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秉中，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局级干部
爱知行研究所发布】
我国河南省众多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境遇,曾长期引起全球关注。河南省艾滋病毒传播速度之快，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之多，艾滋病患者的遭遇之恶劣，是当代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重大灾难性事件。
1990年代初，就在云南等省吸毒人群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大省河南省（简称豫），因为血液传播，令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猛然暴发。在短短数年间，有至少数万甚至10万以上纯朴农民感染了艾滋病毒，并有至少有一万感染者病发命丧黄泉。我所揭露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实际情况则远比我所披露的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在唯利是图思想驱使下，因为发展“血浆经济”而震惊世界的“河南污血案”。
一、不择手段追逐私利非法血站遍地开花
善良朴实的中原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艾滋病会与他们有关。1990年代我国的宣传，使他们总是天真地认为，我们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就不会得艾滋病，艾滋病是有钱人和外国人得的病，跟我们根本沾不上边。可是由于贫穷，在“血头”（卖血组织者）们“借点血当即还你，又给你钱”的花言巧语诱惑下，纷纷加入了卖血大军。于是，各类名目的“合法”与非法血站雨后春笋般在河南省的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开封、商丘、南阳、许昌和平顶山等黄河以南地区成批应运而生。仅上蔡县城就办了4个，其中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卖血者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一般达400至500人。另外，还有一批数目可观的外出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北上郑州、西进焦作、南下武汉等地，一些人还成立了“组织”，选出头目，让专人出面联系卖血业务。
这种被称之为“血浆经济”的骇人听闻的现象，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就已初露倪端。1992-1993年是“血产浆经济”在河南省大发展的“全盛”时期。“你只要伸出胳膊，没有人做什么检测，不费什么事，钱就到手了。”在当地官方“脱贫致富，大办血站”的号召下，豫东和豫南血站密布，引得不少农民争相卖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个小的自然村扩展到大的行政村，由行政村扩展到一个个乡，再由一个个乡扩大到相邻的县，以致卖血成为当地相当一批农民主要经济来源的“产业”。在一些年里，卖血甚至成了中原地区的一些乡村农民的生存方式。
上蔡县的赵平福从1980年代初开始，在上（蔡）汝（南）公路边开诊所。他回忆说，1988和1989年卖血盛行的时候，每天天还不亮，诊所门前的上汝路就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村民，等着坐三轮车去驻马店卖血。一辆三轮车上至少挤二十多人，从十七八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有人因为大量抽血面色苍黄还去卖血。
“一天有一千多人啊！”三十五岁的上蔡县文楼村会计程广华当年也是卖血者之一。“记不清自己卖过多少次了。”
人体血液主要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及血浆组成。买血者的采血方式分“全采”和“单采”两种。全采是把抽出的血全部买下；而“单采”又称单采浆。与采全血的最大区别是，在抽取全血后，将血液中的血浆分离，然后将除血浆之外的其余成分回输给卖血者体内。正是这一回输环节，如果血液被艾滋病毒污染，就会使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
准确地说，上蔡县等地的卖血，大部分是卖血浆，因为血浆商业价值高，而全血主要是满足医疗机构临时用血，其用血量远不及用于制造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的量大，这就是血站通常选择单采浆的原因。
当年上蔡县等地买血和卖血的都同样疯狂。不仅医院和卫生局在买血，众多的私人血头也纷纷开车下乡采血。据悉，在医院和卫生局，刚开始还对卖血者进行检测，但随着卖血者越来越多，检测也渐渐“宽松”了。而那些只顾牟利的私人血头，对卖血者根本不检测，你愿卖我就买。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分离血浆时不管是谁的，也不管你的血中是否有艾滋病毒或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病原体，好的坏的全都混在一起。正是这一状况导致了艾滋病的泛滥。
据河南村民反映，当年血头和“血霸”的采浆过程是，先当场抽取每位卖血者８００毫升鲜血（经常偷偷多抽），然后将装满七八个或十几个人的鲜血袋子混合后放入同一离心机中，以每分钟３０００转以上速度旋转十几分钟。此时，每个袋子中的血浆都浮于上部，红细胞等血液有形成分则沉在下面。紧接着，操作者将混合之后的血浆再倒入另一个袋子，然后将剩下每人约４００毫升血液其他成分，兑加生理盐水，使其顺着留置在每个卖血者胳膊上的针管再分别返回给当时同批卖血者体内。在这样不做病原体检测和把多人血液混合后又回输的违规操作，如果其中一人血中存在病原体，其他人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感染。
专家说，如此“污血”，即使回输量仅以微升计（一微升为千分之一毫升），其内病毒的传播感染概率也高达９５％。也就是说，凡是与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浆在同一离心机操作后的血液再回输给卖血者，就存在极高的感染机会。在血头拼命攫取不义之财的情况下，大多数卖血者都在劫难逃。这样的采浆过程重复次数越多，涉及人员越多，则病毒的传播速度也就越快、越广泛。
卖血者在卖血前，通常大量喝水或喝啤酒，以增加“产血量”。
本来对于采血和输血，国内外都有极严格的也是一致的操作常规，医界人士无人不知，特别是从事采血和输血的专业人员又经过专业训练，一般不会出现问题。操作常规明确规定，采血或输血务必要一人一针一管；采集的血液一定要作艾滋病、乙肝和丙肝病毒等检测，呈阴性者方可认为是合格的血液提供者。采血浆时绝对不可以将未检测的几个人的血浆之外的其它成份混合后再回输给供血者。然而这一切铁打规则，全被那些为了追逐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合法”与非法血站“偷工减料”给“减免”了，这些采血人员中不乏科班出身的中高级医务人员，他们的违规行为玷污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天职。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饶恕的。通常发生一例采血或输血发生的如感染艾滋病毒这样的严重事故，那将进行严厉的追究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并担负相应的赔偿责任。
灾难起源于因贫穷导致的卖血和不规范的采输血操作。有买血者就有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者，于是引发艾滋病大面积流行是必然的结果。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据悉，1996年3月以前，河南全省有200多个“合法”的血站，地下血站有多少难以计数，甚至有的村子和家庭就有“血站”。
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的程老村和文楼村是在省级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由于该地成了艾滋病高发区，惊骇世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位医学教授在对文楼村155份血液检测后发现，其中96份艾滋病毒呈阳性，占了总数的62%。据了解内情者称，该地卖过血的人70%以上都有“那病”。
上蔡县程老村村民程来水也去邻村“卖了两针”，得了80块钱。他没想到，可能正是这80块钱断送了他的性命。那时他家里4个孩子，大的10多岁，正在上学，小的才几岁，没有钱，80块钱也是个补贴啊。
一个叫新贵的农民说，“当时十里八乡都卖血，这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和其他人比，我并没怎么卖，可是也感染艾滋病了。”新贵很为自己卖血次数不多就得上了艾滋病而不平。
新贵是1999年4月开始发病的。初时只是气喘，不发热，化验后以为是贫血。2000年才开始发热，口腔内也开始溃烂。直到他到驻马店市去检查，发现血液检测艾滋病毒呈阳性。他想结果可能有错，几个月后花了80元钱又去上蔡县查了一次，同样的结果使他彻底崩溃了。
“好几次我想自杀，绳子都套到脖子上了，但一想到家里老小还要有人照顾，才没有忍心走。”说话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直到接受采访时，新贵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他反复问记者：“他们有没有可能弄错？我得的不会是那病吧？”面对他那双充满对生命的渴望的眼睛，记者只能说有可能是检测错了。
上蔡县程老村有个老人的年仅26岁的独生子因“那病”去世了。仅记者前往程老村时就已经有17、8个人因艾滋病死亡，“有时一天就死几个，真吓人！”。
在文楼村一位村民悄声告诉采访者：“今天早上又死了一个，”随后他又指着一处宅院说，“这家的也快（死）了。”文楼村村长程士国告诉记者，“共有800多人的文楼村，近来已死了11个，这个月就已经死了6个。”
到2002年，近4000人的上蔡县后杨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毒阳性的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双亲的艾滋孤儿26名，有400个孩子跟着单身的亲长生活。
新蔡县登记在册的第一例因卖血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姓孔的男子，27岁，来自新蔡县古吕镇东湖村熊庄，1995年死亡。据该村刘医生回忆，该患者1994年卖过血浆，发病后长期发热、消瘦，把他诊断为当地因卖血死于因卖血感染的，故登记为因有偿献血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例。年龄最大的患者叫胡毛，来自上蔡的程老村，68岁，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县程老村，截止到2002年末统计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县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调查显示，河南省全采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到1993年，1993年以后，主要是单采浆。据卖血者和卫生人员回忆，当时河南各地普遍没有中心血站，医疗机构的血源大都来自临时采集。医院通常都有自己的“献血队长”，医院一旦需要什么血型的血，立即通知献血队长，队长立即寻找合适的人员去采血。据人们回忆，当年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医院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便去县级医疗机构拿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这就极大地促使了临床血液无节制的使用。
在河南省，由于单采浆卖血者比较集中，在连片感染的“艾滋病村”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因为单采浆感染。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个村庄和城市中的经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和有偿单采浆感染病毒的卖血者，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分散。又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感染者不愿意暴露身份，一般普查是很难发现的。单采浆卖血者艾滋病毒感染率高，但据权威机构介绍，血浆如果能够进行加热特殊处理，本身并没有活病毒，所以使用血浆的人并不感染艾滋病毒（第八凝血因子除外）。
一位农民说：“卖血导致艾滋病爆发，我们村民恨谁？当然怨恨自己卖血，不然也不会得这个病。诱惑卖血，我们这又该指向谁？”
然而，最大的灾难是我们目前仍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黑心血站和随卖血队伍出现的血头，疯狂收买血液干什么？是卖给城市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院。自1992年开始，河南的血站和血头就是这样一次次地将数吨数十吨污血和血浆卖给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品企业，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等一系列药物，卖向全国。这些药物又让多少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病毒性疾病，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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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液经济”最大的获利者和受害者
可以确定的是，河南省艾滋病曾在一些年间主要传播源是血液，艾滋病患者集中在当年卖血者之中,主要是年轻力壮的农民，并有很强的家族性、村落性和地域性，呈群体性感染，集中暴发。艾滋病传播的血源性和医源性特点，与卫生医疗部门有关。
卖血一度成为当地发家致富的行当，“要致富，建血库”、“献血光荣”、“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是当时的流行口号。最初卖血要靠关系，亲联亲友联友，年轻力壮者中大量人加入了卖血队伍，不少人甚至以此为业。
卖血是人在极度贫困下的自救行为。
卖血给村子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非法采血，除了让少数人暴富之外，留给社会和村民的完全是灾难。
当年有个村的党支部书是血头，采血点就开在他家里。他每天开着大棚车四处拉人揽生意到他家卖血，他的亲戚也跟着“沾光”赚钱。他说当年卖血是为了发展经济，是响应上级号召，在家里建采血点是当地群众的需求。然而可悲的是，这位村支书本人因带头卖血也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他家亲兄弟6人，加上5个妯娌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数年前就已经死亡3人。可悲的是，这位“带头人”本应是靠建血站的致富者，到头来竟是最大的受害者。
“血浆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血站和血头。
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一是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二是前者的亲友，三是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为了赚大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而且很多时候多人抽血时共用针头，自然造成交叉感染。卖血者就这样成批被感染。
血站和血头把血浆转卖给生物制品企业用来制造血液制品。就这样，卖血热潮席卷中原大地，不少血头是控制着大批卖血农民的“中间人”，他们带着那些一心想致富急于卖血的农民，穿乡过县地去卖血。河南“合法”与非法血站收集血浆的程序却播下了艾滋病蔓延的种子。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就是这样一发而不可收。
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让中原地带的民众了解到卖血虽是农村人所知道的最简便的赚钱方法，但因为非法采血，让这个人群中的大批人士通过血液传播这种途径感染了艾滋病毒，以至让他们的家乡成了中国艾滋病罹难最重的地方，死去的很人多是家庭的“顶梁柱”。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台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品企业大都到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浆去赚钱。一个月卖20次血的人在贫困的河南农村并不少见。
“对于农民来说，卖血得到的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农民王美太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平均约3天就去卖一次血浆。而根据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而全采血一年最多两次，两次间隔不能少于半年。
有些家庭是全家遭受艾滋病灾难，老人在担心那些孤儿的未来。79岁的张老家中，妻子、3个儿子和儿媳、还有一个孙女已经死于艾滋病。张老说，他们无法支付剩下的一个13岁、另一个11岁两个孙子的学费和医疗费。
上蔡县文楼村65%卖过血的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到数年前已有大约40人死亡，5人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自杀。
以上蔡县邵店乡十里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是因为1993和1994年卖血得上艾滋病的，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反复发热上吊自杀了，留下了5岁和2岁的孩子。小孩和小孩的父亲也是艾滋病毒阳性。
由于农民急于脱贫，加上血头的经济利诱，不知深浅地跳进了死亡的血祸深渊。
《南方都市报》记者喻尘来到1995年河南省第一个被发现艾滋病毒群体性感染的商水县西赵桥村，采访是从寻找当年第一批检测艾滋病毒的赵家兄弟开始。
“你认识村里有一户兄弟七人的赵六家吗？”一个孩子说，“赵六是我叔，我爸是赵四，我爸死了。”孩子的五叔在一旁问记者：“有事吗？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的那一家。”赵五不加掩饰地说，“都是死于艾滋病，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死的。村子里那几年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几十个，大都葬在村南的田里，化成泥土也要守护着曾经侍弄过的稼禾。”
赵五是老资格的卖血者之一，“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对上血型就会找我。后来，周边开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让我拉一帮人去卖单采。”于是，赵五拉拢了自家兄弟和乡邻组织了一支卖血队伍。
在赵五的记忆中，1996和1997年两年间，他接受了来自地区和省卫生机构的多次血样检测。最后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对全村有既往卖血史的人员血样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艾滋病毒阳性。
他们埋怨自己当时太无知，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
有个村庄的一位老党员，3个儿子都死于艾滋病，留下8个孙子孙女由两位70多岁的老人扶养照顾。另外一对70多岁的老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在两年之内因为艾滋病死去，留下两个孤老和6个孤儿。这种情况严重破坏了当地民众生活生产的正常秩序。这些村庄多年男无娶、女难嫁，村里生的孩子没有死去的人多；不办红白喜事，没有迎娶送嫁，死人也不发丧，悄悄地掩埋了事。
据《海峡都市报》2004年报道，上蔡县曾经儿孙满堂的程继增夫妇本来该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不幸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38岁的老三程艳山1999年艾滋病发作死去，撇下老婆和两个儿子；2000年，老二程艳领发病死亡，媳妇陈琴两年后也撒手人寰，丢下3个孩子；2001年，老四程艳田确诊艾滋病发作，因为惊恐过度，再加上老婆离婚，不久他就疯了。
“他现在是一个带有艾滋病毒的疯子，”老人眼里透露出恐惧，“而且时常划伤手背、脸部，对于别人真的很危险。”两位老人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管他。
“像程艳田这样得病发疯的，全村有几个。”村主任程四国透露，“有些已经死了，但其他活着的如何管理，我们感到很棘手。”周围的村民说，对于发疯的得病村民，现在根本没人管，基本处于“真空”。
河南省艾滋病患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不少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自发组织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
在事态严重时，河南省采取过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地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生意。由于有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1994年国家已明令禁止有偿采浆却没有生效这个问题时，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县卫生局负责人说，他们的血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单位的两个血站投入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干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仍没有收回。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
2007年一场特殊的诉讼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人民法院开庭。13岁的女孩晶晶（化名）以输血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晶晶更严重的病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但当地规定事涉艾滋病的诉讼法院不能立案。晶晶的妈妈孟珍只能以女儿输血浆后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去医院要病历时，院方称“保管不善，找不到病历了”，几次索要都是这样答复。确诊艾滋病后，孟珍将50平方米的房子匆忙以2万元卖掉，揣着亲戚们资助的钱，带女儿到北京地坛医院寻求治疗。在去北京的路上孟珍跟老公说，要不带女儿到海南旅游一趟，跳海死了算了！
孟珍连续两次以感染艾滋病毒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法院都拒绝立案。法官说，只有以输血感染丙肝为由才可以立案。13岁的女孩晶晶是通过一个迂回的办法诉讼的，最后不得不和医院私了，才获得很少的赔偿。
早在2002年，渑池县人民医院便遭到艾滋病患者的起诉，然而医院在得知这些艾滋病患者是因输血导致的真相后，并没有主动寻找其他因同样原因导致艾滋病毒感染的患者，只是当患者一一发病并找到医院后，才私下签署补偿协议，付两年的治疗费用后不了了之。医院也未寻找其他当年输血者的去向。这种不追查污血的源头，也不追查污血的流向和众多输血者，在河南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流向不明的污血，以后又侵害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相当多的官员拒绝正视存在的严重疫情，总是捂着盖着，反映出当地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擢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提拔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采访者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不作为埋下了隐患。
是谁把老实巴交的农民推向坟墓？受害的民众至今仍被蒙在鼓里。
血液是生命的物质，是人的命脉和生命的源泉。它是神圣而无价的。
输血可以抢救生命，但它绝不是可以用来换钱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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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液经济”的始作俑者是何许人
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在1990年代初就大力鼓励各地发展“血浆经济”，组织农民“献血”，把大量血浆卖给外地生物制品企业制造血液制品，让血站从中赢利。
1992年全国上下躁动着急于发财的经济气浪。发财心切的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一上台就成立“改革办”、“开发办”、“中心血站”、“万达公司”、“发展中心”、“生物药品公司”等第三产业，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全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
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资深的已退休人士说，当时的卫生厅厅长在1993年初的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他说：“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7000多万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他们平均每年卖1-2次，我们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我们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同时也算是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办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开阔思路，动动脑筋哪。我看办血站是条路子，我们就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抓出成效。要内引外联，将国外资金引进过来，我们国家没有艾滋病，血液很干净，外国肯定会要。要将社会上的资金联合起来，要动员全社会办血站。要充分发挥河南人口资源的优势，推动我省卫生系统改革。”
开封首先响应号召，率先办起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现场会。全省躁动了，各市县医院、卫生防疫站（现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站的创收血站成立了，有的乡村血站也建立了。连一些非卫生单位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艾滋病的潜伏期帮了省卫生厅厅长的大忙，加之省里许多负责官员不懂医，这让卫生厅长有了可乘之机。由于当时并没有死人，表面上又看不出问题，所以上面没有人过问。
艾滋病的发病有5—10年的潜伏期。到了1990年代中期，艾滋病症状开始在河南一些村庄里大量出现。
艾滋病的流行蔓延对河南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疫情一旦暴发，毁灭的当然不单是患者个人，而是殃及整个家庭，大批青壮劳动力的死亡更导致整个村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
被赞誉为河南民间抗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从1996年就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这件事，在河南也不是没人知道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只是没人敢公开这么说而已。
据央视《生活》栏目2005年报道,文楼村有928户人家，其中303户家里有因非法采供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感染艾滋病的家庭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2.7%。而由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常常让村党支部书记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村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口人。
2003年，文楼村一天最多死了7人，村边的坟头一天天地增加，艾滋病的阴影压得文楼人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该报道称，文楼村村民广华当年因卖血于1998年被查出已感染艾滋病毒，2002年病发。当时就是发烧，连续发热三个月，一天吊针打九瓶，打了三个月，在医院的吊针瓶子不算，在家里用过的输液瓶能装满一辆三轮车。他头发几乎掉光了，没掉的，也全都变黄了，最后他转到县人民医院治疗的时候，因高热已近昏迷。艾滋病击倒了这个庄稼汉，并把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广华说，当时很害怕，压力大得很，完全崩溃了。
截止2005年9月30日，据省里不完全统计，河南省累计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30387人，现症病人18334人，其中90%多是因卖血造成的，多集中在农村。而有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认为，河南省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10万以上或更多。
河南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血传播，在传播渠道上与全球的传播渠道截然不同。全球性传播感染者占感染者的75%—85%；经血或血液制品感染的仅占3%—5%；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的占5%～10%。中国则因河南省以血传播为主，改变了传播情况。据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全国经血液传播的比例高达72.6%,为全球之最；经性接触途径感染的只占8.4%,降到全球最低；母婴垂直传播感染为0.3%；还有18.7%的传播途径不详。这表明，中国那些年间的艾滋病传播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在性的方面“太乱”，而是血液管理存在着严重问题。全球经过血或血液制品感染者仅占3%—5%数据说明，大多数国家对于人的生命与安全的重视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
在全球，艾滋病感染主要是经性、共用针具注射吸毒、母婴间和输血这四个传播渠道。相比于其他途径，人们对输血感染更感到恐惧，因为这是个人无法防范的。在许多情况下，输血存在一定风险，只是万不得已的抢救措施。因此，政府和医疗部门必须严把采血和输血这一关，从每一个细小环节抓起，确保用血安全。河南省严重的血传播改变了中国艾滋病传播状况，足以说明河南省血传播的严重程度。这也是河南农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事件引起国际间关注的主要原因。
贫穷的农民卖血，血液贩子反复使用没有经过消毒的针头、针管、分离机和被污染的血浆的回输，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感染艾滋病，实属一场民族灾难。
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有400多名村民成为艾滋病患者，有15个婴儿在2000-2001年之间出生。这些未出生孩子中间，有多少因母婴垂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未见报告，还是未知数。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贫困村庄，很多受害者根本不晓得他们为什么生病。他们之中很多人在持续的腹泻和消瘦之后寂静无声地永远长眠了。这种沉默杀手还在肆虐，意味着将有相当可观的鳏寡老人担当起照顾遗孤的责任。
全球卫生理事会主席多莱尔曾针对河南省污血案指出，从血浆生意里获利的人要进行赔偿。他说，艾滋病毒感染的人应该接受治疗，那些从血浆生意里获利的人应该出钱，他们把这些村民当成了提取血浆的源泉，而又不让人们知道其中的危险。他还说，严格控制血液收集的程序，这样的不幸本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极恶劣和不能容忍的是，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不是正视现实，反而采取欺上瞒下、掩耳盗铃手段，妄图蒙混过关。这显然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了。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一直坚持不能把他们认为的真实的数据公布，也不能上报。该厅有位副厅长坚持要上报，为此这位副厅长受到他的批评。
据多家媒体报道，灾难深重的上蔡县还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当地人称为“三贪”的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的前县委书记杨松泉。2006年杨松泉及多名官员相继被捕，仅杨涉案资金就达约1000万元，相当比例与“防艾”资金有关。据驻马店市检察院检方介绍，杨松泉所涉问题主要集中于在任职上蔡县的五年间，“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上蔡县建设局长邱水和卫生局长翟留国成为杨松泉窝案的关键人物。这两人的职权所在，恰是杨松泉谋财的关键路径，即工程建设和防艾资金与药品。
在上蔡县艾滋病疫情曝光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投入巨资搞“六个一”工程，即为38个艾滋病村都铺一条入村道路、建一所学校、打一眼深水井、建一个标准卫生室和一所福利院等等。然而在上蔡县，这些工程成为杨松泉等人的发财机会。杨松泉通过邱水从中运作，通过其弟和表哥层层转包。邱水因其个性张扬被称为“邱老虎”。他与杨松泉关系甚密，其中一个原预算250万元的项目甚至追加至400万元。又如为解决艾滋病患者救治问题，上级财政拨款1000万元给县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在2001年上半年住院楼主体工程完工后，原医院院长即被免职，杨松泉指使其家属介入工程装修，并由翟留国任院长。至2004年，根据医院一份内部通报，病房大楼总投入共计2400万元，是原预算的2.4倍。来自县检察院的一份报告称，该院对其中所报的1900万余元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实际仅为1482万元。
上蔡县艾滋病区的艾滋病患者看病由国家专项资金负担后，贪官们的发财之路再次拓宽。在翟留国任院长期间，上蔡县人民医院进药均来自安徽亳州一家私人医药代理商。仅此一家医院的采购，即已占这家医药代理公司全部利润的18%。上蔡县人民医院一位主治医生告诉记者：“国家的拨款是固定的，他们虚报药品价格吃差价，国家同样多的钱能提供的免费药就少得可怜了。”记者看到一份当地艾滋病患者的三联单，每公斤进价应为25元左右的“柴胡”，开价高达每公斤160元。杨松泉将农民救命钱视为肥肉，大口吞噬，长达五年之久的资金“黑洞”逐渐显现。
上蔡县是全国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艾滋病爆发后，方方面面的防艾资金接踵而来。杨松泉调任上蔡县之初，就私下对人说，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权，能管这么多的钱”。
于2000年上任的杨松泉疯狂卖官，对一些部门官职明码标价。
提起上蔡县，我们只知道这里是由于卖血导致的艾滋病重灾区，河南全省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上蔡县占了22个。河南公开的3．5万多人感染艾滋病毒数据，上蔡县占了五分之一。
上蔡县是一个人口130多万、2005年财政收入仅为8369万的国家级贫困县。杨松泉之流让这个饱受艾滋病严重冲击的重灾区又屋漏偏逢连阴雨，真乃祸不单行。
总之，疯狂卖血给上蔡县等地农村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非法采血，除了让少数人暴富之外，留给社会和村民的完全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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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初发现艾滋病疫情并“报警”的人
1、第一位给卫生部报告有关河南省农村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疫情的王淑平
王淑平原是河南省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工作。她于1995年初发现卖血者发病症状酷似艾滋病，于是从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区的卖血人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通过同事丁红的试验室初筛，发现了惊人的艾滋病毒阳性感染数字。她们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都是一样。为了避免失误，王淑平把从河南省商水县卖血者集中的西赵桥村艾滋病毒初筛阳性的62份血样送往北京做权威鉴定。
做一份血样检测要700元钱，62份全做下来需要4万多元，这对于自己掏路费跑到北京求结果的王淑平来说，是太多了，当时她有些气馁。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毅院士得知此事，听了王淑平所讲的疫情非常紧张。曾毅院士果断地说，不要你这个钱了，先做15份吧。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15份血样中有13份确定为艾滋病毒阳性，2份为疑似。这一结果让曾毅非常震惊。他让王淑平赶紧写报告，马上报告卫生部。他说，剩下的47份阳性血样已没有再做鉴定的必要了。在我国病毒学泰斗曾毅院士大力支持下，这位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医生王淑平，在北京连夜起草了第一个上报给卫生部的关于河南省卖血者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报告就这样“出笼”了。
王淑平的报告经曾毅院士上报给卫生部后，卫生部在第二天就给河南省卫生厅打去了电话，询问情况。王淑平于第三天回到周口，卫生局的一位负责人见到她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
王淑平从北京回到周口后不久，一位退休的卫生局长悄悄对她说:“你别在这儿干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烦。”之后，王淑平接连碰到了好几个人前来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找碴，反反复复追问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样、都做了什么检测。临床检验中心的工作从此陷于停顿，后来被关闭，做病毒检验的几个卫生人员的工资随后被停发。
在该中心被关闭之后，王淑平给卫生部写过三四次报告，汇报她和同事的处境。她最终选择离开是非之地，遗憾的是她没有能够帮助同事讨回被停发的12个月工资。1996年12月，卫生部有一个奖项准备颁给对艾滋病工作的有功之人，曾毅提名王淑平，但最终她与此奖项无缘。王淑平的同事丁红，想起10年前的经历，仍不觉得有悔意，“我们当时认为，这事早晚要暴露出来的，我们问心无愧。”
1997年初，王淑平离开河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王淑平离开河南后得知，西赵桥村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是一个姓雷的妇女。第二个遭遇不幸的村民是赵继来，他苦于无药可医，在病痛的折磨中悲愤地死去。王淑平说，这个村庄发生的事情完全印证了她送往北京检验的西赵桥村的血样结果的准确性。
王淑平上报给卫生部的报告中还提到这样一个重要情节。1995年3月初，也就是早于王淑平1995年5月给卫生部的报告之前的两个月，河南省太康县一位郭姓在昆明献血时，其血样检测被发现为艾滋病毒阳性，并有性乱行为。而这个外出打工者1992年去昆明打工之前就已经在在河南省的周口及其他地区的4家血站卖过血，共计卖血30多次。直到被昆明检验发现他为艾滋病毒阳性，才间接暴露了河南省的污血案。这种暴露不是先在河南省而是在外地。
王淑平检测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后，西赵桥村和其他村庄开始陆续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高热、腹泻、口腔溃疡等症状，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随后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些发病者接二连三地死亡。
2、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挺身痛揭“血浆经济”黑幕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妇产科大夫，退休后开始对性病艾滋病着手进行研究。开始时她仅仅是对街头巷尾的人群进行宣传，后来则重点转移到艾滋病重病区。她由此获得了“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尊称。
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对于艾滋病的严重威胁，在河南不是没人知道，但没人敢公开说出。
高耀洁写了一部揭露河南省诱惑农民卖血的书名为《艾滋之怪》。她说，我这部书以个案为主，“谁也击不倒我”。高耀洁用她那颤颤巍巍的小字记录下她深入河南农村，调查艾滋病的所见所闻，时间、地点、图片样样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个案让人们相信，正是1990年代初兴起的“血浆经济”，让成千上万老实巴交的农民走向了坟墓。
1996年，高耀洁医生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当患者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说“我不想死”时，高耀洁不能平静了。她也曾认为艾滋病是因行为不检点得的“脏”病。但眼前这位患者不吸毒、不性乱，她是被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
从此，她投入了“抗艾的战斗。”这位穿旧式衣服，戴廉价花镜，甚至还是缠足小脚的老人，走了100多个艾滋病村，探望了上千病人，给他们送药送钱；当了164名孤儿的奶奶，寄钱供他们上学。
她平日粗茶淡饭，算计每一分钱，却慷慨地将自己的百万元奖金和稿费全用来印发她自己编写的4页8面的防艾小册子，先后印发了77万份。她还用一双仅有34码的小脚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宣传资料。
高耀洁这位80高龄的老人，告诉采访她的人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她说当年农民卖血的时候，他们正在田间种地，血头会到田头采血，说是采500毫升，实际上采600毫升、700毫升，报酬却仍然是500毫升的钱。被采完血后的那些农民，有的因为采血过量头晕不能动弹，这个时候，血头就提住农民的双腿，头朝上脚朝下地抖来抖去，待血又回流到头上。农民不那么晕了，接着又下地干活了。还有的人因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
高耀洁凭她所见所闻得出结论，河南省1990年代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不是性传播，主要是卖血。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那只能继续死人。她说：“这种情况不能再隐瞒了，我不能沉默；政府不对外公布疫情，那我就要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的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最想表达的是，中国如果这样卖血、这样输血下去，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艾滋病必然继续传播，继续死人，孤儿也会继续增多。你光说救孤儿，救得了吗？”
“我是一个儒教徒，不会害人。”高耀洁教授如此总结自己，但她又说“我常常觉得，我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文革中，她自杀过3次，虽然没有死，但胃被打坏，后来切除了3/4。因为“不说软话”，她还被断断续续关到太平间里8个多月，导致了肝硬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来应该应邀出席联合国“健康与人权奖”颁奖典礼的高耀洁医生未能前往美国。据报道，河南省一位副省长本来同意她到美国领奖，但是河南省卫生厅，以及高耀洁原来任职的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惧怕她将向外界透露河南省农村艾滋病感染的严重状况，因此拒不合作，以致高耀洁无法申请护照，不能办理出国手续。媒体报道说，高耀洁所在医院的负责人指责她为“国外反华势力所利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派人到公安局，索取她的护照申请，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甚至要求对她加以逮捕。但公安机关认为，他们不便介入卫生体制内有关艾滋病防治看法上的分歧。
正是艾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的情况下，高耀洁才决定自己出钱购买基本药物，帮助病人。
高耀洁横空杀出，打乱了当时河南省卫生厅长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如意算盘，他种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只能是欲盖弥彰。
到了1990年代后期，艾滋病症状开始在河南省一些村庄里大量出现。新蔡县一个叫东湖村的村民中，80%以上卖过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叫文楼的村子里，65%的卖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毒，相继有大约40人死亡，5人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自杀。然而直到患者死去一两年后，村民才知道死者得的是艾滋病，但他们中的许多感染者仍不知道自已是如何被感染的。
然而近１０余年来河南省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惨致死，却从来没有一位官员站出来为此负责。
由于高耀洁勇于曝光艾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受到“奖励”。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的。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
早在当年河南省有关方面就想把高耀洁从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中去掉，换成别的人。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有关当局恼羞成怒，规定在省机关报纸上一律不许出现“高耀洁”三个字，有关“艾滋村”的内容未经允许也不能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有10多名记者和编辑因为“以身试法”失去了工作。
高耀洁曾数次被河南省政府阻止出国领奖。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的奖励，但河南省拒绝向她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也因为河南省里的阻挠未能成行。2007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
不仅如此，河南省有关方面还向高耀洁的家庭和子女施加压力。她在一次接受BBC采访时透露，曾有20多名河南省地方官员到她家劝阻她到美国领奖，而且还指责她是在“制造恐慌，说假话，讲故事”。官员们甚至要她亲自告诉北京的中央领导人说她自己“病了”，无法出国领奖。她哽咽地说，50多岁的儿子甚至向她跪地磕头，希望她听取地方官员的话；而高耀洁的女儿也因母亲对河南省政府的态度而被工作单位开除。
后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总书记的直接过问下才引起了事态向积极方向转化。
为了一个官方公布的不实数字，高耀洁会从沙发中跳起来，愤怒道：“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
高耀洁说，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是我近年见过的几十个卫生官员中态度最好、最诚恳的。我80岁了，就图一句真话。第一是王陇德副部长承认中国河南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是卖血和输血导致的。他说，我并不否认河南有性传播、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但河南省的艾滋病主要是因为卖血，因为输了被污染的血。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医学生，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打电话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后来派人给他检查，发现他只是得了“恐艾症”，他都学了四年医学了，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何物，王也觉得很奇怪。第三，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
河南省文楼村7名艾滋病患者到北京上访，寻求帮助。这7个人里有两个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一名请愿的中年妇女说，他们这些人都卖过血，都有艾滋病。他们说，如果当时知道卖血会染上艾滋病，谁都不会卖，令人气愤的是河南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对他们不闻不问，还不许他们讲话，生怕给他们给自己的脸上抹黑。这些上访者对上访请愿不抱太大希望，现在实在是没有其它出路了，他们没有希望、没有钱、没有药，只能等死。村民们谴责当地官员对艾滋病蔓延熟视无睹，令他们失去亲人，孩子沦为孤儿，妇女成为寡妇。
在举世震惊的民族灾难面前，高耀洁就这样与艾滋病孤身奋战。高耀洁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
3、时刻关注艾滋病灾区疫情的中国首席病毒学专家曾毅院士
自1995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发出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曾毅气愤地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到发病有潜伏期，到时候大量死人还能捂得住吗？专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些预言已经演化为现实。据估计，河南省当时至少有数万或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乙肝和丙肝病人更多。上面揭露的患病人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要比这些数字严重得多。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卖过血。由于大批病人陆续死亡，豫东南多个县市的农村，平添起了许多坟头，有些村一年之内竟有几十位青壮年死亡，其情景如同毛泽东当年《送瘟神》中所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曾毅和北京专家多次向河南省卫生官员说，要时刻关注本地艾滋病疫情，建立艾滋病防治点。如果需要，国家将提供帮助。但时任省卫生厅厅长的反应是否定的。卫生部主管疾病控制的一位有关负责人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讲，河南的那位厅长就会讲空话、假话，就是没有实话。
以曾毅为代表的科学家以他们特有的敏感性、责任感和洞察力，指出了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蔓延的极端严重性和由此引发的难以预料的后果。他们忧心如焚地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可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河南省主管艾滋病防治的有关当局却怎么也听不进去，竟把其当成了耳旁风，以致本来可控的疫情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造成了令人非常痛心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当年曾毅来到河南省查访艾滋病疫情和调研村民的遭遇时，省卫生厅厅长对他好吃好喝招待，但百般阻挠他下基层，让这位中国艾滋病首席专家难以亲自接触病人。曾毅为此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地走下去。
尽管曾毅在1995年5月就帮助王淑平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和向卫生部送达疫情报告，后来也一直对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给予关注，但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支持和及时采取措施控制这个病魔的淫威。曾毅当时遗憾地留下话，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其实那位省卫生厅厅长见了棺材也没有掉泪。
令专家们特别感慨的是，在问题已经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于对待疫情的态度。可是河南省有关当局就是不一样，不仅毫无顾忌地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援助，不论是国际或者国内的援助，一律拒绝。在这种有意识地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让疫情一次次失去控制的良机。以致最终酿成了世界公共卫生史上一场典型的人为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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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桂希恩勇揭中国“艾滋病村”的实情
1998年，著名传染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首次进入上蔡县文楼村调查，发现困扰当地村民的“怪病”就是艾滋病。文楼村逐渐成为让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惧的“艾滋病村”。
这年8月，桂希恩是接到他的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的信而前往。他的学生接触的病人中发现许多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于是桂希恩在赴北京开会返回武汉途中，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下了车。文楼村成了桂希恩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卖过血。他抽取了11位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化验确认10份血样艾滋病毒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非常震惊，同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楼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竟有一半血样艾滋病毒检测阳性。经过他的调查了解与核实，证实是那些“合法”与非法血站采血时的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流行。他的检测结果再一次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即血液传播。惊人的数字，沉痛的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泪了。
1999年7月，桂希恩又来到文楼村。他见到第一个病人是李娟。李娟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李娟的孩子刚刚满月，也是发烧、咳嗽不止，医生让她吃了1000多元的药，稍稍有些好转，可没几天病又犯了。后来李娟病倒了，腿上长疮，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低烧、咳嗽，不能吃饭，极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来到李娟家，掏出50元钱，叫她和孩子去医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检测的诊断为艾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想自杀，幸被被邻居夺了下来。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写信，以真实数据揭露河南省的艾滋病问题。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桂希恩为了艾滋病事业，为了那些他牵挂着的病人，就再也没有消闲过。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责任。
2000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县许多青壮年不明原因死亡后，桂希恩又一次赶赴现场调查，在短时间内摸清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现状和原因。2001年，他在众人怀疑和恐惧的目光中，将５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了５天。这是什么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创始人、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先生在武汉将2003年“贝利－马丁奖”授予桂希恩教授，以表彰他为关爱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所做的贡献。
同时，桂希恩积极争取各种援助，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遗孤”捐款。他从1998年起，３０多次自费到河南的艾滋病流行的村庄送医送药，资助５８名孤儿继续上学。桂希恩把2003年所获奖金全部捐出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正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为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内幕和新闻记者的报道伤脑筋时，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进入中原腹地。“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病人，为了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病人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这时的桂希恩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一饮而尽。他这种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
在人们谈“艾”色变的年代，河南省广大农民对艾滋病刚刚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的某些人。他们认为桂希恩来到河南省破坏了当地的政府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这样，这位在防治艾滋病战线上的有功之臣的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5、捅破“窗户纸”的张可
“我在1998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河南省来的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放下手头工作，于1999年8月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1999年，由于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来临，河南省卖过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村病人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在这个时段，张可曾先后多次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他曾数次参加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题讨论，参与制定防治策略。除了新蔡县之外，张可还去了河南省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了病人大量死亡。张可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做些工作。可官员却说：没关系，这些人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了。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张可到一个地区和地方官员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疫情公开，并说公开以后会获得许多援助。张可讲，我可以在北京为你们寻求到许多援助。结果一位官员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
这些官员的话反映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政绩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与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如向张可和外界坦诚公开疫情，可能会因此承担责任。这种状态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为埋下了深深隐患。
由于河南有关当局的不作为，超过3%的艾滋病患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的折磨和歧视自杀身亡。
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河南省郸城刘家兄弟8口人都参与卖血，除了老大本人和其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6人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妻子病亡，儿子和儿媳妇均病死，现在一个老人带着3个孤儿，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于张可多次去河南省艾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该省柘城、睢县和开封、周口、驻马店和南阳地区的很多艾滋病病人到北京找张可，大量河南省艾滋病人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着。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省农民，就知道是来找张可的。但是，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入，不但给医院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上升到医院，以致医院领导开始对张可的工作颇有微词。
据张可讲，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但长期遭到河南省拒绝。张可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县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村被公开后的痛苦，说公开后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外之意对公开疫情不满，同时认为中央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省艾滋病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矛盾。
张可认为，卫生部在以下几点对河南省很有意见，其一是疫情报告不真实，其二是工作不作为。多年间，河南省严重疫情的真实数据曾长期无法获得。河南省在数年间曾一直报告艾滋病人数从几千到一万多人，这样的数据卫生部很难相信。由于数据不准确，卫生部一度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购买多少药物、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技术，致使长期无法对河南问题做出科学决策。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严重妨碍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省市局部地区疫情也较严重。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等。但与河南省不同，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能正视问题。地方政府态度积极，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并主动做好防治工作。如山西省夏县主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县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合作，并在国内成立了首家农村地区关怀艾滋病人的民间机构“温馨家园”，为全国农村艾滋病防治起到示范作用。张可曾多次应邀去山西省讲课，看到那里的病人与地方官员关系融洽，大家积极配合一起做工作，情况与河南省大不一样。
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场灾难，然而，更大的灾难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张可说，在我给卫生部的报告快要完成时，传来河南“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属于低流行地区，卖血者感染率10%”，这个结果让所有人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这样统计数字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我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张可还对河南艾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对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是，32.8%死于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8.2%死于肝硬化，6.6%死于各种恶性肿瘤，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关注。
作为传染病医生，张可更注意河南艾滋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他自1999年开始和当地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了调查。由于感染时间相近，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差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阳性率为95.1%），高艾滋病毒母婴垂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艾滋病毒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个儿童调查，36个儿童艾滋病毒检测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基本持平。自1995年至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已经死亡患者占艾滋病总感染人数的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
张可认为，应建立问责制，对政策失误导致的后果要追究责任。
张可的大量工作和所做的病情与死亡分析难能可贵，学术价值也比较高,他的忘我执著精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6、《华西都市报》、《大河报》、《郑州晚报》、《城市早报》等媒体,是新闻舆论战线先行的尖兵
2000年1月，成都《华西都市报》发表了独家报道《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记者张继承、子尚），率先揭开河南省令全国和世界震惊的艾滋病和“血祸”的盖子。
河南省第一个被确认艾滋病疫情的重病村是王淑平所去的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在发现西赵桥艾滋病疫情4年之后，距离西赵桥村30多公里的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因被《华西都市报》曝光，文楼村因此成为首先被打开“缺口”并具有标本意义的重病村而名闻世界，而4年前被发现艾滋病疫情的西赵桥村则退居次位。
《华西都市报》对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的曝光，这令国内外舆论哗然，并震动了我国高层，打破了妄图以欺上瞒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愚弄舆论、蒙混过关的人的美梦。它把这样的人推上了被告席。河南省诸多疫情严重的县乡村从此有了得救希望。
河南省的《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一直关注该省乡村流行的艾滋病疫情。1999年11月，在几位专家支持下，河南一个媒体记者写成内参上报给高层，但是后来他们遇到了阻力，以致《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有些记者对阻拦他们正当新闻报道的无理行为愤怒了。他们不点名地大幅刊登河南有关艾滋病的文章，有的借宣传高耀洁的民间防治艾滋病行动含蓄地批评河南省卫生厅捂盖子行为。该省卫生厅厅长则通过省委宣传部给报社施加压力，制止和封杀这方面的消息。记者们只好开始从外围包围河南。
之后，《南方都市报》、《长沙晚报》、《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北京青年报》、《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和《北京娱乐信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加入了公开报道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行列，国人从此透过一篇篇报道得知了一度被封锁但他们非常想知道的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栏目如《生活》栏目后来也参与其中。
由于媒体报道和艾滋病发病期的到来，河南省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被省卫生厅厅长捂得严密的艾滋病“血痂”被新闻报道一点点揭开。
为了继续掩盖真相，河南省有些县规定未经县里批准，一律不准接待记者采访。不止一位官员指责说，正是新闻记者把“艾滋病村”搞得臭名远扬，他们为了赚稿费，不顾人家的死活。中国新闻社记者一次在文楼村采访时曾经被围攻三个小时，证件也被扣压了很久。
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对本省媒体一再抱怨，并指责说，各省都有艾滋病，别的省都不报道，为什么河南非要曝光报道不可？！这种指责就像河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为腐败官员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保护伞”。
高耀洁的呼吁和媒体报道，成了阻碍省卫生厅厅长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通过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一位卫生记者调离。1998年末，有一天这位厅长听说《大河报》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下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大型广告。他使用不正当手段，将没有按照自已意图报道的河南某些报纸有影响的卫生口记者调离。
由于外界的强烈反响，河南省卫生厅在1999年和2000年派人小规模到乡下“摸底”。据河南省疾病防控中心的一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人员讲，他在上蔡县实地调查抽样，了解到下面有些情况比报纸上说得要严重得多。上蔡县卢岗、邵店乡疫情最为严重。他举了邵店乡十里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因为1993和1994年卖血感染艾滋病，后因难以忍受的高热上吊自杀，留下了5岁和2岁的小孩。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和政府的不作为。
7、在河南省抗击艾滋病的志愿者-杨松
杨松曾写道：“以前我觉得艾滋病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杨松是《“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的作者。写报告时杨松是浙江传媒学院大二学生。他当时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上蔡县文楼村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写成约21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等有关报刊先后7次报道了杨松的行动。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回乡，在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工作。媒体报道说：“当时，他听说河南这边卖血的情况挺严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已老家也发现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让他更为震惊的，因为自己的学费中就有一位是亲戚卖血换来的钱。”
从那时开始，艾滋病问题就引起了杨松的强烈关注。此后几年里，他先后当过记者和教师，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我亲自去过河南艾滋病疫区，震撼太大了，文楼村是一个缩影”。
2004年杨松通过高考成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大学生。此时，他已经23岁。高考一结束，杨松立刻开始在河南省上蔡县实地调查。此后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上蔡县收集资料，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有时候，杨松坐周五晚的火车，次日中午到达上蔡县，然后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有意义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实现。”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杨松工作5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用在对艾滋病的调查上。
第一次进村，文楼村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杨松有些吃惊，他们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在那里，杨松与艾滋病人在一起，和他们握手，吃他们夹的菜，喝他们酿的酒，整夜促膝长谈。说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但凭着对艾滋病知识的充分了解，杨松清楚地知道一般接触不可能造成病毒感染，但他也非常注意自我保护。“他们让你坐就坐，他们让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话，受伤了有创口就有危险。”如果患了口腔溃疡，就不在村里吃饭。“在那里，走路一定要小心，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废弃的输液针头，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杨松写道：“看，这个小孩多可爱啊，也被感染了。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得了艾滋病，爸爸是家里惟一没被查出问题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这个是前几天出殡留下的坟墓。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他们知道，也许哪一天，躺在棺木里的就是自己。”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数十名艾滋病人、卫生局退休干部、卫生所医生、乡政府官员，用诚意打开了很多不愿轻易打开的话匣子，对艾滋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拍摄了500多张照片。
杨松说，死亡威胁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只要不发病，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检测，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压力。尽管如此，一些村的村口不远的田地里每个月都在添新坟。
偏僻、贫穷的村庄为什么会有大范围的艾滋病毒感染呢？是卖血，是疯狂的“血浆经济”。
有村民告诉杨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这个胳膊是化肥，这个胳膊是种子”。如今，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句风靡一时的顺口溜“一弯一蜷，50大元”。
上述介绍的以高耀洁为代表的情系河南艾滋病重病区的贤者，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奔走呼号，却未能躲过“小人”的算计。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他们绝不是失败者。
高耀洁和王淑平已经离开了是非之地；一位移居国外，一位客居异国。
高耀洁这些贤者孤军作战，但他们并不孤单。
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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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南省血祸殃及全国
卖血引起的河南省艾滋病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最为敏感也是世界对我国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当年河南流向全国的由受过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留下了难以医治的祸根。越来越多因为使用过“河南血浆、河南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已经进入艾滋病发病阶段。
《中国青年报》（记者包丽敏龚瑜）2003年报道，上海市的吴忠泽做梦也没想到，有比儿子涛涛得血友病更糟糕的事。13岁时患病的涛涛1998年被诊断得了艾滋病，两年后，在花费了巨额医疗费之后，15岁的涛涛不治身亡。
涛涛并非惟一因为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友病患者。据吴忠泽和一些病友统计，当时上海至少已有55位血友病人感染艾滋病毒并已经开始发病。而那些感染了艾滋病毒尚未发病的病友究竟有多少，未见公开报道。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国内多个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用原料血浆有相当多的份额来自河南省。河南省当年被大量污染的血浆正在全国各地显露出祸根。而这些收集起来的无数吨重的全血和血浆，流入医院、流入生产血制品的工业流水线。
上海部分血友病人的共同点是因患血友病，长期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生所）生产的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因而感染了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
据媒体报道，2003年11月，中国血友病病友联谊会副会长孔德麟和一位病友代表上海市55名血友病患者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紧急求助信”。
“我们需要人们的关注。”2003年11月，孔德麟在接受采访时说，“双重的疾病让我们无法生活下去，我们是全国部分集血友病、艾滋病、丙肝三种重病于一身的疾病患者。确切地讲，我们是因血友病，长期使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冻干人凝血因子’而感染艾滋病病毒、丙肝病毒的血友病人。”
“1996年以前，上生所生产的‘冻干人凝血因子’在生产工艺中没有进行病毒灭活处理，该药品中带有艾滋病病毒、丙肝病毒。根据卫生部‘卫药发（1995）第55号’文件的要求，上生所1995年底停止生产这种药品。但已造成了在这之前因使用过该所生产的‘冻干人凝血因子’的血友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一场灾难。根据准确统计，仅上海市的血友病患者中有55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有10余人由感染者转为艾滋病人，并有数名艾滋病人已经病亡。”
“我是在1998年就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孔德麟说。从那时他开始关注血友病病友中感染艾滋病的人，“起初，我找到了10多位这样的人，可到现在，在上海能联系上的已经有55个人了。”孔德麟行动不便，每天守在电脑前上网，他和另外几个病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血友病之家”，并开设了网站，通过互联网，他们把全国病友联系在一起。
孔德麟说，“我们要争取共同的权益，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他们中的多个病友在查证感染了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后，多次找到上生所协商解决赔偿等问题，但上生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接着，他们向上生所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起诉，但是能够受理的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一两个开庭的案子，都是判原告败诉。2003年8月以后，长宁区法院明确表态，他们不再受理涉及上生所的这类案件。在通过起诉等手段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先后有10几个病友死于艾滋病，这让孔德麟等人感到时间紧迫。2003年11月中旬，孔德麟等人来到北京，寻求媒体的帮助。但是经过数天奔波，愿意听取他们声音的媒体几乎没有，“下一步怎么办？”孔德麟问自己，无奈之下，他决定上书总理。在给温家宝总理的“求助信”中，他提出4点请求：（1）请敦促有关部门参照上海市政府对此事件的做法处理，即向全国此类血友病的受害者提供艾滋病和血友病方面的免费治疗，另外每月给予1000元的生活补助，以解燃眉之急；（2）提供治疗丙肝的医疗费用；（3）请各省、市政府组织对曾经使用过上生所生产的“冻干人凝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进行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检查，并及时给予感染这些病毒的患者提供治疗；（4）请敦促有关部门及时做好相关赔偿工作。
“但愿温总理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孔德麟通过互联网逐步联系到全国10多个省市已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友病人。“东三省有两个，在北京，前几天刚刚在协和医院确诊了1个，浙江、广东、江苏、安徽等省份都有这样的病人。”
“上海有血友病患者500来人，艾滋病毒感染率为百分之十几，如果按照这个概率估算，全国的血友病人中感染艾滋病毒的怕有上万人。”孔德麟在向记者陈述时，对血友病群体表示出了担心。
追溯上生所从河南省采购血浆的时间，可以上推到1992年。正是从那时开始，河南农民卖血逐步达到了高潮。河南的血头从卖血农民那里采集到没有经过化验的血浆之后，混合在一起将其成袋成批地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制药企业，制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和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之后，这些药品被卖向全国。
一位卖过血的河南农村青年说，“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的情景。”他记得当年有“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字样的车辆经常出入他们的村庄，拉走大量血浆。
这是绝对恐怖又无法躲避的现实。
孔德麟说，“我找过美国著名的制药企业拜尔公司，他们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1995年之前，河南方面曾经送给他们10个血浆样本，结果查出了其中的6个样本为艾滋病毒阳性。他们拒绝了河南拟卖给拜尔血浆的意向。孔德麟说，当时中国的技术达不到美国检测的标准，结果是大量携带有艾滋病毒和乙肝、丙肝等多种病毒的血浆在国内的企业被制成了生物制品。
河南省卫生厅披露的资料显示，当年在河南省自建采血点的有上生所等33家生物制药厂。直到1996年，这些药厂生产的药品还在使用。
血友病治疗主要是定期注射血浆冻干浓缩制剂或冷沉淀制剂。每一批号浓缩制剂来自2000-5000名不同供血者的血浆，只要其中任何一份供血者中有艾滋病毒，制剂就会全部被污染，接受治疗的血友病人也就随之被感染，一个也跑不了。我国1985年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有4例就是由于输入了从外国进口的血液制品被感染的。
北京一位从事艾滋病研究的专家对媒体说，“全国在1996年之前对使用过血浆制品的病人应该进行一次普查。”那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因为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当年从河南农民的血管里流出了多少携带艾滋病毒的血浆，这些血浆又被血头卖向何方？但有一个现实无法回避，那就是1995前的河南血浆中的艾滋病毒，在潜伏了5-10年之后，会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体内发作。
甲型血友病患者缺少的是第八凝血因子，治疗这种病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给病人体内补充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作为药物的血小板第八凝血因子是血液制品。1995年之前，国内甲型血友病患者大量使用的是上生所生产的“冻干人凝血因子。”
可以说1995年之前，中国在政策和法律没有对凝血因子制剂做病毒去除或灭活的严格技术要求。而一些发达国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规定，包括各类凝血因子类血液制剂须经病毒灭活或去除工艺处理。这些国家有过惨痛经历。美国最早发现的艾滋病人中，就有因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友病人。今天，中国不少医学专著里都可以看到当年“特别是血友病患者输血及血液制品引起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很高”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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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北、山西等省也先后发生了卖血和输血导致艾滋病感染的严重事件
据《健康报》报道，2002年12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我国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农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目前发病和死亡病例已相继出现，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另据新华社报道，2005年1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国内通过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员和血友病人员，共有７万人感染了艾滋病。
上述这些被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一是非法卖血时被感染，二是在医院输血时被感染。
1、邢台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者达200余人
河南省大多数农村艾滋病人有共同的特点是卖血时被感染，但河北省邢台市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特点，他们是到医院看病，输血时感染艾滋病毒的。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河北省邢台市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陆续浮出水面。据有关部门统计，邢台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者就达200余人。
当时邢台市各市县医院私自采血十分普遍。邢台市中心血站宣传科科长李黔冀说，“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自己去找血或向血头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把1995年9月至1997年1月，擅自从山西省南部地区买来的血液，称之为“山西血”。
“血液运输本应有良好的冷藏绝热条件和有防震软垫，可是当时从山西运血用的只是一个薄薄的白铁皮箱子，没有任何保温减震措施，就这样一路颠簸十余小时，运到邢台有时候血都变绿了，患者输血的时候输不进去，护士只好用手挤。”资料显示，从1995年9月20日至1997年1月10日，该市中心血站擅自购血共16759袋。
据了解，当年河北省一些地方也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卫生防疫站、卫生院、甚至乡政府以及个人都在建。当年该省共有22个血站，其中3个没有手续，5个问题较多；14个采浆点，只有1个获批；10个采血点全部无批准手续；自采自供的医院血库132个，也只有1个经过批准。当年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开门见山地做了上述这样的讲话,痛批这一违规行为。
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进村入户，先后访问了１０名患艾滋病的儿童（他们被人们称作“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艾滋病毒呈阳性报告的８名儿童。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当地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的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接受王克勤采访中的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惨剧。
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王克勤说，“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是输血造成的”。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从血站拿一袋４００毫升血液，得给血站４６０元，医院在此基础上加３０元左右的血型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卖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卖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约３００元收入。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的妈妈是在３４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造成的。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挣的８００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张记录说，他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他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河北邢台，艾滋儿童并非甜甜一人。
雪雪(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山山(化名)，男，９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之后，全家检查，结果是山山和他爸爸均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丹丹(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为艾滋病毒感染者。
丹丹的母亲是２００４年农历６月３日去世的。
浩浩(化名)，男，６岁，父母均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楠楠(化名)，女，８岁，二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佳佳(化名)，女，８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以上仅仅是记者连续三次在邢台访问到的艾滋儿童，长期为邢台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对记者说：“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儿童至少有２０多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记者累计访问到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总共３４人，其中已有１４人死亡，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培着新土。
2、湖北大冶一家医院近百人12年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2009年9月，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38岁的张凯（化名）被确诊患艾滋病。
张凯的感染的确认很无辜，—起因于12年前一次车祸中受伤，被就近送往大冶市第二医院救治，输血感染。他的被发现很偶然，如果不是次年9月一次抽血检测时意外发现，他可能至今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大冶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对记者介绍，这么多病人在医院感染艾滋病，与该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患者输入不洁血液有关。
19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则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几个农民常年向他们医院供血。这几个农民中有四五人曾前往河南卖血，染上艾滋病毒回家后，继续向他们医院供血。该院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内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输给前往该院接受手术的患者体内。1996年到1997年在该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还有人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这家医院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
据大冶市疾控部门介绍，当地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1995年前后。部分贫困农民到邻省进行有偿供血浆感染，这部分供血浆者回到当地医疗机构继续提供血源，造成部分病人因输血导致感染。
3、吉林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卖血长达一年半
据《华商晨报》2005年12月报道，吉林省德惠市51岁的农妇张夕霞于11月去世，死在长春市传染病院关爱病房。
2005年9月，张夕霞被诊断为胃溃疡前往北京治疗。北京301医院检测结果是，艾滋病毒阳性。
同月张夕霞在医生指点下到北京地坛医院认真复查，结果亦然。
张夕霞及其家人想到，2003年3月，张夕霞在吉林省德惠市中心医院做子宫肌瘤手术时曾输血600cc，血液是德惠市中心血站提供的。
64岁的李海盛也是德惠市农民，也曾在德惠市人民医院住院手术，接受过医院输血。
李海盛已死亡，当晚尸体被火化。后经长春市传染病院医生李锦证实，其死亡原因包括感染艾滋病毒这一项。
经了解，在2003年2月到2004年7月间，先后有25名患者在他们医院输入了含有艾滋病毒的O型血液。血液来源同为一人，德惠市近郊农民宋阳。
25名患者中，肿瘤患者、车祸伤者和宫外孕患者占到70％左右，在李海盛和张夕霞之前，已有7人死亡。
随后检测结果是，所有受血者均被确认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此外，宋阳、他的两名性伙伴以及其中一人的配偶也被确认感染艾滋病毒。
宋阳就是血站有偿采集“队伍”中的一员，每100cc血站付款40元钱。
宋阳说，血站需要血液时就找我，我得随叫随到。活儿多的时候，一个月要抽三四次血，每次200至400cc不等，前后卖血一年半。
4、记者对广东省揭阳卖血部落的卧底调查
根据法律法规，献血者献一次血要等半年后才能再次献血，职业卖血人拿一张身份证只能卖一次血，下一次卖血就要用另一张。所以卖血者需要有多张身份证才能多次卖血，使用假身份证一事买卖双方都是心照不宣。一个专办假证小店位于广东省揭阳血站大门斜对面，小店最重要的“业务”就是帮卖血人办假身份证。
有的卖血者三天两头卖血，所以打工干什么活都没劲。“还是卖血好，胳膊一伸，血一抽，钱就来了，爽得很！”
在揭阳，由于这些所谓的献血者每次献血都能从血站或血头那里拿到不少于200元的“献血费”，于是他们乐意听从血头的“调遣”，隔三岔五就奔赴附近血站卖血。
一个“血奴”自白道，“服药催血一个月最多能卖16次血”。 有的人9个月卖血50余次。
“血奴”们说，他们经常要靠超量服用硫酸亚铁等药物“产血”。这类药主要是补血补铁的，比如硫酸亚铁、复方肝浸片、维生素B12、利尿片等。专家说，该药有很大的副作用，对人身有伤害，不能超量服用。“虽有说明书，但我们还是超量服用，为的是多产血。”
职业卖血人都不愿讲他们的职业身份，而且有很强的自卑情结。据了解，职业卖血部落“辉煌”时有1000多人，当地职业卖血部落大本营也经历了数次变迁。
卖血部落具有“老资格”的一位“酒鬼”说，最先卖血部落是在广东省韶关扎根，但大约存在了三四年之后，遭遇当地政府的取缔又辗转到广东省茂名。在茂名呆了一年多，发现广东省惠州的血好卖，因此大家又在“血头”的带领下转战到了惠州。在这个时候，一部分分支到了广州和广东省肇庆。最后才来到揭阳，历经五次易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有的大血头月收入数万，有房有车。卖血者则成了卖血机器。
5、山西省运城市的情况
据《三晋都市报》2001年报道，记者于当年10月就此事采访了运城市卫生防疫站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工作人员。据介绍，当年7月以前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农民，都是在诊治别的疾病时因为血样检验艾滋病毒阳性而被发现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县里农民一般不到医院做检查，发现的病例都是因为拔牙、发热等症状做血样化验时测出来的，各医院怀疑他们感染了艾滋病毒，就建议患者到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科检验，检验确定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后立即送省有关机构复检，然后再确定是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因此，至2001年已检出的这些感染者偶然性极大，实际感染人数应远大于118例这个数字。
据了解，艾滋病毒感染者多数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的闻喜、新绛、绛县、稷山等县，感染时间集中在1998年10月《献血法》实施前，因为艾滋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所以实际感染人数难以估计。那时节上述县份的农民违规卖血现象严重，一些地下血站和非法采浆站因不按标准操作规程采集血浆和不进行艾滋病毒检测，造成有偿供血浆人员交叉感染。
1998年2月临汾市郊的１６岁男孩宋鹏飞玩耍时，不小心被剪刀扎伤，因为一直没有愈合，宋鹏飞的父母于是把他送到临汾市二院，接受腿部伤口的探查手术。临汾市二院外科医生对宋鹏飞的父亲宋希善说，“你孩子血色素只有6克，手术前应输点血。”医生又建议说，“中心血站的血放的时间长了，要输就不如输点新鲜血。”宋父同意了，在医生的指点下，临汾市的一个“血头”李长胜当天就领来一个青年人，之后青年人就给宋鹏飞输了300CC血。后来因失血过多，那位青年接着又给输了1000毫升。
宋鹏飞的父亲从闲聊中得知，青年人叫齐国华，18岁，是临汾极其贫困的大宁县无业游民，专以卖血为生。
手术三天后，医生查觉宋鹏飞的病情未见好转，劝家属赶紧转院。在北京地坛医院化验结果表明，宋鹏飞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得知这个信息后，宋希善和妻子张惠在北京的大街上放声痛哭。回到家后，宋家又遭遇了另一种不幸，不少亲戚宣布与他们家断绝往来。宋家从此走上了维权路。
6、安徽省位于河南省交界地区的卖血村
《经济半小时》记者暗访发现，在安徽六安市叶集区，有大批河南的卖血者走进了当地采血站。
每天清晨，从河南固始县开往安徽六安市叶集区的长途汽车几乎每辆车都满载。这些人每天一早从河南到安徽去卖血。卖血者在当地4个血站之间轮流转。
记者在一名卖血妇女右臂上看到，至少有5个清晰可见的针眼。
记者问：“卖一次血给多少钱?”“七八十元。”
记者：“上次是什么时候采的血?”“上次我记不清了，反正半个月我来一次。”
在记者的追问下，她说出实清，“一个月可能采四次吧。”
7、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酿悲剧
据报道，从1997年至2002年6年间，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非法采供血导致至少19人感染艾滋病。他们都是因为输血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无一因不良行为导致。其中有9人是因分娩而输血感染，还有人因为外伤、出血热输血感染的。他们大部分只有30多岁,个别是母婴传播。一家感染两人者，除了这对母子，还有两对夫妻是妻子在医院生产时输血感染艾滋病毒，最终丈夫也被感染。还有两人，不仅感染艾滋病毒，还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巨大的病痛,可怕的阴影，让这些被感染者喘不过气来。
这些人都是被当地卖血者“孙老四”夫妇感染的。当记者来到事发地时，“孙老四”夫妇已经相继病发身故。
孙老四夫妇是外乡人，常年靠卖血为生。1997年4月在8天时间里，孙老四的妻子卖了3次血给同一个人。在医院的“导演”下，这对夫妇成为最踊跃的“献血英雄”，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以上事实表明，在血液环境极度恶化的情况下，管理跟不上，对造成艾滋病毒感染就等于是呼风唤雨，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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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国输血引发的事件和我国“非典”及河北省“毒奶粉”事件的处理是高悬之镜
1、法国输血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事件
据法国报纸1990年代披露，法国输血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事件发生在1980年代。到1985年底，在法国国家输血中心定期接受换血治疗的３５００名血友病患者的检测中，有一半感染艾滋病毒，其中２００人已经死亡，其它疾病患者因输血有７０００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1991年，法国《世界报》揭露了这起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震惊。
据《世界报》当时文章揭露，国家输血中心在确知血液受感染之后，仍然将血液制品投入市场。当时，有人指责是前总理法比尤斯挪用艾滋病研究专款、截留血液测试中心的经费等造成了这起严重事件。此案于１９９１年披露报端，引起舆论大哗。
历时７年之久的法国“输血感染案”后来有了进展。预审委员会根据对前社会党总理法比尤斯（后任国民议会议长）及两名前部长富瓦和艾尔韦于任职期间在“输血感染案”中犯有“非有意杀人罪及非有意损害他人身体罪”的指控，作出了将他们移送法国法庭进行审判的决定。案件异常复杂，多次反复。
经过７年的激烈争论，共和国总检察长布尔日兰曾先后两次要求对前副总理和两位部长不予起诉，但是预审委员会的３位法官不肯轻易了结此案。他们坚持认为３位前责任人对“输血感染案”难辞其咎。鉴于法国最高法院发表的声明，他们主张对３人的起诉改为“非有意杀人罪及非有意损害他人身体罪”。
经过审查，预审委员会认为前总理法比尤斯犯有５项轻罪，其律师没有吐露具体指哪５项。对前部长迪富瓦的具体指控是３项“非有意杀人罪”和２项“损害他人身体罪”，前卫生国务秘书艾尔韦的罪名共达７条。总检察长布尔日兰在其公诉状中，以严厉语气谴责前卫生国务秘书艾尔韦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法国政府将商业利益置于大众健康之上的行为引来社会声讨，社会各界对这种行为义愤填膺。人们责问：卫生部门为什么迟迟未作出献血者必须接受艾滋病毒检测的规定？美国1983年就发明了将血液加热至56℃便可以消灭艾滋病毒的技术，并于第二年规定必须给血友病患者使用经加热处理过的血液，为什么法国拖到1985年7月才作出相应的规定？为什么输血中心要把受感染的血液投放市场？
1991年10月下旬，涉嫌此案的国家输血中心主任加莱特、前卫生部部长雅克及卫生部实验室主任耐泰被起诉。
但是，国家输血中心主任加莱特和前卫生部部长雅克却在一周前曝出更多内幕，声称自己是替罪羊，真正应当负责的是当年的总理法比尤斯和财政部长贝雷戈瓦，是他们挪用了艾滋病研究专款，并截留血液测试中心的经费等等。前总理法比尤斯立即予以反驳，并对雅克提出诽谤诉讼。随着更多内幕被揭露，这场争论把10多个政界人物牵涉进去。
1984年秋，美国卫生当局建议对血浆实施加热以杀死艾滋病毒。次年法国教授蒙塔尼埃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加热血浆的有效性，且里尔的输血中心已制取出加热血浆。另外，同年3月一项研究报告证明，未经加热处理的血浆制品已遭污染。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输血中心在使用加热消毒血浆的同时，继续使用遭污染的血制品，直到10月才停用。针对这种情况有关机构指出，1983年5月，美国发现一个出生婴儿因输污染血死亡，随后美国一举销毁了全部6000包可疑血浆。
还有，1985年2月，美国阿博特研究所就其检验血液艾滋病毒的试剂，向法国提出申请，4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第一次艾滋病大会提出，应对献血者进行检验。法国政府到6月才发布验血的决定，8月1日才执行。起诉书说，法国推迟向阿博特试剂颁发许可证，为的是保护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同类产品。有的受害者愤怒地说，一剂试剂只有区区20法郎，可政府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置民众生命于不顾。
不管怎样，由于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法国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在欧洲各国最多，其中有老人，有青壮年人，还有两岁和五岁的儿童。
到1999年2月26日，6年前成立的法国共和国司法法庭结束了庭审过程。前国家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处４年监禁和１０万美元的罚金；前国家输血中心输血研究部负责人被判处４年监禁缓期２年执行；上述二人共同向受害人支付１５８万美元的赔款。卫生部长因此事引咎辞职。
前总理和部长均坐在庭审的被告席上，这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提起这桩污血案，谁都会不寒而栗，百感交集。它致使众多血友病患者和其他受血者感染上艾滋病毒，其中有近300人直接因之死亡。是一系列严重失误酿成的一场人间悲剧。直接责任人已被判刑，而且在政治层面上，追究前总理和有关部长的责任。
法国政府担心此事会酿成政治危机，提醒人们“谨防把争论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1991年10月29日，为平息事态，法国政府宣布彻底改组国家输血中心。密特朗总统也接见血友病协会主席，表示受害者将得到公正赔偿。
舆论认为，法国输血中心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如管理不善、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等等，只不过是人们谈论了很久，却始终未能根除的“法国病”的一次大复发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个事件应该负责的是整个法国政府。
这就是一错再错酿成悲剧的法国污血案。
2、我国“非典事件”的发生与处理
“非典”是非典型肺炎的简称，其医学名称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英文缩略语为SARS。
SARS于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首先爆发，广东省也是SARS最严重灾区。该病爆发之初，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也没有向香港方面通报情况。我国政府当时禁止当地媒体报道SARS的流行情况，当地政府也引导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说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随后中国政府在国内封杀了关于疫情的讨论，对SARS的消息一律消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4月上旬。我国政府在2003年2月之前一直没有根据有关疫情报告制度向世卫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的疫情，也没申报疫情的蔓延情况。
2003年3月，SARS传至香港，引起了当地传媒高度重视。然而此时相关的疫情报道在内地仍然被封杀。4月初，卫生部于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部部长张文康面对国内外新闻记者高调声称，SARS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说在中国、北京工作和旅游是安全的；北京当时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他还说，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直至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于4月中旬被停职，疫情封锁方被解除。
解放军301医院的退休医生蒋彦永认为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透露实情，当时的情况远比他说的要严重得多。蒋彦永当时得知，仅解放军309医院就有40名病人，死亡6例；过了一天，增加到60个病例，死亡7例。蒋彦永同时知道解放军302医院也有40个SARS病例。所以蒋彦永认为张文康公布的数字严重缩水，这是对中国人民、卫生部门的误导，是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蒋彦永接着依次向上级主管、国内媒体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蒋彦永最终向美国《时代》杂志揭露了中国的SARS疫情。这样相关情况才在国内公开发表。人们这时才了解到大陆的SARS真实疫情远比官方公布的严重。世卫组织对中国提出了旅游警告,并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把北京列为疫区。国际媒体纷纷指责中国政府由于隐瞒疫情导致非典病毒在全球扩散。
在疫情揭露后，因面临国际社会指责，中国政府曾多次公开道歉，并接受世卫组织协助调查。世卫组织于2003年4月进入中国广东省，与当地政府合作，进一步调查疫情发展状况，以共同阻止疫情进一步扩大，继而世卫组织将香港、新加坡、多伦多、河内、台湾、中国大陆广东和山西省列为疫区。
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中国政府并再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报告的37例增加到339例。会后几个小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宣布撤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党内职务，接受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辞职。
国务院并同时宣布，原定5月1日开始的五一“黄金周”暂停施行，北京多所高校宣布停课。紧接着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停课两周，以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内扩散。同时，从部队和北京市各医院抽调力量，在北京紧急建立了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小汤山医院。
由于受SARS疫情影响，原定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足联女子足球世界杯移至美国举行，国际冰球联合会宣布取消原定于北京举行的2003国际女子冰球冠军赛，还有其它有多场体育比赛和热身赛被取消或更换主办地。此次SARS疫情对航空和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广东和香港的宾馆入住率明显下降，香港则由於SARS疫情导致市面一片萧条。
疫情公开后，在世卫组织的配合下，由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SARS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卫组织6月下旬先后将将香港及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解除北京旅游警告。7月将台湾从疫区中除名。至此，震惊世界的SARS事件暂告段落。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封锁和隐瞒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和代价是相当沉重的，造成的恶劣国际影响是惨痛的，卫生部门在处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失当教训，也是极为深刻和需要反思的。当然，最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SARS事件的公开处理还是颇得民心的，也为今后公开透明处理类似事件开了先河。
3、河北省三鹿毒奶粉案的发生与处理
河北省三鹿集团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流入市场后，导致全国众多婴幼儿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引发泌尿系统疾患，多人死亡。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患病婴幼儿的检查和医疗救治。
国务院为这一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专门成立了事故调查和处理小组。查清了生产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原料的来源、产地、数量、流向、非法消销金额和造成的恶劣后果。并追查未售出毒奶粉数量和流向，对未售出的毒奶粉进了封存和销毁。
法院最后对三鹿集团及其原董事长田文华和其他18名被告判决是，被告单位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937.4822万元；被告人原董事长田文华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她个人处以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
在宣判的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国家对因服用毒奶粉患病和死亡的婴幼儿做出了治疗和赔偿的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为此引咎辞职。
国家对这一案件的公开审理，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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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导致艾滋病暴发流行被掩饰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
河南省于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就已初露倪端的“血浆经济”导致的举世罕见的灾难，至今已经17、8年了，各有关方面对这样的大案既没有问责，也没有追究。随着时间流逝，好象已经不了了之，不再问责和追究了。
法国输血输出的艾滋病毒传播事件和我国“非典”及河北省“毒奶粉”两起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审理，做到了公开审理，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在上述案件的“明镜高悬”之下，河南省污血案导致的灾难，无论从灾难的规模之大、殃及范围之广、受伤害人数之巨以及灾难造成的深远影响而言，都远远超过法国输血输出的艾滋病事件以及我国“非典”和“毒奶粉”两起公共卫生案件，而且比上述三案件不知严重多少倍。有“非典”事件的教训于前，如果对河南这样的惊天大案也放其一马，不加追究地让其轻松过关，那就永远也杜绝不了悲剧的一次再次地重演；而且如果不加追究，从民心所向和司法公正的角度来讲，都是与理不通、与法不容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河南“血浆经济”导致巨大灾难的主要肇事者疯狂敛财、草菅人命，在灾难暴露之后又未及时亡羊补牢，而是极力掩盖灾情的规模和严重性，拒绝专家的警告。且在这一期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近20位国际名人，分别致函对河南省的严重事态发出警告，但肇事者对这些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致使事态失去了将事故的严重性降到最低限度的有利时机，这无疑是罪上加罪。因此对事件始作俑者更应该严加追查才是。然而对这样有至少一万多名卖血者因感染艾滋病而命丧黄泉的肇事者，至今不加追究，让其逍遥于法律之外，这让人实在无法容忍。我想，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也不敢如此放纵，因为那样将会给执政者留下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污点。
倘若开封府的包龙图在世，这位包大人也一定会像《打銮架》、《狸猫换太子》和《铡包勉》等这些典故中所描绘的那样，敢于冒杀身之祸，大义凛然、铁面无私、不恂私情，不惧官吏的骄横之势，鼎力为民请命，为含冤者伸张正义，正大光明地禀公断案。包公在北宋那种封建时代的人治环境中，陈州放粮时把贪赃枉法的亲侄子包勉送上“虎头铡”，又严惩犯法的亲表舅。正因为他这种“六亲不认”，惩恶扬善，公事公办的执法态度，国人一直将包拯奉若为“青天”加以颂扬，这是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对伟大人格敬仰的最纯朴和最真挚的情感表达。我们对河南卖血导致巨大灾难迟迟不予追究，所缺的可能就是这些。今天已经到了将河南污血案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全部晾晒在阳光之下的时候了，要像包大人断案那样，铁面无私，以求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地交待。
河南省艾滋病泛滥，怨不着天，怨不着地，它是地地道道的人祸；是对人的生命的无端剥夺，严重侵犯了国人的生命权。这样的人祸，老天必诛之，冤魂必讨之。
在河南省卖血最疯狂、灾难最深重的那段时间里，我国的新闻舆论界，除了少数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媒体（如《华西都市报》）敢碰硬以外，其他大多数主流媒体，就像有人统一指挥似地集体沉默、“闭嘴”，让国人一时间难以从主流渠道窥视河南省发生的严重事态，享受不到最低限度的知情权。由于多数主流媒体的默不作声，加上国家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及时、权威、准确和透明的新闻发布，以致对境外某些媒介的言过其实的报道，也无法以自已权威的声音以正视听。在那种新闻舆论处于被动的日子里，很多正直之士无不感到忧虑与不安，因为这种“沉默不语”的不作为，失去了正确舆论导向，这对于社会有可能引发动荡和危及社会稳定是极为危险的。应该说，在那次国际舆论面前，我们的新闻报道是吃了“败仗”的。如果说无人对新闻舆论的这种失责行为进行拷问的话，那么有关方面也应该进行深刻反思。
再者，我国纪检部门,特别是有关省市级以上的纪检部门，在河南问题显现之后，没能挺身而出，主动介入和及时强有力地进行干预；而且在灾区受害者千呼万唤的非常时期保持一种可怕的缄默，该出手时未出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直接间接或有意无意地对违纪者起到了“庇护”作用。
还有，某些相关部门对河南严重事件的反应有些不可理解的迟缓，未能及时拿出有效得力的应急方案和具体措施。如果把河南1992和1993年卖血已进入高峰的那几年不计，就是从经过检测已发现群体性艾滋病毒感染的1995年算起，以国家名义和运用国家力量，并进行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情分析，同时向疫情重灾区适时派出医疗队予以救助，而不是靠高龄又不受人“待见”、完全自费的高耀洁老人在那里心急如焚地奔走呼号，就可以将处于高危状态的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然而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已晚矣！
国务院领导曾分别于2003年12月和2005年2月，前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地探望艾滋病人，视察那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与艾滋病人共度春节。冒昧地讲，还是稍嫌晚了一步，慢了半拍。如果再早上两三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前往，并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坚决果断的措施，亡羊补牢的效果肯定会能更好些。
在河南省因“血浆经济”导致巨大灾难的过程中，河南省高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强有力地政府干预。这种渎职和不作为对于灾难的发生与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对于这一严重问题所导致的严重灾害，河南省高层对河南省民众，特别是对因患艾滋病而长眠地下的那些无辜的一万多亡灵，没有公开表示诚挚的道歉之意，未免有失政治家风度。还应值得一提的是，这二位高官从事件发生后就一直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隐瞒疫情，欺骗舆论，而且对于对河南省最早站出来揭露这一事件有“抗艾第一人”之称高耀洁医生百般进行迫害。同时，对于站出来不断揭发这一严重事件的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万延海也进行百般迫害。这就构成了既对河南污血案负有罪责又压制打击对他们的举报者，可以说是双罪垒加。对这一案件绝不能一味包庇，不了了之。
更令人不解的是，河南省高层主政者显然严重失职，在那里欠下了一笔将近20年的“巨额大债”，但由于官官相护，有严重历史污点的人不但没有受到严厉的问责与追究，反而平步青云、一路升迁，而且还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中一位竟在党的16、17连续两届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上升到“官高爵显”的极为耀眼的地位。这种极不寻常的耐人寻味的景况，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是唯物辩证法，说白了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事业制胜的两大法宝。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检验处理事物能否坚持这一原则的试金石。
列宁在他的名著《进一步退两步》中讲道:“一个政党假如不敢照实说出自已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他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只有像国家对“非典事件”、河北省“毒奶粉事件”两起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开诚布公地严肃查处，才能起到惩前毖后，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这是建设和完善法治社会所必须。上述这种非常得民心的做法，也给处理河南污血事件亮出了一面镜子，这是值得期待的。
在中国社会法治观念日益增强，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与人权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逐步形成，以及国家对上述两起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故开诚布公地审理这一大背景之下的今天，我相信，我们国家有魄力和勇气，实事求是地进行审理，令河南省这一大案有个圆满的结果。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有时还是漏了。怕就怕有选择地被漏掉，那是最危险和最可怕的司法不公。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受害者，对灾难的发生发出了无数次指责和怨恨。他们期望能从司法部门那里对所以受害讨个“说法”，即便是迟来的“说法”也不嫌弃。但是所有这些讨“说法”的期待，十多年了也没有等来。司法部门有责任让今天仍然走在讨“说法”的漫漫路上的受害者，能看见一道给“说法”的光芒，而不是令人沮丧地等待。
只有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敬畏法律，进而敬畏人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冤有头，债有主。欠债总是要还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历史是无情的。河南污血案不论拖到哪一天，历史迟早会做出公平公正结论的。总有一天历史能让人们认清至今仍是疑云重重的“庐山真面目”。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要牢记并实践这一深富警示意义的醒世箴言。
我希望通过处理河南因“血浆经济”导致的巨大灾难这一案件，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得到教益，也就是要让这笔“学费”交得有价值。这样做，自然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如果这样，那必然可以取得与处理“非典”和“毒奶粉”两起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一样得民心顺民意的司法效果。
我期待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
有话就要说，且实话实说，不然已有中国共产党近60年的党龄，就等于就饭吃了；如是那样，还何谈党性！
我此次披露和举报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涉及党和国家决策层两位高官，可以说是一次风险极大的铤而走险行动，很容易遭遇“小人”的算计和背后“追杀”，对于这一点我是毫无防范手段的，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对于我这个已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病入膏肓、完全靠药物维持生命的肝癌晚期患者，并已有57年中共党龄的人来说，我宁愿在为公平、正义和捍卫人权的斗争中战死，也不愿靠药物维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心为众多因污血案事件的受害者请命，向不诚实守信、很难称得上是正人君子、又身居高位的人挑战，以我的生命为良心作证。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走向尽头的最后一次奏疏。不成功，便成仁。
恕我直言，文责自负；多有得罪，谨防“因言获罪”和“文字狱”可能招致的杀身之祸！
完稿于2010年6月25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