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不可违，尽管它其实可以一次次违逆，但终究有一次足以让你致命。”
1910年，立宪派和清政府围绕国会期限问题展开长达一年的博弈。在这场面对面的政治交锋中，清政府一方的表现值得观察。
正如梁启超在“敬告政府诸公”时指出：“不见乎数年前革命说徧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乎。”既然立宪目标之一就是防堵革命，清政府就必须和立宪派保持良性互动。不能说清政府在立宪上没有诚意，它的确是按照自己的立宪清单逐年推进。但，卡壳在于，它于1908年推出的立宪时间表是1916年，但此刻，立宪派却要求次年即开国会（1911）。
为此，立宪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二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这样警告国权在手的摄政王载沣：“恐过此以往，吾国将永无开国会之时也。”此语如同谶言，次年清政府即告垮台。原因之一，便是在国会期限问题上“处置之失当”。
如果清政府始终拒绝立宪，也就另当别论。但立宪在清末业已成为朝野公识，尽管双方在立宪的名头下意图各自，但以英德日为样板，双方也能找到可以磨合的语言；更无论立宪本来就是在立宪派的主导下带着政府往前走。可是，连清政府也没想到，这次为了一个开会的时间，它把自己推到了最孤立的境地。
第一次请愿运动中，请愿代表分别拜访各王公大臣。军机处的五位军机大臣有两位赞成速开国会，三位起初迟疑，后表赞同。另外拜访的六位各部首长，三位赞同，三位反对。从总体来看，朝廷命臣大部分是支持立宪请愿的。但，谕旨下来，却是维持九年不变。
第二次请愿大体是第一次的重复，都察院收到请愿书，由政务处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议决依然维持九年。这样就有了以上梁启超对政府诸公和摄政王的警告。在梁启超看来，两次请愿所以失败，或“政府之所以敢于稽延国会期限者，以请愿国会之辈，人微言轻耳。诚得数省督抚联合上奏以为国民请愿之后援，则政府固不得不慑。”
因此，在立宪派活动下，这些封疆大吏亦纷纷动作，两次联名致电清政府，请准明年开国会和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当时联电奏请的有十七省督抚，未参加联电的仅余其六。这个比例太有利于立宪派，何况从地方到朝廷，第三次请愿书呈递给刚成立的中央资政院，全体议员，无论钦选还是民选，同表赞成。
由于地方督抚和中央资政院的协力，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终于有了结果。这个结果也是清政府最上层彼此磋商的产物。同为亲贵，载泽和溥伦等都主张及时开会以救阽危、以慰民望。当摄政王载沣打算退让“姑缩一年”时，溥伦则认为至少要缩三年。但，这里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纠结。立宪派的诉求是1911，并且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督抚和资政院的支持；而在最高层的御前会议上，军机大臣们则多主张缩短到1913.第一天开会，议而未决，次日复开，终以1913为定。
1911，还是1913，看起来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一次，时间就是生命，它决定了清政府的存亡。历史在事实形态上不容假设，但，当时历史形成的各种可能性却不妨可以推理。次年辛亥枪响，本无多大胜算，但作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立宪派，它站在哪一边，无疑给哪一边增加了获胜的权重。武昌事起，立宪派即倒向革命党，各省在立宪派的主持下纷纷独立，这才给清政府以致命打击。这次事变，设若没有立宪派的倒戈，抑或立宪派哪怕做第三者观棋不语，局面也将是另一种情形。
不过，从政府角度，它的确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立宪时间整整提前三年。如果立宪派要1911便1911，政府岂不形同木偶，它当然不干。只是清政府最高层没料到，国会期限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民意所在。这里的民当然不是全民，而是绅民，是整个士绅阶层。它是清政府赖以存在的最稳定的社会基础，只要它一动摇，清的江山便不牢靠。
民意不可违，尽管它其实可以一次次违逆，但终究有一次足以让你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