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5日在传知行研究所“公民转型论坛”的讲话，唐峰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央党校的杜光老师给大家做讲座。我觉得现在像杜老这样年龄还有赤子之心的人已经很少了，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请杜老师讲讲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题目叫“我的改革观”，我们欢迎杜老师。
杜光：
很高兴今天能够到这儿来。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我非常高兴。我交往联系的大部分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接触青年人很少。我很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我的观点。我在网上发的文章也好，文章印出来发出去也好，读者大部分是老年人。我把网上的文章每超过三万字，印成小册子，一开始印200份，后来有人陆陆续续写信、打电话要，我就给他们寄，结果还是一些老年人读。我觉得很遗憾，年轻人看我文章的不多。
今天我带来我印好的一些东西。从前年开始，每年印7本，今年已经印了5本，可能还要印一、两本。三、四万字的东西拿在手里面很快就看完了，多的话收到以后放起来就不看了。讲座完了以后，谁要的可以给我留地址，我给你们寄去。这叫《杜光文存》，今年是第15、16、17、18、19辑，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见解提出一些批评、补充。我深深地感到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受旧的影响比较多，尽管有所突破，但在很多问题上还突不破。今天我想给大家说说“我的改革观”，我对改革的性质、目标是怎么看的。改革已经30年，但我觉得我们国内从上到下，对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很少人能有明确的认识。邓小平的“摸论”、“猫论”解释不了问题；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就更加荒唐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谈不上自我完善。
改革走到今天，产生了很多不应该的现象。特别是最高层、决策层，改革想达到什么目标?恐怕没有一个人是清楚的。我不敢说我自己清楚，但是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观点。上面不采纳，我没有办法，但是我有责任宣传我的观点。
总的来说，我认为改革的性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民主主义革命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从100多年以前的洋务派开始，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我们要完成的，就是从洋务派开始的、一代代前辈们前赴后继要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民主、自由、富强的新社会，但一直没有完成。而改革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认为改革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和这个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概括为四句话：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
我认为，做到了这四句话，才可以说改革达到了目标。我们采取的措施，在政策和具体的政府行为上，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才能够实现我们国家自由、民主、富强的希望。
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6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充满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专制取得上风。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现在我要谈的是：改革要改什么？现在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我们要改掉什么样的体制，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现有的体制是专制主义的，我们需要改掉专制主义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曾经给人民提供些远景的希望，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里面提出来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个目标给予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很多人没有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有些人在国外也要回到大陆，就是奔着这样的目标而来。例如，储安平曾经说，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是自由有无的问题，这说明他已经看透了这个问题。但结果他还是留在大陆，说明他对大陆还是有希望、有幻想。其实，50年代初还真有一点往前走的样子，尽管专制主义的干扰也很多，如思想改造、院系调整，这些东西是为巩固专制服务，为专制主义占统治地位做准备的。最后就来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败笔。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1947年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许德珩先生上社会学课就把这段话写在黑板上面，我们当时都抄下了，印象非常深刻。
按照马克思的论断，中国在 50年代根本就没有条件谈论社会主义。首先应该发展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条件成熟了以后，再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却要搞三大改造。所谓三大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这个社会主义确确实实完全违背了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的结果，就剥夺了所有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推动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政治上，一开始还有些联合政府的样子，中央政府有将近一半是非党人士，但1954年把他们都排除出政府，9个副总理全部是共产党员。接着，毛泽东又发动“反右运动”，反右对毛泽东来说来是巩固专制独裁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是威胁他独裁统治最主要的社会力量，所以他通过反右运动，把55万（有一种说法是300多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进行劳动改造，让他们饿死、累死。
毛泽东1957年11月7号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的时候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1956年，我看在1957年。1956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认为经过反右才真正取得了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说反右运动完成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巩固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
在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反胡风等运动，树立起定于一尊的对真理的垄断，建立了对新闻出版的全面控制。在社会领域，把一些社会团体、群众组织都放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甚至宗教信仰，像对天主教、基督教，就是通过“三自”直接控制。城乡户口的二元体制，剥夺了公民特别是农民的自由迁徙的权利，1954年的宪法还有这一条，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到后来宪法里就没有了。结社、集会的自由也被束缚，从而垄断了对公民的自由权利。
所以，1957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共产党全面垄断的社会：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了全部政治权力，文化上垄断了真理裁判权，定于一尊，在社会领域是垄断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全部是空话，这样的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专制主义社会，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改革，首先要改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改革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的继续。改革是要反对、改掉专制主义的东西，建立起民主自由。这个性质非常地清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
50年代中期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从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倒退。社会制度的专制性，说明中国100多年来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所以改革就是要改革掉各个领域的专制主义，建立起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社会，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这里面我顺便说一下什么叫“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但是有片面性。“化”包含两种含义，更重要的不是说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头彻尾意味着化的完成，而更常用的“化”，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自由化就是由不自由到自由的一个过程，民主化是不民主到民主的“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民主、或者自由就完成了。民主和自由的实现是个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发展过程。这个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因为这个牵涉到普世价值等争论性问题。
下面我想就四个化，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先说经济市场化。市场就我们中国来说也是早已有之，古书有“日中为市”的记载，《孟子》也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的内容。古代所谓的“市”就是互通有无的地方，就是以我所有交换我所没有的东西。据《周礼》的记载，古代还有司市的官，就是专门的市场管理员。垄断，在《孟子》里面也有记载。但市场在古代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它是作为社会主要经济形态的补充而存在。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说，恐怕占统治地位的长期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经常是地主经济发展挤掉小农经济，然后农民起义或者皇帝主动重新分配土地，等等。市场始终是作为一种补充形态而存在。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曾说过，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该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是市场经济最早的自由竞争的理论根据。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在建立中国市场经济上，农民是立了大功的。他们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以包产到户这样的形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结果就释放出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是劳动力。包产到户不但提高了产量，而且还使劳动力出现了富裕，有些人可以自由地寻找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改善生活。另一股力量是资金，虽然是非常起码的，也是超出他生活所需要的一些资金。有人、有资金就出现了最初的市场经济形态，有的肩挑手提，有的长途贩运，有的摆摊设点，有的走家串巷。在中华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零星的个体劳动者，这是市场经济最初的闪光。接着而来的是乡镇企业，当时有傻子瓜子大王等等。80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突破了共产党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出现了有生的力量，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从这一点上说，当年农民和城市青年、或者是下乡插队回来的青年人从事个体经济，一些小摊贩、小商户、小店是立了大功的。今天回顾市场经济发展，应该承认他们是为我们市场经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六四打断了历史进程。六四以后出现了反对市场经济的妖风，当时有许多以反和平演变为主要内容出现在报刊上的文章，有些单位组织所谓的学术讨论会，反对改革。有些人说，和平演变有三个社会基础：一个是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史上挨整的人，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释放出来的这些人。当时有人甚至说：胡耀邦的最大错误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 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第三就是知识分子。这是在中央党校当年召开的一个党建理论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来的。
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实用主义者表面上说是赵紫阳，实际上谁都清楚，最大的实用主义是邓小平的猫论、摸论。1992年初邓小平为什么跑到南方去讲话，没有在北京讲话，是因为北京反改革的气氛太浓厚了。在成都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人甚至说，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现在已经是两个七、八年了，应该再来一次了。这些人狂妄地呼唤着文化大革命。当然，现在毛左派呼声比那时更强烈，但当时出现那样一个呼声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固然可以做这样那样的判断。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打退了反改革派对改革的进攻，继续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功劳我认为是不可抹杀的。尤其是他说，谁反对改革谁下台，这话非常重，有心者听到恐怕睡不着觉。很快，反改革派的就转过来了。这应该说还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挽救了改革，这也是中国特色。尽管方法是专制主义的，但客观上还是起了好的作用。这个专制主义是借用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邓小平利用他的权威来挽救了改革。
90年代改革的发展并不如意。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六四打断了中国朝自由民主方向发展的进程。当时学生的两大诉求是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却成了动乱，六四用枪炮消灭了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那么，腐败必然要发展起来，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束之高阁，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膨胀。
政治权力和改革当中出现的一些势力相结合，结果就出现了中国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有权，又有地位，就是贵，他们利用权力和地位，来掠夺国家的资产；或者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掠夺国家资产、掠夺劳动人民。豪强是巴结权贵，和权贵相勾结，取得一些特权，利用这些特权来发财。老百姓仇富就是仇这样富起来的人，中国人民并没有仇富的传统，通过合法经营富起来的没有人仇。剥削阶级就是因为权力得不到制约才产生的。毛左派攻击改革，说你们改革搞的资本主义改革，是资改派，所以才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他们把这两个概念完全混淆起来了。
改革过程当中，那些掌握权力，利用改革的机会来盗取、掠夺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现象，和改革本身是两回事。改革有它自身的规律，当政治权力介入以后，原来在轨道上正常行驶的改革列车，就被政府权力推到邪道上去了。我在1995年写过一篇征求意见稿，这是我的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立足点》。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把企业还给工人，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黑龙江大学已经去世的熊映梧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提出我们社会应该实现“公民产权本位”，所有公民、劳动者都应该有一定的产权。我本人非常同意他的见解。
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拿出一部分产权，比如说30%—40%分给职工。国有企业经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国家投入的成本早就拿回去了，现有的财产全部是工人创造的。你不是说工人是主人翁吗？没有产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他哪里来的权利？只有有了产权、股权，他才有发言权、管理权、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也就是利润的分配权。
有两个内参性的杂志，我现在不记得了，刊登了我这个东西。有些厂就采取这个办法，搞改革试点，结果朱镕基出来说话，说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当时《中国改革》杂志有一篇社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应该是非国有化，结果受到朱镕基的严厉批评，有些已经这样改的企业，要让他们改回去。赵紫阳在去世之前，在朱镕基被称为“经济沙皇”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朱镕基只懂得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不懂得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我认为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我还有一个见解，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深入讨论。是改还是不改？不改的话采取什么办法解救我们的企业？如果改的话怎么改？都应该听取职工的意见。但是所谓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完全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依靠。企业要改革，至少也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结果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了权贵掠夺国家资产的盛宴。我前几年看到过一个材料，有一个小企业要改革招标，党委书记要参加。那个企业大概有几千万元资产，他想出几十万块钱就把它买下来。好几个民营企业家也要参加投标，他一个个地做工作，说我给你二十万、三十万你退出，或者我投标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往上抬了。那些人当然不干，你想想，几千万的东西，你几十万就买了，哪有这样便宜的事。结果这个事就流产了，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恐怕不止一、两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流产了，恐怕给它收买成功的也有。其他参加投标的人会想，尽管我这几千万块钱捞不着，白白挣那几十万块钱也好嘛！何况还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他只花了几十万块钱，几千万的产业就成了他的了。有些人通过亲戚来投标，他自己在背后操纵。还有一些人空手套白狼，几百万块钱买了有几千万资产的企业，实际上一分钱也没有出，他就把这个企业的资产拿到银行里去抵押，贷出需要投的钱。贪官污吏就是利用这样一些机会，以改革的名义掠夺国家的资产，暴富成为权贵资产阶级。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刚才我讲的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的介入；第二个是指导思想上还存在着错误观念，把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当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是公有制吗？完全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应该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一方面，工厂、机器是集体所有，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权支配；另一方面，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工厂里劳动的每一个职工。生产资料既是集体所有，公有，同时又是个人所有。这个公共所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所有制，才是真正的公有制。职工个人虽然无权支配生产资料，但是他对厂里面的管理、分配又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属于公共所有，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支配，工人可以用这个机器劳动，但是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拿走。另一方面，它的交换价值是属于劳动者所有。职工的产权在几年以后可以出卖、转让、交换，应当制定条例，做出具体规定。只有这样一种经济形式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中国来说，恐怕只有联想和华为比较接近这种经济形式，十几年前我到华为参观的时候，他们75%的股权是属于职工的，现在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国有制可以发展成为公有制，在高度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采取这样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话，就可以由国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是由于管理者和管理部门的私心，会成为官僚、权贵所有制的企业。这种企业，由于它所具的垄断性，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好处，相反有很大的坏处，起着障碍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国外的垄断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它跟政治权力是脱钩的。我们这些国有垄断企业跟政权是集聚在一起的。国外的企业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统治市场同时又不能不受市场经济的约束。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完全是脱离市场的，它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不受市场经济的约束。国外的垄断企业外有竞争的压力，内有利润的要求。而我们国有企业内外压力都没有，亏了本国家可以补贴。所以，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完全是落后于时代的经济形式，是和专制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
由此可见，国有制正是应该改革的对象。但现在恰恰相反，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国有制又被认为是公有制，所以要尽量扩大国有制。尽管经过改革的国有制企业很多，所谓抓大放小，小的可以放了，但大的还是要抓，不但要抓而且要扩大。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指导思想的非常严重的错误。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都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以权贵所有制为主体。这个口号不单单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实际上还为巩固专制制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论证。
前面我讲的是公有和国有，民有经济就不多说了，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里曾经谈到，民有经济几大特点，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主力、中产阶级的摇篮、公民社会的温床、工人阶级有产化的希望所在，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我认为2009年是经济体制改革倒退的一年，国进民退，垄断依旧。2005年国务院发布过一个文件，简称“36条”，鼓励、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刚刚发表的时候，民有企业非常受鼓舞，它明确规定石油、金融、铁路等等行业可以让民有企业进入，但几年的实践结果很难进入，有些进入了又被挤出来了。所以民有企业家提出来说，现在存在两门现象。什么两门？一个叫玻璃门，门是玻璃的，里面东西看得见，但是进不去。第二个是弹簧门，好不容易进去了，又被弹出来。所以，民有企业处在两门现象的情况下，要进入垄断领域难上加难。相反，垄断领域要霸占民有企业，用极少的代价就把民有企业吞并了。通过红头文件就可以。政治权力和经济企业相结合的结果，只能够是阻碍市场的发展，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经济体制改革走到现在已经到了绝路。国进民退把路堵死了，而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就在于继续冲破垄断，扩大民有企业。或者是让民有企业进入还被国有企业占据的半壁江山，或者是国有企业放弃垄断，进到市场经济里面，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市场规律约束。这样的经济结构才是比较健康的结构，但是现在非常困难。国有企业、国有垄断企业是权贵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也是政治上专制体制的经济基础。现在只能够采取一些渐进的措施。比如利用“36条”里的规定，争取使民有企业能够染指垄断企业。
希望能够停止兼并私有企业，在我的观念里面，民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是有所区别的。民营企业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由民间，也可以说是私人掌握的。所有民间掌握所有权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这里面包括股份制企业。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股份制企业不能说是私有企业，它是从私有到公有的过渡形式，是一种中间形式。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述，股份制企业是由私有企业转化为公有企业的过渡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点可以有很多，一点又一点，不断地过渡。股份制民有企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企业。最初的股份制，股权所有者都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就是资本家，所以他对股份制看法所根据的就是这一点。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公民也通过证券市场取得股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职工持股，美国现在有一万多家采取职工持股这样的形式。我认为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渡点，一点点地往前走。
有人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非常反感，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果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阶段，那它必然要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同资本主义一些特点不一致的社会。这个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叫什么社会？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名字社会主义吗？不妨就叫社会主义。至于具体来说它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是停止兼并，贯彻“36条”，削弱国企的垄断性，把国企推到市场。有些具体措施，比如价格听证会，国企垄断的一个很大方面，就是价格垄断，如果举行公众听证会，而不是走走形式的听证会，至少对价格的垄断就突破了一点点。这样一点突破，我认为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好处的。另外，在政策、资金方面为民有企业提供条件。这在很多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里面都讲到了，但进展非常慢。金融是垄断的一大块，金融向中小企业开放就要求创办更多中小金融机构，而中小金融机构要占有一部分大金融机构的客户，所以大的金融机构就反对。今年有些报道，为了给农村的或者为中小企业贷款，很多银行特别开辟了中小企业贷款窗口，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下面讲政治民主化。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上，我是这样来表述的，民主是公民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表现。鲁宾逊不需要民主，就他一个人，后来有了礼拜五就有了主奴关系，才有了民主不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个社会概念。人群集中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有法律法规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同时也保证每个人的权利。这就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他对政治结构、体制，对由哪些人为我们服务，或者说主人雇佣哪些仆人，得有发言权，这是民主。
有人贬低民主，把民主简单归结为选举权。如果不是存心反对民主的话，至少认识上是很不应该的偏差。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选举的，当然是民主。但问题是民主并不限于选举，它有其他内容，既然公民是主人，那么，在选举以后的监督、罢免等方面都应有权利。现在有些人反对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难道社会主义不需要监督、制约吗？三权分立不是一个政权形式，而是一个政治原则。可以是两权分立，也可以是四权分立、三权分立。各个政治机构都独立地履行它的职能，行使它的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监督。
我们现在的政治机构，号称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党主。一党专政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统的帝王专政意识；这个传统非常强烈，毛泽东在年轻时写有一首诗，叫《咏蛙》，我这里读读。他说：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诗说明他年轻时代帝王思想就非常强烈。春天来的时候，我要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开口？要等我开口以后，你们才能开口。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报纸上公布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那里更清楚，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等等。他掌权以后，还是这个思想。把这个体制叫做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荒唐的。
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败笔，而列宁、斯大林又朝另一方面加以曲解，就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共产党压制人民的一个理论武器。毛泽东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问题是谁来定义人民和敌人。1957年他还做了报告，要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结果过了不久，55万知识分子都成了敌人了。人民民主专政是非常荒唐的东西，实际上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理论的基础。看起来非常冠冕堂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要通过自我批评的方法，对敌人要镇压。但结果却是知识分子成为敌人，彭德怀成为敌人。这个理论等于说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他承认你是人民你才是人民，这是最典型的专制主义理论。所以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毛泽东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而提出来的专制性的理论。
毛泽东去世以后，又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90年代又有所谓三个代表，而且写进党章、宪法，这都成为笑柄。四项基本原则也好、三个代表也好，在理论上根本就站不住脚。但是执政党不但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要强加给全国人民。这不但荒唐，而且是一个笑话。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建立在这些非常荒唐、愚蠢的理论基础上。还怕大家不重视三个代表，一定要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非常幼稚的，是幼儿园的办法。
我们的政治体制建立在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中国特色成了我们掩盖很多丑陋东西的遮羞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就好比说我上的是中国特色的大学，至少要有大学课本、有大学教师，可是实际上你刚从幼儿园出来，连小学都还没有上，你说上的是中国特色的大学，谁信？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各地大办红专学校，三天以内全村要办成红专大学。有些地方提出几个月以内要培养出多少个大学毕业生，这可真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小学生，而社会主义就是未来的，将来比资本主义更文明、自由、民主的的社会。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瑞典也只能说在过渡点上，到了某一个过渡点。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我们提倡建立宪政民主，所谓宪政就是依法、依宪行政，按照宪法来采取我们政府行为。我认为现在依宪行政谈不上，我们宪法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专制性，也有民主性。民主性的一面就是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法院和检察院是独立的，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干涉等等。但在宪法里面还有四项基本原则，这就等于剥夺了全部自由权利。所以说依宪行政，要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是毛左派却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说现在的改革违反宪法。从90年代以来毛左派的万言书主要就是说改革违宪。所以，要依宪行政，首先要把宪法修改成为符合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这样才谈得到依宪行政。否则依宪行政就是依四项基本原则来行政，那就很糟糕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把一党专政体制改革为人民民主、人民主政的宪政民主体制。我认为当前可以以反贪污为切入点，建立并加强制约与监督机制。现在就要改革一党专政，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87年的十三大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这实际上是改变一党专政的第一步，我估计甚至连邓小平、赵紫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党政分开，政府归政府，党可以向政府提出政治建议，但没有权力管。人事也只可以建议，人民代表大会不选他当部长、总理的话，党也不能干涉。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可是”六四”一来，就被冲掉了，到现在谁也不敢提党政分开了。不但党政不分开，而且是更加合一了，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所以，现在再提党政分开不现实，但是我觉得反贪污可以。因为老百姓是恨死了贪污，而且任何人不敢反对。要反贪污，谁也不敢说不赞成。可以通过加强制约和监督机制来推进反贪污。现在社会不平等、动乱，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造成的贫富不均。如果能够加强监督和制约，从反贪污的切入点来加强制约和监督，既加强体制内的，也加强体制外的，特别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比如说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规定有权监督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监督宪法的实施。要确确实实加强监督职能，审计局、环保局等等要给他们真正独立的权力。前几年第一次公布审计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有这么多问题马上要处理，结果处理得不疼不痒，一年不如一年。
体制内的监督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媒体，现在很多媒体都是在体制内的媒体。当然，同时还要加强体制外媒体的监督。我认为媒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除了体制内的，更重要的就是发展体制外的媒体，允许民间办报、办刊，允许社会团体对政府职能进行监督。
现在监督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网络监督。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科学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一了个强大的监督武器，虽然现在我们还运用得不是很成熟。但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力的武器，不管怎么说，三亿多网民足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监督。
再来谈文化自由化。讲文化自由化就必须把文化自由的概念用我的理解说一说。国内外有很多对文化的定义，国外有几好百种定义，我很同意贺麟对文化下的定义，那就是真善美。我2002年写过一篇《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其中谈到文化改革，讲的比较详细。从字的起源上判断，“文”字在古文是像站在那里的一个人，“文”字的中间有一些画着花纹，表示在人的身上画一些东西，叫文。史书上就有黥面文身、断发文身的记载，这个“文”字指它的古意。古代人为了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些，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就在腰上围着一个东西，上身赤裸，在胸前画一些花纹。各种各样的花纹都有，我查了查，古文的“文”字有表示十几种花纹的写法。后来，随着社会逐渐发展，这个“文”字也有所进展。第一个进展就是统一了，把花纹去掉，就成了这样一个“文”字。另外就是普遍化，不光是画在身上，也画在别的地方，也叫文。再进一步是从物质到精神领域的一些东西。“文”字的用法在古文里面逐渐从身上画花纹，演进到为了改善社会，采取种种措施，制礼作乐，这都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从物质到精神，文明就是值得继承下来的文化成果。
贺麟是原来北大的哲学教授，我们中国最出名的黑格尔专家，我在那儿读书的时候，他是北大的训导长。他说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总的来说，真、美、善就是真理化、意识化、道德化。他对真理、文化的概括，我很同意。
《人权宣言》第一条说，在权利方面，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文化就它的本性来说就应该是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有三大特点：
一、在理性的指导下，离开理性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洛克有一句话，人的自由是依照他自己意志行动的自由，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马克思也说，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
二、由法律规范。离开了法律谈不到自由。没有法律规范，你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就冲突了，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法律许可你去做的范围内你有自由。《人权宣言》还有一句话是，行使自由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规定自由要作那些方面的限制。
三、无害于他人。卢梭有一句话，人们不应该把与自由相对立的放荡不羁当做自由。
现在对自由有很多曲解，我认为都是违背了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离开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来谈自由，必然要对自由主义产生一些曲解。文化和自由的关系是文化需要自由，自由也需要文化的发展。自由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拓展，社会越文明，社会自由就越大，两者是互相促进的。而现在主要就是文化的发展缺乏应有的自由。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一年比一年更厉害。文化专制主义为政治专制主义服务，比如说《08宪章》，本来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问题，但是它从专制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实现那样的要求等于不能有特权，使我的权力运用受到监督、限制，甚至被剥夺。所以一年以来对《08宪章》的打击不遗余力。
人们没有追求真善美的自由，所以假丑恶就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现在少的是真善美，多的是假丑恶，而且日益泛滥。本来官府贪污受贿，现在是文化机关、教育机关、医疗机关，几乎无机关不贪，无机关不腐化。文化没有自由，真美善被压制，假丑恶泛滥是必然的结果。
这种情况迫切需要改变，目前尽管改变不了，但是从理论上应该提出来，让更多人的了解。第一是落实宪法规定言的论自由、出版自由，制订新闻法、出版法，这都是为保证公民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而制订，绝不能是为了限制公民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现在的出版管理条例只是为了限制公民权利，决不是为保障公民出版权利制订的。
第二废除舆论导向，削除中宣部的文化管制权。中宣部是中央中央的一个部门，是管理指导中共党员的一个机关，可以向几千万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仅仅如此而已。中宣部没有权力干涉到这样的程度。现在非常荒唐，它要行使那样的权力，可是又不敢公开地行使。尤其是像他们限制报纸、杂志什么不许登，某人的文章不许登，要通过电话来传达，而且打电话的人都不告诉下面的人我是谁。这非常可笑，甚至非常可怜。我认为一个政党统治到了这种程度，非改变不可。马克思有一句话，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管理文化是最艰巨的职务，可恰恰中宣部这些都是共产党中央挑选的最无能的人。因此，非常可笑的事情就出来了。
第三是废除以文定罪的专制主义传统。现在很多人都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在监牢里，被判刑。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废除。
第四是开放书禁。所谓非法出版物，你所根据的法就是违反宪法的。我一直在提倡这样的看法，说非法出版物才是真正符合宪法的出版物。它所非的法才是真正非法的。
现在再讲社会平等化。真正的平等意味着阶级的消灭，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阶级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下才能消灭，才有可能。在50年代初消灭阶级，结果又产生新的阶级。新的被剥削阶级一个是贱民阶级，就是地富反坏右，第二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是农奴阶级。农民虽然被提高到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甚至于提倡青年学生向贫下中农学习。实际上农民处在农奴的地位，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不是农民的；也没有劳动权，每天生产队长敲敲钟，大家到了就下地；没有利益分配权，到了年底才根据你的公分给你结算。钱多的生产队还算好，年底还能分几块钱；生产不好的生产队，有的农户不但分不到钱，还倒欠队里。到外面讨饭都要生产大队开证明，要贿赂生产大队长才能让出去讨饭，大队长不许你讨饭，你就不能讨饭去，只能饿死在村子里，许多人就是这样被饿死的。安徽死了很多人，但还是相当多人没有死，可以到杭州去讨饭。杭州当时非常好，上海的有钱人礼拜六、礼拜天都到杭州去吃饭，吃一顿饱肚子。这样没有自由的人群居然是叫国家主人，这荒唐不荒唐？实际上是农奴阶级，完全是农奴待遇。
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阶级得到了解放，农奴阶级是自己起来挣脱了锁链。一开始三中全会说不许包产到户，后来也不断放宽，终于摆脱了人民公社的剥削和压迫。贱民阶级这一点我永远感谢胡耀邦，是他把我从贱民阶级的地狱解放出来了。一开始听说要解决右派问题，我想，根据过去的常规，觉得有20%、30%能够得到解放、平反，那就很不错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解放、平反，那个时候，我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人，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平反。结果他来了一个基本上都平反，这个事只有胡耀邦做得出来。如果邓小平的话，肯定是20%、30%，甚至每个人还要内查外调，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最后算是恩德无量，把你给平反了。 除了胡耀邦，共产党员恐怕谁也不敢那么做的。他有一句名言，不管是谁定的，不管什么时候定的，只要搞错了全部不算。讲这句话要冒着很大的压力，所以毛左派骂他，90年代初有一个教授就说，胡耀邦最大的错误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他把我也放出来了。
这两个阶级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解放的。80年代是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没有新的阶级，尽管出现了新阶级的萌芽，比如说高干子弟利用特殊地位，用兵舰飞机走私，大发其财，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有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倒卖批条，只要一张批条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就到手了。但是反贪也进行了，比如朱总司令的孙子就枪毙了，当然也受了很大的阻力。胡乔木的儿子按罪行来说够枪毙，结果还是保出去了。所以当时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较量很厉害，当时胡耀邦的压力也很大，胡乔木宫廷政变几乎成功了。胡乔木甚至跑去安慰胡耀邦，你不要伤心，还可以干别的工作。他认为自己胜利了，胡耀邦马上要下台了，甚至用胡耀邦下台以后的口气同他说话。习仲勋知道后赶紧告诉邓小平，他出来干涉，才制止了这次宫廷政变。
9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凭借权贵的势力，官商勾结。拆迁时开发商利用官家的势力。所以出现了新的不平等。
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孕育了中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目前两极分化空前严重，不但在经济上两极分化，在政治上也两极分化。权贵资产阶级掌握制订政策的主导权，成为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最强有力的后台。社会形势空前紧张，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官商勾结，甚至官商黑勾结。下面的有些乡政府甚至一些县的公安局、检察院等几乎成了黑社会的派出机构。这样的一个社会，不改不得了。
我认为2009年是改革倒退的一年，尽管有一些表面的辉煌，但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加强了专制统治。经济上国进民退，政治上掀起了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胡耀邦下台以后，第二次是六四以后，第三次是去年开始的，从批判普世价值开始，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吴邦国在人大讲坛，贾庆林在政协讲坛上，都大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谁让你照搬西方那一套？只是学习西方，采取西方的长处，包括自由民主在内，没有谁说照搬西方。陈奎元写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温家宝，像乌有之乡这些网站甚至说现在有什么“赵紫阳集团”，那些主张改革的是资改派，他们这些毛左派是社改派。所谓社改派实际上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2009年对《08宪章》的批判追查，都集中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这是权贵集团最要紧的，改革政治体制等于拔掉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希望能够保持现状，他们跟毛左派不一样，毛左派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权贵集团主张维持现状，这些既得利益者可以继续利用权贵的地位来剥夺国家资产，一旦风云变色，他们马上可以抽身往国外跑。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今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中国成了世界希望以后，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成了他们的保护伞，成为他们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仓库里的一个武器。国外都说我们中国好，现在这样的政府和党的领导使中国安全渡过经济危机，国外哪一个都没有这么好。现在鼓吹得有些人不好意思了，我们不要把话说得太早了，实际上他的思想还是那个思想，认为我们的模式最好。这是2009年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空前高涨。
在文化上强化文化专制，我在邮局寄东西就被没收过，比如说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开始还没有没收，到后来就没收了。他拿这个单子一看，不行，不能寄。可能以前还没有那个单子，赵紫阳的书还没有加进去，所以我复印了好多往外寄，现在不让寄了。还有《往事微痕》也不让寄了。《往事微痕》是我们右派朋友办的，主要发表右派回忆录，对反右运动进行批判，把毛泽东骂得狗血淋头。有一期是北大右派的专辑，我给他们写了一个序言，他们把它送给北大的图书馆、党委，结果北大党委就上告了。中宣部或者是新闻出版局下令在全国查抄《往事微痕》，我们从偏远地区的一些网站看到那个文件都公布了。
文化专制主义在今年还包括对“公盟”的查抄，“天益”的停办等等。原以为是今年为国庆搞一个辉煌的形象，有些东西就抓得紧一点，国庆以后可能会放松一点。这是大家很天真的想法，国庆过去以后，一点也没有放松，相反继续加强。如几千万人的家庭教会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临汾、上海等好几个地方的家庭教会近来一直受到压迫，当局一定要他们进入“三自”的笼子里面，接受它的控制。前段时间北京有个家庭教会就在海淀公园东门外做礼拜，原来做礼拜的地方房东不许他们去了，没有地方，他们就去海淀公园。结果海淀公园说要重新摆花什么的，不让进去，他们就在东门外做礼拜。第二个礼拜他们继续在东门外做礼拜。
2009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是大倒退的一年。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反对改革的声音不断高涨。最高层的决策权已经为权贵集团所主导，改革派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不是说没有矛盾和斗争，但从现在的很多现象，特别是从2009年恶化的形势来看，改革派完全处于边缘地位。这里还是有矛盾。我举刘晓波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去年12月9号要发表《08宪章》，他12月8号就被捕，罪名就是阴谋颠覆国家政权。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改成了监视居住。监视居住不是罪名，颠覆国家政权是上了刑法要判罪的。这说明高层有矛盾。过了几个月，还是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要起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起诉，已经是第三次延长了。延长的理由是说问题复杂，但其实问题一点也不复杂。这说明最高层有两股势力在拉锯。从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到监视居住，又改回阴谋颠覆国家罪起诉，说起诉却又一直不审，最后是上去，还是下去，我们拭目以待。我估计不会判太重，最好是不判，其次是像孙大午那个例子，就判你一两年刑，定一个罪名，但是缓刑，就等于放掉了。他挽回了面子，也还你自由，但是最好还是无罪释放。我举这个例子说明高层矛盾斗争在不断地进行着。总的来看，改革派被排挤到边缘。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觉得还不能悲观失望。我这个人对生活比较乐观，对整个形势也比较乐观。很多事情主要从乐观方面去看，悲观的要看到，但是不要采取悲观的态度。
第一，我觉得不能悲观是因为朝野改革的力量还存在，没有被消灭，特别是在野、民间的。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我认为中产阶级正在壮大，现在很多白领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治归根到底是与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它总有一天要感兴趣，特别是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奋斗。中产阶级越来越强大，这是一个强大的改革的社会力量。
第二，人民的维权意识在增长，每年几万起、上十万起的群发性事件，基本上都是人民群众维权事件。现在宗教界的维权事件不断，尽管有不断的镇压，也有不断的抗争，我认为这是好现象。但不镇压就更好了，如果你镇压的话，就要抗争，总比羔羊一样驯服好！
第三，山寨文化的勃兴。现在很多官方所不容许的文化现象、出版物大量出来，是非常好的现象。很多人受山寨文化的影响，超出于文化专制主义控制的文化现象大量出现。
第四，网络的普及，给我们提供了推进改革很好的工具。
第五，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化的深入对我们改革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国不能不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既然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就不能不接受国际上全球化的规章制度制约，这对改革是非常有利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
杜老讲的非常精彩。我响应杜老的号召，搞一些自由出版物、山寨文化。这两本书是以前讲座记录整理文字的一个文集。我们有一个图书馆是公益项目，一本书10块钱，捐给图书馆。这个关于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小册子是免费的。如果需要，走的时候把钱交给那个椅子旁边的人，一本10块。两本书不一样，这是第二集。下面提问，大家提问简短一点，杜老讲了两个小时非常辛苦。
问：
能不能介绍一下公民社会与改革的关系？
杜光：
应该说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改革非常有利的条件，改革的进程又可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问：
杜老师您好，今年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重庆打黑。这个事我估计过很多年之后可以被史学家大书特书。前一阵子，重庆那边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被送到你们党校去培训了。好象是昨天汪洋受薄熙来邀请到重庆去参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直辖市的前任一把手被现任的一把手邀请去参观，我的问题是：第一，你怎么看重庆打黑这么个事情？第二，根据你掌握的资源或者消息，怎么分析薄熙来跟汪洋，包括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
杜光：
我不谈薄熙来和汪洋，我谈他打黑唱红在共产党的党内危机当中的作用。我认为目前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党内危机，比如权贵集团已经掌握了政策主导权、决策主导权。我认为共产党现在有三股势力：一是从胡赵那里继承下来的改革派，可以讲六四把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但应该说民主的星火还在不断地闪烁着。这股要求改革的力量至少在共产党高层内还是存在着的，尽管被边缘化，或者说正在被边缘化。二是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相勾结、甚至和黑社会相勾结的权贵资产阶级。三是毛左派。毛左派力量的崛起也是以2009年为标志的。在三次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当中，毛左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从胡乔木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权贵资产阶级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可以利用的前景，于是他们拼命造舆论，歌颂毛泽东，要回到毛泽东的时代。毛左派甚至捏造事实，比如说大跃进应该负责任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第一线，只能由他们负责，毛泽东已经退到二线了；又譬如说饿死三千万是捏造的，是杨继绳等右派造谣；还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空前平等。毛左抓住了一些表面或者片面的现象，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年、青年，加上最高领导机关几年来一直不许评论过去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了解历史，就相信他们的造谣。由于对当前贫富两极分化不满，对官府拆房子占地不满，很多人就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前几年有的研究部门做过一次调查，社会上赞同改革的只有27%，所以毛左派就利用这些争取群众。前几年他们主要在理论上，比如说90年代后期他们上万言书，去年开始组党。去年成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据说推毛新宇为主席，薄熙来为总书记。他们两个人知道不知道，我不清楚。毛主义共产党以前经常给我的电子信箱发来东西，我打开一看完全是英文的，毛泽东主义党的网站怎么是英文的？今年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情况就不一样了。恐怕有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过他们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他们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是56个代表，从7月23号开到8月1号，开了10天，选举了17个人的中央委员会，7个人的执委会，3个人的常委会，全国有33个分布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有117000个党员。我认为这非常值得重视，这些人据我判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是毛左派。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做了政治报告、建党和大会的筹备报告、关于制订党章的报告，网上披露的这三大报告全部是共产党的口吻。对共产党内的用语我非常熟悉，党外的人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我想完全是从90年代万言书这条线继承下来的。这个组织跟毛主义共产党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很讲策略。毛主义提出来打倒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认为共产党的现在这个领导集团叛变了，修正主义化了，要打倒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今年3月，毛主义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打倒这个领导集团。中国工人（共产）党提出两党制，实行无产阶级两党制，一是共产党；一是工人党，两党平等。你作为政党没有登记，所以我们也不登记了。这是8月份成立以后，他们的主席在写给胡锦涛的信里说的。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题目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心协力帮助中共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它的策略是帮助中共，不是打倒。
我认为2009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权贵集团和毛左派的合流。刚才我讲，这个问题从薄熙来跟汪洋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起点太低了。将军合唱团、红色短信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权贵资产阶级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对贪污分子恨死了，而毛左派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它利用这个欺骗很多人跟着他走，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所谓的平等的时代，我们改革摧毁了那个时代。这些谬论在群众里很有影响。所以权贵集团要向毛左派靠拢，它采取了很多毛左派的做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包括国庆的毛泽东思想方阵，来争取跟着毛左派走的那些群众。当然，这两个集团虽然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有共同的思想、观点和要求，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期望完全不同，权贵集团要维持现状，而毛左派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权贵不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就完了，有被清算的危险。毛左派不希望维持现状，因为现状是资本主义化了，是叛徒集团搞资改的结果。所以这两个集团的联盟，我认为可以有一定的蜜月期，也许两年、三年，但是不可能持久。如果深入到社会发展前景的话，联盟关系不可能持续。在这点上非常遗憾，党内改革派非常不明智、不开明，很多问题上跟着权贵走。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上，党内的改革派和权贵集团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认为，整个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怎么办？我们应该宣传、加强、扩大改革的力量，去影响高层的改革派，使他们向改革的轨道上靠拢。
我的很多文章一方面说的问题很尖锐，但往往在最后提出希望，尽管他们不采纳。这确实是中国的现状决定的。暴力革命老百姓不一定欢迎，虽然在农民当中早就传说现在需要一个陈胜吴广，但真正这样的人出来对社会伤害太大，改革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要采取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恐怕还是要尽可能争取现在的执政党，尽管他们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是一代比一代让人失望。我们作为民间的力量，还是要尽量争取他们能够向改革靠拢。
问：
简单地提一个问题，有人认为社会唯一一个出口就是中产阶级的壮大，这是关键。你认为中产阶级一定是走向民主宪政唯一出口吗？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一个合理制度之下，作为一个变革的后果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形成之前。这不是决定变革的一个条件，而是它后面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中产阶级改革路径？
杜光：
中产阶级主要孕育在80年代，作为阶级出现恐怕是90年代后期。出现中产阶级是一个好现象，绝大多数是从知识分子过去的。六四后有些人，比如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政治绝望了，就下海了。宋平当时有一句话是，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趋向，很多自由化分子下海，跑到企业里去了。由于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来源于知识分子，所以它天然地跟知识分子有联系，就像胎儿有脐带连着母体一样，现在究竟割断了没有，多大程度上割断了，还很难说。就是割断了，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有的。尽管几十年来毛泽东的共产党把知识分子摧残得毫无自尊心、个人尊严，但是我觉得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还是可以在知识分子中找到。这样一个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我认为是对改革是推进的力量，而不是阻碍的力量。
问：
富二代你是怎么看的？
插话：
我认为党内没有改革派，全都是特权阶级，而改革的主要力量还是在民间，我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杜光：
这是许多人的看法。
插话：
党内改革派他们动力是什么呢？
主持人：
时间不早了，我们这个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杜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