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婚礼,究竟能怎样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两个人?袁世凯和孙中山对此怀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都曾自诩很了解汪精卫,却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婚礼之后,发现这对夫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曾令世人瞩目。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婚礼,李晓生担任介绍人,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傧相。除了亲朋好友,大批同盟会的朋友们也济济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们齐聚广州,本是为了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罹难一周年,却又同时见证了这两位同盟会义士的结合。在死与生之间,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让人们隐隐以为,多年以来的流血牺牲已该告一段落,新的生活,正如这场人们期待已久的婚礼一样,理应受到整个中国的祝福。

《民立报》上很快发表消息祝贺汪陈成婚,雷鸣后来为汪精卫作传吹捧,谈及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结合,其间虽不乏谄媚之词,却也暗示了那个时代对这场婚姻的态度:“及至民国肇基,国族光复,他们也便以一对同志夫妇的新婚姿态,和中华民国一起诞生了。这种巧合,如今想来实在是异常有意义的。”雷鸣甚至以“模范”来描述汪陈的婚姻,“以共同事业而结为终身伴侣,在世界各国革命史上原非鲜见,不过像先生伉俪间那样情爱弥笃,在私生活上树立一种模范者,却也并不多见。”

民国开元,尘埃虽未落定,一场革命者的婚姻,两个出生入死的年轻人的结合,足以给时代以慰藉。

所有人都期待着她们结婚之后,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然而,袁世凯高等顾问的聘书被汪精卫婉拒,广东方面几次推举汪精卫为都督,他也不肯接受。婚后的汪精卫似乎变得意志消沉,他和陈璧君执意决定退隐,结伴前往法国留学。孙中山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冲动,不料那个血性的书生,那两个曾经蹈死不顾的侠侣,如今已经沉溺于温柔乡,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在法国乡间闲居的几年里,汪精卫沉溺于用古体写作诗词,只不过,那些“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铿锵字句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似乎无穷无尽的愁怨与哀伤,曾经的豪放派已经被时代腐蚀得期期艾艾,变成了彻底的婉约派。那些原本在诗词中隐现的金革之声、隆隆杀气,都被湖光山色无声地吸纳了。

至于陈璧君,则忙于相夫教子,她仍然被汪精卫的光芒掩盖着,并且依旧心甘情愿。直到1914年德法交战,双方伤亡惨重,陈璧君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在她二十岁以前所做的所有选择,都与对汪精卫的爱情有关,这个少不更事的富家女曾以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则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只不过,她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蛰居巴黎的日子,是她对幸福最后的记忆。

遥远的中国烽烟频仍,法国的乡下却风和日丽。一场婚姻能够如此残酷地改变两个人,令人既艳羡,又惋惜。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年华催老了英雄,还是英雄辜负了年华。

风萧易水今犹昨

1907年,16岁的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她早就对这个频繁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深为仰慕,及至在人群中远远看到台上慷慨陈辞的英俊小生,陈璧君更加难以自持。

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尽管她甚至仍未理解“革命”二字的真切涵义;为了爱情,她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为了爱情,她不惜铤而走险,以生命为代价,踏上不归路。

对于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没有答应,他用了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老话语逻辑来搪塞陈璧君。拒绝陈璧君之后,他就离开槟城,继续流亡革命。

陈璧君却并未死心。一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女子,轻而易举地背叛了父母多年的期许,背叛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甚至改变了早年的理想,普天之下,或许只有爱情与革命,能拥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重塑一个人,影响她的一生。而在陈璧君面前,爱情与革命这两股力量,已经狭路相逢。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在1909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成了他的妻子,尽管只是假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年,汪精卫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对于来自党内的争执以及党外的嘲讽,他愤慨而无能为力,这个一向以条理和理智说服公众的年轻人,却决定选择吴樾们曾经走过的路——暗杀。在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绝笔信中,他写道:“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他希望以刺杀行动震动中国,以自己的一死唤醒民众,促成团结。

陈璧君当仁不让地跻身七人暗杀团,她甚至计划学习柔道,以便暗杀时能派上用场,最终,她学了剑术。当有人说她有英国护照,一旦出事英国人也会保护她时,她便撕碎了护照。她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汪精卫表达她的决心——她与他生死与共的决心,显然超过了革命的决心。

1910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陈璧君假扮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策划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再次直言不讳,“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流产,埋藏在甘水桥下的炸弹莫名失踪。七人商议决定分头行动,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在北京静观其变,陈璧君则与喻培伦一起去日本重新购买炸药和器材。不料,陈璧君离开没多久,就得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

陈璧君对同行的喻培伦乱发了一通脾气,回到北京,希望设法营救汪精卫。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她相继换回了汪精卫对她遥寄思念的诗作《秋夜》以及一曲《金缕曲》,还留给她五字血书,劝她“勿留京贾祸”,她还得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汪精卫含泪吞咽下她的书信。陈璧君意识到,向汪精卫继续示爱的机会,或许到了。

她在随后的信中告诉汪精卫:“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违背了对汪精卫的誓言,执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根据孙中山要求同盟会会员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离开北京。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然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早已发生转变,在饶他一命的肃亲王善耆的礼遇与规劝之下,汪精卫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出狱后,他很快成为京津一带同盟会的领袖,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放弃武装起义,主张和谈。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这次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他所作出的种种汉奸行径。

一个多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与陈璧君重逢,并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到他广州的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

陈璧君与汪精卫婚后,一度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仍在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然而,他们都不知道,“云帆”究竟能行多远,能够为“意”成就,也同样会为“意”所累,被生死患难论证过的深情,很难真能敌得过两个人日复一日的厮守。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显然,汪精卫极不自信地选了自己。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监禁后,陈璧君再次策划汪精卫的复出,却很快因为蒋介石被释放而宣告破产。在陈璧君的协助下,汪精卫一次次伺机反扑,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将汪精卫与陈璧君引向不归路。他们都曾盘桓在权力的神坛上,却不过是民国政坛上无根的浮萍,所凭的只是自己的才华和冲劲,以及早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仅凭这些浮名而进退。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调查最终发现,行刺者孙凤鸣是曾经的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因政府消极抗日,决心铤而走险。然而,陈璧君还是感到不安,已经开始迷恋权力的陈璧君,劝说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出国,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格缺陷。汪精卫可以爱惜羽毛,陈璧君则不必;汪精卫在公开场合做君子,陈璧君则负责在私下“做小人”,像一个饶舌的怨妇一样频繁地为丈夫叫屈,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对手,汪精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陈璧君的富家女性格,因为掺杂着政治的欲望,而愈发扩大,她像婚前一样冲动,果断,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她时常喜怒不定,动辄冷眼大怒,富家小姐的乖张与飞扬跋扈,被权力扭曲之后,愈发难以遏制。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

以上种种,实在都算不得一个成熟官僚的做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过度骄纵了的富家小姐。陈璧君过于轻易地被赋予了沉重的权力,无论是仰仗夫君的地位,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些权力的荣耀与枷锁,都是她难以负荷的。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尽管蒋汪两人看似和谐地分坐着国家的前两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应联袂辞职:“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据说蒋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不肯接受:“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已经不会有人还在乎她的感受,满足她的要求。

拘役中的陈璧君却出人意料地恢复“汪夫人”的称呼,她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这个曾令她梦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终于彻底地属于她了。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陈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