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2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应“Co-China”的邀请，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演讲.早前，许教授曾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评论，引起内地与海外关注。演讲当天，适逢莫言启程赴欧领奖，许教授即从莫言谈起。他认为，莫言代表了当下内地知识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铁路车厢内的电视上，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莫言。他启程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我想从莫言谈起。
批评莫言内地不刊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莫言〉。人家喜事的时候我去冲喜，结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围攻。这条微博被转了3万多次，评论有近万条，是我发微博以来回应最大的一次。
后来为了澄清为什么要批评莫言，我又在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鸡蛋与高墙〉。莫言获奖后，反对的声音在内地报刊出不来，所以我只能在香港发声。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里有一种很强的中国农民的原始欲望，通过这种文化对当下的批评和反抗，这是让我们对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来最大红大紫的时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动的、没有人逼迫的他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说他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表现，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两人。
莫言坦率地承认，在作品中他是“胆大包天”、“色胆包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孙子”、“懦夫”、“胆小鬼”。这样的“双重人格”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和我们说的“底线”有关.
当然，莫言是不是“知识分子”，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是学者，而是作家，比如刘宾雁、刘心武、王蒙。他们继承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认为他们和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和良知没有关系了？他们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从莫言谈起，是因为如果莫言只是个案，真的不应该把他拉出来讨论，这对他不公平。问题是我发现，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为什么说是“主流”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堕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来以后，很多人为他辩护.有个也是手抄〈讲话〉的作家，他觉得很后悔，但是他想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去抄呢？他说，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迫害，照理说他是不应该抄的。他回想说，他好像觉得手抄〈讲话〉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吗？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许很见外。
莫言曾受过迫害
今天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过去所说的很多底线──包括道德的底线、政治的底线、学术的底线──都在被突破。大家觉得薄熙来可怕，是因为他是个没有底线的人，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现的情况是，很多知识分子，照理说是对底线问题最有自我意识的人，今天却失去了底线，底线变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线。有个评论者，如此嘲笑对手抄〈讲话〉的批评者：“我们早就放下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放下呢？”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放下的是底线。被轻描淡写地、非常优雅地放下了，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行。问题很严重，这是时代的病徵。过去中国古代士大夫是最讲道统的，道统和伦理、道德的底线有关.这些人都放下了，还指望谁去坚守呢？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两种放下底线的知识分子。
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这种人觉得什么都放得下，是非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抄〈讲话〉怎样？歌颂“唱红打黑”又怎样？这是“识时务者为俊傑也”，充其量只是场游戏而已。他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对待一些在我们看来和气节有关的问题.有人为莫言辩解说，莫言当年发表《丰乳肥臀》后，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风顺的，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亲身感受过〈讲话〉所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危害。但莫言是从那个左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难道就这样轻易地“放下了”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有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走了一趟重庆，没人逼你，就主动出来唱讚歌了。我发现，如今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瀰漫着浓郁的价值虚无主义，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奖，是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
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这种人内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时比谁都明白，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事，在什么山唱什么歌，随波逐流。这种犬儒哲学如今在大学生当中相对普遍。谈到现实比谁都愤青、愤世嫉俗，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比谁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自己所痛恨的体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恶体制，一方面主动适应体制。钱理群老师对北大、清华所代表的学生精英有个批评，他把这些人称为“精緻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这个体制里，通过什么方式，能获得最大利益。
今天，这两种人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里已经成为主流了，这是让我很忧虑的。底线，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来愈模糊；虽然存在，却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是用来衡量别人的标准。
过去孔子讲“狂狷之道”。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今天，我们不能对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为善。但是有个标准，在我看来不是逼人为善，而是底线，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要求自己成为“狷者”。
谁既憎恶又主动适应体制
做“狂者”很难，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应当做的那条底线。简单地说，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首先是不作恶，或不与恶为伍。如果与恶为伍是被逼迫的，那还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今天很多时候不用付代价，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所不为。比如，不加入手抄〈讲话〉，并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两位当代女作家王安忆、方方就拒绝了。但近百位作家却做不到，失去了底线的判断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圣人，不是君子，只是个“正派”的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为学术人，不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说假话，作假证.作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线。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恶人，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平庸。平庸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汉娜.阿伦特所批评的“平庸的恶”，他只把自己变成执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积极主动。莫言还算不上“平庸的恶”，他属於另一种类型：“平庸的乡愿”。
“平庸的乡愿”不主动作恶，只是好好先生，识时务，随大溜，消极地附和恶，但“平庸的乡愿”是与“平庸的恶”一样，都是恶的体制之基础.薄熙来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文革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文革怎么搞起来的？不是一两个领袖脑子发昏，而是下面有群众基础，有一帮“平庸的恶”，也有更多的“平庸的乡愿”。这些平庸者，内心没有底线，只是“识时务”者，跟着最有权势、最有市场效应的人走，於是一场悲剧就发生了。
体制的黑暗有多猖獗
今天我们要改革政治体制，这当然很重要。但不要以为体制是外在於我们的，所有的黑暗都是体制造成的，好像我们个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负任何道德责任，黑暗在的时候一个个都跪着，黎明来临之后都一个个站起来“控诉”。其实，体制的黑暗就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体制在今天已经内化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们当然要争取体制的变革，但是在体制暂时还无法改变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原谅自己，什么都行。不，即使在某个岗位上，都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责任。
改变自己，要对各种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说“不”。如果有更多人这么做的话，我想体制的黑暗不会这么猖獗。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进步很多。过去是你没有不作为的自由，今天不作为的自由还是有的。空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人家恩慈给你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内心的蜡烛，就是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