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黑帮,到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那些国家的黑社会是真正的“黑”社会;而中国的黑社会则有变成“白社会”的趋势。正是由于中国黑社会组织的白化趋势,才更令人感到恐惧。当政府官员出面调停黑社会之间争斗的时候,当司法机关借助于黑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已经变成了黑社会。
我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组织,法律只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这样辩解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存在黑社会。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黑社会。之所以会有黑社会,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得资源配置呈现出二元状态:政府与市场,并且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由此,不仅存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且存在市场主体与主体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当国家机关没有及时依照公正的法律妥善处理市场主体之间纠纷的时候,黑社会组织就会应运而生。
在民主体制国家,不同利益群体可以通过公开的民主选举,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国家体制内部解决问题。虽然在一些民主体制国家也存在黑社会,但是这些黑社会往往是国家强力机关打击的对象,他们只能从事特殊的交易活动。可是,在一些民主欠缺的国家,黑社会往往会演变成为一个准政府组织,甚至在一些地区代替政府的职能,起到保家安民的作用。
如果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黑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完善民主政治体制,那么国家必然会滋生越来越多的黑社会组织。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的黑社会组织几乎无所不在,他们不仅控制出租车行业、蔬菜运输加工销售行业,而且还控制娱乐行业,甚至染指房地产行业。可以这样说,黑社会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政府管制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市场经济的无序性。
近些年来中国在打击黑社会组织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刑法虽然不承认黑社会组织,但却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现在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出现黑社会,原因并不在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些法律制度的实施者早已沦落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一度将拥有“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构成要件,可是这样一来,就陷入到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悖论之中,体制内部的执法者、司法者早已沦为黑社会组织成员,打击黑社会势力必然会动摇执政者的根基。
所以,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每隔十年都要开展一次“严打行动”,试图通过运动式的活动,打击黑社会组织势力。但现在看来,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暂时抑制了黑社会势力的滋生,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黑社会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是在中国,一些黑社会势力的组织者已登堂入室,进入各级政协和人大。
这种黑社会组织的合法化,使得中国黑社会表现出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景象。西方国家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只从事特定禁止性商品的买卖,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却可以在许多领域施展拳脚,大发其财。现在,人们很难想象在哪一个行业不存在黑社会问题,因为那些看起来属于政府体制内部的人员,其实早已沦落成为黑社会组织成员,与西方国家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正在不断积聚,公共产品配置的不均衡以及公民财产不受保护的现象不断发生。当政府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成为特殊利益主体,并与民争利的时候,黑社会组织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良好契机。事实上,现在许多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黑社会组织仅仅是欺行霸市,欺男霸女,那么现在的黑社会组织早已进入到中国的垄断行业,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打击黑社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惩治犯罪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发展民主政治,重塑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国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权钱交易,所以黑社会组织非但没有受到束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鼓励。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往往借助于黑社会解决问题。譬如,在一些城市,政府为了加快房屋拆迁的步伐,往往聘请黑社会组织组建拆迁公司帮助政府强制拆迁。黑社会组织为了达到欺行霸市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当拆迁酿成恶性刑事案件时,黑社会组织往往会丢车保帅,通过牺牲小喽罗的利益,巩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既得利益关系。
所以,解决中国的黑社会组织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重拳出击。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一定会与黑社会组织勾结在一起。打击中国的黑社会,必须加快民主选举,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当然,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黑社会组织同样会染指选举。要想真正解决黑社会组织渗透问题,必须加大社会的透明度,让每一寸土地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社会组织泛滥的问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