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近照

 

 

目录
引言
一、什么是真理？
二、“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
三、真理的“本体”问题
四、真理的主体问题
五、真理与谬误的几种关系
六、谬误是真理发展的内在动力
七、谬误是真理的母亲
八、谬误是真理的先导
九、谬误问题综述
十、片面性在真理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十一、“从头研究”的起点

 

引言

什么是真理？存在所谓“绝对真理”吗？谬误与真理有些什么关系？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片面性对真理发展有什么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早已得到了正确的解决，翻开我国大大小小的哲学辞典，五花八门的哲学教科书，到处都可以看到对它们的经典性——也是教条主义的解答和诠释。然而，那些解答本身固然有许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地搜寻来的，却往往并不符合或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至于那些诠释，往往就更加远离严格的科学阐述，而流于郢书燕说甚至于信口胡言。

多少年来，这些错误乃至荒谬的东西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被奉为圭臬，从哲学上、政治上、社会上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乃至深重的灾难。然而，直到今天，它们在我国哲学界仍被奉为不可动摇的正统观念，仍被当作有关真理问题的真理，一些荒诞不经的高论仍在由此而派生出来。目前，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即为它们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的重要时期，为了避免那些有关真理的谬见继续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对它们加以彻底清算已经是我国哲学战线上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了。以上引言似乎危言耸听，是否如此，请读者阅过正文三思之后再做结论。

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两个问题稍做说明。首先，从哲学角度讨论真理问题，其意义当然涉及到人类的一切认识领域。但是，真理问题一进入社会科学和政治生活领域，“真”和“善”就必然会纠缠在一起。也就是把真理问题和正义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哲学研究来说，这将使问题不必要地复杂化。因此，我们只能采用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办法，即在尽量纯粹一些的条件下进行。为此，我们不得不尽量采用自然科学方面的事例来进行分析研究，来作为佐证加以援引列举。正因为如此，就尤须强调指出，这里得出的结论并非只针对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也同样适用。干脆地说，笔者著此文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社会生活及哲学上存在的有关问题，是为了使社会科学严格的建立在求真的科学基础上。因为只有将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沥青，社会科学才可能确立，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发达，却无法确立社会科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道德至上以致“真”“善”不分。

其次，根据需要，本文举出了一些伟人、名人的言论作为例证，其中既有用作自己观点的佐证的，也有用作批判反驳的对象的，有必要强调，以他们的言论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并不表明自己对他们理论观点全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同样地，当以他们言论作为批驳对象时，更不表明要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或学术贡献。笔者在此要做的仅仅是：证明自己批判反驳的观点的错误和阐明自己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
 
一、什么是真理？
 
在讨论什么是真理之前，笔者首先要让大家判断一下这么个问题：“太阳中心说”，即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宇宙学说是不是真理？恐怕今天的每一个中学生，甚至像笔者这样只得到小学文凭的人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太阳系的中心。现代天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在人类已知的宇宙——半径大约为两百亿光年（现在已经精确到130几亿——2011年的说明）的总星系中，存在着许多星系团，每一个星系团又由许多星系群组成，星系群又相应的由许多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组成。我们的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颗普通恒星。在银河系中，像我们的太阳这样的恒星数以亿计，仅从它——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上看，根据最新的天文观测结果，也离银河系中心有两万三千光年之遥。不消说，它更不可能是什么宇宙的中心了。翻开我国的任何一本哲学辞典或教科书，都可以找到我国现在的正统真理观的这一说教：“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以下简称《正确反映论》）谁都能做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推论：上述“正确反映论”是大前题，“太阳中心说”不是“正确反映”是小前题，结论当然是“太阳中心说”不是真理。

可是，在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论证“太阳中心说”时，它却成了当时的一切有识之士公认的真理，以至许多人不惜为捍卫它而与卑劣的宗教裁判所和愚昧无知的芸芸大众进行斗争，哪怕为它遭受残酷迫害，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就“太阳中心说”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来说，也远远比我们所知的无数可被“正确反映论”恩准为真理的科学常识伟大，用恩格斯的话说，它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把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恭顺婢女的可悲境地解放了出来，从而使人类进入了科学纪元。

以上情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二难推理：一方面，“太阳中心说”不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因此，它也就不是真理。另一方面，“太阳中心说”比无数被“正确反映论”视为真理的命题更能促进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比它们具有更加伟大的认识意义！

例如，比恩格斯嘲弄杜林时举出的可以被“正确反映论”视为真理的“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其历史的认识价值不知道大到哪里去了。因此，它也就更有资格称为真理。一个不抱成见的人，一个看问题不仅仅从正统定义出发的人，很难不由此得出使“正确反映论”者感到伤心，然而却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看法：“正确反映论”似乎不那么正确。

“太阳中心说”问世以后，人们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太阳系的中心。经过四百年的探索，我们今天对宇宙及其规律的认识要比哥白尼深入细致得多，当然也正确得多了。但是，要说是对宇宙及其规律的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则还远远谈不上。这样，我们就又面临着一个二难推理：一方面，今天的宇宙学说比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要深刻得多，正确得多，既然当年人们把“太阳中心说”都看成真理，那么我们今天当然更有理由把今天的宇宙学说看成真理；另一方面，今天的宇宙学说仍然不是对宇宙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从“正确反映论”的观点看来，它同样不是真理。

其实，不仅是今天，无论人类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人类的认识能力达到什么水平，都注定无法获得对宇宙及其发展规律的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因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性使它永远有我们所无法知晓的变化和规律。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永远有缺陷，不完整，只能是相对的，近似正确的。特别是那些早已逝去的时间和在这些时间中存在过、变化发展过的世界，更永远是我们所无法“正确反映”的，这样，就使我们面临着第三个二难推理：一方面，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宇宙及其规律的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因此，照“正确反映论”的观点来衡量，人类在对宇宙及其规律的探索中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真理了。另一方面，“正确反映论”者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因而人们在对宇宙及其规律的研究中是能够获得真理的。请问“正确反映论”者，你们对这三个二难推理有什么感想呢？难道你们还不承认，“正确反映论”的真理观本身就缺乏一点真理性吗？难道这还不表明“正确反映论”不大正确吗？

显然，从上述三个二难推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绝不都是不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死板僵化、凝固不变的“正确反映”，甚至断断不会是无条件地、不加限制词的“正确反映”，甚至常常会是被后来的认识不断加以否弃、修正的不太正确的认识，当然，读者可以看得出，我们并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们并没有说真理就不能是“正确反映”，“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之类认识的确是“正确反映”，也是真理，而且前二者属宇宙中到处存在并普遍有效的正确认识，而我们要想活下去，不用实际行动承认“人不吃饭就会饿死”是真理，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当然不能为了活下去就说一切真理都必须像“人不吃饭就会饿死”一样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或是无条件的“正确反映”。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真理的阐述。恩格斯“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他说：“第一个部分包括研究非生物的以及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就是说，在非生物界的自然科学中，的确存在一些可以不加限制词的“正确反映”，因为它们普遍适用，凡用得着的地方一般而言就是正确的。它们不会随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也正因此，我们地球人才能用光谱分析之类的办法对遥远的天体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不过，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也须明白：“决不是一切成果都如此，变数的运用以及它的变化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了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地确实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渐渐出现了……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一言以蔽之，即使在这种所谓精密科学领域，人们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简单地用正确或不正确来加以判断。往往一个认识的价值越大，造成谬误时带来的恶果也越大，或是造成谬论误的可能性越大。而且，这种认识往往本身就包含着谬误，稍微懂一点科技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人们已经获得的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中包含谬误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一旦认为现存科学知识体系不包含谬误，就像我国的各种大学教科书给人们造成的假象那样，常常就不免闹出笑话，甚至从多方面阻碍科学的发展。

可以说，真理即现有知识不包含谬误，是对新思想问世进行围剿杀灭的理论根据和意识根源，从而为文字狱大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中国式的“灌输真理”的教育，则一直在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尤其是下一代人的创造力。所以，不对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正本清源，其对中国的祸患必将贻害无穷。固然，人类获得的新知识中包含谬误的情况非常普遍，但这并不证明人们的研究得到的成果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难得到真理。恰巧相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在今天的飞速发展正表明人类掌握的真理越来越多。显然，在“正确反映论”和“真理”之间如果能划上等号。那么人们即使在精密科学中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理，而且，越是意义重大的方面就越不可能获得。至于宇观问题上，就根本没有什么真理可言。然而，现实说明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因此，“正确反映论”是不可能再维持其有关真理的崇高地位的。“第二类科学是包括研究生物机体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发展着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至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树起茂密的假说之林。”在这些情况下，人类能得到多少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呢？剩下的领域，对“正确反映论”者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天地，几乎就没有多少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可言，特别是就当前而言。“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要糟……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这样，资本主义仍然在蓬勃发展，能对它们进行多少“正确反映”呢？既然如此，在这些方面不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真理的问题可言了？在此要找什么“正确反映”，“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部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以上引言均见《反杜林论》P84-87）

“正确反映论者”会委屈地说：我们不是杜林，我们的“正确反映”不是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永恒真理”，你不能把恩格斯的话强加给我们！但是请问，无条件的“正确反映论”的真理观难道能把吃了智慧果，因而可以导致谬误的变数，能把需要假说之林，因而难免包含大量谬论的“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科学理论接收进它的“真理”收容所吗？更不要说在历史科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我们“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的问题上，无条件的“正确反映”能有市场岂不是咄咄怪事？无论“正确反映论”与杜林的观点有多少不同，在认为真理必须具有不可争辩的正确性，其本身不应包含谬论这一点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它的对象自然也就和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永恒真理”一样，绝不会适用于恩格斯所指出的除精密科学的极少数结论及其他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之外的广大领域。

的确，不仅在社会科学，就是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是没有什么“最后的终极的”、“永恒真理”或无条件的“正确反映”可言的，那么，在这些领域中还有些什么真理呢？

还有“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真理，还有需要“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才能得到，而且其中难免包含谬误的真理，还有“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真理，并不因为它们会造成谬误就不是真理，并不因为要大量依靠假说，从而必然包含谬误就不是真理，也不会为具有相对性“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就不是真理。

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中，绝对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些就没有多少真理可言，我们才被迫赐给它们以真理的头衔，而是由于这类真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建树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我国当前的形势而言，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认识——虽然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威力如果发挥出来，无疑比许多自然科学的真理更能推动社会进步。确切地说，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社会科学在当前比自然科学的意义更加重要。例如，如果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解决得好而且顺利而迅速地实施，如果我国各方面的管理能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得到科学的解决，那么，自然科学的应用便会不成问题，国家必将高速走向现代化。相反，无论我们怎么大抓自然科学，只要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各种管理问题不解决好，国家想健康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具体地说，我们在这里最好是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例，如果不是他们提出了契约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基本思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可能那么迅速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吗？固然，根据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是他们头脑中的产物。恰巧相反，他们作为新时代的设计者本身不过是时代的产物。但是，这一切丝毫不能抹杀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具有主动建构特征，而他们的学说则为这种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情况充分证明，真理并非什么“正确反映”，“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而且确实包含大量，但他们同样不愧为真理，决不因为它们不是无条件的“正确反映”而稍减其价值。

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即恩格斯说的历史科学领域，真理问题的沥青只是一个前提，对它们来说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正义问题，是“善”的问题！当然，没有求真做基础，所求得的善则难免是伪善，假善，正因此，只有辨明真理问题，社会科学才可能确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对社会科学而言，光弄清真理问题不行，不弄清楚则更不行！“正确反映论”者认为：“只有真理才具有客观性，而谬误却不具有客观性。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在于它在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没有丝毫的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谬误与之相反，谬误所以成为谬误，就在于它不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哲学研究》1985年第九期P35《客观真理刍议》薛克诚）

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一、真理具有客观性，谬误不具有客观性。二、真理绝对正确，谬误绝对错误。二者绝对对立。三、谬误是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但是，像“太阳中心说”这个哥白尼时代的伟大真理中所包含的谬误，难道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客观性吗？这一真理中的谬误与它的真理性内容从当时来看是绝对对立的吗？它里面的谬误能说是“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吗？

要求真理完全“按照世界的未来面目去反映它”，这种意向是无可非议的。但以它来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可就大谬不然了。人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很多场合中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前所述，并不因为这样人们的那些认识结果就不能称为真理，“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他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指杜林——引者注）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恩格斯《反杜林论》P88）

由此可见，在许多问题上，要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没有丝毫的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是不可能的，要想排除“带进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再对它们——如天文学、地质学——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运用想象、联想、假说、灵感来为它们进行创造性思维时，得到的结果即使是正确的，其形式也往往难以避免有“主观臆断和任意歪曲”之嫌。就是结果本身也同样如此，难道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一种主观臆断吗？难道《天体运行论》中没有歪曲性认识吗？不消说，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的。

人的认识不是镜子或照相机，不可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现代心理学业已证明，人的感知具有能动性，它接受环境刺激是有选择的，它按照一定的机制进行内在调节，根据机体需要和机体能力对信息进行自动的加工，因而歪曲是不可避免的。频闪效应、似运运动、以及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月亮和太阳在地平线上比升起来后要大的错觉，都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太阳东升西落（实际上是地球由西向东自转）的错觉，更是“反映”不可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进行的好例子。事实上，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具有极大的能动性，也正因此，认识的结果只能逐步趋于完善，并且常常“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即使在相对完善的可以称为真理的某些认识中，“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情况也常常在所难免。当然，只要存在这种分裂，就表明该真理内含谬误，并且有待消除，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讨论。既然某些真理内含谬误，那么也就是说这里的谬误和真理是内在的统一体，而不是绝对对立的，这一点，后面也要详细讨论。

以上论述表明，许多真理都不可能是无条件的“正确反映”，人们也不可能“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首先，以“太阳中心说”等例子可以知道，“正确反映论”的第一大缺点是缺乏历史的观点，“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P219）因此，真理作为人的理性认识结果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真理的定义中也就必须有明确的历史限定词。其次，与缺乏历史的观点相应，“正确反映论”还缺乏辩证的观点，它把能造成谬误的特别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本身必然包含谬误的大量最有价值的理性认识都归于真理的范畴之外，从而不仅使真理局限于孤立静止、形而上学和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的狭窄范围内，而且变得和杜林的“永恒真理”毫无二致。因此，真理在很多情况下和谬误是有机统一体，真理的定义中必须表明它的辩证性质。第三，还有个上文尚未提到的问题，即由于缺乏历史的限定，“正确反映论”的真理的主体也就成了“无限延续着”的人类，后面，我们将具体指出，任何重要而深刻的真理的主体不仅只能是发现它以后的人，而且只限于发现它、理解它、承认它、运用它、发展它的人。那些不理解，不承认它的人是不会成为它的主体的。至于反对它的人，则不仅不是它的主体，而且是它的敌人。这样，那些“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真理，在此之前和它被扬弃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人是它的主体。

从我们上面举的“太阳中心说”和“社会契约论”来看，无疑都是它的时代具有最大正确性的理性认识，它们的提出者——哥白尼和卢梭——无疑首先是它们的主体，不仅是它们中的真理，也是它们中的谬误的主体。他们的成果被各自提出后，都曾被一个时代的人作为最鲜艳的战旗高高举起。在这两面旗帜下战斗的那些人当然也是它们的主体。它们的产生和为它们而进行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分别是一个时代的各自意义上的真理，而上述那些人则分别是它们各自的主体。

将上述思想综合起来，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就是：“真理是一个时代的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具有最大正确性的理性认识。”不过，这个看法也不全面，它有一个无视“二乘二等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些“绝对正确”，没有发展可言，不需要加什么限定词的“正确反映”的真理之存在的毛病。因此，对上述定义还必须加以补充，于是，我们得到的是这种看法：“真理是一个时代的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或具有最大正确性的理性认识”。“最大正确性”是相对中的绝对，使它既可包括内含谬误的理性认识，又可在与一系列具有不同程度正确性的理性认识的比较中找出能称得上真理的那一认识。例如，“太阳中心说”包含大量谬论（从另一种角度说，甚至只能倒过来看，即谬论中包含真理），但它与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宇宙观相比，例如和无论是中国的“天圆地方说”、“浑天说”、“盖天说”还是欧洲的“地球中心说”相比，又具有“最大的正确性”，因此把它看作哥白尼时代的宇宙观上的真理是理由充分的。

笔者的这一真理观与“正确反映论”还有一个“反映”与“理性认识”的区别，这一点，哲学界已有人提出，在此只稍做说明。现代科学早已证明：“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能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爱因斯坦）库恩曾举例说：“看到一张气泡室照片，学生看到的是混乱而曲折的线条，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熟悉的亚核事件的记录，只有有了许多这样的视觉印象（还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引者）之后，学生才能成为科学家世界的一个居民，见科学家之所见，行科学家之所行。”任何能称得上真理的真知卓见，都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被感性经验证实了一万次的事件，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释，都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知识，也更不配称为真理，这在科学上早已是有了定论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太阳、月亮的大小变化错觉和太阳东升西落的错觉就是典型。这两个事例的理性认识结果就与对它们的感性经验恰巧相违背。很清楚，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含混的、具有比喻意义的“反映”来进行，只能依靠理性认识才能加以把握。

“反映论”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对“反映”一词进行解释，作连篇累牍的说明，不知为什么他们却忘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对一个概念所表示的意义越需要加以额外说明，就越证明该概念不足以表现其对象！科学史上，为此不知扬弃了多少专用术语。为什么在从本质上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竟反而会发生这种死抱住一个过时概念不放的现象呢？进一步说，这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了什么问题，还是这些信徒们的思想中出了什么问题？

此外，有必要对真理做一个附带的说明。恩格斯曾指出：“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的道德的说法，而我们在现实哲学（指杜林的——引者）这样的著作中却到处可以碰到这些东西，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作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恩格斯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论著来说，应当避免使用谬误和真理这类哲学范畴来评价各种理论学说，更加不用说评价一些具体的科学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陷入用哲学的空论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的泥坑，也避免走向形而上学，事实上，对中国苏联这些国家来说，以往几十年中吃这种苦头已经吃得太多了。从批判摩尔根派遗传学，批判控制论到文化革命中批判相对论，批判土地肥力递减理论，都是这样的好例子。第二，杜林之流的“现实哲学”却把当时的一些科学常识乃至自己的信口开河当作“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来招摇，从而使本来只有相对意义的认识，甚至本身就不正确的认识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因而必然会造成恶果。这种情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我国和苏联，却恰恰以惊人的形式——借助国家权力被强行重现了。例如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派遗传学和巴甫洛天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后面将详析），其结果对我国对苏联的科学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为什么恰恰是指导思想中明确批判了的错误方法会在它的“指导”下大行其道呢？这种绝妙的讽刺难道不值得我们作一番深刻的反思吗？但是，另一方面，就哲学问题“什么是真理”进行讨论时，我们必然要把一个时代的最高科学成就——即一个时代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具有最大正确性的理性认识作为真理来看待。因为除此之外，从哲学高度来看我们在相应的科学领域中就没有什么有重大价值的新颖的真理可言了。

这样，科学的态度只能是：一方面在一般的科学论著中尽量避免使用真理和谬误之类的字眼来评价那些具体的学说、观点、定理等等；另一方面，在从哲学上研究真理问题时，又不能不以上述对象作为具体的真理的实例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二、“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

翻开我国的任何一本哲学辞典和哲学教科书，都可以看到对“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命题的诠释，而这一命题的根本依据，又是这么一段妇孺皆知的“语录”：“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抛弃、某种真理被人类普遍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完完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90）

这段话的关键是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因为从哲学意义上看“真”当然是指真理，“假”当然是指谬误）如此看来，它们不比较就不存在，不斗争就不发展了。不言而喻，两个能加以比较的“东西”绝不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的关系当然只能是两件对立的事物之间的纯粹外在的关系，就是说这样的真理不存在于谬误之中，这样的谬误更不存在于真理之中，它们黑白相反，泾渭分明，而这种谬误又是真理的死敌，真理则与这种外在于它的谬误作斗争才能发展，也就是说，真理的发展是由外因造成的。可是，毛泽东在早年的《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76）无疑，上述“任何事物”当然也包括真理这一事物。

于是，根据“斗争论”我们得到一事物和他事物——即真理和外在于它的谬误的“相互联系”（联系的形式在此处为斗争）中去找真理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根据《矛盾论》，我们又得到真理的内部去找真理发展的原因，真是“王爷的侯爷，侯爷的王爷”，我们到底应当遵循哪一个伟大教导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个二难推理，就不难明白该怎么办了。作为一种宇宙观，“太阳中心说”比“地球中心说”具有更大的真理性，但它本身从直接意义上说又是一个纯粹的谬误，因为太阳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遍恒星，与什么宇宙的中心毫不相干。所以，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必然要放弃——准确地说是扬弃“太阳中心说”，还太阳以太阳系的中心这一确切地位，这样，人们宇宙观的真理也就得到了发展。今天，不管是“大爆炸宇宙学”还是“稳恒态宇宙学”更正确，显然都比“太阳中心说”更深刻更正确地表达着人对宇宙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此同时，无疑其中比较正确的那一个也会在更深刻更微妙的意义上存在着，包含着一些谬误。所以，随着人们研究工作的发展，一定会在它们中较正确一个的基础上或者在它们之外提出进一步，深入一层，高一级的能更深刻地解释宇宙的宇宙观来。

现在，我们再来假定，“太阳中心说”是绝对正确的，是毫无错误的宇宙观，那么当人们提出“大爆炸宇宙学”或“稳衡态宇宙学”来与它斗争，其结果将怎样呢？无疑，“太阳中心说”会“我自岿然不动”，它想“退出历史舞台”是退不了的，它想向前发展也不可能。原因只有一个，它绝对正确嘛！例如，欧几里得几何，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都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就它们各自的基本内容在其运用范围之内的情况而言，就正因为其正确而不再发展，但也不会被扬弃。

言归正传，“太阳中心说”会不会是在与“地球中心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呢？根本不是。“天体运行论”中的基本思想一产生，“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就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地球中心说”无论怎么和它斗，既不能使它增加什么，也不能使它减少什么，更不谈能怎么促使它发展。因为只要坚持“太阳中心说”的基本主张，该说的正确内容和基本格局都不会改变。

我们不妨再举个例子，恩格斯曾谈到过波义耳定律被雷尼奥证明其中含有谬误，因为它曾自以为对自己的全部领地都拥有真理权，雷尼奥却指出它在某些场合下不适用。这样，人们通过对此类场合的研究发现在这类场合下气体和压力的关系服从另一些规律，于是原有的谬误被克服了，真理就得到了发展。显然，这一发展是由有关气体和压力的关系的真理——波义耳定理之中含有谬误引起的，而不是该真理与什么外在于它的谬误作斗争的结果。发展到这种程度以后，假定气体和压力的关系方面的真理已经都被揭示出来，这时，如果有人再提出各种谬误的看法来与它比较，来和它斗争，它会发展吗？当然不会，因为它已经是完全正确的了，无论外界压力怎么驱使它发展，它也没法前进一步。

很清楚，一个真理只有内含谬误时，才可能通过发现谬误，解决谬误而发展，如果它自身不含谬误，无论外在的谬误怎么和它斗争，它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看来我们还是得像《矛盾论》中指出的那样在真理的内部去寻找它发展的原因，而不能到它的外部，到“斗争论”所说的那种情况下去寻找。根据“斗争论”，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是彼此绝对对立的，因此，它们之间的界线当然也一清二楚，泾渭分明，因此，真理内含谬误和谬误内含真理，并且氤氲一气无法分辨，就不是真理发展的前提了。真理和谬误暂时的“亦此亦彼”性就是向壁虚构的了。这样，根据“斗争论”，“地球中心说”、“太阳中心说”和“大爆炸宇宙学”要么就是真理，要么就是谬论，不可能是真理中包含着谬误，也不可能是谬误中包含着真理。

这样看问题倒是简单而干脆，可如此一来，真理的辩证发展也就完结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也就被钉死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上了！“斗争论”者在今天当然会有本事把“地球中心说”和“太阳中心说”中的真理成分和谬误成分划得一清二楚，看得绝对对立，但他们在托勒密时代能将“地球中心说”的真理成分和谬误成分分开吗？他们在哥白尼时代能把“太阳中心说”的真理成分和谬误成分分开吗？在今天，他们又能把“大爆炸宇宙学”中的真理成分和谬误成分分开吗？无疑，只要他们能把“大爆炸宇宙学”中的真理成分和谬误成分分开，他们就大大发展了宇宙学的真理。不过，显然这种发展不是让什么谬误与真理斗争，而是深入到“大爆炸宇宙学”的内部将它“一分为二”了。所以，要使真理得到发展，我们还是得像《矛盾论》所指出的那样得在那个真理的内部去寻找它发展的原因，而不能到它的外部，不能到“斗争论”所说的什么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去寻找。即便是退一步，让我们顺“斗争论”者的思路去考虑，得出的结论也仍然如此。“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自然辩证法》P190-191）

正在发展中的真理内含的谬误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真理和谬误之间怎么可能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呢？谁又能断言，那些正在经受考验的，甚至某些久经考验的科学理论“非此即彼”，不是真理就是谬误呢？任何一个不忘科学史上的教训的人，都不会不对已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抱怀疑的批判的态度，而缺乏这种态度的人，不仅不能成为科学家，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明创造，这在今天恐怕是一般人的常识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真理和谬误的辩证转化更加深刻，当谭嗣同为坚持维新变法而勇敢献身时，他无疑是站在真理一边，可当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还坚持维新时代的“尊君”主张时，却完全站在历史的谬误方面了。可见，真理和谬误在这种场合完全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划定任何“固定不变的界限”都是陷入谬误的开始。而像波义耳定理连同经过雷尼奥的发现，然后补充完美了的气体与压力的关系之类的真理，像“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类的真理，我们只要正确地以应用，即在“形而上学的范畴”就完全可以解决了。比如，在适用波义耳定律的地方使用波义耳定律，在适用经过雷尼奥的发现后补充的定理的地方就用补充的。即使是在物理学的前沿阵地，我们也可以照章办事；在一般条件下宇称是守恒的，我们就运用宇称守恒定律来解决问题，在弱力条件下宇称不守恒，我们就运用杨振宁提出的相应定律，虽说这一运用可以使我们成功地解决许多问题，却绝对不会使我们荣获诺贝尔奖金。因为正确的搬用公式这种“日常运用”，这种“科学的小买卖”，我们依靠“A就是A，A不能是非A”就行了。

以上情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斗争论”认为界限分明的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是真理发展的前提，事实却表明，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界线恰恰是真理发展的最后结果造成的，等到有了这种明确的界限时，真理也就不发展了，该真理的发展过程也就完结了。很清楚，真理的发展是由它内含谬误引起的，发现其内含的谬误，就是发展该真理的起点。寻找到与该真理中所含的谬误相对应的真理，也就是发展了该真理，找出一个真理所含的一切谬误，并找出所有这些谬误的对应真理成分，使该真理内部的谬误得到彻底解决。该真理内部就不再含有谬误，该真理的发展过程就终结了，这就是真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这就是真理的个体发展史。
至于真理的系统发展，真理的群体发展，真理的种系发展，真理的代际发展，当然遵循另外的规律。因与本题关系不大，也就不在此加以研究了，但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本文所说的只是真理的个体发展，以下的研究多半仅与真理的个体发展有关，谨希读者记住这一说明。

“斗争论”的谬误不在真理的内部，而在真理之外，这种情况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当做何解释？“太阳中心说”问世后，曾遭到宗教裁判所和传统观念的疯狂攻击。这一事实，似乎就是真理与外在谬误斗争并发展的证据，类似的例子还有罗巴切夫斯基为非欧几何进行的斗争，麦克托林克为“基因跳动说”作的努力，这两个例子的意义我们放到本文第九节去谈，这里先就前一个略做分析。所谓真理与谬误的斗争，无非是摆事实，讲道理，让实践来说话之类，如果一方有充分的证据，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并且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只要对方尊重事实，懂得讲理，是为科学而不是为个人意气而斗争，就不能不认输投降，不会不加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是否获得了发展？没有，它无非是凭自己的真理性克服了障碍扩大了影响，从而使自己得到了更多的主体。

“太阳中心说”与宗教裁判所愚昧势力斗争的结果，并没有增加它一丝一毫的真理性，也就谈不上什么使它得到发展，仅仅是使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而已，请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至于从“太阳中心说”发展为“宇宙无限说”和今天的各种宇宙学说，这是真理的代际更替问题，是因为“太阳中心说”本身作为一种宇宙学说虽然包含极重要的真理，却还是不能不作为新时代的谬误而遭到了扬弃，正因为“太阳中心说”作为一种宇宙学说，虽是哥白尼时代的真理，却又是今天的谬误，即使没有外在的谬误如“地球中心说”和它斗争，也同样因为其本身有着各种谬误而必然会随着人们对宇宙的认识的深入而发展。后面，我们将用今天的科学发展情况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这个例子证明了什么呢？它清楚地表明，“斗争论”是把真理的发展与真理的传播混为一谈了。“当着某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仅仅为被人类普遍接受而进行的斗争，与真理的发展当然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人接不接受这条真理，是这条真理的真理性之外的事情，对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来说，俄国科学院和当时全世界的数学界接受它也好，不接受它也好，既不可能使它的真理性增加一分，也不可能使它的真理性减少一分。显然，接受它与不接受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有很大影响，但对它的真理性的质和量的变化却不起任何作用。真理的发展是真理自身，真理内部的问题，只有从质上和量上对真理自身加以研究，使它内含的谬误被揭示被解决，才能使它发展，这样，也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已得出的结论上了。

因此，与外部谬误的斗争只是真理的传播问题，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认识变为许多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认识的过程，属于真理的被社会接受方面的问题，与真理本身的发展是两码事。必须注意，真理和外在于它的谬误作斗争时，那种谬误往往不是同一认识领域的谬误，而是其他领域的谬误，这类谬误的来源很复杂，但大多不是由求“真”，而是由为“善”，准确的说也就是为利害关系，为某种个人或集团及阶级的功利而发生的。这样，这类斗争就更谈不上促进真理的发展了。

诚然，社会条件，外在因素会对真理的发展产生各种影响，在专制、保守、封闭的情况下，这类斗争会多一些，真理的发展也就会慢一些，在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条件下，这类斗争会少一些，真理的发展也就会更迅速一些，显然，这类斗争对真理的发展不是起着促进作用，而是起着牵制和阻碍的作用。但这种牵制和阻碍作用毕竟是外在条件，是真理发展中起次要作用的原因。这种条件再好，也不能决定真理的发展，例如苏联为李森科提供了那么强大的政治保证，经济保证以及人才保证，也还是没法让米派遗传学的前途超过摩派，因为米派遗传学发展的内因条件实在太有限了，虽然这个例子属于真理的体系发展而不是个体发展问题。相反，这种条件再差，只要那些真理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也照样发展得起来，这种例子在科学史上太多了。如“太阳中心说”、“进化论”等都是最著名的例子，虽然外在条件恶劣确使它们的发展速度受到很大的遏制。

按照真理是在与外在于它的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逻辑去推理，如果没有谬误，没有“新的错误意见”与真理斗争，真理岂不是不能发展了？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告诉我们，真理与外在谬误的斗争绝不是真理发展的必然伴随物。这种斗争，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很多、很激烈，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很少很平和，还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具体地说，越往古代去就越多，越往现在和将来去就越少。社会科学领域里多一些，自然科学领域里要少一些，与人们利害相关的时候要多一些，与人们利害无关的时候就很少，而且往往根本就没有。

就自然科学来看，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人们都在拼命接受和掌握新科技成就，以便尽快走向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好进行新的发明创造，或者至少是跟上时代的发展。因而，不仅保守心理越来越少，不仅对科技新成就的分辩能力、，特别是本专业领域内新成就的判断能力越来越强，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去做那种以“错误的意见”去和真理斗争的蠢事来害自己，来浪费自己的时间或精力。人们都急于做出自己的发明创造，若非必要，哪怕去验证别人成果之对错的功夫都没有，还何谈什么“在斗争中”发展呢？在今天，就连各种耸人听闻的“奇迹”和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现、产生并见诸新闻媒介时，有科学头脑的人不是必须立即彻底驳倒它时，都很少有闲心去与它们“斗争”，只在心里存疑而已。至于由科学界获得的重大新成就，固然会在相应领域引起强烈争鸣，但任何人都不会用可以直接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与之斗争。一旦有人这么做了，哪怕来自最高学术权威，也立刻会被人们否认。例如爱因斯坦否认“测不准定理”的经过便是典型一例，所以，用错误意见与真理斗争的情况在今天虽也会偶然出现，但只要实践或其他理论方法能证明孰是孰非，错误意见也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即不可能促进真理发展，也不可能起多大阻碍作用。由此可知，从今天的自然科学情况来看，真理绝不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无数事实表明，谬误如果不凭借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以专制的、蛮横的直接干预或者竟以对真理的主体进行精神迫害或人身迫害的形式出现，对发展真理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乃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每天大量问世的科研成果绝大部分一发表就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则充分证明，没有“错误意见”的斗争，真理不是不发展了，也不是发展得慢些了，而是迅速百倍了。因此，“斗争论”真理发展观在今天的自然科学发展情况面前，是没有任何资格妄称为有关真理的。

其实，毛泽东提出的“斗争论”不仅不符合他早年的《矛盾论》思想，也不符合他早年的《实践论》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实践—理论—实践”。如果按照“斗争论”的看法，正在发展中的真理与谬误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之间界线分明，那还要实践来重新检验它干什么？情况恰巧相反，正因为真理与谬论误之间尚不存在分明的界线，彼此尚为浑然一体的统一物，使人无法靠理论本身，更不能靠直观感觉来分清它们，所以才需要实践加以检验，实践证明它有多少真理性成分，包含多少谬误，我们就坚持多少，重新探求多少，并相应地予以发展。

对此，我们可以举两个如上文所说，虽然耸人听闻，却没有什么人去与它们作斗争的科学“奇迹”为例。第一个是生物学问题。仅仅在几年以前，谁敢说地球上的动物能生活在100℃以上的温度里，谁敢说动物可以不需要植物就能生存？谁敢说动物未必是由植物演进过来的？若有人说这些话，必然会被斥为谬论，因为它们不符合迄那时为止人类观察到的事实和由之而建立的理论。

然而，这些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置疑的看法却被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发现推翻了，前二者甚至干脆被否定了。这段时间里，人们相继在加拉帕戈斯海底断裂带、北纬21°太平洋海隆，加利福利亚湾海底，华盛顿州和俄勒岗州近岸海底以及西北太平洋海底都发现了在温度达300-400℃的深海热泉里生活的动物，这些动物中有许多根本不需要以植物和其他动物为生，有的依靠化能自养，有的依靠与硫化细菌共生摄取无生物过活。这些动物是怎么形成的？只有两种可能，由其他海域迁移过去经变异而形成，或在该处原生，即由该处有机物演化而成，后一种可能性从传统观点看似乎毫无道理，因为从原核生物细菌在地球上的出现到真核生物在地球上诞生经历了20亿年上下的时间，怎么可能在地质年代不长的海底热泉处直接由细菌或有机物演化成动物呢？但反过来说，从常态环境下的动物演化成这类深海热泉动物也同样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前者一超过100℃蛋白质就会解体，后者温度一低到100C又会死亡，而且，深海热泉动物还有许多极为特殊的生理现象。例如，以无机物为生的蛤的生长速度比一般的蛤快300倍等，因此，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动物在该处从有机物、细菌演化而成也说不定。（以上内容据《新华文摘》1986.2.19《动物起源的新发现》孙关龙）

不管怎么说，深海热泉动物的发现这一科学实践结果，使人类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些生物学知识——相应领域中的真理立刻受到了挑战，从前无法想象的谬误立刻被这些事实从以往的真理中揭露出来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无条件地说动物的生存非需要植物不可，也不能肯定地说动物只能从植物演化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似乎铁板一块的真理中突然被实践证明内含谬误，可这些谬误的存在非但不使科学家们感到难堪，反而都欣喜欲狂——因为这些谬误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揭开这些深海热泉动物的进化之谜，他们就能克服谬误，发现一些新的激动人心的真理，使生物学中生命起源、生物进化发展等方面的原有真理在克服其内含的谬误基础上得到发展。不消说，在这里我们又看不到真理与外在于它的谬误斗争，从而得到发展的影子，所看到的只是原有真理中发现了谬误，这些谬误的解决就能导致真理的发展。

第二个例子，是结晶学方面的。三年前，科学家观察到了一种违反结晶学公认定则的结晶形态——显示五重对称的准周期性的二十面体。当时，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组科学家正在为国际高级研究计划局研究新的超高强度铝合金，这种铝合金含猛、铁、钴和铬等元素，通常这些金属不能与铝熔合，必须把铝与这些金属的熔化物以每秒几百万摄氏度的速度冷却，这些金属才能与铝生成合金。当组内的电子显微镜专家谢克特曼对这种铝合金进行衍射测量时，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结晶形态——五重对称的二十面体，当时，连他本人都不敢相信，还以为实验出了差错，因为早在十九世纪结晶学家们就确定了晶体的分类体系，据该体系看来，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这种结晶体的，直到谢克特曼的发现之前，也未出现任何例外情况。所以他不能不怀疑是自己在什么地方弄错了，可是，此后的反复试验却确切地证明了这种结晶形态的存在。

事有凑巧，另外的几位科学家为解决别的问题而在同一时间创立了有关五重面对称二十面体的“拟晶态”结构理论，这种理论与谢克特曼的实验惊人的符合，于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立刻出现了令人激动的形势。有的科学家甚至认为，它对相应领域的影响就像非欧几何对数学的影响一样。

若非最近的这两大突破，此前公认的真理——传统的结晶学分类体系及其定则中存在的谬误与它的真理部分之间哪来什么绝对分明的界限呢？在这里，真理的发展又哪有什么外在于它的谬误与它进行斗争呢？在这里，原有认识中的真理和谬误之间也没有什么斗争可言，这是必须指出来以堵住“斗争论”者的嘴的。

总之，“斗争论”从动力角度看是外因论的，从发展的意义上看是把真理的传播过程误认作真理自身的发展过程了，从真理与谬误的关系上看，其观点具有典型的孤立静止性，具有形式逻辑化特征。

然而，多少年来，我们就在这种与辩证唯物论格格不入的真理发展观指导下“前进”，这样，从大反右、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前进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前进到比封建朝庭“三呼万岁”还要彻底的全民性“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前进到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ABC都成了晴天霹雳的地步，也就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真理永远和谬误绝对对立，永远掌握在“正确路线的代表”的手里，“正确路线的代表”拿着“正确的东西”即真理与谁斗，谁就是谬误，“正确路线的代表”既然代表正确、代表着真理，那么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本身，不仅“句句是真理”，而且“一句顶一万句”！！

“正确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宣告寿终正寝了，可是思想解放已经达到如此程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广泛展开的今天，我国的哲学思想界竟仍然在信奉“正确反映论”的同时，坚持着“斗争论”的真理发展观，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了。不信请看笔者信手拈来的两例：

“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首先真理和谬误是相互对立的……（下面引证本节开头那段毛泽东语录“正确的东西……”），……其次，真理和谬误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另一方面，真理和谬误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杨焕章编著《哲学原理》P206）

“真理和谬误是根本对立的，对确定的客观对象而言，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它们的界限不能混淆。真理和谬误又是统一的。没有真理无所谓谬误，没有谬误，也无所谓真理，各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真理和谬误都有一定的范围，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条件和范围，真理和谬误就会互相转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哲学辞典》刘延勃等人主编）

“斗争论”的滥调不断在哲学辞典、哲学论文、哲学教材中被提出，被重复，被唠叨，又被呕吐出来，实在不知道这些哲学家们有没有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真理定义问题上，需要持辩证观点时，他们只记得无条件的“正确反映”，现在谈真理的发展了，他们记得的仍然只是形式逻辑，只因为“超出了一定的条件和范围”、真理和谬误才会“互相转化”！好不容易想起了条件，却又与什么“互相转化”扯在一起！“A就是A，A不是非A”，如果说“A是非A，A不是A”，这就是真理通过发展转化成了谬误，如此看来，真理真是不含杂质的透明体，真理的发展通过形式逻辑就可以完成了！不要忘了，用形式逻辑来解决运动中发展中的问题，正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观点”！对于“大爆炸宇宙学”中可能存在的谬误，对于“相对论”中可能存在的谬误，对于风靡一时的超弦理论中可能存在的谬误，对于各种最新科学理论中存在的谬误绝不是什么超出范围的问题，而是根本不知道范围在哪里，也正因此，在这里才有个真理的发展问题！

“斗争论”绝不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归纳总结出来，并有理论证明的真理发展规律，而是一种畸形政治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为自己像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幻想制造的可笑理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