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之三）

（续第41期）

第二章 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

三、转型模式

3.1 速度模式

迄今还没有人从速度的角度划分民主转型模式。虽然在谈到某个特定的转型时，学者们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时间，经常提到其速度的快慢，不过并没有人将时间、速度上升到转型模式和类型的高度予以深入考察。“时间有众多的角色和面孔，是政治领域的一个主要游戏者。然而……无论是总论性的政治科学还是关于民主的专门研究，都没有给予清楚、系统的注意”（注1）。

罗斯托说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民主是如何产生的”更感兴趣（注2）。速度、节奏无疑是这个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考虑到我国知识界盛行的渐进主义，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研究转型速度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在对一系列转型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可以根据从转型开始亦即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所经历的时间，将民主转型分为慢速、中速和快速三大类。我将从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间隔称之为“L-D跨度”，它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L和D分别是英文liberalization（自由化）和democratization（民主化）的第一个字母。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转型中，第一次全国选举的对象是立宪会议或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立宪议会，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民主化。此外，第一次全国选举也未必等于民主化的完成，可能只是民主化的开始。

下表中包含了21个过去数十年中发生在南欧、拉美、亚洲、东欧、非洲的民主转型案例，可以用来说明这三种转型类型。这远不是一个完全统计，但所选的大都是在转型研究中受到特别关注的著名案例：林茨、斯泰潘在其巨著《民主转型与巩固》中对南欧、拉美和苏联东欧的转型进行了比较研究，我选取了其中除苏联、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之外的所有12个案例，而补充了秘鲁——80年代第一个民主化的拉美国家；《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系列丛书之一《非洲的民主化》专门研究了南非、加纳、冈比亚（The Gambia）、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注3），我选取了南非、加纳以及乌拉圭，因为除这三个国家外其他是选举民主或部分自由国家，补充了贝宁和马里作为来自非洲的案例——它们分别是第三波民主化中第一个转型的非洲国家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民主杂志》系列丛书之一《东亚的民主》研究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和越南（注4），我有理由只选取韩国、台湾，而在亚洲案例中补充了蒙古和90年代末才转型的印度尼西亚，前者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民主国家。

苏联的转型备受国际关注，但是转型没有完成它就崩溃了，所以没有入选；与此相关联，俄罗斯等从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国家，也被排除了。基于同样的理由，从南斯拉夫的解体中独立的国家也没有纳入。入选的21个国家（地区），根据“自由之家”2008年的评估，都是自由民主政体。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从独立威权国家转变而来的自由民主政体，由于转型开始时间、面积、地理位置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基本都包括在里面了。

表1 转型速度: 从转型开始到全国第一次大选时间跨度（L-D跨度）

说明：

（1）资料来源见注解（注5）。

（2）凡是只列举了议会选举时间、没有列举总统选举时间的，除保加利亚、蒙古外，均为议会制国家，例如西班牙、匈牙利、希腊。它们的国家元首如果不是君主而是总统，则由议会选举。

（3）保加利亚、蒙古转型期首任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后来改为民众直接选举。印尼总统由包括议会议员等方面人士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

民主转型的开端是并不难识别的。它总是以重大事件的发生为标志，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过程的肇始——进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1974年4月，里斯本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塔诺独裁政权，葡萄牙的自由化开始了。1975年11月，掌权长达36年之久的独裁者弗朗哥死去，为西班牙的自由化开辟了契机。1974年5月，盖塞尔将军就任新一届军政府总统，启动了巴西的自由化。1982年6月，加尔铁里军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败，阿根廷的转型启动了。1986年9月，一批人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发起成立了民进党，蒋经国政府没有镇压而是默认其诞生，宣告了台湾自由化的开端。1988年8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波兰的政治自由化提上了日程。1988年5月，盖达尔被党内改革派赶下台，匈牙利的政治自由化开始了。1989年，布拉格等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军警拒绝开枪，政府瘫痪将权力交给临时政府和反对派，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了。1987年7月洛林斯政府发表了《蓝皮书》，提出了地方政府选举的规划，加纳向自由化出发了。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民主转型的发生总是与政府或政权方面的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既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放弃强硬路线、选择转型，也可能是最高领导人更迭、对外战争失败或政权在抗议浪潮中崩溃等。转型开始的时候，领导人总是会向外界表明自己的意愿以争取人心，但有的表述得可能非常明确，有的起初或许比较模糊、不乏自相矛盾，因为其立场在摇摆。说并不等于做。根据重大事件确定转型开始的时间，是一个更可靠的方法。转型研究专家们通常不会在一个国家转型开始的时间上发生大的分歧，因为民主转型是一个明显不同于往昔的阶段，并且必然以标志一个国家形成了转型意志的重大事件为分界线。

当然，在这个阶段来临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多起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以其中哪一起作为转型的开端也有可能出现不同判断。例如，这里以1975年底弗朗哥的去世作为西班牙转型的开端，但是如果以1976年7月苏亚雷斯（Suares）被任命为首相为起点也未尝不可，并且也许更准确，因为此前的纳维罗（Navarro）政府摇摆不定、并没有采取措施推行开放。蒙古的转型如果不是以1990年3月共产党领导人的倒台而是以1989年12月底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为起点计算，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个别或几个案例数据的小幅变化并不会明显改变总的统计结果。

为什么要以L-D跨度即从转型开始亦即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所经历的时间为基准划分速度类型呢？有三个理由：首先是因为从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间隔时间越长，转型过程也就越长，而从自由化过渡到民主化是转型过程的核心，最能体现转型的节奏；其次，第一次选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常被称为“奠基性选举”（founding election），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转型过程的议程，本文后面将谈到如果奠基性选举不是全国选举，对于有民族分裂问题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再次，尽管第一次全国选举的举行并不一定就等于民主转型的完成，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要么一致、要么相差不远。乌拉圭、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加纳等国家，由于实行议会制或议会与总统同时选举，第一次大选同时产生了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韩国第一次大选只产生了总统，但是离议会选举只有4个月。葡萄牙首次大选选举的是制宪会议，次年根据新宪法选举了议会、总统，虽然由于宪法为代表1974年军事政变的“革命委员会”保留了某些政治权力，转型还没有完成，但最关键的阶段已经结束了。

巴西、智利两个慢速转型个案，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台湾的首次大选是1992年12月立法院大选，离自由化开始的时间间隔是6年3个月与中速转型的加纳相差11个月，但到1996年3月才直选总统，所以，最好将其归入慢速转型之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第一次全国选举”是指没有限制的自由选举。在台湾1986年12月和1989年12月的立法院补选中，民进党分别获得12个和20个议席，但是1987年前没有正式解除党禁、报禁，1991年才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以，1992年底的选举被认为是第一次自由的议会大选。巴西在1974年、1978年议会选举中，反对党都获得了席位，但选举也受到了严重限制，所以，以1986年的议会计算L-D跨度更合适。

根据数据的分布和通常的心理感受，我将L-D跨度在2年10个月以下的归为快速转型，2年10个月以上至5年10个月为中速转型，5年10个月以上为慢速转型。在上表中，慢速转型、中速转型、快速转型的国家（地区）数目分别是3、3、15，各占全部个案的14%、14%和72%（其中，只有秘鲁的L-D跨度在2年以上）。这样的数据分布表明，快速转型是常规，中速、慢速转型是特例。慢速转型的国家（地区），平均L-D跨度约7年11个月，中速转型是4年6个月，快速转型约11个月。在快速转型个案中，自由化与民主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所有21个案例的平均L-D跨度约2年7个月，其中，最长的是9年，最短的只有4个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国转型速度的差异呢？大致而言，如果转型是由相对成功、自信的威权政体在较小的社会压力下启动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间隔可能会长一些，而如果转型是由群众运动、反对派所强加的或发生在对外战争失败、军事政变的情况下，自由化向民主化过渡的时间可能就会短些。巴西、智利、台湾的威权政体都是比较成功、自信的，转型是在没有打乱原有宪法秩序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展开的。与它们不同，葡萄牙的转型则是由心怀不满的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启动的发生在政权被政变推翻的情形下，捷克斯洛伐、罗马尼亚、蒙古、贝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转型发生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导致政权崩溃或者最高统治者倒台的情境下。

非常明显，决定转型速度类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转型的启动模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模式（modes of transition）。

3.2 启动模式

许多人都讨论过转型模式的划分，他们的角度、用意也存在差异。最常见的划分转型模式的方法，是找出谁做出了启动转型的政治决定以及主导了转型的具体过程。例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从这个角度将转型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转变（transformation），通俗地说就是改革，也就是那些在威权体制中掌权的人走在前面、发挥决定作用，结束威权体制并将其转变为民主体制。西班牙、巴西、苏联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模式是“取代”（replacement），民主化的发生，是由于反对派的力量在增加，政府的力量在丧失，直至政府崩溃或者被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启转型的。第三种模式是“交替”（transplacement），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与反对派谈判，民主化是两者共同行动的结果。 波兰、南非都是著名的例子。

不过，亨廷顿说，谈判并不限于“交替”转型模式，在几乎所有的转型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会有不同程度或明确或含蓄、或公开或秘密的谈判。在所有的转型中，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上述分类不过是简单地区分政府与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注6）

亨廷顿的分类颇为简单明了，目的在于描述转型的过程。也有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并侧重于探讨不同的转型模式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例如，杰拉多•蒙克（Gerardo L. Munck）和卡洛•雷夫（Carol Skalnik Leff）。他们讨论了5种模式：自下而来的变革（reform from below），迫于民间、体制外的抗议转型，亦即通常所谓“主动”变革，例如智利；通过交易变革（reform through transaction），反对派接受政府强加的条件换取转型，例如波兰、巴西；通过撤出而变革（reform through extrication），政府已经弱化、与反对派谈判转型；通过撕裂而变革（reform through rupture），转型发生于民众抗议导致政府垮台，例如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从上而来的革命 （revolution from above），统治精英内部发生政变而转型，例如保加利亚。

蒙克和雷夫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说明了每一种转型方式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例如，政府“主动”转型产生的是受限制的民主体制，为了巩固民主既需要改革那些非民主的方面，又要避免招致旧统治精英恢复控制；通过撕裂而转型的过程会快速、容易，但是，旧政权崩溃后反对派之间立即开始了竞争，彼此的不合作会导致不容易在重要的制度选择达成共识，从而妨碍民主巩固（注7）。

不过，这里并不打算对转型政治学到现在为止关于转型启动模式的分类作进一步的介绍、分析，而是要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它是对上述分类的丰富而不是否定，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转型发生的场景，以及方便本文后面的分析。我的分类标准与上述学者有相通之处，但角度明显有所不同。

我将转型分为常序性和非常序性两大类。“常序性转型”是在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则属于“非常序性转型”或者说“突发性转型”。常序性转型又可以分为“常任者转型”和“新任者转型”两个子类。一个常年统治某个国家的独裁者，其信条、经验、罪孽和习性，都使他不太可能转而拥抱自由民主，除非他死去或者被赶下台，转型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由于危机日深、对抗加剧、国际压力增强等原因，某些老舵主也可能会改变航向，并且希望通过推动转型，人们会“不计前嫌”、选举他们继续掌舵。这种情况通常更有可能发生在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政权本来就声称自己是过渡性的。加纳的洛林斯（J.J. Rawlings）、韩国的全斗焕就属于这种情况，不同在于，洛林斯本人在大选中胜出，在韩国，则是全斗焕所在的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卢泰愚当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也如愿以偿成为总统，但是，在团结工会的优势之下，他不久后就辞去了新的职务。台湾的蒋经国1986年选择进行某些开放的时候，或许没有想过继续当选，因为他已是风烛残年，不过，其继任者李登辉如愿以偿，还获得了“台湾之父”的荣誉。

当一个顽固不化的老独裁者死去或退位的时候，他会给其继任者留下一个深遭怨恨甚至病入膏肓的体制。人们盼望着他的离去会成为改变的机会，有的人会趁机发出呼吁、增加抗议活动。继任者或许并没有那样多的罪孽，或许上台前就认定必须作出一些改变，甚至希望成为新时代的开创者和第一受益者。所以，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尽管当时体制外并没有强大的反对派——先是试图采取一些措施缓解严峻的经济形势，失败后便立即开始了政治自由化，并让自己担任了苏联总统。西班牙的弗朗哥去世后，卡洛斯当上了国王，他以苏亚雷斯取代了保守的纳维罗总理，通过民主化建立了王位可以“万世一系”的君主立宪政体。巴西的盖塞尔将军1974年上台后放松了言论审查、增加了政治自由，但是发现反对党在选举中似乎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又加强了控制；他于1979年辞职，由自己遂意的菲格拉多将军（Figueirado）接替，后者应对通胀失败致使工潮兴起，又恢复了自由化进程。

在政府正常权力秩序还能维持的情况下，如果掌权者——无论他是老“舵主”还是新“舵主”——不愿意顺应变化了的形势，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放慢，但会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且，当时机来临时，变化通常会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生。非常序性转型或者说突发性转型可以分为三个子类：内部取代、外部取代、交叠取代。1991年3月马里爆发学生抗议，200多青年饮弹身亡，军方不愿意继续弹压，发动政变推翻了特拉热（Traore）政府。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兵败马岛，加尔铁里在群情激愤的抗议声浪中辞职，留下了一个虚弱的看守政府主持了转型。1989年11月，保加利亚索非亚爆发游行，担任了35年总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党内政变中被莫兰德诺夫（Mlandenov）取代，后者被议会选为首任总统，不过很快陷入丑闻被一位昔日的异议人士替换。1990年12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面对街头激昂的抗议人群，乘坐直升飞机从屋顶逃跑了，他昔日的部下伊利埃斯库宣布成立“国家拯救阵线”，赢得了几个月以后的总统、议会选举。1998年5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雅加达爆发大规模抗议和骚乱，从1965年起就开始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下台，接替他的副总统哈比比（Habibie）承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外部取代的案例并不多见。葡萄牙中下级军官政变成功后组成的临时政权由一位曾离开体制的将军领导，看起来似乎有点像外部取代，但是归为内部取代显然更合适。外部取代的一个明显的著名案例是非洲贫穷的贝宁。1989年至1990年初，由于助学金、工资被拖欠，贝宁爆发了从学生开始、各界民众加入的抗议，军方宣布保持中立，抗议者、反对派召开了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民族行动力量全国会议”，夺取了腐败、破产的克勒科（Kerekou）政府的权力，虽然克勒科并没有立即去职，但是他只能接受“民族行动力量全国会议”制定的宪法和其他转型安排。

捷克斯洛伐克则属于交叠取代的典型案例，也就是内部取代者与反对派组织共享权力、共同管理转型过程。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学生、市民走上街头连续抗议10天后，政权陷入瘫痪，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被迫辞职，卡尔法（Calfa）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和代理总统，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确定大选日程、维持秩序，它同时接受领导了民众抗议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 ）的决定，同年12月哈维尔被即将终结的共产党议会选举为临时总统。匈牙利也可以归入交叠取代之列。1988年，在遍布全国的游行和罢工中，波斯茨格（Poszgay）取代了掌权32年之久的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Kadar），但是政府的工作实际上被反对派联合体“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s）所确定的日程支配了。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本文提出的分类作更细致的阐释。需要提醒的是，民众抗议的作用在突发性转型中固然是明显的，在常序性转型中也是重要的。例如韩国，1987年6月，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导致军政府接受了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大部分要求，包括修改宪法和直选总统（注8）。还需要记住的是，正如亨廷顿所说，在几乎所有的转型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沟通、谈判。

现在回到本文刚才提出的问题：民主转型的启动模式与速度模式的关系。图表2可以用来说明这一联系。与前面一样，“L-D跨度”代表从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所经历的时间。

表2 民主转型: 速度模式与启动模式对照

在上表中，非常序性转型共12个、常序性转型9个，分别占全部案例的57%和43%。常序性转型分布在慢速、中速和快速三种类型中，在其中各占100%、100%和20%。而所有的非常序性转型都是快速的，占快速转型案例的80%。非常序性转型是快速的，其中的原因很明显，那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力量对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逆转，需要通过快速民主化才能稳定局势。任何政权的稳定都需要得到民众的足够支持，暴力、欺骗是不可能长久的。正如亨廷顿所说，这种支持的被侵蚀有时是公开发生的，但是，如果政权是压制性的，其支持度的被侵蚀则会悄然发生；一旦某一导火索事件暴露出政权的虚弱，人们的不满就会宣泄出来（注9）。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貌似强大的独裁政权，令人震惊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不过，在此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巴西等三个慢速转型。它们的转型速度之慢，是因为转型是常序性的，旧的宪法秩序没有被打乱。巴西，其总统、议会的任期是4年，从1974年自由化开始，历经了2次受限制的议会选举后，1982年的议会选举才是比较自由的，成为民主化的开端；历经了3次总统间接选举，到1989年才改为直选，完成民主转型（参见表1）。智利、台湾的情况也类似，所以，它们分别在转型开始9年和10年后才自由直选总统。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都是相对成功、强大、自信的，在转型开始前也存在反对派，但其力量并没有发展到可以与政府抗衡的地步。

然而，如果后来没有反对派的抗争，它们的转型很可能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甚或发生其他变数。巴西军政府最初只想推行某些自由化，并无意于民主化；1984-85年，巴西曾发生大规模的要求总统直选的抗议，但是被对民主持暧昧态度的政府顶住了。1980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运用全民“公决”通过了一部宪法，规定1988年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如果军方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当然是皮诺切特本人——获得多数票，将作为“当选”总统再连续任职两届（8年）；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一段时间，反对派所发动的街头运动被作为经典故事，拍摄进了一部专门讲述非暴力抗争的纪录片《一种更强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台湾反对派的街头运动也主要发生在转型开始之后，特别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

民众抗议对于快速转型的启动起了更大的作用，但是，抗议的高潮通常在转型开始后很快就过去了。在慢速转型中，民众抗议对于其启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然而，由于民主化的前景不确定，转型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正如巴西等案例所显示的。前面我已经将从自由化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间隔命名为“L-D跨度”，这里似乎还应提出一个概念，就是“D-D跨度”〔D是英文Democratization（民主化）的第一个字母〕。它只适用于采用总统制的转型，因为要经历议会、总统两次选举才能产生一个民主政府。巴西、台湾是L-D跨度和D-D跨度都很长的案例，不过，大部分转型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D-D跨度。所以，本文重点关注L-D跨度。从刚才的论述可以得出一个判断：L-D跨度越长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抗议、冲突。有限的开放会激起更高的期望，如果不加快改革的速度，将会导致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在社会已经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必须尽快过渡到民主化。

了解这一点对于思考中国未来民主转型至关重要，对此本文后面还将进一步解释，尤其是要说明在有民族分裂问题的国家，如果先举行区域选举、后进行全国选举，L-D跨度因而被拉长，国家解体、转型复杂化的可能性将会极大提高。这也是本文不能赞同盛行于中国知识精英中的渐进主义的一个基本理由。在巴西缓慢的转型中，反对党1986年通过选举取得了11个邦的控制权，但是总统要到4年后才直接选举，而国家竟然没有解体，林茨和另一位学者赛因（Shain）对此颇感惊奇（注10）。假如巴西有民族分裂问题的话，它不太可能不像日后的苏联或南斯拉夫。

至此，本文已经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和相关研究，完成了对民主转型激动人心的宏大政治过程的描述。下面将进入本文正题，探讨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我将首先检讨过去20余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最流行的思想是渐进改革主义，澄清其中的混乱与迷思。90年代以来，知识精英们几乎普遍认为渐进改革是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最佳路径，本文将对其作一较全面的检视，看它究竟是否是一种可行的战略选择。

（未完待续）

注释
1、Andreas Schedler and Javier Santiso：“Democracy and Time: An Invit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Vol.19,No.1）.

2、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3、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 Journal of Democracy Book, 1999).

4、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Democracy in East Asia (A Journal of Democracy Book, 1998) .

5、资料来源：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Alfred Stepan：Democratizing Brazil；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Latin America；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 Journal of Democracy Book, 1999); Rachel M. Gisselquist：“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c Survival in Benin”（Democratization, Vol.15, No.4, August 2008）;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Democracy in East Asia (A Journal of Democracy Book, 1998) ;Larry Diamond，Marc F. Plattner, etc: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R. William Liddle: “Indonesia in 1999: Democracy Restored” Asian Survey XL (January/February 2000); William R. Heaton : “ Mongolia in 1990: Upheaval, Reform, But No Revolution Yet”(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1991); Joël Krieger, Margaret E. Craha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olitics of the world(2000)。

6、关于这三种模式的解释，参见Samuel Hungtington, 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121-163。

7、参见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 “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9, No.3, 1997).

8、参见Sunhyuk Kim: “ Civic Engagement and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Korea Observer, Vol.40 , No. 1,Spring 2009) .

9、参见Samuel Hung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144.

10、参见Yossi Shain and Juan J. Linz：Between States: Interim Governments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ｐ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