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近日在香港举办的一个有关邓小平与中国外交的讲座中说，邓小平的外交理念至今仍然适用。这位学者还对他所持的应平衡看待六四镇压的立场进行了辩护。
*邓外交思维至今仍适用*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以“邓小平和中国外交”为题演讲时说，邓小平所主张的外交思维至今仍然适用。
他说：“即便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可能十年内在GDP方面超过美国，我想他还是会认为，跟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致力于国内的发展，对中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外交政策。”
傅高义说，现在中国内部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去争取国家利益；同样，五角大楼的官员也会在美国国会争取预算时声称需要应对中国的敌意。但他认为，每个国家的军力都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备，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则应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傅高义说，邓小平如果在世，仍会认为奉行与它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外交政策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傅高义：美国亚洲政策没有骤变*
谈及美国的“重回亚洲”政策，傅高义认为美国国内媒体在这方面的报导有夸大之嫌，而一些政治人物也希望表现出他们在采取某种与过往不同的政策。傅高义说，其实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重大变更。
他说： “可以看到多年来(美国)投入到亚洲事务的人力一直在增长。所以这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重大转变。美国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谈论‘亚洲世纪’，开始更为重视亚洲。所以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并不像某些报纸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突变。”
傅高义花费10年时间撰写的邓小平传记《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于去年9月出版。华盛顿邮报前驻北京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书评中写到，这部汇集了大量访问及资料的传记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由极权主义下的落后状态发展成为当今的强国的变革过程，是至今最为清晰和全面的记载。
但是傅高义在书中对于邓小平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所表现出的同情态度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批评。
*方励之：傅高义版邓传无视中国人权*
现居美国的中国当代民主异见人士方励之在去年11月10日出版的《纽约书评》杂志上刊载的“真实的邓小平”一文中也批评说，傅高义的邓小平传记“系统性地不考虑中国人权问题。”
方励之批评了傅高义所着传记中有关“天安门悲剧”章节中所持的观点。
傅高义在该章节中写到：“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方励之在书评中说：“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后，傅高义被再度问及相关问题。他为自己的观点作出辩护。
*傅高义：应平衡看待邓小平贡献*
傅高义说，他能理解那些曾亲眼目睹天安门事件的记者对此事的愤怒，而那种愤怒已经足够去掩盖邓小平的所有功劳，而他对发生那样可怕的事也有同感。
但是傅高义转而说，要平衡看待邓小平所作出的贡献，也需要平衡看待他的强硬态度。他说，当权者有时候为了维持秩序需要用镇压手段。有时候没必要，有时候过了头。但从外部也好，内部也好，这都是一件难以评判的事。
傅高义以托马斯·杰弗逊和乔治·华盛顿为例，称他们也曾拥有很多黑奴，无视人权，是可恶的人。他认为从人权方面对美国开国之父作出那是一种评价是公平的，但如果谈及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则应另当别论。
傅高义说：“邓小平在1989年的镇压是事实。他是个强硬的人。他或许没有尽可能多地引入的民主。但是他在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和困惑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亿万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的有秩序的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傅高义的邓小平传记中文版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于今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