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今年这个年份有点特殊，大陆称之为“辛亥革命—百周年”。而且低调得很，比之它自己那个“九十大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估计到时候也就是把什么“民革”呀，“政协”呀，那些百发翁媪喊到一般人民都进不去的“人民大会堂”来，座谈，座谈，招待，招待，便完事大吉了。实则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尔等草民最好忘了这档事，记住我的“七一”、“十一”就行了。而在海峡的那—边，则肯定是另—番情景。人家不但要大庆、特庆，很可能还要游行、阅兵。而且那大庆的主题也不是“辛亥革命—百周年”，而是“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
其实“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是一件事情因果相联的两个方面。没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建立民国，今天的中国男人说不定还在脑后拖着一根猪尾巴行跪拜大礼，女人还以三寸金莲为自豪。所以辛亥革命确实是催生出了—个新中国，而不是像1949年那样只是个政权易主，改朝换代。因而笔者在撰写此文时，在时间的感知上，不仅有公元2011年这个概念，也同时并存民国百年的概念。这决不是什么“怀旧”的情结。何况“余生也晚”，民国诞生二十多年后，本人才来到这世上，无“旧”可“怀”。使我忘不了这民国百年，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它不仅是第一次结束了千年的皇权帝制（虽然后来老毛又在中国大陆恢复了不称为皇帝的皇权），而且这个民国不但存活了下来，更在有二千三百万中国人的土地上，让其与民主普世价值观和宪政民主接轨，产生了名符其实的由民众一人一票普选授权的政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受到的神圣的权利，是中华民族史上辉煌的一页—-因而她不仅是我中华民族的第—共和国，而且时至今日也还没有“第二共和国”出现。这个伟大的历史意义，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的与世长存。
除了上面这个伟大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辛亥革命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意义那就是它是一次光荣革命。所谓“光荣革命”就是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实，没有血腥暴力大屠杀的不流血的革命。1688年英国新兴的工商阶层领导和发动了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成功地防止了天主教权复辟干政。因其整个过程是非暴力的政变，没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而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也就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说它是光荣革命，不仅是在武昌首义之后，当时的革命党和清朝皇室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与克制。换言之，即双方都没有要想把对方来个斩尽杀绝，拼个鱼死网破，搞诸如什么“三大战役”、“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熊尸”过大江这类极端血腥暴力的举动。而是通过政治力量和政治谈判手段，在妥协中达成共识。最终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权交接，结束帝制，实现民族和解与平等。清帝逊位，革命党承诺优待皇室，这样双方都可接受的局面。从而避免了生灵涂炭，伏尸千里，血流成河的恐怖局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廷政府交出权力后，革命当局没有搞“秋后算账”，报复式的大仇杀。从而展示出优质的政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让人看到所谓“革命”，只是要革除腐朽的、家族世袭的皇权专制制度，而不是要“革”掉多少条人“命”，让千百万人头落地。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什么“手持钢刀，杀尽胡儿”，“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这些看似“豪情万丈”实则野蛮透顶的思潮，没有能在中国大地上泛起，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也使伟大的辛亥革命能以光荣革命的英姿永远彪炳于史册。
可是某些专吃“革命饭”的“职业革命家”，却对这些伟大的历史意义似不屑一顾。不仅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更说它体现出的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不彻底”性。在这些专吃“革命饭”的“职业革命家”看来，革命就得要血腥野蛮，就得大开杀戒。所以人家不仅在“革命进行时”要杀个昏天黑地。而且到了“革命成功”后“秋后算账”日，仍“杀”性不减，不但杀“政敌”，更滥杀无辜。甚至要按当地人口总数制定出杀百分之几的“计划指标”。这就不仅是要“革”除“人”命，而是根本不把他所谓的“敌人”看成是人，而是当成屠宰场边存栏的牲畜一样。因而这样的“革命”当然不“软弱”，当然很“彻底”，但实际上是颠覆了人性，充分展示其兽性的“坚定”和“彻底”。
可悲的是，他们的这种“坚定”和“彻底”在当年是许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笔者家在四川成都，是一个古老而幽静美丽的城市。也是—个满、汉共居的城市。城中有个地方名曰“少城”。所谓少城即城中之小城是也。满清王朝时少城内全住的是满族人。这些人的情况，据我前辈讲他们是很有些自以为优越、甚而骄横之态。而且他们每个人只要—出生，就可得到一份朝廷供给的钱粮，具体数目不详但肯定比今天的“低保”高得多，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称为“吃皇粮”。今日中共干部所谓“吃皇粮”即源出于此。所以当时的那些满人大有今天的“老红军”、老“离休”这样的身价。辛亥革命后，这些人只是“皇粮”没有了，但他们的一切财产诸如房地产、现金、财物未受到任何侵犯。人身安全与人格也未受到侵犯，没有人去分他们的“浮财”，更没人去批斗、打砸。他们自办的小学“少城小学”（在黄瓦街）仍由满人管理。政府根本不过问，好像也不怕他们会在校内进行“反革命宣传”。满、汉真的是和平共处。并不像今天的西藏、新疆闹得那么紧张。所以当1949年春末，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之际，当时有些所谓的地主、官僚、富商便想到逃离大陆。但另有不少人（包括我父亲的一些朋友）却以为大可不必。他们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拿辛亥革命作“参照数”。说满人是对汉人进行异族统治，但满清被推翻后，革命党也没杀一般的满人，也没有侵犯他们的财产。共产党最多也就是个革命党，它革命的死敌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我们一般的人算个什么？只要我们不反抗，愿意归顺，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汉人，又非异族，它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
我父亲曾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抗战开始后，他就退出了军政界，从事经商。但他过去有个军界老同事，叫杨洛生。1949年已担任国军宪兵二团团长，他们关系一直很“铁”。宪兵在国军中有特殊的地位，在执行任务时，有所谓“见官高一级”的说法。被中共定为“武装特务”。当时全国只有十来个宪兵团，团长可授少将军衔。记得1949年春的一天，杨洛生少将特来我家。他对我父亲说“时局严重，大陆很可能沦陷。我们团也将去台湾。你若要走，我可以帮忙”。并说“到了那边（指台湾）后，给你谋个职务绝无问题，你我都是党国的老同志嘛”！可是我父亲就不信。我们家并非富豪，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算个“小康”。我父亲就是上面说的那种观念，以为他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会拿他怎么样。于是婉拒了杨洛生的这番美意。我当时看到杨叔叔十分失望。当我父亲与他握手道别时，父亲说“老兄多保重，此一别真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这时我那杨叔叔十分激动的一把将我拉到他身边（他平日很爱我，夸奖我“聪明”），对我父亲说“老共来了，这娃娃都要遭殃的，你再好好想想吧，我等你五天”。我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只是心里很害怕。没想到却被我的杨叔叔不幸言中了。
当时我们要走，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走。但到上海、广东及沿海诸港相继失守以后，只剩下“空飞”一途，当时的航班少得可怜，想走也难于上青天了。中共的地下党在成都以民间办报的形式办了几家亲共的报纸。那时的国民政府基本没有新闻审查，任由他们去“煽动”。1949年12月一份亲共的报上便有地下党人士写出打油诗来讽刺。当时我已高小毕业，那时小学很重视国文（中共称“语文”）课，加之我较用功，因此一般诗词都看得懂了。其中—首便写道“富翁何事欲思逃？买下黄金数十条。逃港逃台难得计，须知处处有波涛”。无异于明目张胆地宣称，你们跑不掉了，认命吧！我拿着报纸问我父亲，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时我父亲还在心存幻想，他说“我们算个什么富翁？共产党要清算也不会清算到我头上。再说我未与共产党打过一仗，没杀过一个共产党，无冤无仇，他们决不会如此不讲理吧”。结果当“土改”、“镇反”等运动到来时，父亲过去的那些朋友，杀的杀，关的关，家被人亡。我们家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父亲受尽凌辱。这时他才明白了老朋友杨洛生的忠告，但一切都晚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
历史如镜，往事如烟。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除了废除千年帝制，建立民国共和这个伟大的历史功勋外。她更是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给中华和全世界都展示出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而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光荣革命，不是软弱，是理性的胜利与人性光辉的体现。不搞血腥暴力但却从根本上废除了帝制，建立共和体制，因而是成功的。而反观从李自成、张献忠，直到“痞子王”之流所谓的起义、革命都是大砍滥杀，血雨腥风，但旧制依旧，甚至反而大倒退。皇权帝制废止几十年后，在中国大地上竟冒出了“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之类的无耻嚎叫。而且谁不叫谁就是“反革命”杀无赦！这是对“革命”何等辛辣的讽刺。
在辛亥革命百周年来临之际，应该理直气壮地宣扬，革命并非就意味着暴力血腥，革命完全可以运用政治智慧加以理性的实现光荣革命，完全可以对血腥暴力说“不”！
2011年8月14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