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沈从文填写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
“1927至1928熟悉胡适，私谊好，过从不多。因所搞政治和哲学，我兴趣不高，我写的小说，他也不大看。我后来搞的工艺美术，他更不明白。但私谊甚久。解放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尚寄托希望于马歇尔作和事老时，个人尚以为胡还爱国家，或可为国家内部和平有贡献。后为蒋请美援，即近于为虎作伥。但直至其逃美，个人尚以为可劝其不要再受蒋利用，将来可为国家作点事。为中美关系好转时，帮人民作点有益于中国新社会的事情。向人民自赎。到美帝侵略朝鲜，仁川登陆，并表示用舰队封锁中国海上交通，侵占台湾时，对于凡在美国住下受敌利用，深觉厌恶。和胡适也完全要断绝一切联系。”
1956年，他根据上级布置写下带有交代性质的《沈从文自传》提到“人的影响”时，再次提到胡适：
“他的哲学思想我并不觉得如何高明，政治活动也不怎么知道，所提倡的全盘西化崇美思想，我更少同感。但是以为二十年来私人有情谊，在工作上曾给过我鼓励，而且当胡也频、丁玲前后被捕时，还到处为写介绍信营救，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些贪污狼藉反复无常的职业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当蒋介石假意让他组阁时，我还以为是中国政治上一种转机。直到解放，当我情绪陷于绝望孤立中时，还以为他是我一个朋友。”
1929年，经徐志摩的介绍，青年沈从文在上海认识胡适，并因胡适的推荐而登上大学讲坛。虽然他在《新月》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新月书店出过好几本小说，深受徐志摩等人的赏识，却不是“新月社”成员，始终是个文学“单干户”。他在1966年末写的检查交代材料中说：“和罗隆基、潘光旦、胡适都相熟，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参预，私人来往也不多。”他一再自称与胡适“私人来往也不多”，与他自己50年代初在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写的思想总结就有矛盾：“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对胡适充满了敬意，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1930年11月21日，沈从文刚到武汉大学不久即写信给胡适，说武汉和南京一样，不许卖《新月》所以上海带来的《新月》成了“宝物”一样。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青岛给徐志摩写信，为胡适可能去做官而担心：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
1933年6月4日，丁玲被捕不久，沈从文写信给胡适，“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先生提倡人权有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
沈从文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在民族趋向健康的努力上负有责任，为此，他在1934年4月9日和6月25日两次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点款支持新文学事业。“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更把它除外。”
1944年9月16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昆明乡下三十里的“桃源新村”，给七年不见的胡适写信，当时胡适正离开驻美大使的职务，有人感到惋惜，认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损失。他说：“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分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作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也是这一年，他在1930年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后扉页写下一篇题识，提及当年被杀害的友人张采真、胡也频之后，他写道：“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沈从文全集》14卷，444页）他绝对想不到，几年后，他必须一再声明，与胡适断绝关系。这也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