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莫言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生的人中，第四个获得诺贝尔奖项的人。在此之前，最早是1989年达赖喇嘛尊者获诺贝尔和平奖，其后是2000年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就是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前面三个人获诺贝尔奖都被中共骂得狗血淋头。唯独这次莫言获诺奖又把中共喜得笑逐颜开。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获诺贝尔和平奖者被说成是评委会“干涉中国内政”与“和平宗旨背道而驰”等等。特别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北京当局更是出奇的愤怒。甚至当天有“敏感人士”因在餐馆聚餐也被视为在“涉嫌庆祝”，而被国保警察传唤。讯问“饭醉”情况。更有某校几个学生在媒体传出刘晓波获奖时，据说他们脸上面露欣喜之色，也被校方叫去追查“思想”。从而构成世界上亘古未闻的“脸罪”，堪称滑尽天下之大稽。
高行健获的是文学奖，应该说不像和平奖那么“敏感”。而当时高已移居国外、加入法籍而放弃中国大陆的国籍了。但同样受到大陆官方及其媒体高调的责难。甚至由中共当局外交部出面指责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在“六.四”事件后退出中共的高行健，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中共的新华社也引述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的话宣称﹕“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对诺贝尔文学奖完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伊索寓言》里不是说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吗？但可惜那寓言却没有说，如果狐狸吃到了葡萄，会不会说是甜的呢？会！不信你看，这次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供职，现任大陆官方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同志，一举“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后，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中共领导的作家协会便发稿进行“恭贺”，除赞扬莫言外，更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而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也连忙向中新社表示，“为莫言感到由衷高兴，为中国文学自豪”；另一副主席何建明也说，莫言获奖“是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作家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肯定”。看！不但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是全盘加以肯定。尤其那一张张笑容可掬的脸，说明人家嘴里吃到的“葡萄”又香又甜了。
紧接着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一改“逢西必反”的左态，于10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又打又拉的大发高论称，“诺贝尔文学奖以往经常有政治化倾向，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奖便令人联想到他的政治倾向；但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莫言获奖，驱散了中国人心中对诺贝尔奖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缠，是真正的文学奖”。人们不难看出，中共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基本立场仍然无任何改变，仍然认为它是“经常有政治化倾向”，说穿了也就是认为人家评出来的获文学奖的人，都是带有拥护民主、自由的色彩，不为极权专制歌功颂德、不与专制政权“高度保持一致”的作家。然而无情的事实却给了这种高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次人家把奖却给了“我党”的莫言同志，你如果再用原来的诛语说人家的评奖是“用于政治目的”，已“失去了权威性”，那岂不是说莫言根本就不该得这个文学奖，对方是出于“政治目的”才给莫言的？假如莫言经常不听“我党”的话，与党“唱反调”，那么重施此故伎自然“顺理成章”。然而很遗憾，身为共产党员的莫言同志恰恰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听党的话，许多关键时候都尽量与党高度保持一致。例如刘晓波先生因《零八宪章》遭受政治迫害时，—切有良知的中、外人士都对中共表示谴责，支持刘晓波先生。而莫言却在电话中接受采访时，以所谓“对这事的情况不了解，不便发表意见”加以回避，接着更推说“家中有客人”便把电话挂了。如此冷漠，（至少也是胆怯），当然是为了讨好当局。又如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竟不顾起码的礼貌，拒绝与中国作家贝岭、戴晴同台。当然是要在政治上忠于他的党而与贝岭、戴晴“划清界限”。当中国异议作家戴晴成功在书展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莫言也与其他中共代表以退席表示所谓的“抗议”。其政治立场当然“不愧”是个“合格”的党员同志。
莫言更令人诟病的是，为了一家出版社给予的1000元的报酬，便为“五斗米而折腰”去抄“毛圣经”（在延安文艺痤谈会上的讲话）。众所周知毛的这个讲话，就是要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家统统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全心全意”为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服务。因而几十年来都是迫害文艺界人士的一把快刀利剑。当然莫言不是为了这点钱，而是要向党表示政治上“忠诚”。甚至薄熙来主宰重庆，一时气焰薰天时，莫言也赶忙去趋炎附势。献诗致敬有句云：“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其厚颜无耻，完全可以和当年郭沫若向江青献颂诗相媲美。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更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有言论与创作自由”。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真不愧是个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中国大陆严历的新闻审查，禁报、封网、封博、删帖，直到因言获罪等等严酷的现实，在莫言的如簧巧舌下，瞬间便被“魔幻化”了。套用中共“革命影片”中的一句台词那就是：“高，实在是高！”
要说“政治化倾向”，莫言的这些政治化倾向比全世界哪个作家都明显，绝对是忠于中共的好党员，且极善投机，还不忘向下届可能成为党内高层新贵的主子及时献上一“媚”。这样的用于“政治目的”，恐怕全世界也没几个作家能如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可是官方此次却把自己一向反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政治化倾向”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聪明的御用文人笔锋一转，妙笔生花地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莫言获奖，驱散了中国人心中对诺贝尔奖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缠，是真正的文学奖”。所谓“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实则就是听命于党国体制，为党国利益“立言”，“服务”的御用文人。你忠实于“我党”为“我党”服务，你就是“主流作家”，对这样的作家发给文学奖，诺贝尔评委会评奖的标准，不但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纠结”，而且变成了“真正的文学奖”，甚至是“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等等。啊呀呀，不得了！恐怕再说下去，就是表示中国文学的“崛起”了。如此善变的脸，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比寓言中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狐狸聪明何止千万倍？！
人们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两次颁给不同的中国人，而引发出中国官方截然不同的两张脸。便不难发现，真正极力要将文学政治化、要把文学变或政治的工具乃至婢女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成天指责诺贝尔奖有“政治倾向”，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失去了权威性”等等的那一伙人。他们这么叫，是因为他们的“同志”没有得到这个奖。而得奖的人又不合乎他们的“政治标准”。于是便打滚撒泼，破口大骂。这一回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排除其中有无什么“猫腻”或幕后的运作），这个奖偶然让他们政治上中意的人得到了。于是便高兴得忘乎其形，甚至又承认该奖的“权威性”了。这样毫无原则立场的“变脸”，用一句中国的古语就叫：“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如此小人而已，何足道哉！
2012年10月14日完稿
高行健获的是文学奖，应该说不像和平奖那么“敏感”。而当时高已移居国外、加入法籍而放弃中国大陆的国籍了。但同样受到大陆官方及其媒体高调的责难。甚至由中共当局外交部出面指责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在“六.四”事件后退出中共的高行健，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中共的新华社也引述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的话宣称﹕“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对诺贝尔文学奖完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伊索寓言》里不是说狐狸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吗？但可惜那寓言却没有说，如果狐狸吃到了葡萄，会不会说是甜的呢？会！不信你看，这次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供职，现任大陆官方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同志，一举“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后，情况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莫言获奖后第一时间中共领导的作家协会便发稿进行“恭贺”，除赞扬莫言外，更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而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也连忙向中新社表示，“为莫言感到由衷高兴，为中国文学自豪”；另一副主席何建明也说，莫言获奖“是诺贝尔评委会对中国作家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肯定”。看！不但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是全盘加以肯定。尤其那一张张笑容可掬的脸，说明人家嘴里吃到的“葡萄”又香又甜了。
紧接着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一改“逢西必反”的左态，于10月12日发表评论文章，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又打又拉的大发高论称，“诺贝尔文学奖以往经常有政治化倾向，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奖便令人联想到他的政治倾向；但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莫言获奖，驱散了中国人心中对诺贝尔奖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缠，是真正的文学奖”。人们不难看出，中共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基本立场仍然无任何改变，仍然认为它是“经常有政治化倾向”，说穿了也就是认为人家评出来的获文学奖的人，都是带有拥护民主、自由的色彩，不为极权专制歌功颂德、不与专制政权“高度保持一致”的作家。然而无情的事实却给了这种高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次人家把奖却给了“我党”的莫言同志，你如果再用原来的诛语说人家的评奖是“用于政治目的”，已“失去了权威性”，那岂不是说莫言根本就不该得这个文学奖，对方是出于“政治目的”才给莫言的？假如莫言经常不听“我党”的话，与党“唱反调”，那么重施此故伎自然“顺理成章”。然而很遗憾，身为共产党员的莫言同志恰恰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听党的话，许多关键时候都尽量与党高度保持一致。例如刘晓波先生因《零八宪章》遭受政治迫害时，—切有良知的中、外人士都对中共表示谴责，支持刘晓波先生。而莫言却在电话中接受采访时，以所谓“对这事的情况不了解，不便发表意见”加以回避，接着更推说“家中有客人”便把电话挂了。如此冷漠，（至少也是胆怯），当然是为了讨好当局。又如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竟不顾起码的礼貌，拒绝与中国作家贝岭、戴晴同台。当然是要在政治上忠于他的党而与贝岭、戴晴“划清界限”。当中国异议作家戴晴成功在书展的讨论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莫言也与其他中共代表以退席表示所谓的“抗议”。其政治立场当然“不愧”是个“合格”的党员同志。
莫言更令人诟病的是，为了一家出版社给予的1000元的报酬，便为“五斗米而折腰”去抄“毛圣经”（在延安文艺痤谈会上的讲话）。众所周知毛的这个讲话，就是要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家统统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全心全意”为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服务。因而几十年来都是迫害文艺界人士的一把快刀利剑。当然莫言不是为了这点钱，而是要向党表示政治上“忠诚”。甚至薄熙来主宰重庆，一时气焰薰天时，莫言也赶忙去趋炎附势。献诗致敬有句云：“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其厚颜无耻，完全可以和当年郭沫若向江青献颂诗相媲美。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更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有言论与创作自由”。如此睁着眼睛说瞎话，真不愧是个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中国大陆严历的新闻审查，禁报、封网、封博、删帖，直到因言获罪等等严酷的现实，在莫言的如簧巧舌下，瞬间便被“魔幻化”了。套用中共“革命影片”中的一句台词那就是：“高，实在是高！”
要说“政治化倾向”，莫言的这些政治化倾向比全世界哪个作家都明显，绝对是忠于中共的好党员，且极善投机，还不忘向下届可能成为党内高层新贵的主子及时献上一“媚”。这样的用于“政治目的”，恐怕全世界也没几个作家能如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可是官方此次却把自己一向反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政治化倾向”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聪明的御用文人笔锋一转，妙笔生花地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莫言获奖，驱散了中国人心中对诺贝尔奖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缠，是真正的文学奖”。所谓“中国本土的主流作家”实则就是听命于党国体制，为党国利益“立言”，“服务”的御用文人。你忠实于“我党”为“我党”服务，你就是“主流作家”，对这样的作家发给文学奖，诺贝尔评委会评奖的标准，不但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纠结”，而且变成了“真正的文学奖”，甚至是“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等等。啊呀呀，不得了！恐怕再说下去，就是表示中国文学的“崛起”了。如此善变的脸，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比寓言中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狐狸聪明何止千万倍？！
人们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两次颁给不同的中国人，而引发出中国官方截然不同的两张脸。便不难发现，真正极力要将文学政治化、要把文学变或政治的工具乃至婢女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成天指责诺贝尔奖有“政治倾向”，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失去了权威性”等等的那一伙人。他们这么叫，是因为他们的“同志”没有得到这个奖。而得奖的人又不合乎他们的“政治标准”。于是便打滚撒泼，破口大骂。这一回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排除其中有无什么“猫腻”或幕后的运作），这个奖偶然让他们政治上中意的人得到了。于是便高兴得忘乎其形，甚至又承认该奖的“权威性”了。这样毫无原则立场的“变脸”，用一句中国的古语就叫：“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如此小人而已，何足道哉！
2012年10月14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