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昨天被瑞典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对莫言的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世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认可。莫言是我的同代人，虽然我读过的他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对所读过的作品，我都能感受到浓厚的乡土气息、强烈的时代气息、和作者突破现有桎梏的不懈努力。



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中国作家莫言。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中国学者刘晓波。（AFP和Boxun）

作为一个读者，我对他的文学成就是认同的，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高兴的，为莫言而高兴，也为他那一代中国作家的努力被国际所认可感到高兴。

莫言获奖后，高兴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有一些我所十分敬重的中国朋友明确对莫言的获奖表示愤慨。他们认为莫言是一个体制内作家，是一个被共产党的独裁政权所认同的作家，他的获奖是评奖的瑞典学院讨好中国政府的一个举动。也有人指出，莫言参与中国执政党所组织的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歌功颂德的活动，因此在政治上“不够格”获奖。更有人认为，莫言在体制内外好处兼得，名利双收，并因此而愤愤不平。

我是不喜欢独裁的中国共产党的，既因为它残酷地压制中国人民的自由，也因为它的官员的贪腐不堪。这个体制十分残酷，在中国反对它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我本人为此付出了被监禁、被骚扰、被放逐的代价。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容易忘记仇恨的人，至今也仍然不原谅共产党对这个民族、对中国的民众所带来的苦难。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去仇恨我们所仇恨的东西；也没有权力要求所有的人为信仰去作出牺牲。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与共产党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有人在绞尽脑汁地干损人利己的事，他们是人类的渣滓，也是这个至今存在于中国的不人道的体制的精髓，这样的人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受到信息的局限，对这个制度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在中国是必然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民族是有益处的，这些人，需要我们在辩论中去说服他们，简单的埋怨和责备是没有用的。也有的人对这个制度的弊端看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牺牲的勇气，或者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一些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让人觉得是在独裁制度下“苟且贪生”。后两类人中，有不少是有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匠等等。对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

在我看来，莫言至少不是那种损人利己的人、那种主动投靠集权政府为虎作伥的人。他的作品表明，他用大部分时间和经历来发掘人的本性，他在艺术上的探索也有目共睹。他对中国文学是有贡献的。这些是我为他获奖感到高兴的原因。为他获奖而高兴，并不等于赞同他做过的所有的事情；也不等于认为中国没有其他（更）优秀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希望我的持不同政见的朋友们多一份宽容。少一些“愤青”般的愤怒。

当然，在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个获奖人：两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无论是刘晓波还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获奖者至今仍然身陷囹圄，而另一个获奖人却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欢呼，这种鲜明的对比不应该成为我们反对莫言获奖的理由，但是应该成为我们为刘晓波的自由和在中国弘扬刘晓波的理想而努力的契机。我希望不久的一天，刘晓波和莫言共同出现在诺贝尔奖得主的聚会上探讨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伸张人性的努力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