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海报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人们或发掘史实、或反思辨析：百年轮回，百年蹉跎，为何我们从辛亥革命未走出多远，今天仍在走向共和的途中？——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替代了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中共夺权更是走向了辛亥革命的反面，一个不穿黄袍的独裁者被推上权力宝座，建立了名为共和却比任何专制君主都暴虐的红色王朝，国人在饱受空前绝后的灾难同时，精神堕入有史以来最蒙昧的地步，殃及数代，遗害至今；邓小平被迫改革不过是器物层面的新洋务运动；八九民运因六四屠杀夭折，重蹈戊戌变法的悲剧；如今社会危机和官民冲突远超过大清崩溃前夕的局面，但后邓时代的中共领导人甚至缺乏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胆识和气魄。随着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回避和拖延，改革所能把握的选择性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又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改良和革命又同时在敲击中华民族的命运之门。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世俗运动，但从基督教的影响和许多基督徒的参与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第一次有了上帝真理的引领，是自尧、舜、禹后中华民族背弃上帝以来，神州大地又一次出现对上帝的仰望，标志着中国领袖人物的信仰迄今达到的最高点（此前和此后均是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是中国迄今唯一有真信仰的领袖。信仰的重要性诚如他所言：“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中华书局1982年）。
纵览人类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不过是大海表层的浪花，激起浪花的是大海深层洋流的涌动，人类历史更是人类的心灵史，是人类心路历程的呈现。宏观的历史变革是以个体心灵为基点的，是一颗颗心灵交汇撞击的超复杂过程。历史最深层的密码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信息，而信仰作为心灵世界的核心，感应着上帝的做工，发挥着稳定的关键作用。所以近年来，人们从政体、国体的制度性高度探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个人信仰的重要性给予关注（例如西方和苏联、东欧文化中宗教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韩国社会转型走向宪政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基督教会的推动，韩国人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向城市和精英阶层快速发展）。
最高意义的信仰是对宇宙万物本源即上帝的信靠和崇敬。信仰具有真实性（上帝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上帝与信仰者同在，与信仰者的生命相交），超越性（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附带品），终极性即唯一性（信仰目标即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祂的公义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启示性（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普世性（所信仰的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信仰者要以上帝的博爱精神对待所有的人），个体性（信仰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但个体有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实践性（真信仰要在世俗生活中践行）。所以，探究个人信仰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仅仅是一次尝试。
一、信仰的真实性
宇宙万物拥有绝对唯一的本源，并统一在绝对法则即真理之中，这一本源和真理就是上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属灵的上帝既超越宇宙又充满宇宙，是又真又活的，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与崇拜人造偶像的迷信虚妄不同，对上帝信仰不是对一种观念和理论的认同，而是接受上帝的呼召和恩典，将生命交托给祂，是被上帝拥有、无条件委身和信靠祂的生命经历，信仰的果效必然在信仰者的生命中真实地体现出来。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圣经》马太福音16∶26）“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经》马可福音16∶17）“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经》约翰福音14∶21）
1879年9月，13岁的孙中山在夏威夷进入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接受了西方教育，虽未受洗，但已信仰基督教。1882年7月毕业后，继续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Oahu学院，该校教育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道德与理性发扬应归诸宗教。仅仅半年后，孙中山因其兄孙眉反对他信仰基督教，并担心他过度西化，被其父召回故乡。但是孙中山的信仰并未改变。此后，他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于1884年（一说1883年）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受洗入教，取教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据载，他在读《圣经》经文“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时，竟激动不已，拍案高呼：“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信仰使孙中山找到了一生奋斗的方向。
1983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圣经》撒迦利亚书13∶8—9）正如保罗和彼得等耶稣的门徒那样，上帝要大大地使用孙中山，也要让他经历艰难险阻的试炼，以坚固他的信仰，彰显上帝的荣耀。例如，兴中会首次起义失败后，1897年抵英不久的孙中山被清廷的驻英官员诱捕，关在公使馆内13天。孙中山脱险后致函“道济会堂”的长老区凤墀述说经过：在最初的六七日内，他在自认“必死无再生之望”的时候，所做的就是“日夜不绝祈祷”，而且自认“有应”，故“蒙神施恩”。接着，他说服两名“洋役”，为他传递消息。康德黎是孙中山年轻时在香港雅丽医院就读时的院长，此时住在伦敦，他闻讯便与英国医师孟生出面，奔走营救成功。孙中山感叹：“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声名大噪。所以孙中山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刘静庵
信仰的真实果效也体现在被称为“辛亥革命第一完人”刘静庵身上。基督徒刘静庵曾利用担任黎元洪秘书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后因身份暴露而离开新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萍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1月13日，刘静庵被捕，受尽酷刑，后死在狱中。刘静庵在狱中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胡兰亭《刘静庵》）。一有机会他就向囚犯和狱吏传福音，致使多人悔改，归信基督。刘静庵同监难友殷子衡过去曾读过圣经、听过道，虽然非常钦佩耶稣舍身救世，但因其认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见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刘静庵向他传福音，解答他对基督教的种种疑惑，并送圣经等书册给他。殷子衡反复思想及研究三个月之后，便决志归信耶稣。殷子衡信主后，以刘静庵为牧者，二人每天读经、祷告。殷子衡后来被调往另一监狱，仍坚持信仰，在狱中还托人把他的儿女送到汉口圣彼得堂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儿殷绍素后来终身不嫁，成为武汉圣公会的传道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殷子衡出狱后，日间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夜间继续效法刘静庵，“跪在地下祷告，求上帝帮助铲除专制，建设共和，谋人类的幸福”。他淡泊名利，一年后辞去政府职务，全心服务教会。1912年由胡兰亭牧师施洗；1920年出任武汉圣公会会长之职。
许春草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圣经》马太福音9∶13）上帝十分奇妙，往往借改变顽侫之人彰显祂的大能。另一位辛亥革命的功臣、工人领袖许春草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组织队伍夺取了当地政权。许春草年轻时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他的组织曾是当地基督教教会的一个大阻力，当时外国传教士和一些教徒主张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教徒中有个长老却坚决反对，并自告奋勇主动去争取许春草。经过二年多和许春草做朋友，不但使许春草不再反对洋教，反而也信仰基督教了，后来还成为教会的长老。皈依基督教之后，许春草最大的改变是再也不想动用武力去打抱不平，而是用爱心去改造人。他逐渐说服早年拜把的百来个兄弟改变路线，有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也皈依基督。他说：“我信主之后，觉得世上任何人都比我良善，不是这样胜过我，便是那样胜过我。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人，主耶稣来世间，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对任何个人，只有怜悯，没有仇恨。”他以后为厦门建筑总工会订立的一个会训是“有公愤无私仇”，就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张圣才《基督徒许春草传》）。
许春草影响了许多人。为他作传的表弟张圣才也是基督徒，抗战时曾任国民党军统驻厦门、香港、菲律宾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后来还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1949年他策动投向中共的福建起义。中共建政后他却被入狱加流放数十年，平反后任福建省政协委员。他说基督徒不应当恨人，但我却不得不去恨一个人，因他（毛泽东）害死了同胞八千万人。1982年，有记者在厦门市政府问他当初为何起义，他说：“当时国内一片黑暗，只有延安一点光明，那时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了，我会再次起义。”1990年张圣才在信中告诉好友，不少朋友来信要他跟着官方对六四事件说一样的话，他说：“我告诉他们，我八十七岁了，对国家、人民再也不能做出任何贡献，剩下的只有这颗良心。我绝对不能跟着说：……（六四镇压）是一件英明、正确、伟大、光荣的行动。我向你坦白，我这点良心，是我过去一切政治活动的‘起搏器’。”
二、信仰的超越性
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附带品。但与其它某些宗教信仰不同，基督信仰是整全的，它既不趋炎附势地迎合世俗，也不否定和逃避世俗，而是将其作为暂时性的此岸统摄于永恒的彼岸信仰之中。基督徒承认人本质的有限性和罪性，上帝是自己的救主和监察者，按上帝的律法规范自己的世俗生活，以荣神益人为人生价值，将本我、自我、超我统一在上帝之中，靠上帝的恩典坚守道德底线。“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圣经》约翰福音15∶19）“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雅各书4∶4）
孙中山年轻时即不为世俗而抛弃信仰。他18岁在香港受洗入教时，大哥极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的家产；又为防止孙中山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孙中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他其后投入革命，身为领袖，却始终生活简朴，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的政治得失，其个人品德都无愧于一个基督徒，昭示了“天下为公”的精神。1925年，从来都不大喜欢孙中山的张謇，在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说：“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
李纪堂
在辛亥革命中，爱国基督徒是筹款的重要来源，一些人为革命不惜倾家荡产。香港富商李齐的儿子李纪堂1900年加入兴中会，在孙中山筹划惠州起义中，担任财务主任，起义失败后，他自己出资十七八万元用于善后工作。在他的慷慨捐助下，《中国日报》得以长期出版。1901年，李纪堂在新界青山投资一万余元购地数百亩，经营种植畜牧业，主动用作革命党人进出内地各省开展革命活动的隐蔽场所和实验武器弹药的试验场。1905年，李纪堂加入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继续为革命出钱出力。1907年夏天，参加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首要革命党人，在起义失败后多隐匿青山农场，逃避清军的追捕。因巨额的革命捐款和经营亏损，至1908年，所设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因无力偿还债务，曾两度被债主控告而入狱。李破产后仍奔走革命，曾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又积极参与在港善后工作。李纪堂为革命散尽家财，晚年“几于身无立锥，求一饭而不可得。”但他安之若素，坦然无怨，倍受赞誉。
患难不易，成功更是对人的考验。黄吉亭和胡兰亭是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中国籍牧师，他们创办“日知会”，宣传进步思想，资助革命活动，营救被捕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人成为新政权的显贵，但他们居功不傲，默默致力传福音和慈善事业。1915年，随着袁世凯死去，讨袁革命成功。孙中山鉴于当时中华革命党内部复杂，有加以整顿的必要，宣告取消中华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但在如何处理武装部队的问题上，许春草同当时想拥兵自重的部队领导人发生争执，他说：“这些武装部队，成员复杂，它的领导人物，多数是乌合之众，以革命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事实上对革命的意义，毫无所知。在孙先生领导下，我们是有理想有政策，加以教育领导，固然可以为革命效力；但是如今孙先生通知解散中华革命党，解散武装部队，无人教育，保留这些武装，他们失掉党的领导，各行其是，势必危害地方，危害人民。”许春草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他便同他们脱离政治上的关系。在厦门恢复他的建筑行业。后来的事实果然如他所料，这些武装成为割据一方的土匪。
信仰的超越性也体现在奉献大爱、以德报怨的胸怀。辛亥革命中，陕西革命党与哥老会共同议定的“保教堂洋人”政策在革命初期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各地发生打死打伤外国人、围攻焚烧教会及洋学堂事件。陕西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持有不同的态度，革命党人、清朝官员及绅士自始至终对传教士进行了保护，而哥老会在革命之初则是排外反教的主力。传教士起初都采取了消极的躲避策略，随后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信徒的帮助下开展了以医治伤员为主的积极应对，改变了哥老会的态度，使之化排外反教为护外护教。随之，洋人群体与基督教的境遇发生了由受打击到受保护的变化。这部分传教士应邀留下来继续工作，随之其工作性质也由自保上升为人道主义，其工作内容也随之扩展为医治伤员、帮助弱者、和平调停三大方面。在辛亥革命中，传教士运用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并帮助中国引进了西方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他们的人道主义行为不仅使其境遇由受保护上升为受礼遇，还改善了陕西的民教关系并进而促进了基督教在陕西的发展。英国传教士邵涤源在辛亥革命结束时，非常乐观地写道：“革命深深地影响了陕西，但结果是为宣传福音提供了更大的机遇。这些由那些在整个革命中能够留在西安的传教士所提供的特殊医疗工作和帮助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效果。”如其所料，在这种良好的民教关系环境中，陕西基督教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1912至1920年间，受餐信徒数比1915年大约增加了80%，有7801名受餐信徒。（刘继华《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
与孙中山等基督徒相比，袁世凯等以权力与利益为崇拜的迷信者，尽管拥有实力和机遇，往往功亏一篑。袁世凯的政治权谋和善变不可谓不高明，起初他奉清廷之命镇压武昌起义，实则借军权为己所用，反戈一击，逼清帝逊位。本来袁世凯以最小的代价推翻帝制，可以如人们所愿成为华盛顿式的人物，以开创共和而载誉史册，可是由于缺乏超越性信仰，没有清醒的谦卑，唯我独尊，使他难以摆脱中华文化中王道与霸道的轮回，最终愚蠢地给自己披上黄袍。“他掌握革命党人所缺乏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缺少革命的理想和责任感。他的行动不为任何思想和更崇高的目的服务，而只以他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权力愿望作他行为的准则。”（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年》）再看各地许多革命党，在推翻帝制后开始互相倾轧，无非是陷入权与利的重新洗牌而已，毫无整合的共同信仰。
所谓“天才”的政治家不仅有才，更是由于在“才”之上有“天”，超越权力金字塔，有仰望天空、仰望上帝的高远目光。
三、信仰的终极性
信仰的终极性即唯一性就是认识到宇宙万物只有一个本源即上帝，祂创造宇宙万物，一切存在都以祂为前提，祂自有永有，无始无终，只有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圣经》以赛亚书44∶6）祂是物质和精神的起点和终点，祂创造物质与精神规律。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一元的，即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同一的。一切有限的被造物包括时空和人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祂就是真理，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
真理是绝对的，只能无条件顺服和忠心。“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约翰福音17∶3）信仰的终极性使人有了存在的根基，有一颗属于上帝的谦卑之心。这样，一方面避免自我膨胀与骄傲，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导致以我为主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避免丧失自我，陷入偶像崇拜的迷信之中，“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利未记26∶1）
信仰与迷信相对立，孙中山对旧世界的叛逆是从年轻时反对迷信开始的。对待迷信者上帝有言：“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圣经》申命记7：5）从夏威夷返回广东中山县翠亨村时，孙中山的心已归属上帝，看到家乡的落后迷信，崇拜偶像，他便对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像，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孙中山毁坏偶像引起了乡民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告知孙父，父亲痛责他。孙中山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
基督信仰始终是孙中山的精神支柱，也是辛亥革命的理念之本。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二十多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成立宣言号召侨众“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入会仪式上，每人亲填誓词即“革命的方针”，再各以左手放在揭开的《圣经》上面，举右手，随声朗读誓词。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虚地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称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当地官员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才上岸。与孙中山相反，刚登上权力宝座的毛泽东，1950年4月，在审定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当然，孙中山并不是完人，他的一些做法与失误被后人诟病和反思。其中包括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急功近利，为了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孙中山1914年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无条件服从他，并按手印宣誓效忠。遭到黄兴等人的批评和拒绝，认为这是“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变成领袖专制独裁”。好在孙中山的信仰和黄兴的修为没有使他们分裂，产生彼此无情批判、残酷打击的后果。
与黄兴一样，许春草虽无黄兴的地位和声誉，但作为基督徒，他也没有将孙中山这位他一生最尊敬的革命家当作崇拜偶像。即使是孙中山去世后，他也反对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因为他认为那是偶像崇拜，违反圣经十诫的第二诫。对此，即使在国民党全盛的时代，许春草也没有一次屈服，他还发表传单，公开反对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取得多数基督徒的拥护（张圣才《基督徒许春草传》）。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圣经》申命记5∶8—9）孙中山之后的历史也是国人选择新偶像取代旧偶像的历史，从政治偶像到金钱拜物教，直至今天。几代人的命运有目共睹。许多人因无信仰而陷入犬儒主义、虚无主义，而另一些人如毛泽东的粉丝们，则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对上帝的惩罚依然愚顽不觉。“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1936年在纳粹集中营领取了前一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话不仅仅是对纳粹时期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批评。
四、信仰的启示性
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上帝即真理，是独立于人的存在，祂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和《圣经》中的文字这两种形式向人类启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约翰福音8∶32）信仰上帝就是信仰真理，人们与其说追求真理不如说承认真理对自己乃至宇宙的主权地位，在真理主动的主体面前人类是被动的客体。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圣经》约翰福音15∶16）人只有先相信有真理，才能寻找真理、服从真理。
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信仰就是理性回归真理，理性就是服从真理引导的思想，违背真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犯罪。真理是有生命有位格的，无论人类承认与否，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对人拥有绝对的主权，而人类只能被真理充实而改变。真理的启示有对某些民族的特殊启示和对全人类的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有结束，而普遍启示直到宇宙的终结。
平等、博爱、自由等理念源自上帝对人类的普遍启示。旧约圣经中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批判以色列王权政体的弊端，强调“公平”与“正义”，耶和华在决定结束以色列王权政体的前夕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圣经》何13∶11）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圣经》太20∶25—28）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针对世界的宗教状况得出结论：“宽和政体比较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比较宜于伊斯兰教”，“天主教比较宜于君主国”，“耶稣新教比较宜于共和国”。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冶著作为美国民主宪政助了一臂之力。他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祝福。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的目的是救恩，而且圣经的真理圣洁无瑕。圣经乃是全然纯洁、全然真实，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清朝在列强船坚炮利前被迫开放，中国人在饱受屈辱的同时也大开眼界，上帝引领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把曾被中断的福音再次送回神州，并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科技等，成为孕育辛亥革命的重要资源之一。历史如此复杂神秘，上帝的安排真是奇妙。
为了让中国人知晓上帝的福音及其所造就的西方文明，西方传教士希望“基督教化中国”，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办教育，通过新式学校传播平等、博爱等基督教思想，培养学生有爱心的人格，普及现代科技知识，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培养学生面向世界的胸怀。二是翻译图书，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的译著。这些书籍介绍西学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国际惯例等，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通过对比发现彼此的差异，进而谋变图强。三是创办报刊，从19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今200中报刊，多为教会或传教士所办，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其中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这些报刊除了传播基督教福音，还传播西方新闻，介绍西方文化，评论中国时事。
传教士的工作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也促进了辛亥革命者的思想进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剖析自己革命之思想渊源时，仍坚称：“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及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概不由此观感而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者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基督徒从福音中得到上帝启示的真理，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基督教的理想与社会进步相结合。孙中山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识的）作为一种传输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康德黎在给孙中山的挽词中评价：“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由此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刘静庵认为：“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张纯一认为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史如坚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工作。”胡兰亭、黄吉亭认为救亡和信仰同等重要，“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所以“一方热心教务找寻迷失的羊，另一方尽瘁国事推翻亡清的专制政府”。正是上帝的真理启示，使基督徒革命党人满怀信心地在舆论宣传中传播福音和进步思想。
孙中山年轻时在香港不仅为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孙中山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据史学家罗香林《国父与欧美友好》及香港基督教联会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陈少白
曾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基督徒黄乃裳深有体会地说：“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1900年1月，陈少白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刊登了一批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对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
1904年6月，刘静庵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该所以研究和推广西方科学为掩护，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革命党人输入军队，暗中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湘鄂两省发动起义泄露事败后，补习所被查封。黄吉亭和胡兰亭牧师1901年在武昌利用教会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从上海等地购买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书报，传播进步思想。后来在革命党人、基督徒刘静庵、曹亚伯等人主持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宣教机构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 1938年7月，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其中写道：“吾党愤清廷之淫虐，汉族呻吟其下，日濒于危亡，期为一旅之剪除，与耶稣革命之志相符。圣公会即本教旨，缵基督之绪，设日知会，进而为吾党援。此足证基督教之伟大，主持圣公会者之贤明，勇于赴义也。”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孙中山刊物上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党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
五、信仰的普世性
信仰的普世性是指所信仰的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上帝爱祂所有的儿女，不分种族、地域、阶层、身份，谁都需要选择信仰祂，接受祂的恩典。“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也不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圣经》罗马书3∶29）促进人类和平，实现人类大同，只有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上帝可以说是社会整合性的代名词”（[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所以基督教作为普世信仰源于东方，普及西方，扩及世界，它不独属于东方或西方。
信仰的普世性源于人类原罪的普世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罗马书3∶23）“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罗马书3∶23）这罪是指人偏离神对人的道德标准，包括罪性与罪行，不只是行为上的大大小小的罪，更是指我们本性上的罪，包括种种罪的欲念。罪的代价乃是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雅各书1∶15）死亡有两种含义，一是属灵的死：灵魂的堕落、败坏，与神属灵的隔绝，不认识不信靠上帝，失去上帝的引领。死的第二种含义是肉体的败坏和死亡，即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代理祂治理世界，所以祂同样不愿意我们灭亡。“神愿意万人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2∶4）“我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圣经》以西结书33∶11）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人们接受祂的救赎，即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3∶16）
所以，基督徒要以上帝的博爱精神对待所有的人，爱人是爱神的体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马可福音12∶30—31）基督徒这样做不仅是自己的职分，也是为上帝的大爱作见证。
吴德施
来自美国的吴德施主教就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吴德施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院和英国剑桥神学院，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1886年11月，他受美国圣公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此后的42年里一直生活在武汉。1904年11月，吴德施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他的名字与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主持的武汉中华圣公会（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总称）几乎介入（或参入了）了在武汉发生所有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长江水灾、抗日战争……
辛亥革命前，革命团体“日知会”的组织者之一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即吴德施主教的直接属下，胡兰亭和革命党人的交往，以及“日知会”的公开的活动等，吴德施主教应该是很清楚的。史书记载：“1906年底至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9人被捕，吴德施主教亲自出面营救。并在美国教会刊物《传教精神》上发表《刘静庵一囚犯》一文，谴责清吏对革命者的镇压。”：“谓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既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害了圣公会之名誉。”他称赞刘静庵是一位品性高洁、博学爱国的基督徒：“他仍在狱中为囚，我们心中充满着对这位无辜的囚犯的同情和对那些酷吏、叛徒的义愤。”当时，与吴德施主教一同出面与清府交涉的还有长沙圣公会会长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口回绝了美国圣公会提出的“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要求，但是最后他答应：一、不会再行二次搜捕（曾经“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准备再次出动搜捕日知会下属革命党人）；二、免于刘静庵等九人的死刑。
1910年，吴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务杂志》1月号以《为中国辩护》为题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教职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基督精神的怜悯博爱之心，给予弱势者（或是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的护佑。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市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毅然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所辖的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等人组成红十字会 ，建立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对战区灾民进行收容赈济服务。同时自任为汉口救灾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过问战乱安抚工作。
在此后的抗战时期，吴德施主教在公义的原则上，不分党派国界，对国共两党和国际友人均给予很大帮助。他交往的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国民政府方面有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吴国桢等，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白求恩等。（胡榴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汉口吴德施主教住宅》）
六、信仰的个体性
信仰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上帝在创造的万物中唯一赋予人以灵性的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分有上帝的属性，是让人既能够与祂相通，顺服祂的旨意，又有自己的自由。这近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无限的上帝即真理是主体的、绝对的，有限的人类是被动的客体，但上帝为何让人有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这说明严厉又慈爱的上帝对我们有智慧有耐心，祂用启发式教育让我们明白祂的旨意，把接受祂的恩典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样的顺服才能使人真心知罪悔改，信仰才能坚定而恒久。
人通过耶稣与上帝即真理直接建立个体关系，不需要由其他个人或组织所谓权威中介“被代表”，这决定了人的生命和权利是上帝的赋予，高于万物，人与人彼此平等，除了上帝，谁也不能剥夺神赋人权，否则就是僭越上帝的权柄，违背祂的真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创世记9∶6）所以与上帝立约是信守与人立约的基础，否则人世没有公义和诚信可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耶米利书17∶9）中国衰落的历史和败坏的现状就是见证之一。
人有了信仰才能立得住，财富、权力都靠不住，只有上帝。陈丹青最近在一次座谈中说：“强国这件事上，民国看到共和国，那是惭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惭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认为这首先是清末和民国时代相对多元的空间使人们有选择信仰的机会。辛亥革命中，许多基督徒革命党人的信仰是个体自觉选择的结果。孙中山发起成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和他一样的基督徒占三分之一的人数。其后革命事业中的重要骨干，如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宋耀如、徐谦等，都是基督徒。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高层官员中的基督徒有四十多位。
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在给教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由于信仰是生命的核心，故信仰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宣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即规定了人民具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就使得基督教有了合法地位和法律保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重要标志之一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白话文的和合本《圣经》出版发行。
信仰的个体性意味着自我肯定不取决于社会或他人给予的任何外在身份，而是源于作为上帝儿女和仆人的自然人的至高价值，这是唯一本真的自我确认和归属。孙中山始终是虔诚的基督徒，并视此身份为自己的自豪。1922年，有人问他是否还信基督。他特声明：“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为基督教之家庭。予妻、予子、予女、予婿，孰非基督徒乎？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甚多。”（《孙中山集外集》第266页）他临终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谈及革命与做人的关系，刘静庵说：“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呢。”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谋私利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刘静庵用生命为信仰做出了美好的见证，被誉为“革命完人”、“活着的耶稣”。与刘静庵同时被捕并死于狱中的朱子龙，在绝命词中表达了他的生死观：“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
相比之下，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违背真理的政治信仰和反理性的宇宙观、世界观，只能靠权力强迫灌输和欺骗，所以不但难以坚守，造成伪善的双重人格，而且毁灭生命，给社会带来灾难。
七、信仰的实践性
信仰虽然是属灵的，但不是寻求逃避现实，这是一个在现实中践行信仰、见证信仰的生命过程。人被拯救只有靠对上帝的信仰即“因信称义”，信仰的真实与否必然体现在行为中。“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圣经》雅各书2∶14、26）孙中山始终身体力行地倡导“知行合一”，用信仰指导行为，用行为见证信仰。在辛亥革命中，他和许多基督徒都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史如坚 陆皓东
由于基督教享有有一定的特权，基督徒革命者常常利用教堂、教会学校、书楼等设施，为革命组织提供活动场所，储存物资、军火等，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清廷追捕时，都曾得到黄吉亭等基督徒的营救和帮助。
八、结语
亲身经历辛亥革命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J•丁格尔，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深层思考，在《中国革命记》一书中，他引用威廉•赛希尔勋爵的话说：“如果西方要挽救自己，她必须启发中国。……要传授给这个巨大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的未来统治者们以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如今百年过去了，西方传教士播散的种子，经过中国几代基督徒历经血与火的耕耘，已经开始丰收。中国大陆基督徒在辛亥革命前有150万，1949年前夕有370万，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的逼迫和无神论宣传，基督教反而顽强发展，目前保守估计大约七千万。从经济复兴，到制度变革，再走向信仰复兴，越来越多的国人听到了上帝的呼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撒旦在世俗的掌权者依然在敌对上帝的真理中顽抗。
只有迷信的偶像从天安门城楼、从人们心中彻底被抛弃，中华民族才能脱离“类人孩”的蒙昧，这块土地才能重新成为上帝喜悦的神州：“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圣经》以赛亚书30∶18）这就是我们今天回望辛亥革命先驱的意义：“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希伯来书13∶7、8）
2011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2周年“国殇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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