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权统治下，有一些作家可能长期遭遇“被消失”的命运。然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心灵总有一天会得以“回归”。比如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他是一家十口的长子，十四岁就被迫辍学做工，先后当过钳工、司机、农技师等。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活着，但活得很苦，因为生活一下子将我从儿童变为成人……”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又说：“除了田野、农村、母亲和钟声之外，我还热爱火车机车、机器、缠绵不去的汽笛声和流汗的工作。”苦难的生活让普拉东诺夫与俄国的生生不息的地气相联接，他知道底层的工农大众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因为他就是他们当中的再普通不过的一员，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底气宣称：“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然而，先知在自己的故乡是不受欢迎的。在斯大林时代，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因被怀疑影射最高领袖而遭受严厉批判，他本人更是被扣上“明目张胆喊着法西斯口号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的作品《立此存照》，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大骂作者是“混蛋”、“畜生”，还严厉训斥刊登作品的杂志主编法捷耶夫。从此，普拉东诺夫被迫从文学界消失，只能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整理，就好像一九四九年之后放弃文学转向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的沈从文一样。
一九五一年，普拉东诺夫郁郁而终，年仅五十二岁。直到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文学出现短暂的解冻时期，他的部分作品才得以出版。而他的反乌托邦的杰出《切文古尔镇》，则一直要等到八十年代才与读者见面。诗人布罗茨基说过：“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没有创造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的一部小说和两个故事……”评论家詹姆逊也说过：“普拉东诺夫已经被视为非凡的美学权威和道德精神权威——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并论。”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为普拉东诺夫等作家抱不平说：“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如果人们从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汲取智慧，那么苏联就会避免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屠杀与饥荒。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切文古尔镇”是普拉东诺夫虚构的一个地方，它却是动荡时代整个俄罗斯农村的缩影。关于乌托邦世界的虚妄与恐怖，如果说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述稍嫌概念化，那么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简直就是一部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的电影。
遥远的切文古尔镇与苏联的权力中枢、神秘的克里姆林宫之间存在着某种肉眼看不见的联系，书中甚至出现了列宁：“列宁此刻想着切文古尔和切文古尔的布尔什维克们，尽管他不知道切文古尔的同志们的名字。列宁想必正在给切普尔内伊写信，要他不要睡觉，守卫着切文古尔的共产主义，要他把全体下层的不知姓名的老百姓的感情和生活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列宁知道切文古尔镇，因为它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那群热情澎湃、横扫一切的革命者就是列宁派来的，他们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镇，马上展开暴风骤雨式的社会改造：命令护林人将成片的森林砍伐掉，然后号召大家种黑麦；建立“贫农友谊公社”，大家每天开会，不必下地干活；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甚至规定人们惟一的只能是睡觉做梦，因为过多的劳动产生财富，从而导致剥削和战争。这些细节不是出自作家书斋中的想象，而是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中真实发生的事实。
由俄国历史学家祖波夫主编、索尔仁尼琴审阅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如此评价十月革命对俄国造成的危害：一、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二、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三、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四、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五、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六、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
这就是普拉东诺夫生活的外部世界。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深信在地上不可能建成天国，任何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妄想，最后必将产生人间地狱。他敏锐地指出，俄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革命者用“红星”取代“十字架”成为人身上的主要标记。他在中篇小说《基坑》中，用一个更具象征性的故事戳破了乌托邦社会色彩斑斓的肥皂泡：领袖带领人民修建“共产主义大厦”，首先需要打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基。然而，人们的挖掘欲望通往的却是双重的无望：向下的虚空和向上的虚妄。所谓“向下的虚空”，那些挥汗如雨的贫农、中农和雇工，被带到地层的深处，沉沦于最黑暗的环境之中；所谓“向上的虚妄”，那栋臆想中的、让所有人都在其中过上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大厦”，始终没有建起一砖一瓦。修建巴比塔的美好愿望，通往的却是古拉格集中营。切文古尔镇也是如此，这个原本繁荣和平的地方，经过革命者们的几番折腾之后，最后人们在这里“没有找到一个人，城里空空如也而又枯燥乏味”。
这样的作品自然不被当时的出版社所接受。编辑给作者的退稿信中这样写道：“小说对革命的描写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把整部作品看成是反革命的。”普纳东诺夫将稿件邮寄给高尔基，希望能够得到高尔基的帮助。然而，高尔基回信说，他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不能得到发表和出版的”，“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一些‘怪人’和‘疯子’”。于是，这部杰作只能被压在抽屉里将近半个世纪。
革命从剥夺私有财产开始
切文古尔镇的革命，首先从剥夺有产者的财产开始。换言之，改变切文古尔镇传统的权力结构，首先就必须改变其经济结构。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宣读了一个命令：“苏维埃政权为资产阶级提供全部广阔无垠的、装有星星、太阳和月亮的天堂，以便他们在那里建立永恒的极乐世界。至于土地、巨大而坚固的建筑物和家具，诸如这类东西应留在下面——以换取进入天堂——全部由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掌管。”这个语言华美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命令，实际上是一则明火执仗的“抢劫令”。
于是，农民全都被动员起来，去搜查全体有产公民的家，并且顺便没收了有产者家中一些不大的、轻便的东西：手镯、丝绸头巾、沙俄时期的金质奖章、姑娘用的香粉等。切普尔内伊看到了某些农们顺手牵羊的行径，却并不担心他们弄到了许多财宝而成为新的有产者。他安慰自己说：“这些东西不会老跟着无产者，因为头巾会破，头上的香粉会挥发得无影无踪，所以于觉悟无碍。”
第一步是抄家，第二步是将全体有产者迁出城镇，将他们的房屋充公。忠实执行这一命令的，是肃反委员会的得力干将皮尤夏。他亲手动手殴打那些不愿离开的“残余的有产者”，亲自规定他们路上能带的东西和食物的限量，还亲自把东西打包。
有些资本家请求苏维埃政权收留他们当雇农，可以不要口粮和报酬。另一些人则苦苦哀求允许他们住在过去的教堂里，哪怕能从远处对苏维埃政权表示同情。
皮尤夏断然拒绝：“不行，你们现在不是人，如今的世道全变了……”他把打成包裹的限量的生活必需品扔到大街上，然后以一个善于把人类划分质量等级的行家的身份，冷漠地横着提起那些悲痛欲绝的人们，默默地把他们放在包裹上，就像放到一个个可供最后避难的小岛上。
这些革命者大都出身底层，大公无私。但是，穷人未必都是好人，单纯的理想未必产生良好的结果。根据古代人的想法，立法者与人类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粘土的关系。不幸的是，人人都想做陶匠，没有人想做粘土。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到列宁、斯大林，他们都以陶匠自居，主宰切文古尔镇的革命者也是如此。被经济学家熊彼得称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的法国评论家巴斯夏，在《财产、法律与政府》一书中指出，这些人的确都是抱着最美好的信念，而这使他们对社会更为危险；因为真诚地献身于错误，就导致了盲信，而盲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它可以使广大民众群起响应。
为什么必须保护私有财产？正如巴斯夏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政府使法律成为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权的保障，如果法律就是公民个人正当自卫权的组织化，那么，人们就会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合理、简朴而经济的政府，可以为每个人理解，受每个人爱戴，得到所有人支持，被授予十分明确而极为有限的责任，被赋予其牢不可破的凝聚力。”而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旦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剥夺，则法律和社会秩序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亦不复存在。切文古尔镇上的这一幕，在中国的土改、镇反等运动中司空见惯。在私有财产观念淡薄的中国，从古代的农民起义到现代的共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始终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杀人放火
今天是抢钱、抢女人、抢土地，明天必然就是杀人放火。由于革命者们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使得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消耗殆尽，如何才能度过危机呢？革命者们想出的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杀人。
《切文古尔镇》中用白描的手法描述了革命者们实施的“阶级屠杀”的场景——希特勒实行的是种族屠杀，而斯大林实行的是阶级屠杀。前者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后者却阴魂不散。
革命者们将切文古尔镇的有产阶级召集到中心广场上。“崩了他们，弟兄们！”皮尤夏拔出一把纳甘式转轮手枪，顶着就近的一名资产者的脑门放了一枪。“从资产者的脑壳里冒出一丝微弱的热气，随即从头发里涌出一股类似蜡烛油的原生的湿乎乎的东西。”
既然领导都身先士卒了，其他的肃反工作人员们便纷纷用转轮手枪对着不敢说话的、昨天刚刚用过圣餐的资产者射击。“只见那些人把油污的脖子扭到快要折断颈椎的地步，然后笨拙地、歪歪斜斜地倒下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还没有感觉到伤痛，腿就软了，随即就势倒下，好让子弹击中非要害部位。”
但是，想绝处逢生是不可能的。“他们给手枪补装了子弹，给每个躺着的有产者以彻底的方式在喉咙旁加了一枪，让小铁弹穿了进去。”在确认所有人都死亡之后，皮尤夏得意洋洋地宣布：“这世上没有比死人更穷的无产者。”他们更是不准死者的家人前来收尸，而是一鼓作气将他们就地埋葬，将土填平。
这一场景不是作者的想象，而是当时在无数的村镇上演的事实。就连中央领导中的右派布哈林都坚信红色恐怖的必要性：“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二十年代后期，全俄各地有六百一十个契卡工作委员会，一千多个革命法庭，被枪杀的“剥削阶级”的人数多大数百万。
这一幕，与差不多同时在中国发生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农民运动何其相识！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就是要“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甚至不惜“为所欲为，一切反常，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用他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将这种革命的本质一语道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杀人放火。而鲁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中国的这次农民运动，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解体而终止，毛泽东未遂己愿。而斯大林在苏联则畅行己意，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夺取了天下，才重新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土改、大跃进，使得神州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与斯大林想比，毛泽东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而对民众之肉身的摧残，与对灵魂的强制改造，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臻于极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大潮席卷中国。一生坚持宪政改良理念的梁启超，却一眼看穿了此种革命的本质：“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而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比赛谁更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的、迄今尚未结束的、“暴力革命”的历史。
“切文古尔镇”不仅是一个俄国的地名，也是一个中国的地名——那个诞生了“收租院”雕塑的四川安仁镇，不也是一个“切文古尔镇”吗？可惜的是，经历了同样的灾难，中国比不上苏俄的是，没有一个像普拉东诺夫这样怀着深切的良知和悲悯感的作家，在废墟中忠实地记录下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由此，我们迅速遗忘，并等候着灾难的再次降临。
然而，先知在自己的故乡是不受欢迎的。在斯大林时代，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因被怀疑影射最高领袖而遭受严厉批判，他本人更是被扣上“明目张胆喊着法西斯口号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反映农业集体化和农村生活的作品《立此存照》，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不仅大骂作者是“混蛋”、“畜生”，还严厉训斥刊登作品的杂志主编法捷耶夫。从此，普拉东诺夫被迫从文学界消失，只能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整理，就好像一九四九年之后放弃文学转向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的沈从文一样。
一九五一年，普拉东诺夫郁郁而终，年仅五十二岁。直到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文学出现短暂的解冻时期，他的部分作品才得以出版。而他的反乌托邦的杰出《切文古尔镇》，则一直要等到八十年代才与读者见面。诗人布罗茨基说过：“二十世纪俄国文学没有创造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的一部小说和两个故事……”评论家詹姆逊也说过：“普拉东诺夫已经被视为非凡的美学权威和道德精神权威——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并论。”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为普拉东诺夫等作家抱不平说：“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如果人们从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汲取智慧，那么苏联就会避免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屠杀与饥荒。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切文古尔镇”是普拉东诺夫虚构的一个地方，它却是动荡时代整个俄罗斯农村的缩影。关于乌托邦世界的虚妄与恐怖，如果说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描述稍嫌概念化，那么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简直就是一部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的电影。
遥远的切文古尔镇与苏联的权力中枢、神秘的克里姆林宫之间存在着某种肉眼看不见的联系，书中甚至出现了列宁：“列宁此刻想着切文古尔和切文古尔的布尔什维克们，尽管他不知道切文古尔的同志们的名字。列宁想必正在给切普尔内伊写信，要他不要睡觉，守卫着切文古尔的共产主义，要他把全体下层的不知姓名的老百姓的感情和生活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列宁知道切文古尔镇，因为它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的地方。那群热情澎湃、横扫一切的革命者就是列宁派来的，他们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镇，马上展开暴风骤雨式的社会改造：命令护林人将成片的森林砍伐掉，然后号召大家种黑麦；建立“贫农友谊公社”，大家每天开会，不必下地干活；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甚至规定人们惟一的只能是睡觉做梦，因为过多的劳动产生财富，从而导致剥削和战争。这些细节不是出自作家书斋中的想象，而是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中真实发生的事实。
由俄国历史学家祖波夫主编、索尔仁尼琴审阅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如此评价十月革命对俄国造成的危害：一、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二、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三、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四、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五、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六、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
这就是普拉东诺夫生活的外部世界。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深信在地上不可能建成天国，任何企图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妄想，最后必将产生人间地狱。他敏锐地指出，俄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革命者用“红星”取代“十字架”成为人身上的主要标记。他在中篇小说《基坑》中，用一个更具象征性的故事戳破了乌托邦社会色彩斑斓的肥皂泡：领袖带领人民修建“共产主义大厦”，首先需要打一个深不见底的地基。然而，人们的挖掘欲望通往的却是双重的无望：向下的虚空和向上的虚妄。所谓“向下的虚空”，那些挥汗如雨的贫农、中农和雇工，被带到地层的深处，沉沦于最黑暗的环境之中；所谓“向上的虚妄”，那栋臆想中的、让所有人都在其中过上幸福生活的“共产主义大厦”，始终没有建起一砖一瓦。修建巴比塔的美好愿望，通往的却是古拉格集中营。切文古尔镇也是如此，这个原本繁荣和平的地方，经过革命者们的几番折腾之后，最后人们在这里“没有找到一个人，城里空空如也而又枯燥乏味”。
这样的作品自然不被当时的出版社所接受。编辑给作者的退稿信中这样写道：“小说对革命的描写是不正确的，有人甚至把整部作品看成是反革命的。”普纳东诺夫将稿件邮寄给高尔基，希望能够得到高尔基的帮助。然而，高尔基回信说，他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不能得到发表和出版的”，“笔下的人物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一些‘怪人’和‘疯子’”。于是，这部杰作只能被压在抽屉里将近半个世纪。
革命从剥夺私有财产开始
切文古尔镇的革命，首先从剥夺有产者的财产开始。换言之，改变切文古尔镇传统的权力结构，首先就必须改变其经济结构。革委会主席切普尔内伊宣读了一个命令：“苏维埃政权为资产阶级提供全部广阔无垠的、装有星星、太阳和月亮的天堂，以便他们在那里建立永恒的极乐世界。至于土地、巨大而坚固的建筑物和家具，诸如这类东西应留在下面——以换取进入天堂——全部由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掌管。”这个语言华美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命令，实际上是一则明火执仗的“抢劫令”。
于是，农民全都被动员起来，去搜查全体有产公民的家，并且顺便没收了有产者家中一些不大的、轻便的东西：手镯、丝绸头巾、沙俄时期的金质奖章、姑娘用的香粉等。切普尔内伊看到了某些农们顺手牵羊的行径，却并不担心他们弄到了许多财宝而成为新的有产者。他安慰自己说：“这些东西不会老跟着无产者，因为头巾会破，头上的香粉会挥发得无影无踪，所以于觉悟无碍。”
第一步是抄家，第二步是将全体有产者迁出城镇，将他们的房屋充公。忠实执行这一命令的，是肃反委员会的得力干将皮尤夏。他亲手动手殴打那些不愿离开的“残余的有产者”，亲自规定他们路上能带的东西和食物的限量，还亲自把东西打包。
有些资本家请求苏维埃政权收留他们当雇农，可以不要口粮和报酬。另一些人则苦苦哀求允许他们住在过去的教堂里，哪怕能从远处对苏维埃政权表示同情。
皮尤夏断然拒绝：“不行，你们现在不是人，如今的世道全变了……”他把打成包裹的限量的生活必需品扔到大街上，然后以一个善于把人类划分质量等级的行家的身份，冷漠地横着提起那些悲痛欲绝的人们，默默地把他们放在包裹上，就像放到一个个可供最后避难的小岛上。
这些革命者大都出身底层，大公无私。但是，穷人未必都是好人，单纯的理想未必产生良好的结果。根据古代人的想法，立法者与人类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粘土的关系。不幸的是，人人都想做陶匠，没有人想做粘土。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到列宁、斯大林，他们都以陶匠自居，主宰切文古尔镇的革命者也是如此。被经济学家熊彼得称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的法国评论家巴斯夏，在《财产、法律与政府》一书中指出，这些人的确都是抱着最美好的信念，而这使他们对社会更为危险；因为真诚地献身于错误，就导致了盲信，而盲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它可以使广大民众群起响应。
为什么必须保护私有财产？正如巴斯夏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政府使法律成为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权的保障，如果法律就是公民个人正当自卫权的组织化，那么，人们就会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合理、简朴而经济的政府，可以为每个人理解，受每个人爱戴，得到所有人支持，被授予十分明确而极为有限的责任，被赋予其牢不可破的凝聚力。”而私有财产不受保护的后果是什么呢？一旦私有财产可以被任意剥夺，则法律和社会秩序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亦不复存在。切文古尔镇上的这一幕，在中国的土改、镇反等运动中司空见惯。在私有财产观念淡薄的中国，从古代的农民起义到现代的共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始终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杀人放火
今天是抢钱、抢女人、抢土地，明天必然就是杀人放火。由于革命者们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使得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消耗殆尽，如何才能度过危机呢？革命者们想出的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杀人。
《切文古尔镇》中用白描的手法描述了革命者们实施的“阶级屠杀”的场景——希特勒实行的是种族屠杀，而斯大林实行的是阶级屠杀。前者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后者却阴魂不散。
革命者们将切文古尔镇的有产阶级召集到中心广场上。“崩了他们，弟兄们！”皮尤夏拔出一把纳甘式转轮手枪，顶着就近的一名资产者的脑门放了一枪。“从资产者的脑壳里冒出一丝微弱的热气，随即从头发里涌出一股类似蜡烛油的原生的湿乎乎的东西。”
既然领导都身先士卒了，其他的肃反工作人员们便纷纷用转轮手枪对着不敢说话的、昨天刚刚用过圣餐的资产者射击。“只见那些人把油污的脖子扭到快要折断颈椎的地步，然后笨拙地、歪歪斜斜地倒下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还没有感觉到伤痛，腿就软了，随即就势倒下，好让子弹击中非要害部位。”
但是，想绝处逢生是不可能的。“他们给手枪补装了子弹，给每个躺着的有产者以彻底的方式在喉咙旁加了一枪，让小铁弹穿了进去。”在确认所有人都死亡之后，皮尤夏得意洋洋地宣布：“这世上没有比死人更穷的无产者。”他们更是不准死者的家人前来收尸，而是一鼓作气将他们就地埋葬，将土填平。
这一场景不是作者的想象，而是当时在无数的村镇上演的事实。就连中央领导中的右派布哈林都坚信红色恐怖的必要性：“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二十年代后期，全俄各地有六百一十个契卡工作委员会，一千多个革命法庭，被枪杀的“剥削阶级”的人数多大数百万。
这一幕，与差不多同时在中国发生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农民运动何其相识！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说，就是要“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甚至不惜“为所欲为，一切反常，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用他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将这种革命的本质一语道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杀人放火。而鲁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中国的这次农民运动，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解体而终止，毛泽东未遂己愿。而斯大林在苏联则畅行己意，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直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夺取了天下，才重新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土改、大跃进，使得神州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与斯大林想比，毛泽东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而对民众之肉身的摧残，与对灵魂的强制改造，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臻于极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大潮席卷中国。一生坚持宪政改良理念的梁启超，却一眼看穿了此种革命的本质：“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而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比赛谁更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的、迄今尚未结束的、“暴力革命”的历史。
“切文古尔镇”不仅是一个俄国的地名，也是一个中国的地名——那个诞生了“收租院”雕塑的四川安仁镇，不也是一个“切文古尔镇”吗？可惜的是，经历了同样的灾难，中国比不上苏俄的是，没有一个像普拉东诺夫这样怀着深切的良知和悲悯感的作家，在废墟中忠实地记录下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由此，我们迅速遗忘，并等候着灾难的再次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