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抗议的衰退与公共领域的萎缩有关，政治当局打压舆论场已占上风。
十年前发生南都案的时候，对于这起借经济案打击报复报社的恶劣事件，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声援与抗议。人们搭建了专门的网站，用来搜集各种抗议的声音，包括法学专家的分析、律师的辩护意见、新闻界连署信、读者短暂而温暖的鼓励，蔚为大观。
到了十年后的南周事件，公共抗议的工具从bbs发展为拥有更多用户的社媒群落，所见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观：尽管也有较大规模的声援，但坚持不发声、只做观察的人多了起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此事与自己没关系，不认为这是“公共的事”。
从事件与事件的迭起过程看，其中一些人物仿佛被历史选中，他们又走进了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比如南都案时的浦志强郭玉闪，后来成为以他们为主角的事件。然而，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公共抗议本身暴露出衰退的迹象，甚至是“私有化”或圈子化。
在这十年间，依托于社交媒体的起起落落，有过多次以小成本实现的公共抗议。比如饭否所对应的石首事件、微博对应的宜黄拆迁事件。数码媒体与社交网路的演变，契合了公共抗议的早期发展历程。对照现在的情势看，这个势头显然未能保持。
公共抗议的衰退固然与公共领域的萎缩有关。十年间，借助于舆论技术工具的蔓延，政治当局开始了严密的学习与布防，无论是人才、技术还是所用策略，都已经全面占据上风。线上与线下的联系与呼应被有效切断，这加剧了本身就有缺陷的公共抗议更至羸弱。
切断公共抗议所依赖的技术工具，是否就能断绝抗议本身，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对管理者来说，一个直观的经验就是：断了公共抗议的“器”，也就遏制了它的势。这个经验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将舆论作为争夺的重点、乃至于全部，这个影响暂且不表。
作为公共抗议衰退的后果之一，是社运的瓦解，群落的瓦解，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共用与释放难以发生、起效，逐渐变成小团体的甚至是个人持有的、类似于私有趣味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在知识份子为主导的宣导型活动中尤其显着，文人被打回原形。
这是一个十年流变的过程，很多人将原因推给当局的成功压制——这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公共抗议的萎缩与圈子化，值得考究的原因也应该包括这个群落内在的精气神、活动原则、对外关系（立场）的变迁，因为圈子化本身就是对抗议公共化的拒斥。
如果要举例子说明，浦志强被捕后围绕辩护策略的短暂且尖锐的争执，可以视作一个标志。这是发生在北京，当上海律师气斯伟江试图介入时，这件事一下子在一个焦点上冲突起来，那就是：要不要将此事变成公共抗议？后来的发展表明，是去公共化。
这一次事件对围观者的负面影响，加重了他们在南周事件中所获得的消极印象——在后一个事件中，围观者真的成为局外人，浦志强事件加重了这个形象与认知的养成，在负面影响上是一脉相承的。没有规模的人，就没有公共抗议，所以衰退也是内在的衰减。
公共抗议因为内外压抑而带来的衰退，其最大影响就是取消公共抗议本身。当北京的公议群落持续以去公共化来执行封闭操作时，也对持有开放立场的广州公议事件造成削弱——因为大家都不再关注，所以，无论是圈子立场还是公共立场，竟然对大众都不重要了。
因此，当将这些衰退了的公共抗议以XX运动来命名的时候，其实民众眼里给出的感受可能是两种：一是所托非人，二是不置可否。公共讨论就彻底成了底子薄弱、凌空虚蹈的东西，站不住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知识人群体社运化活动的“终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