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纳粹德国的六年占领，传统波兰社会遭到摧毁，它需要重建。然而解放者不是战前的政府，是来自另一种制度文化的苏联。这个文化宣称是世界性的，对波兰人来说却是异质的。普通波兰人或许还不知道卡廷事件的真相，却记得“祖国军”发动华沙起义时，隔岸的苏联红军袖手旁观，任由纳粹党卫军将整个华沙城毁灭。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迎来的是为权力而战的新统治者。
自19世纪以来，波兰知识界就形成了一种传统，那就是知识分子承担着维护民族精神和文化，反抗政治权力的使命。因此，当新政权命令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诗人米沃什选择自我流放，远走他乡，赫伯特则在很长时间拒绝发表作品，后来又参与了几次公开签名，要求拓宽自由。这种波兰传统是一个理想的自我定义：观念先于现实和意识决定存在。上世纪70年代，从这个传统中产生出“as if”（如同）原则：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一个人应当如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那样去生活。正如诗人克瑞尼契克献给米奇尼克的一首诗：“生活在这儿/你必须想象自己生活在别处和别的时代/充其量，透过云的铁幕与死者作战。”
米奇尼克是“如同”原则的提出者，因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而成为一名反对派。70年代中期，波兰诞生了第一份萨米亚特（samizdat）杂志《记录》，米奇尼克在上面发表文章，提出“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由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当时波兰社会大多数人对观念与理想采取一种犬儒主义态度，生活的目的就是官方所提供的：追求物质的改善和私人的快乐。因此，这个公民社会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它不追求任何权力，而是要争取人的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萨米亚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体现。80年代初，团结工会的诞生印证了米奇尼克等人的看法，不是财富而是内心才能最终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奴役心理消失了，人们突然发现，一个人原来可以不需要过双重生活，可以在公众场合说真话，讨论大家关心的公共话题，像一个公民那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1981年底，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实行军管，试图取消社会的自治，抹去人们对尊严生活的希望。但波兰社会没有屈服。诗人赫伯特此时从国外回来，担任了《记录》的编辑。在1983年发表的《来自围城的报告》中，他写道：
公墓越来越大抵抗者越来越少/但抵抗会继续它会继续到最后/如果城市陷落但一个人逃出去/他将带着城市走上流亡之路/他将成为这座城市
诗歌在无望与希望的均衡中，体现出高贵的尊严。这首诗被萨米亚特不断转载，其寓意也被广泛解读。当时在华沙，就出现了1600多种萨米亚特期刊。最杰出的作家通过它发表作品，最优秀的记者为它而写报道，最出色的学者在校外举办讲座。在波兰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天主教会也加入到抗争的行列。自从波兰人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后，波兰天主教会越来越表现出反极权姿态。教堂成了学校、音乐厅和美术馆，年轻人在那里热情地学习波兰的历史、音乐和美术，把自己看做“祖国军”的继承者。在大学里也能听到关于极权主义的讲座，大学生们通过萨米亚特读着阿伦特、奥维尔和哈耶克的著作。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它的交换是思想，方式是词语。
波兰毕竟不同于苏联，它的制度是继发性的，不是原发性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舶来的意识形态、贫困的计划经济导致螺丝必然松动，结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平衡。尽管不时仍有人被捕，被开除公职，坚持独立精神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开出租车，当邮递员，甚至发生了比耶乌什科神父被警察谋害的事件，但各种抗议活动还是能够半公开举行。波兰人民没有屈服，他们想要决定自己生活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波兰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民社会不但没被根除，反而扩大了。极权国家依然存在，但再也不能以极权方式去控制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在思想上独立，就“如同”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路程，波兰人最终重建了社会。如果说现代国家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是人类历史的一次进步，那么现代社会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则是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进步，也许是更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