人雄起，全国人皆已雌伏了！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连周总理作为大跃进促退派的代表，连遭训斥，只能唯唯诺诺，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了大跃进饿死人，人相食，他和毛要上书的，毛动一个小指头刘就死于非命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軍”也只对大跃进的事说了一点点个人意见，就被毛作为杀鸡给猴看，也是杀猴给鸡看的标本，打翻在地，最后受尽了屈辱死去。从此“哪个虫儿敢吱声？”（毛泽东早年诗句）
在毛泽东这样高度专制独裁，一言九鼎，句句是真理的野蛮宣传控制下，所犯下的罪孽，责任当然主要应该由毛泽东来承担，也应包括给他吹喇叭抬轿子的追随者，如极左派大将柯庆施，和几位饿死人最多的省委书记们，如四川李井泉安徽曾希圣河南吴芝圃甘肃张仲良山东舒同等等。至于中央核心领导一班人，除了负他们应负的责任，如要把他们和毛泽东同等看待，就有些不够公平，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把他们和毛泽东分别对待，还基于灾难发生后各人不同的态度。大体上应该是除了毛泽东顽冥不化，一意孤行，如他本人以后对毛远新所说，他是不会下罪己诏的，对因主要是他的罪孽，致数千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毫无恻隐之心，知罪犯罪，终于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残害人类的最大恶魔，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恥辱柱上。此外，其他－些主要领导人，都还有不同程度的省悟和领罪之心，尔后还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些救赎工作，使灾难能减少一些。比如1960年底周恩来和陈云等就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支持发给农民足够的自留地，邓小平支持安徽的责任田试验，李先念面对河南信阳大批农民饿死痛哭流涕，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大跃进开始时，也曾头脑发热，胡吹如果粮食能亩产万斤，那人均三分地就足够了，以后眼见大批农民饿死了，就主张发自留地给农民。等等。虽说他们这些言论态度和措施，变动不了毛的基本施政方针，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还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些有益工作，和毛泽东面对大批饿死人的冷漠和铁石心肠，甚至无恥地说什么死人很正常，如果不死人，孔夫子还和我们一起开会哩,一付活脱脱流氓嘴脸相比，他们还是有一些良心发现的。所以应该在追究他们历史责任的同时，还是要承认他们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虽说他们做的这些有益工作，远远不能补赎他们作为执政者的核心领导成员，跟着毛－起犯下的数千万百姓被饿死的滔天大罪，但是，也还因为他们还在领导核心里，他们的省悟与救赎措施，依然可以减缓灾难向更深层次里发展。举个例子，1961年国家实际只产粮2870亿斤，远非毛泽东在1959年就当众夸下的海口，粮食产量可以达到七千亿斤到－万亿斤。实际上只和1951年相当，而人口比九年前增加了－个亿了。但是毛在这样严重缺粮的基础上，1960年，还批准出口了54亿斤，和大量的油、肉、蛋和水菓，使更多的百姓被饿死。而到了1960年底时，周总理、陈云就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减缓了饿死人的速度。这粮食的一出一进，饿死人数一增一减，谁主出谁主进，都有案可查，岂容当今一些所谓拥毛派，在那里颠倒黑白，胡言乱语。
说起拥毛派的信口雌黄，写二十万言的曹为平算是一个代表人物了。他文章的开头说饿死几千万人是天大谎言，后面又说饿死人是刘、邓等右派干的，毛那时已退居二线。历史真的是这样吗？曹先生你自己相信你说的话吗？毛什么时候退居二线的，那可是在61年底至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因毛的一系列极左措施，造成空前的大灾难被揭露之后，毛不得不做了检讨，才退居二线的。从此如江青所说，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火，当年的中央全会上，即重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老调，要重新夺回第一线的指挥权。接着悍然发动祸国殃民的文革，再次把自己塑造成神。
至于浮夸风共产风的风源在何处，谁是始作俑者，谁该担当首要责任，谁在反浮夸，已有大量材料，见诸于各种媒体，毋须一一赘述。我只想请曹为平先生等学一点反证法，就可以说明真相了。且以59年庐山会议为例，如果毛是反浮夸的，那毛为何会对彭德怀的一封党内通信，痛出杀手，打倒了彭黄张周所谓的反党集团之后，在全国又搞了－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处理了三百多万各级右倾干部。请问彭黄张周和倒台的三百多万干部，是因为浮夸垮台的还是右倾垮台的？毛如果是反浮夸的，为什么他能反浮夸，就容不得别人反浮夸呢？你们见过有几人是因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垮台的？毛泽东爱什么恨什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曹为平等为何要红口白牙，睁眼说瞎话呢？
四、人民公社化农业政策，源于苏联。但毛泽东青出于蓝。目的都是剥夺农民，斯氏只知流放、镇压、枪杀！毛氏则通过组织控制、野蛮欺骗宣传、和公社食堂化阴招，捜刮尽农民度命口粮，迫使农民乖乖被饿死！都犯下了反人类大罪！
绕了一个不得不绕的大圈子，回过头来，再看看毛泽东执政之后，犯下的滔天大罪，究竟是他好心干了坏事，因缺乏经验，所以交了一笔学费（这笔学费真够大的！）；还是他发动这场必将波及到全国每－个人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出现的全国大动荡大混乱，必然会发生祸及亿万家庭的大灾难？如果确实是前一种情况，毛犯的罪就够大的了。国家者全民之国也，不是你毛泽东个人的主义试验场，－国领袖起码应该有－点恤民之心，把曾经支持过你的，还天天高呼你万岁万万岁的善良百姓，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你的主义思想再好，可是你带给老百姓的只是灾难与死亡，你还不应该迷途知返改弦更张吗？有什么伟大的理论思想主义，要拿中国几千万人的性命当殉葬品呢？
可是，当历史的真相不断地被披露，我们猛然发现，我们都太善良了，遇事对人总往好处想的多，很容易也很无奈被罩在官方单方面宣传的陷阱里，事实却是十分严酷，远远出乎于我们普通百姓的想象和愿望。原来毛泽东下最大决心，动员一切力量，包括强势的舆论宣传和彻底的组织管理等等，要坚持到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毛就预见到，这场关系到全体农民乃至全国国民的惊天动地的制度变革，必然会遭到强大的反对和抵抗。所以毛泽东早在1959年5月9日，和副总理李先念的谈话时就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党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第七页）。中国农民要什么自由？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瞎扯淡！善良的中国农民所企盼的，最高愿望当然是土地所有权，所谓耕者有其田。达不到就退而求其次，有点土地使用权也好，最起码的总得给我们一点自己生产的粮食，让我们活下去吧！过去租赁地主的地，三七交租也好，四六交租也好，留下来的，农户还能自由支配,我们农民不就是要一点点的活命自由吗？犯了天条啦？那社会主义是什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告诉老百姓，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要－切资产归公，包括度命的口粮？生产粮食的农民都饿死了，这个国家还能支撑几天？
人们不竟要问，你毛泽东是中国领袖，你如此苛待中国人，尤其是最善良的农民，究竟想干什么？当我们只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去想中国的事，真是想不通。但是，当我们拓宽一下眼界，看看苏联老大哥的所作所为，似乎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毛泽东在中国的倒行逆施，也是所来有自，是有样板的。毛泽东也只是稍稍地发挥了一下而已！
苏联建国不久，为了实现强国梦，尽量从农村获取资金农产品和劳力资源，决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质是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强制推行集体农庒、消灭富农、和余粮征集制。由于组织控制不到位，舆论先导力度不够，手段粗暴，遭到农民激烈反对，拒绝走集体化之路。于是苏维埃当动用公安刑侦和特务（克格勃）手段，对农民实行逮捕流放和枪决，与农民决战。农民群起反抗，斯大林坚决镇压，派武装执法队，到农村捜粮，并组织两万五千名的党员大队，押解数百万农民流放西伯利亚苦寒之地，任其自生自灭。农民以抛荒土地罢种罢收，杀死耕牛杀光家禽，与政府对抗。致全国粮食产量锐減，退回到战前水平，大批农民被饿死。仅东部粮仓乌克兰共和国，就饿死了数百万人！七十多年后，转了型的乌克兰现任总统尤先科，向俄罗斯算清旧账。普京的回答是，当时农业政策，是面向全苏联的，全国受难。
毛泽东比斯大林要“高明”多了。虽说什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的都是－样的，都要实现什么强国梦，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农民作残酷的剥削。他才不像他的老师斯大林那么蠢，他不会下开枪杀农民的命令，纵使大跃进中也曾以种种名义，杀过很多人，但只说是阶级敌人破坏，不说是农民反对合作化。相反的，毛有办法，把数亿农民都被宣传成是自觉自愿高髙兴兴走向集体化的所谓康庄大道的。至于你们入了我毛泽东精心设置的集体化的彀中，农民兄弟们，你们再要想干什么，就由不得你们了！想要什么自由，你们就饿着肚子慢慢想吧。
毛泽东当然知道，全国有数亿农民，仅靠他和他的党要想全面控制农民，力量远远不够。动辙就动用国家专政机器，用警察特务甚至军队，去镇压农民，更是不得人心的昏招。毛氏比斯氏，更高明之处，除了舆论宣传攻势之外，就是注重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教化了。随着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很多人昨天还是种地的农民，一夜之间，书记、队长官帽加身，成了政府的官员，可以不劳而获并享受特权。他们能不感激涕零？是合作化带给他们的种种好处，顺理成章的他们都是人民公社化，和大刮共产风的有力推手，后期都是所谓反瞞产私分，实为逼粮逼命的助纣为虐者。道理很简单，他们在为毛氏和执政者征粮过程中，很多人得体制之福，中饱私囊发达起来了。所以他们还在念念不忘公社化的种种好处，至今还在怀念毛泽东的恩情，是当今拥毛派的一支主要力量。
毛氏还有一高招，就是动员或曰胁迫一切文学艺术形式，为合作化造势，为毛造神。这方面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都干过，也有如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等鼓吹苏联农业的作品，但不成气候。苏联文学虽说整体上也在为苏联政治服务。但还有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一书作者）等，在苦撑苦熬。高尔基有过也有功，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巨大成就，迫使极权的苏联政府也不敢对萧氏说三道四。而毛时代的中国作家群，以郭沫若为首是整体断了脊梁骨！大跃进大灾难中，竟坠落成饿死农民的帮凶，典型代表是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笔者另有一文《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从浩然之死谈起》，已见诸网络，不再赘述。
问题讨论到这一步，似乎一切都明朗了，那一场在大跃进中发生的亘古未有的大灾难，根本原因主要是毛泽东要在中国实现什么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漠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对农民作出最彻底剥夺的恶果！毛泽东面对因他之恶行，而致如此巨大的灾难，究竟是怎么想的，后人很难说清。但我们知道毛是个务实的人，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了，更相信权力在手无所不能！可以举一个例子，看看毛泽东究竟是在为农民的利益，还是在谋一己之利和一党之利。我们安徽是大跃进中的重灾区，饿死了约五百万人。后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良心发现，在全国首先实行粮食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翌年毛泽东路过蚌埠，在火车上召见曾希圣，曾汇报了责任田情况，毛说可以试试嘛，能增产十亿斤粮食也是好事。安徽缺粮饿死人情况很快改变了。全国许多地方相继仿效实行了，全国农村的大灾难正在逐渐改变，这不是大好事吗？还有什么比农民不再被饿死的事大吗？可是1961年12月毛在苏州，也有说是在无锡的，又召来了曾希圣，对他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自留地可以收回来了。曾希圣还在争辩，但毛一直坚持，直到文革开始时，毛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还在斥责责任田是单干风。
这段史实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告诉中国人，毛的要实现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的只是执政者的利益，当然也包括他欲壑难填的私利，什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愚弄百姓而已。执政者特别是唯我独尊的毛泽东，是不是认为，如果农民的自留地里就是增了产，但不能为我任意使用，那增的产对社会主义又有何用？还不如收回来，不问收多收少，都在我的囊中。从毛的角度看，你不能不说他说的也有道理，至于农民因缺粮而饿死，与毛的利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干吗要检讨要下罪己诏，你们包括政治局的常委们，一定要我检讨，我能不窝一肚子火吗？你们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能一致吗？要是一致了.还用得着改造吗？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材里，三十三年之后，突然听到有一位叫逯军的副局长，责问记者：＂你们在为党说话，还是在为老百姓说话？＂毛想到此人真吾好学生也。不过毛也不高兴，就这么薄薄的你知我知地球人都知道的窗户纸，你把它捅破了，以后的理论教育和舆论宣传工作还怎么做？！
话说近了，还是回到五十年前大跃进的现实中去。
那时到处是饥饿，到处是倒地的饿殍，到处是朝不保夕的恐慌，也到处是欢庆大跃进伟大成就的载歌载舞，到处是发了疯一样地在吹牛说谎。然而牛皮总有吹破的一天，真相总归要暴露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当时全国都在缺粮，尤其是京津沪等大城市，但上层用尽了各种方法，包括宣传攻势，组织措施，基层甚至拆墙挖地了，有的地方打人吊人抓人等等公安刑侦手段都用上了，这方面无为人丁人卜的遗著中，有很多详尽的也是极为悲惨的记述。可是没粮就是没粮，任你机关算尽也是枉然。说句公允一点的话，地方官员像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那么狠心的，为逼粮不顾百姓死活的恶吏不是太多，或是做的没姚那么绝。虽说圣命难违，在自己的治下饿死人太多太多，总没法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待。粮食征不上来，日子还是要往下过的。回想那些年过的真是生不如死，中央都下文件要低标准瓜菜代了，什么小秋收、小球藻、再蒸饭、闹稻秸杆、磨玉米芯、破碎黄豆杆子芝蔴杆子找澱粉，各种花样都玩尽了，饥饿还在继续，死亡还在蔓延。这苦难的日子哪里是个尽头啊！
五、毛泽东家乡惊人惊天的死亡率，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解散公社食堂的决定。毛自知已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恐惧了，但不是下台赎罪，而是竭力封锁掩盖。为此不惜发动文革，阴谋使江青和毛家人接班，甚至迫使周恩来早死。
条条道路通中央，纸里终归包不住火。别看报上天天还在吹，跃进形式好的很，中央已知全国形势十分危急，处理不好，全国大乱，神州陆沉都是可能的。有文件说1961年伊始，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多做调查研究，并定这一年是什么“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其实都是毛泽东在做“秀”，他真的不清楚，这亘古未有的人间惨案是怎样发生的吗！不是你毛泽东夸下海口全国粮食总产要实现什么七千亿斤、一万亿斤的胡话，以后牛皮吹破了，还亲自布置向全国农民以什么反瞞产私分名义，疯狂逼粮；不是你发动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打倒批臭任何一个敢有一点异见甚至是腹诽的人，从此全国真话噤声谎言盛行，可以任你胡作非为，和平时期全国能有那么多的善良百姓枉死吗？如果你还有一点怜悯之心，还敢面对现实，收起你那些主义思想，停止高征购，停止什么支持亚非拉，你自己国家的人正在大批饿死，你能支持谁呀？不过头头们能下去走走，总还是好事。
世间事物常常是物极必反，希望也可以萌生于绝望之中。唐人有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大饥荒的转机，与这次大调查休戚相关，起码可以说毛泽东顽固坚持的大办人民公社食堂，这个坑杀了数千万农民，肢解了中国农民家庭的苦难与罪恶的渊薮，就是在毛亲自派出的调查组提出的调査报告之后结束的。
头头们下去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周总理到河北省武安县，是微服私访的，未通知地方官员，直接去农村，揭开公社食堂的锅灶一看，里面煮的全是榆树叶子。开座谈会时，有个叫张二廷的农民，当场对周恩来说，你们再要这样糊弄我们，两三年之后，你们也得饿死！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刘少奇是去湖南家乡花戏楼一带调査研究的。前不久央视播放过反映这段历史的电视剧，刘在湖南所见所言，大体是真实的。但是，明显的是在回避毛刘之间当时还只能说是初见端倪的分歧。我看过一个材料，是说刘在减缓共产风的伤害，和纠正一些极左措施时，竟然受到一个极左的女支部书记的疯狂抵制，竟公然敢说刘违背了毛的革命路线！说此女疯狂还不是吗？一个小小的村官，公然敢和国家主席叫板，底气何在，还不是铺天盖地的恶性宣传作的孽，村支书认定她就代表了毛的革命路线！刘这次去湖南，是带着省地县各级领导同行的。刘面对人祸大饥荒，沉痛地向十几位农民代表表示歉意，刘一检讨，接下来依次是省地县公社各级领导，都纷纷都站起来向那十几位普通农民做检讨，连在坐的记者，也检讨自己不该把粮食亩产七百斤，说成是七万斤。
刘周的态度再鲜明，也抵不上毛的一言九鼎。关键还是要看毛的态度。毛这次是认真对待了，他派出自己的三个秘书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各带一个调查组下去调查研究，而且毛亲自回湖南坐镇了解情况。在胡乔木率领的调查组里，还有毛的堂侄，时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毛华初参加，他们的调查报吿，收入了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日完成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总集之中，应该是披露大跃进大灾难最有权威的报告；也是判定那场大灾难起因是天灾焉人祸焉？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也是研究毛泽东绕不开的话题；也是开始结束饿死人的深重灾难，走向新起点最关键的一步；事关重大，只能全文转贴这里。并向此文作者一清先生表示谢意了！
惊心死亡率让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大食堂
作者：一清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争论一个数字，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外一些机构有过一些模糊的说法，国内某些学者也提供过一个几千万人死亡的数字。但到底是多少，真的没有确数。作者根据最新解密的材料，给出一个切片，可能会有利于读者对当时的严峻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日完成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总集，批露了一个重要材料，即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一封有关“大食堂”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的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火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此处省去103个字）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同志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去三万人，去年约死两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在已减至一万余人，但我们去的地方，有的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此处省去136个字）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告诉他转告。敬礼！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是毛泽东派到湖南的中央调查组组长。毛泽东是4月8日到达长沙的，也是来湖南就农村工作进行调研考察。4月14日，率中央调查组还在韶山作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上述信，并另送上了四份材料，一并交毛华初带交给毛泽东。毛华初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的养子），时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中央调查组的工作。
毛华初是到长沙开会的，一到长沙，即将胡的信和材料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并托他转交给住在省委蓉园的毛泽东。张平化立即赶到蓉园四号楼毛的住处，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份材料。估计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不安的，第二天即约毛华初到四号楼来，让他当面汇报调查组在韶山所风见的详细情况。毛华初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解散食堂问题的意见。毛华初的话，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想不通的是“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呢？“同样多的粮食为什么吃食堂就吃不饱？”
据《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记载，“毛华初按照调查组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为毛主席了解和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P211）
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事情的处理，有组织原则与程序。“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但是，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得出，实际上，他的内里已经下决心要解散大食堂了。毛泽东星夜将胡乔木的信和几个调查报告批给正在主持召开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张平化。并要求将这些材料“今日印好”，也要“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
4月15日，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改变了原拟定的会议的开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16日，湖南省委发出了188号文件，转发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并要求各地市县委“立即仔细阅读，并派出一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书记，亲自深入到一个食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以便取得直接经验，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后，有组织地处理好一部分和大部分食堂散火的问题”。（同上）
至此，食堂大解散的冰山，终于崩开了一角，接着，全国的解散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影响了几万万人口三年之久的大食堂梦癔，终于随风飘散……
（转自“一清博媒帝国·凤凰站”）
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当然是毋容置疑的，中国当时可能找不出第二份比它价值更高的资料，也不会有第二个毛更可信赖的工作组了。至于删去的二百多字，说了些什么？有材料上说，在工作组召开的社员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表弟文冬生说：“（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仅就这公开的资料，起码可以说明以下几件事，一是毛的家乡58年以来，直到毛来长沙的1961年，皆没有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如果有，胡乔木和毛华初焉能不提；二是即使是毛的故乡，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人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当时全国六亿多人，按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披露，四年非正常和饿死人数为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例也只占百分之六左右，远低于毛家乡死亡率。为什么全国死亡数就是巨大的谎言呢？那毛的秘书胡乔木和毛家人毛华初的调查报告，岂非是更大的谎言？！借给胡乔木十个胆子，他胆对毛泽东撒谎吗？毛家人毛华初会给自己的伯伯脸上抹黑吗？
这份材料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毛没有把罪责推给刘邓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推给省地市基层，就他的家乡来说，他没有责怪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这一点应该是毛在大跃进所犯的罪孽中，唯一尙可赞许之处；其二是材料中这么几句话：“当晚，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来信及四分材料，估计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毛泽东的內心是十分不安的……”这几句话对了解毛泽东当时的內心世界，和解读他为何要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和几年后悍然发动更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毛泽东熟读经史，他该知道这些年他作了多大的孽，知道了占人口这么大的死亡率，他该负多大的责任？本来他的内心十分不安，有两面性，或是有一点人性回归，觉得有愧于全国百姓，也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是该下罪己诏，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呢；或是在担心自己皇位的不稳，会受到历史的清算，不如乘手中还握有无上权力时，尽力打压敢于对自己有意见的任何人。纸里这团火能包一天是一天，先包到自己在世，哪一天死了，就把位子传给自己的老婆侄子，他们会继续包下去的，时间长了不就没事了，自己还不是永远是神吗？所以他选了后一条路，宣布自已是不会下罪己诏，这才成了今天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几千万人命的罪，岂是一纸罪己诏就能赎得了的。与其生前难堪甚至受辱，不如最后一搏！
最后一搏怎么搏？当然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了！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嘛。不过虽说主意已定，实施起来却须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谋略，当然也包括必要的手段，像阴谋阳谋什么的。好在毛对这一套烂熟于胸，经验老到，手法娴熟，能稳操胜券。否则谁都可以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旗，克敌制胜，焉知鹿死谁手？＂
有人把阶级斗争比做绞肉机，谁也不想成一堆肉被人绞了，而且大部分人也不愿当绞肉机去绞人。可是当你只有一种选择时，只能选择当绞肉机了，何况整人还能当上人上人哩。至于谁能来拧绞肉机的把手，谁只能当鱼肉被绞？那只能凭权势说话了，岂是小民们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的？
我还认为人整人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像拳王争覇赛，尤其是高层领导者之间。是斗争就要有对象,就要决胜负,胜者为王。拳王泰森大臂上刺的毛泽东头像，不是异想天开，倒是真实的写照，泰森崇拜毛泽东，想击倒一切人，而不被人击倒，就像毛泽东在中国那样，是他的真情渴望。毛泽东要是知道了，不知有何感想，他一定会嘲笑泰森这样只会动拳头咬耳朵的大笨伯，怎能领会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玄机奥妙，其中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只有深谙其中奥秘，且出手又快又狠，既丧心病狂又滿口谎言的人，才能击倒一切对手和非对手，荣登领袖和拳王的宝座。正因为难度太大，成功的人士太少，算来能载入史册的，也就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霍查、金日成、金正日、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寥寥数人而己。
其实外人包括他的老婆和家人，并不一定能真正的能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是沉醉在击败对手的喜悦多呢，还是对大跃进大灾难的恐惧多呢？我宁肯相信后者！因为这毕竟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为了掩饰这场失败，我毛泽东可算是费尽心机耗尽心血，甚至不得不阻断对周恩来的治疗，为的就是好让江青顺利接班。你们以为我那么看重江青吗？不！她只是我豢养的一条狗，叫她咬谁就咬谁。但是她如能接班了，以后她再交班给毛家人，有一点我是放心的，就是她和毛家人不会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揭大跃进大灾难的老底，使我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至于遗体烧不烧，睡不睡水晶棺材，本来我就无所谓。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甚至是没有炊烟的战争；是一场不见两军对垒但却是无处不在的战争；是一场最弱势的中国农民和执政者及其最强势的领袖毛泽东，在做生和死的不等式的较量；是一场主义和人性的大博弈；是一场粮食争夺战，终致伏尸数千万具的战争！这是一场最终没有赢家的战争，只有国殇！只有永远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乌云和心底的乌云，只有永久的伤痛……
但愿这样国殇式的大灾难，在神州大地上永不再来！但愿毛泽东在水晶棺材里长睡不醒，也别借尸还魂！让这块饱经患难国土上的国民，能过上平安的日子！
注：部分引言转自丁杼先生大作：《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一文。谨表谢意！
2009年5月初稿
2009年9月9日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