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和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都发生在相距不远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此后在两国结出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果实。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由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一下陷入长达几十年内部分裂、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虽从幕藩二元制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却由此而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50年现代化强国之路。中日两国仅相隔一海之滨，为什么会存在如此迥然相异的国家发展状态？笔者不妨逐一试析其中的历史诡异。
一、历史契机及变革异同
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否定了历代相沿的专制体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彻底推翻了幕藩统治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新日本”现代国家。所谓维新，就是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颇具同质性。二者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性质，都打破了原有的政权结构。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引发了各自国家社会的全面变革。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结构分化，以及由这种分化带来的国家政治结构近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变动，使日本这个东方岛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开辟了现代日本的崛起之路。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一场“倒幕维新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毅然抛弃锁国政策，注重学习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知识，全面振兴日本。这就使日本在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国体的转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唤起民众，没有形成立宪（即宪政民主革命）的根本改良。所以辛亥革命固然开创世纪革命之惯例，但和后来的国民革命相比，也就成了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这既是两国革命宗旨和领导力量的差异所致，也与当时两国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结构的差异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清王朝，被西方认为仍停留于“半开化”的“封建时代”。所谓“半开化”，也就是将中国定位于文明与野蛮之间，其所处历史阶段与欧洲相比整整滞后半个阶段。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主观上尽管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在列强的威慑之下，却时常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且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宪纲领。客观上，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已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但新的道德体系也即法治还远未形成。况且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才是最好的选择。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下级武士集团的领导；注重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改革措施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但通常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却往往流于表面或非理性的情绪化。而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中的歧路命运，的确常常令人扼腕。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依然不断遭受耻辱与欺凌，而日本，却以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现代史上高居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的领先地位。如果当时的中国能够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另辟蹊径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许就不会有近现代那么多的苦难、血泪、百年激荡了……
究竟是什么使得两国命运相差如此悬殊？笔者认为这种诘问今后依然值得我们国人冷静回顾和不断反思。
二、立宪使中国和日本分别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通过改良的方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把那一时期的法令基本废除了。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尽管也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以及一些大而化之的革命目标，但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所以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无怪乎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孙中山除了革命家称号，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从当时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在亚洲扩张时的国内态势上来看，日本的局势甚至还不如中国。当时之日本，还处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国内情势变数很多。与当时辛亥革命前的时代背景细节不同的是，虽然幕府还是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但荷兰对日本的影响力却依然不容忽视。在18世纪初叶，以荷兰为蓝本的“兰学”开始在日本产生，并因学术巨星大槻玄泽的推动而被发扬光大。藉由兰学，日本管窥了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并因此比中国更为了解了西方。日本虽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文明，但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尽管日本也有儒学，但却始终只是知识分子的“教养”而已，并且在奉行锁国的阶段，也通过兰学对外打开着一扇窗口。和中国儒学的绝对权威性不同，日本的文化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有儒学、国学、兰学，这种多元化也为后来向西方学习先进文明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本来明治政府维新的政策目标就非常明确，即日本应尽快地实现西洋化和近代化。在殖民化的担心消除之后，从文明的各个程度上追上欧美，成为“一级强国”。这便成为了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一时期明治政府公开宣称的三个目标也非常符合大国崛起的三要素：经济近代化、政治近代化、军事近代化。这些目标几乎得到日本国内的一致认同。而中国落后的儒士们却固守与科举制度的天然联系和权力金钱的关系，很难唤起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和思想的动力。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远比日本更甚。日本的文化大多来源于中国，抛却时也更快。他们从彻底抛弃旧文明到拥抱新文明，居然用了不到20年，整个民族彷佛脱胎换骨一般，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中国，别说当年，至今仍然陶醉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满足感中而不知醒悟。宪政文明更是仍旧停留在与辛亥革命时期几无差异的封建专制水准上。故此，中国落后的政治生态面临与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国际大家庭式尴尬，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停留在辛亥革命后期的出发点上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却还徘徊在与辛亥革命几无差异的起点上，这与已经进入“公民社会”的西方国家相比，不仅殊为可叹，而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在与世界普世价值对话时也分外尴尬。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关注的“国民程度”问题，其实就是国民有没有自觉的公民意识（当时 “国民”的意思即为公民）。封建专制国家的主权在君，其理论依据是君权神（天）授，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限制君权的主要是伦理道德界限，君主无道，则天命必改，民心即天心，所以悠悠苍生，仍然决定着王朝兴衰。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国家主权在民，政府的政治权力都是人民让与的，这种让与构成了公民的义务，未让与的权力就构成了公民的权利。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都由宪法规定。这种基于公民社会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才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特征之一。
辛亥革命已过去百年，30年的经济改革，固然使“一部分先富起来”了，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封闭的政治生态被国际蔑视的状态却仍然没有完全改变。
《零八宪章》之所以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认可，乃是它反映了中国现存政治文明的缺位。实际上，该宪章也是基于中国现阶段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大视野，对中国目前的种种制度痼疾进行的一次理性梳理和修正设计。如果《零八宪章》这样一幅旨在改变目前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政改蓝图，不是由民间人士提出，而是由掌握政治资源执政党高层提出，那么，类似于台湾蒋经国似的巨变时代就极有可能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启一个新纪元。但这显然是过于乐观的奢望。因为当下的现实是，在下层，很多愚氓的民众还在满足于口腹之欲，而在上层，则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所指出的，他们既没有勇于改革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宏大胸怀。他们只着眼于眼皮底下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因此不可能有主动发起如当年辛亥革命的热血和激情。但对比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所存在的历史诡异和有益经验，却肯定对今天的现实仍有未尽的启示意义。因为它留给今天人们值得思索的东西仍然很多、也很耐人寻味……
20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和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明治维新，都发生在相距不远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此后在两国结出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果实。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由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一下陷入长达几十年内部分裂、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虽从幕藩二元制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却由此而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50年现代化强国之路。中日两国仅相隔一海之滨，为什么会存在如此迥然相异的国家发展状态？笔者不妨逐一试析其中的历史诡异。
一、历史契机及变革异同
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否定了历代相沿的专制体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保留了天皇制，但彻底推翻了幕藩统治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新日本”现代国家。所谓维新，就是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颇具同质性。二者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性质，都打破了原有的政权结构。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引发了各自国家社会的全面变革。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结构分化，以及由这种分化带来的国家政治结构近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变动，使日本这个东方岛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开辟了现代日本的崛起之路。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一场“倒幕维新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毅然抛弃锁国政策，注重学习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知识，全面振兴日本。这就使日本在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国体的转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唤起民众，没有形成立宪（即宪政民主革命）的根本改良。所以辛亥革命固然开创世纪革命之惯例，但和后来的国民革命相比，也就成了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这既是两国革命宗旨和领导力量的差异所致，也与当时两国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结构的差异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清王朝，被西方认为仍停留于“半开化”的“封建时代”。所谓“半开化”，也就是将中国定位于文明与野蛮之间，其所处历史阶段与欧洲相比整整滞后半个阶段。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主观上尽管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在列强的威慑之下，却时常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且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宪纲领。客观上，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已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但新的道德体系也即法治还远未形成。况且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才是最好的选择。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下级武士集团的领导；注重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密切配合；改革措施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但通常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却往往流于表面或非理性的情绪化。而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中的歧路命运，的确常常令人扼腕。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依然不断遭受耻辱与欺凌，而日本，却以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现代史上高居世界第2大经济强国的领先地位。如果当时的中国能够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另辟蹊径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许就不会有近现代那么多的苦难、血泪、百年激荡了……
究竟是什么使得两国命运相差如此悬殊？笔者认为这种诘问今后依然值得我们国人冷静回顾和不断反思。
二、立宪使中国和日本分别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日本倒幕废藩后成立的明治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通过改良的方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把那一时期的法令基本废除了。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尽管也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以及一些大而化之的革命目标，但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所以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无怪乎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孙中山除了革命家称号，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从当时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在亚洲扩张时的国内态势上来看，日本的局势甚至还不如中国。当时之日本，还处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国内情势变数很多。与当时辛亥革命前的时代背景细节不同的是，虽然幕府还是以“锁国为日本的祖法”为由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劝告，但荷兰对日本的影响力却依然不容忽视。在18世纪初叶，以荷兰为蓝本的“兰学”开始在日本产生，并因学术巨星大槻玄泽的推动而被发扬光大。藉由兰学，日本管窥了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并因此比中国更为了解了西方。日本虽从中国学到了很多文明，但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尽管日本也有儒学，但却始终只是知识分子的“教养”而已，并且在奉行锁国的阶段，也通过兰学对外打开着一扇窗口。和中国儒学的绝对权威性不同，日本的文化一直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有儒学、国学、兰学，这种多元化也为后来向西方学习先进文明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本来明治政府维新的政策目标就非常明确，即日本应尽快地实现西洋化和近代化。在殖民化的担心消除之后，从文明的各个程度上追上欧美，成为“一级强国”。这便成为了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一时期明治政府公开宣称的三个目标也非常符合大国崛起的三要素：经济近代化、政治近代化、军事近代化。这些目标几乎得到日本国内的一致认同。而中国落后的儒士们却固守与科举制度的天然联系和权力金钱的关系，很难唤起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文明和思想的动力。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远比日本更甚。日本的文化大多来源于中国，抛却时也更快。他们从彻底抛弃旧文明到拥抱新文明，居然用了不到20年，整个民族彷佛脱胎换骨一般，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而中国，别说当年，至今仍然陶醉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满足感中而不知醒悟。宪政文明更是仍旧停留在与辛亥革命时期几无差异的封建专制水准上。故此，中国落后的政治生态面临与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国际大家庭式尴尬，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停留在辛亥革命后期的出发点上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却还徘徊在与辛亥革命几无差异的起点上，这与已经进入“公民社会”的西方国家相比，不仅殊为可叹，而且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在与世界普世价值对话时也分外尴尬。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关注的“国民程度”问题，其实就是国民有没有自觉的公民意识（当时 “国民”的意思即为公民）。封建专制国家的主权在君，其理论依据是君权神（天）授，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限制君权的主要是伦理道德界限，君主无道，则天命必改，民心即天心，所以悠悠苍生，仍然决定着王朝兴衰。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国家主权在民，政府的政治权力都是人民让与的，这种让与构成了公民的义务，未让与的权力就构成了公民的权利。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都由宪法规定。这种基于公民社会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才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特征之一。
辛亥革命已过去百年，30年的经济改革，固然使“一部分先富起来”了，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封闭的政治生态被国际蔑视的状态却仍然没有完全改变。
《零八宪章》之所以得到世界主流文明的认可，乃是它反映了中国现存政治文明的缺位。实际上，该宪章也是基于中国现阶段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大视野，对中国目前的种种制度痼疾进行的一次理性梳理和修正设计。如果《零八宪章》这样一幅旨在改变目前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政改蓝图，不是由民间人士提出，而是由掌握政治资源执政党高层提出，那么，类似于台湾蒋经国似的巨变时代就极有可能以不流血的方式开启一个新纪元。但这显然是过于乐观的奢望。因为当下的现实是，在下层，很多愚氓的民众还在满足于口腹之欲，而在上层，则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所指出的，他们既没有勇于改革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历史责任感的宏大胸怀。他们只着眼于眼皮底下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因此不可能有主动发起如当年辛亥革命的热血和激情。但对比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所存在的历史诡异和有益经验，却肯定对今天的现实仍有未尽的启示意义。因为它留给今天人们值得思索的东西仍然很多、也很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