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在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是从世界上各种反对运动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些流派的主要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是左派与右派的分野，有人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取消派与行动派的分野。下面分述取消派的两个种类与行动派的三个分支，进而讨论“政治演练”——这是我在今年8月30日与朋友聚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两种取消派
两种取消派都反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在现阶段实施积极的行动路线，但是反对的理由完全不同。
第一种取消派是所谓政治“投降派”。他们过去曾经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是现在脱离了民主运动，认同了中共的政治路线。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唯一可行的主义，是“中国崛起”的保证，因此，“民主应当缓行”。更有甚者，鼓吹以“集权”、“专政”为基调的“中国模式”，是中国复兴乃至世界重组的“法宝”。
第二种取消派是极端的权力崇拜者。他们信奉“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丧失一切”，认为在强大的中共极权专制下，没有民间行动或者说公民运动的任何空间。如果不是暗杀、爆破、冲击政府这一类的直接暴力行动，任何“不彻底”的行动都只有负面的价值，甚至是中共在幕后编导的“御用行动”。该派人士认为，宁肯当“口头革命派”或者“冷眼旁观派”，也不能当“不彻底”的行动派。
这里首先要指出，夸大中共的统治能力，虚构中共情治系统无所不在，与第一种取消派的“投降”鼓噪，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目睹了公安派出所从一辆警车都没有到拥有十几辆车的硬件扩张过程，也目睹了警察特工从“党的忠诚战士”到“养家糊口混饭吃”的软件溃败过程。当年中共特工的骄人业绩，既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独门秘技”，归根结底，还是与那个时代的人心向背有关。虽然“维稳”经费增长了许多倍，但是现在“警察专政”的效果，远远比不上邓小平时代的“严打运动”，更比不上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神话情治系统的无边“法力”，把大多数民运活动家视为“特务”、“线人”，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缺乏信心的表现。
冷眼旁观、无所作为也可以成为“革命派”（其代表人物曾表示，并不鼓励国内人士现在就实施直接暴力行动，是自投罗网），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线索呢？原来，这里面隐藏着源于中国传统“天命观”的“革命观”。统治者作恶到了极点，老百姓牺牲到了极点，天命就会转移，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因此，任何阻碍或延缓极点到来的行动，任何减轻统治者作恶程度和减少老百姓牺牲程度的行为，都是“不革命”和“反革命”行动。与之相反，任何不妨碍乃至加速极点到来的行动，都是有利于“革命”的行动。所以，取消派、旁观派都可以是广义的“革命派”，吃喝玩乐、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客观上也可以成为“革命”的推手。“清官”、“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则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年第三国际的笔杆子以及毛泽东的御用史学家，已经充分演绎过这一套最最“革命”的理论。
在指出上述两种取消派可以起到类似效果的同时，也要指出两者的区别：一个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另一个则与现行体制不共戴天。后者只要不把行动派视为仇敌，行动派就可以把他们视为兄弟。
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我把异见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三个主要分支。
异见运动主要是知识阶层中的一种反抗运动。异见知识分子，以言论和出版（包括地下出版、海外出版）的方式，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历史罪恶与现行政策。异见运动在“苏联模式”国家（包括中国），曾经在很长时间中是一种主流的民主运动。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由于文革导致知识界的断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异见运动——民主墙运动诞生时，其主要参加者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而是初出茅庐的“准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青年工人、返城知识青年、刚刚进入校门的大学生、研究生。80年代，经过“清污”、“反自由化”运动，一批中共党内理论工作者和知识精英被当局驱赶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阵营。进入21世纪，许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主动参加到异见运动中来。譬如《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中，就有不少在职的教授、研究员等。
异见运动的支撑是道德良知而不是政治实力。许多异见知识分子拒绝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评估，拒绝参与具体的政制设计，更是拒绝当局把自己称为“敌对势力”、“政治反对派”。其中有些人明确表示，自己是永远的异见人士，专制派在台上是异见人士，民主派上台后仍然是异见人士。
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运动”，基本上都属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为特定的社会阶层、集团、群体争取权利或权益的运动。历史上有些社会运动是为中等阶层谋利益的，现在的社会运动多数是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这两种社会运动都被认为是进步的社会运动。
我在《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一文中把“主动右派”分为：“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1957年维权者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毛泽东历次“运动群众”中的受害者争取公道与正义，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临时工与合同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待遇的运动；1978年底至1979年初，云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争取返城的群体性抗争；都是典型的社会运动。9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爆发了难以计数的自发的抗争活动。进入21世纪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成百上千的律师与法律志愿者参加了“维权运动”，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自觉力量。我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曾写道：“反特权、反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的性质和‘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一般人难以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
投身异见运动，可以不问收获；从事社会运动，必须讲究效果。维权的目的不是要“求败”，为统治者记上一笔“账”；而是要“求胜”，以便鼓舞民众，壮大社会运动的力量，开拓公民社会的阵地。我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指出：“民主理论的讨论，永远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情，民众通常不是从书本上学习民主而是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民主。因此，知识分子在实践民主方面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不需要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民主教条，而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聚合与感情联系。”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诞生，就是异见运动与社会运动汇合的结果。民众对于民主运动表面上的“冷漠”，不是他们不知道民主的好处，而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实现民主的可能性。通过社会运动一个个小的胜利的积累，可以增强民众抗争的自信心，也可以锻炼出一批民主运动的“草根领袖”。
直接涉及政制与政权改变的群众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清末要求速开国会的运动，抗战时期大后方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宪政的运动，属于政治运动。1980年和1986年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开展的竞选运动，也属于政治运动。要求“四人帮”下台的四五运动，要求李鹏下台的八九民运，当然也是政治运动。在《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一文的“一九八九政治运动：历史定位及其后果”一节中，我曾与汪晖就八九民运是社会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进行过专题讨论。
搞政治运动，就必须进行形势分析与力量评估，制定战略与策略，划分“敌我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要有博大的胸襟。异见人士我行我素，独树一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前者对他们应当具有同情的理解与包容。马克思可以要求恩格斯与自己保持一致，但不会要求海涅与自己亦步亦趋。“批温”与“评温”虽然不同调，但可以并行不悖。
举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1975年夏天，我因为与插队时的一个同学通信，被公安局逮捕。我当时批判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理论文章，还议论了中共内部的派系划分：四人帮和毛泽东是左派，周恩来是中派，邓小平是右派，这三派都不是民主派，我们哪一派都不赞成。因为我的上述言论，1978年公安局给我平反的时候还留了政治尾巴。但是，当我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从工人民兵手中夺过扩音器时，我并没有谴责周恩来、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丘之貉，而是呼喊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我相信当时广场上“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里的许多人与我有着类似的想法，但是大家配合默契，都打着周恩来的旗帜，明反四人帮，暗反毛泽东。我也注意到，90年代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调门有时比异见人士还要低。譬如说秦永敏起草的《和平宪章》(草案)，其中写道：“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力争与当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解进程。”这些都是属于政治策略性的考量，是政治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八九民运之后，一直没有爆发类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自由民主党以来的几波组党活动，是政治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从1998年对于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到2008年对于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新民党的镇压，表明当局不能容忍组党活动。政治运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果硬要拿鸡蛋去碰石头，就类似于共产党当年在上海搞的那些“飞行集会”。在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主要表现为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当事人的主观选择，而是客观环境使然。
何谓“政治演练”
在没有条件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可以先进行“政治演练”。十六年前，我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文中写道：“反对派在现阶段首先是一种政治属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组织概念。建立反对派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要像共产党那样迷信组织并把它神秘化。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只有当理性、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感到非有组织不可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合时，建立民主政治党派才是必要的，届时水到渠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说得更明确一点儿，只有当选战（竞争性选举）成为可能时，才有建立统一的反对派组织的必要性。
有些社会运动的活动家认为，现在只须一门心思从事维权活动，稳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等到政治运动的条件成熟时，再去“讲政治”，讲谋略。历史事实证明，事到临头再去“讲政治”，可能就来不及了，从而使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我们擦身而过。1989年5月上中旬，是最需要中国民主派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的时候，可是当事者却干了不少傻事。等到调整运动策略，把斗争矛头指向“打倒李鹏”的时候，建立“统一战线”已经时过境迁，“六四”屠杀已经难以避免。历史经验需要不断总结，前人的血泪才不会白流；政治智慧需要经常磨砺，事到临头才能出神入化。
所谓“政治演练”，就是对政治运动的一种模拟，就是“思想实验”或者说“思想操练”。政治运动是要讲政治效果与政治责任的；政治演练则不希冀当下的政治收获，也允许有“试错”与调整，以期接近战略策略的“最优解”。
政治演练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反对派自身的锻炼成长。通过公开的政治亮相，不断提高反对派的政治能力与群众威望。反对派的政治能量，不仅仅取决于参与的人数、活动的频度，也取决于思想的高度、政治的成熟度。
政治演练的次要目标，是对统治集团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的共产党，就像在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内部千疮百孔、矛盾重重，从上到下都“潜伏”着要求变革的人士。政治反对派的目标，是要瓦解专政党，推动其效仿国民党，向宪政党转型；而不是将它塑造成“铁板一块”、“雷打不动”的“七千万党员的利益共同体”。
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化，政治运动是难以逾越的一步，现在从事政治演练，就是为将来的政治运动作准备。历史是没有固定脚本的，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政治运动的具体样式——是革命运动还是改革运动，是暴力行动还是非暴力行动。因此，中国民主运动需要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性的预案。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年，革命派与宪政派曾经炒得不可开交，甚至拳脚相加、刀枪相见。而我们现在承认，双方都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眼下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可以有自己的预期和预案，但没有必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否定他人的预期和预案。中国民主化需要各种民主力量的互补与合力，而不是某一种理论或势力取得“路线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武装斗争，这是毛泽东的“三位一体”，而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圣经”。“苏东波”，拉美转型模式，台湾经验，韩国经验，印尼经验……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实践都可以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参照系。
2010.9.20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