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十九世纪，在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内，一些民间社团开始陆续出现。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同乡会、各种行会，还有不同的工人团体和派别、秘密结社和绅商组织，政党就是在这些城市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革命党成立较早，且带秘密性质，跟后来公开成立的政党颇不同。梁启超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政府不但制造了革命党，而且制造出新知识分子、新军、绅商集团，对政府来说，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力量。
改革潜伏着一种“弑父”情结。
严格说起来，同盟会算是最先出现的革命党，除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之外，还有明确的政纲，有指导全党的主义。所谓“革命党”，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包括武昌起义前夕，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事实上是一批带有一点会党气质的革命团体。在这个专制时代，革命与会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孙中山在美国，就曾加入洪门。从1895年至1908年，革命党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通过会党发动的，可以说“无役不从”。
清末全国共有200多个不同名目的会党。政府视所有的结拜组织为异端和叛乱，对群体事件的镇压，其严酷甚于明朝。这些民间的反抗性组织转入地下，从活动方式来说，与革命党有某些相同的地方。革命党与会党临时结盟，除了同为秘密团体，首先是因为反政府，反体制，崇尚暴力斗争。而且，会党本身就是一支现成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供利用。后来的武昌起义，陕西独立，湖南、上海等地光复，都有会党参加。
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它的核心阶层甚至基本队伍都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大量权威性的传统话语联络会党，又通过会党连接社会下层。然而，这种同盟是不稳定的。他们会发现，虽然会党可以成为平民革命的基础，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认同革命党的政治纲领；会党的成员多有“水浒气”，反现代性，盲目排外。因此孙中山指出，对于会党，联络利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以领导和整合。
问题是，这种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党，很容易染上会党的病症。1913年，孙中山组织革命党时，要党员盖指印效忠于他。朱执信提出关于“革命何以要服从个人”的问题时，孙中山回答说，服从个人即服从主义，“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作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在中国，孙中山是一个具有不少美国式民主元素的革命家，直到建国之后，还要在党内实行领袖崇拜、集权化、等级制、专制和秘密原则，以集体吞并个人，可见传统文化的形塑力。
武昌首义成功，主要依靠新军。一声枪响，“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所指也是新军。
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一支是中央政府派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一支是由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清政府鼓励各省积极训练新军，将因镇压太平军而兴起的地方武装转化为职业军队，原先的目的不无抵御外侮之意，后来纯粹为了维稳。
这些新军多由德国和日本军官训练，各省新军中，留日的或受留日学生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到日本接受训练的军人，多数思想激进，有的原本就是潜入的革命党。如后来被袁世凯杀害的吴禄贞，他由湖北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在日本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回国后，升任新军的几个要职。这些归国学生利用各种形式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学习会学习，包括学习文化。从新军的情况看，湖北在1905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革命活动的温床了。
可是，民国成立以后，新军逐渐为私人、集团、政党所利用，蜕化为军阀的工具。袁世凯被称为“军阀之父”。除了北洋集团，还有逐步形成的直皖、奉、晋、滇、桂、黔、川、粤、湘、五省联和直鲁等十多个军阀集团，这些集团以私人及宗法关系为纽带，形成网络，实行传统的家长制专制统治。
孙中山生前指出，整个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当时不只地方，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中国的整个行政机构，都为政治化军人所操纵。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在中国也算是一种传统。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文官系统简直不可以独立运作。随后，蒋介石引进苏联治军的机制，使国民革命军变成“党军”，终至于成为军阀政治的终结者。由此，开出另一种“大一统”的现代专制。
士绅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发明。这一阶层，源于唐朝的科举制度，目的在于削弱汉代以降的世家贵族特权，但也产生了新的特权。这些有功名者，与地主相结合，在地方发挥独特的社会整合和调适功能，特别是与政治体制相关的功能，是基层维稳的关键性因素。
至19世纪，中央政府与地方士绅长期维持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士绅的政治理念西方化，使地方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文化秩序的约束变得松弛。1840年以后，中央出于统治的需要，允许上下层士绅合作组建私人军队，结果尾大不掉，反而对中央权力构成威胁。九十年代以后，士绅集团出现分化的现象：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有的与军队结合，形成现代军阀；有的与秘密会社联络，其主要部分仍然乐于充当地方领袖的角色，拥护中央，维护安定团结。
据市古宙三的说法，中下层的士绅比上层士绅保守，新政的推行也并不见得给他们带来好处，倒是省一级地方士绅从中获益，谘议局的成立，明显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在朝绅士反对革命，也反对改革，害怕在改革中失去既得利益。而在野的上层士绅，则希望在朝士绅让出更大的权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政治格局；其中有少数激进分子，甚至不相信新政改革可以到达目的，非进行革命、改变政体不能自存。
士绅阶层一旦动摇，就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
新政改革期间，共创办了一百多家民族资本企业。1902年，政府颁布商法，商会应运而生。截至1911年止，川、粤、桂、滇、黔、湘等省外，各省累计总商会34个，商会达616个。比起行会，商会的规模更大，且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性质，上海商团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武装团体，积极参与立宪活动，热衷于地方自治。武昌首义后，它不但投入上海起义，还派员支援江苏地区的革命。在全国，参加革命的商团还有好多个。
商会领袖对地方事务有发言权，所谓“绅商”，就是商人与新兴士绅结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共同致力于地方开发，兴建新学校，投资矿业，修筑铁路，加快地方改革。
谘议局是城市上层社会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最新舞台。作为地方议会，它由各省士绅和地方官员决定选民数目，代表由分配在各地方行政单位选出；从统计数字看出，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人数在谘议局中占有绝对优势。至于资政院，国会的前身，则由5％的谘议局议员构成。地方士绅支持议会君主制，目的在于将地方到国家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他们手里。
但是，按规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谘议局的会议，这就构成了官员与议员，即所谓“民意代表”之间的潜在的冲突。
当时有言曰：“亡国有三妖”：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和谘议局。后者其实就是绅商势力。这几大新兴势力集团之间的结合，互动与重组，决定了实行新政改革之后的政局，直至清政府的覆亡。
赖特曾经说过如此警策的话：“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