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史官是个世袭行业，父传子，子传孙，如果绝了香火，哥传弟也行。在司马迁之前，最著名的史官是春秋时代的董狐，晋国权臣赵盾主谋弑君，他便秉笔直书。某日赵盾大驾光临，勒令其交出史简，骇然见上面记载着自己的罪行，气得发抖，。于是问：可以涂改么？不料董狐答：有是非，才有信史，我的头可断，我的记载却不可涂改。赵盾拿他没办法，就叹息说：史官的分量，比我这个相国还重呀。看来我要遗臭万年了。
赵盾不杀董狐，是汲取了前人教训。一怒之下宰掉史官的，大有人在；但史官儿子继任，照旧实录，不差毫厘；宰掉儿子，弟弟或侄子或孙子继任，还是一模一样。这些史学家族，埋藏伏着怎样的遗传密码啊？在他们眼中，独立而真实的记载永远高于祖国和人民，“篡改历史罪”也许在当下没有“颠覆国家罪”那么大，可光阴越流逝，江山越更替，“篡改”的罪越大，甚至将笼罩所谓“颠覆”的罪。
所以目空一切的汉武帝也没敢杀司马迁。尽管在他看来，司马迁在朝廷上顶撞自己，为叛国贼李陵狡辩，罪不可赦。龙颜震怒之下，司马迁被当众割掉卵蛋，令臣子们瞠目结舌。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七尺男儿，这种“腐刑”，这种奇耻大辱，比砍头更可怕。如果司马迁还算个士大夫，懂得“士可杀不可辱”，早自刎了。很明显，汉武帝就是以这种手段置司马迁于死地。
他的确死了，。可家族血脉又激活他。“太史公”这项世袭职位，传到司马迁这辈，有多少人多少代？历史的耻辱终于抵达一个沸点，而且是在一个民族野心急剧膨胀、国家版图急剧扩张的盛世。
偷生的司马迁开始与帝王博弈。帝王有屠刀，他有毛笔；帝王有朝纲，他有书房。像太监一样，他的须发脱落，嗓音变细，他的政治态度也随体征，微妙地变化着。天子的鄙视，同僚的嘲笑，亲情的冷漠，算得了什么呢？已经是一条去势的狗，那就尽可能像狗那样低调，像狗那样穿行在纷乱的人腿之间。
唯一的激情，也是全部的激情，只剩《史记》。一笔一划，从中年到老年，他写了五十多万字。这在纸还未发明的西汉之前，在极其简练的古汉语时期，可谓是最漫长的著作。按照古法行规，历史只为后世而记载，在生前，他不可能发表，甚至不可能透露丝毫。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得罪不起的。秦始皇兼并六国，疆土拓展了数倍，可“焚书坑儒”的骂名盖过所有“丰功伟绩”；汉武帝的文韬武略不亚于秦始皇，可一旦阉割太史公，中国人的历史就因此而永远蒙羞。在《史记》里，司马迁一意孤行，为“人人皆曰可杀”的李陵及家族单独立传，历数其三代人为国戍边、出生入死的不朽功绩，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特别记载了天汉二年秋天的那场恶战。李陵率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匈奴八万骑兵周旋，双方“且引且战，连斗八日”，喋血厮杀百余里。汉军死伤过半，匈奴军死伤万余。可事先约定的主帅李广利的援军却不见踪影。水尽粮绝，李陵回望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部下们，大多数缺胳膊断腿，没啥战斗力了。悲从中来，继续拼杀等于白白送死。他不怕死，况且死了还能进“忠烈祠”，流芳千古。对于敬畏历史的古代书生，“流芳千古”是孔老夫子圈定的主旋律终极人生观。
可倒霉蛋李陵偏偏把两千多条人命看得比流芳千古重要，他抛下长剑，仰天长叹，随即率众投降。匈奴感佩之余，视他为虽败犹荣的英雄，不仅不杀俘虏，还宣布去留自便。匈奴王甚至把女儿嫁给他。
消息传至京城，朝野轰动，可怜李氏世代忠良，竟转眼身败名裂，妻儿老小几十口，均遭斩首示众。爱国舆论一边倒，曾经与李氏沾过边的人，都纷纷反戈一击，痛斥“叛贼”——对此，太史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不用说什么，后代终有公论”。
然而，还没有等到“后代公论”，汉武帝就驾崩了。他儿子继位，要大赦天下。于是李陵的好友，也在边地流放了十几年才被释放的苏武，趁新帝王心情不错，为他讨得赦免圣旨。
政局解冻，叛贼终于可以还乡，说不定还能官复原职，重修祖籍。但是流沙茫茫，家国茫茫，他回到哪儿去？辗转难眠，痛定思痛，李陵写下惊世骇俗的《李陵答苏武书》，表示：我愿为天子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可两千多将士也该跟着陪葬么？我无罪，即使有罪，也不至于株连妻儿老小。我与皇帝老子的死结是解不开了。虽然列祖列宗在上，虽然边地苦寒，冰冻数尺，夜半三更常被凄厉的胡笳声惊醒，但是我绝不做两次叛贼，离开体恤我的匈奴，以及这水土不服的他国的家。“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
如此之孤绝，如此之“大逆不道”，太史公竟能引为知己，“受辱极矣”而不悔，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晚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依旧不遗余力地为其辩诬，叱责天子的荒谬。他说：以不足五千步卒，对阵匈奴倾国之军，李陵的部下却愿为他送死，古往今来的名将，有几个能做到？他又说：古训“刑不上大夫”，而我这个堂堂中书令，因为几句真话而生不如死。最后，他绝望地道出了信史的真谛：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脩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没完没了的苦难！支撑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一部部国粹经典，竟源于赤裸裸的折磨！你死我活的践踏！如果是普通人，早疯掉、死掉、脑子空白掉。唯有圣贤能挺住，能猪狗一般活下去，并爬过人生的一道道大限。假如过不去了，也得在崩溃之前，把思想、才情、学问和历史真相留下——司马迁这样自我勉励，他命中注定是圣贤。这封《报任安书》，名义上在安慰一个临刑的钦犯，其实质也如《史记》，是写给千秋万代看的。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早年家贫，想做官，曾有信请求太史公“尽推贤进士之义”。司马迁很为难，就迟迟未复。后来任安千辛万苦，打通另外的渠道，终于做官了，不料竟卷入一场未遂兵变，锒铛入狱，跟着被判腰斩。在其临刑之际，司马迁辗转难眠，写下这封回信。当时是否寄出，？任安生前是否读到，？一直是个谜，却已不那么重要了。可怜的任安就这样活在司马迁的书信中。
替叛徒、逆贼、草根立传，进而替反抗暴政的失败者立传，成为《史记》的显著特色。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出身贱民，却在徭役途中揭竿而起，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灭亡；楚霸王项羽是个文盲，却勇猛过人，光明磊落，在与汉高祖刘邦争夺江山失败之际，自刎于乌江边，上演了一幕“稀世英雄诀别稀世美女和稀世宝马”的哀歌；底层屠夫专诸为报流亡贵族伍子胥的知遇之恩，行刺吴国王僚，转瞬被砍成肉泥；《刺客列传》中的聂政，也是底层屠夫，也是为报人的知遇之恩，而行刺韩国宰相侠累。聂政生怕株连他人，在乱刀之下，还不忘自毁脸面。而聂政的姐姐，却不愿弟弟的侠义英名被埋没，竟于大庭广众之下，抚尸嚎啕，连连高呼“天啊天啊，聂政啊聂政啊”，随之气绝身亡。
后人根据聂政事迹，谱出《聂政刺侠累曲》，也就是亘古不灭的《广陵散》。晋朝名士嵇康，遭政敌陷害，掉脑袋在即，应围观群众的再三请求，席地而踞，执焦尾琴，从容弹奏于屠刀丛。剑气阵阵，寒光闪闪，令人扼腕之余，悲不可抑。直至嘎然而寂良久，刽子手竟迟迟不能动手。嵇康叹道：《广陵散》至兹绝矣。这意思当然不是许多懦弱书生理解的作为琴谱的《广陵散》绝矣，而是刺客绝矣。如今，手无缚鸡之力的你我，面对泰山压顶，面对玉石俱焚，能否高蹈如嵇康，绝地升华，做一名不朽的精神刺客？
同为司马迁笔下的刺客，荆轲比聂政更为破落。聂政好歹有个屠狗的正当饭碗，而荆轲整日游手好闲，读点书，练点剑，却都不算精。有一次，他与大名鼎鼎的剑侠盖聂谈论武艺，估计是喝醉了，就不知深浅地发谬论，惹得盖聂瞪圆眼睛，。荆轲顿时被吓醒了。本来盖聂没打算咋样，他却连夜跑掉。如此胆小的懦夫，日后居然“提三寸之匕首，入虎狼之强秦，刺暴君而未遂，成万古之绝响”。荆轲在赵国厮混时，曾在邯郸街头，与泼皮鲁勾践下围棋。鲁勾践悔棋，荆轲不准，两人争执起来。鲁勾践一怒之下，挥拳痛打荆轲，。不料荆轲只嘿嘿两声，拔腿就逃，并多年不见踪迹。待到荆轲一刺成名天下闻，鲁勾践方自梦中惊醒，仰天大哭道：他并不怕我啊！他的命抵一条帝王的命啊！那么，记载这一切的司马迁的命，可抵多少帝王的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素衣而歌，他的朋友高渐离击筑应和。他已经为自己送过葬了，成败生死，非所计也。这种一个人绝地反击大国强暴的悲剧美学，这种“鸡蛋碰石头”的自毁美学，在司马迁笔下，一波三折，层出不穷，从而构成一种历代官方竭力掩盖的刺客传统。当世道昏聩，密探遍地，老百姓求告无门，不得不忍气吞声时，人人都盼望，人人都可能成为荆轲聂政，一刺成名，永垂青史。人生而自由，生而有抵抗不自由的自由。对此，太史公叹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作为中国史学的头号经典，不晓得古往今来，《史记》被再版过多少次。而摆在我案头的这本，还是十几年前，我刚刚写《中国底层访谈录》时买的。我在监狱里，曾有过一本，翻看的回数多了，就散架了。我也曾像一本彻底散架的书，页码错乱，理不出头绪。我自杀过两次而没顿悟。打从中共执政，冤鬼亿万，哀鸿遍野，却数载鸦雀无声，没人敢说出自己蝼蚁般卑贱的故事。熬到暴君毛泽东完蛋，大伙勉强可以诉苦了，竟又发生1989年的大屠杀。我想，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在哪儿呢？绝种了？还是撒开脚丫子跑海外去了？而文人如我等，只得浸泡在苦水里，尽记载的天职，并暗地庆幸社会进步，即使惹祸，也不涉及裤裆。
可杨佳的裤裆被涉及。他本是个28岁的平凡读书人，却被反诬为贼，被执法警察暴揍。杨佳捂着私处，痛定思痛，认为自己没能力做司马迁，记载奇耻大辱，于是退而仿荆轲，提三寸匕首，入上海某公安局大楼，手刃六名高级警官。他的遗嘱在互联网上风靡一时：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等这个时代彻底消逝，后世的评说才会浮出水面。或许根本没有泰山和鸿毛，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太史公的精神传人，我们这些年就什么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