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 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 “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资中筠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 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
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 那个阶级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上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 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 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所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 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追求积极的潮流……我自己当年是 “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 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 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 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问：这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答：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 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 “帝王师”，可以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 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 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 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 当时执政者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 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 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 “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 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只发扬了“颂圣 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 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就大大地发展了。
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 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的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 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 “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 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 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 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 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问：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吗？
答：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 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 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 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 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 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 “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 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 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问：您对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 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龟”，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 好好发展，而是想趁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 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 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去世了。
现在出现不少“奸商”。每一个社会都有。但是一个 法治健全的社会鼓励多数人做好事，使做坏事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我们现在相反。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政府鼓励捐 钱，甚至摊派，但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 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
问：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国际上在这方面又问题不断，您的观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
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问：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遗憾的是现在对此没有共识。您认为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答：可虑的正是没有这种共识。一天到晚喧嚣叫嚷什么 “中国站起来”，前提好像现在中国作为整体在外国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气，觉得好像现在中国人太窝囊了。其实作为中国对外国而言，早 就站起来了，现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比什么时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国对美国总在那儿说“是”，其实我们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说“不”吗？外交的本质就是在实力对比 现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妥协。其实尽管毛泽东时代反对“帝修反”调子很高，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外还是懂得妥协的，打开了 中美关系，没有搞军事冒险主义，这是中国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会受到侵犯。还有我刚才说 的“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所以，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前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全球化时代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问：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答：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 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 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先摆脱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 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 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 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 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 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 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1d9c50100jf8r.html）
【资中筠简介（百度）】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湖南耒阳。1947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1947-48肄业于燕京大学。
1951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
1956年至1959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
1959年回国后曾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1971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接待并陪同过一些在长期隔绝后初次重访中国大陆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斯诺的先后两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知名人物。
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
[资中筠]
资中筠
1982年至1983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85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1988-1992任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2年至1998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1993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
1992年，任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曾应邀在美国十几家大学作演讲。
1994年任“敦巴顿橡树会议与联合国”国际研讨会（纪念敦巴顿橡树会议50周年）荣誉委员会委员。
1996年退休后，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美方主任为大卫·兰普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 她多次出访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国内主持过若干大中型国际研讨会，在组织中国的美国学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以及参加和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方面辛勤工作二十多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