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一个体制内焦虑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与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无论从自然主义角度比较还是从构建主义角度,两者的本质之差别其实就是基于本土文化对人性的认识。简单地说,两者在“文化之于人性”的学理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再通俗地说,橘生淮南与淮北只是味道的差别,而终究没有改变橘的水果归属。
由于文化作为解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一个赶超型经济社会中,它更多地代表统治集团的焦虑感[注1]。具体到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孔儒准宗教的暗示性之内在排斥,而无论指导性与暗示性均不存在强制特征。也恰恰由于非强制性之特征,它极大地弱化了国家的划一作用。关于国家要求的划一性,在本文非人化讨论中会专门涉及,此处不论。改革与政治生存的关系是统治集团最焦虑之所在,因此,才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几近突兀的文化体制改革决定。
一、词的暴政:自我迷信就是精神不健全
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体制内批判同样是体制内焦虑的反映,尽管在民间自由力量看来,这种批判具有与己同质的进步性。著名体制内学者周瑞金批判指出:“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除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注2,其中“十七届七中全会”应为“十七届六中全会”,原文如此。]
就政治学的逻辑而论,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动的政策取向。它的发生学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江泽民时代好大喜功的政治惯性之影响,即文化改革是江泽民留给胡锦涛但未被认真对待的政治项目[注3],这个项目被江派系在胡时代工作结构里的人认为应当完成;其二,统治集团整体政治焦虑使他们迫切寻找宪法补充资源,以至于以文化革新(容革命传统与世界文化于一体)为面目的重庆模式(狭义为唱红)或将成为中国的出路[注4],尽管后来由于它极具左派政变风险而被停止。
中共最高党权的运作仍未在政府信息公开规范里面,因此,政治学专业分析人士很少能得到确切的佐证性资讯。比如,一直被认为绝对有把握进入十八届常委的李源潮,其“落榜”是否与确认重庆模式的文化合法性有关,外界无从得知[注5]。不过,通过文献比较则可印证文化体制改革于今日落空不仅是薄左势力政治失败所致,而且是统治集团传统的“词的暴政”[注6]之惯性表现。在这里,词的暴政未必就是咄咄逼人的宣传态势,而更像鲍彤先生所批判的“李长春具体案例”[注7],鲍文指出:“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简洁地说,在文献佐证意义上,无理取闹与自我迷信恰符合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的情形。
二、文献矛盾:习李策略调整观察
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并不是被批判对象本人的行为特征或情商秉赋,而是统治集团集体行动的逻辑。党国体制在这方面的政治成本分派功能无须细论,因其几为政治常识。不妨比较两个专门文献,以说明词的暴政与文化反动的表里关系。
(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即文化体制改革决定(2011年10月18日)出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宣传系统就推了一个读本[注8]来诠释文化体制。该读本从确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及“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注9],再由“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注10]之鼓吹而至继承“五四”运动以来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唱红修宪”的影子文本。
(二)在上指读本出版整整一年之后,一本列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的小册子,以宣扬中共成功治理中国为宗旨[注11],涉及改革开放专论,只说了一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事业的持续繁荣”[注12]。余者,再无所涉,即不像前指学习读本之系列哪怕所言空洞。
虽然作为研究者,我在选择分析样本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口号在中共十八大后之所以被最高权力层面极力淡化,至少是习李新政务实的策略性需要。在这里,没任何必要吹捧尚未显露实质的习李新政,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文件还是上指的学习读本,其“大发展大繁荣”之好大喜功政治语调毫无疑问地是江时代传下来的衣钵。这“两大”之词与网络情反感的诸多套话如“高度重视”、“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套话政治的文化本质就是反动性质的,也是词的暴政之一贯表现。
文化反动,就其道德本质讲是反人性的,是一种非人化选择。选择之后的惯性不仅会为政治分赃提供便利,或曰就是政治分赃的工具,而且它必然地导致政治焦虑。比方说,词的暴政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集体精神病态至少成为权力传承中的负资产。从纯理论的分析角度,人们也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极其迅速乃至仓促地要变化政治话语表达策略。当然,习李新政的文风暨政治话语表达之技术性调整仍无法超越党国模式的约束,即在“国家的作用”之资源供给下才有所作为。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文化反动难题。
三、徐贲判断:能够回归洪堡思想的理论路径
非民主政治的非人化本质固具文化反动特质,这在一些专业研究里已有精准反映。比如,美国新英格兰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的研究,文化因素与其前的生物学及之后的人类思维结构成为非人化的三元素[注13]。当然,从纯学术角度讲,非人化中的文化因素归属于构建主义,而生物学因素则属于与之相对的自然主义,人类思维结构则是构建与自然的双重作用之结果[注14]。非民主政治当中的非人化已经超出了妖魔化,但它更是人的一种异化。此者不仅在徐贲的论述中存在,也在更早期的批判著作中能得到印证,如汉娜•阿伦特关于革命问题的深度解析,尽管阿伦特并没有使用非人化即“非人”研究方面的术语。
在徐贲看来,异化是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因为“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与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蚀与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注15],“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低人一等的走狗、奴才和草民”[注16]。非人化暨异化在非民主化社会表现出革命文化的直接后果是对它曾指责的暴政性质的复制,即如阿伦特所言:暴政垄断了行动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私人事务”[注17]。
无论早前的阿伦特所言以及最近的徐贲评论,都可以从十九世纪产生的伟大的洪堡思想那里得到印证,尽管洪堡并未如今日的史密斯那样提出“非人”概念。洪堡对政治权力与个人事务有清晰的界定,“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个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弃”[注18],原因则在于国家权力在不该产生专门影响地方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它使一旦习惯于外来力量的人,更加听命于一种远为更加无可挽救的命运的宰割”[注19]。
结语:文化转型最为必要
中国当今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肆虐,因为在文化中不仅没有人对人的直接损害,而且个体或小团体(比如家庭)的文化取向是完全自由的私人事务,但一当国家权力介入,那无疑就是非人化道路上的冒进行为。所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战略意义上来讲,是文化自觉或曰文化转型这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无数公众的自由抉择,才是最必要的转型。
如果一定依据历史来说话,那么,土耳其(突厥)从蛮化(广义匈奴状态)而伊斯兰化,而后再为伊斯兰化加入凯未尔主义的世俗因素,则是今日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全球性经典。此类的世界性例子还很多,如菲律宾经由西班牙殖民到美国占领的宪法移植,再到今日的公民政治;再如台湾地区保留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再融入世界性公民主义,俨然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圣地。
注:2013年1月中旬构思(上下篇),下旬准备文献并初稿;2月1日定稿于含溪流(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对于体制内焦虑的实际举证,可参见我接受《零八宪章》月刊书面采访的答录(2012年12月10日),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2012年12月18日所发博文。原文环境论述为:“至于他(胡锦涛)宣称不走‘邪路’,是代表集体表达焦虑感。集体焦虑感这东西很压人的,必须有个人充当渲泄口,前苏联时代戈尔巴乔夫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就是这个原因。”
[2]参见周瑞金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1月号的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该文对文化体制改革(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进行批判,亦对习近平接手最高党权之前,以十八大文件起草组长的身份“终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表示赞赏。
[3]江的未被胡认真对待的项目之论,其佐证在于江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专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十项任务之一(十个小标题的第六个)。可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P 558(全文,P528-575),江选版本:人民出版社,2006。作为十项任务之六的“文化体制改革”显然在十六届内以及十七届的大多时间里没有被提及,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与当初之论隔了九年,确实有急切操作之迹象。
[4]重庆模式或将影响宪法,换言之而为江薄合作的意识形态设计,突出于唱红的文化功能上。关于它或为中国出路的说法,可见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19日转刊《重庆日报》报道,“李源潮:重庆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
对于此点的政治学特质,我视之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佐证。可参见拙文,“常委原来不读书——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1月16日。
[5]存在另外的说法。比如,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1月号刊文,“汪洋重返国务院——李源潮替十七届六常委背黑锅”(作者:司徒云虎)。披露说:李源潮以“冲上前去”的姿态吹捧重庆模式,导致了“李源潮为六常委背了政治黑锅”的结果。
[6]词的暴政,本系哲学概念,初见于美国哲学家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的同名著名(Tyranny of Words,1938,尚无中译本)。该书指出:语言抽象病引起精神不健全,导致社会混乱和暴力,是为词的暴政。转引自葛力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词典》,P274,同名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1。
[7]参见博讯网2013年1月27日转引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自我迷信,不如自我批评——和前常委李长春商榷”(作者:鲍彤)。
[8]是为毕京京主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9]同[8],P35。
[10]同[8], P60。
[11]是为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2]同[11],P51-52。
[13]参见徐贲为冯伟评David Livingstone Smith《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所写的序言,“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P2(序言单另页码,P1-12);冯译版本: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原版:Martin’s Press,2011。
[14]关于这个纯学术判断,并非出于[13]所指译著,而是我个人的研究结果,但未形成专文。在非人化研究方面,我倾向于构建主义。
[15]&[16],同[13],P7。
[17]参见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中译本,陈周旺译),P114;陈译版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原版Viking Penguin,1963/1965。
[18]参见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译本,杜荣远、冯兴元译),P37;杜冯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原版:Philipp Reclam jun GmbH&Co,Stuttgart,1967。
[19]同[18],P42。
引言:一个体制内焦虑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与美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无论从自然主义角度比较还是从构建主义角度,两者的本质之差别其实就是基于本土文化对人性的认识。简单地说,两者在“文化之于人性”的学理方面没有任何差别。再通俗地说,橘生淮南与淮北只是味道的差别,而终究没有改变橘的水果归属。
由于文化作为解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一个赶超型经济社会中,它更多地代表统治集团的焦虑感[注1]。具体到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孔儒准宗教的暗示性之内在排斥,而无论指导性与暗示性均不存在强制特征。也恰恰由于非强制性之特征,它极大地弱化了国家的划一作用。关于国家要求的划一性,在本文非人化讨论中会专门涉及,此处不论。改革与政治生存的关系是统治集团最焦虑之所在,因此,才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几近突兀的文化体制改革决定。
一、词的暴政:自我迷信就是精神不健全
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体制内批判同样是体制内焦虑的反映,尽管在民间自由力量看来,这种批判具有与己同质的进步性。著名体制内学者周瑞金批判指出:“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除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注2,其中“十七届七中全会”应为“十七届六中全会”,原文如此。]
就政治学的逻辑而论,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反动的政策取向。它的发生学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江泽民时代好大喜功的政治惯性之影响,即文化改革是江泽民留给胡锦涛但未被认真对待的政治项目[注3],这个项目被江派系在胡时代工作结构里的人认为应当完成;其二,统治集团整体政治焦虑使他们迫切寻找宪法补充资源,以至于以文化革新(容革命传统与世界文化于一体)为面目的重庆模式(狭义为唱红)或将成为中国的出路[注4],尽管后来由于它极具左派政变风险而被停止。
中共最高党权的运作仍未在政府信息公开规范里面,因此,政治学专业分析人士很少能得到确切的佐证性资讯。比如,一直被认为绝对有把握进入十八届常委的李源潮,其“落榜”是否与确认重庆模式的文化合法性有关,外界无从得知[注5]。不过,通过文献比较则可印证文化体制改革于今日落空不仅是薄左势力政治失败所致,而且是统治集团传统的“词的暴政”[注6]之惯性表现。在这里,词的暴政未必就是咄咄逼人的宣传态势,而更像鲍彤先生所批判的“李长春具体案例”[注7],鲍文指出:“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简洁地说,在文献佐证意义上,无理取闹与自我迷信恰符合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的情形。
二、文献矛盾:习李策略调整观察
词的暴政中精神不健全并不是被批判对象本人的行为特征或情商秉赋,而是统治集团集体行动的逻辑。党国体制在这方面的政治成本分派功能无须细论,因其几为政治常识。不妨比较两个专门文献,以说明词的暴政与文化反动的表里关系。
(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即文化体制改革决定(2011年10月18日)出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宣传系统就推了一个读本[注8]来诠释文化体制。该读本从确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及“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注9],再由“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注10]之鼓吹而至继承“五四”运动以来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传统,无疑是一个“唱红修宪”的影子文本。
(二)在上指读本出版整整一年之后,一本列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的小册子,以宣扬中共成功治理中国为宗旨[注11],涉及改革开放专论,只说了一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事业的持续繁荣”[注12]。余者,再无所涉,即不像前指学习读本之系列哪怕所言空洞。
虽然作为研究者,我在选择分析样本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是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口号在中共十八大后之所以被最高权力层面极力淡化,至少是习李新政务实的策略性需要。在这里,没任何必要吹捧尚未显露实质的习李新政,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文件还是上指的学习读本,其“大发展大繁荣”之好大喜功政治语调毫无疑问地是江时代传下来的衣钵。这“两大”之词与网络情反感的诸多套话如“高度重视”、“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套话政治的文化本质就是反动性质的,也是词的暴政之一贯表现。
文化反动,就其道德本质讲是反人性的,是一种非人化选择。选择之后的惯性不仅会为政治分赃提供便利,或曰就是政治分赃的工具,而且它必然地导致政治焦虑。比方说,词的暴政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集体精神病态至少成为权力传承中的负资产。从纯理论的分析角度,人们也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什么要极其迅速乃至仓促地要变化政治话语表达策略。当然,习李新政的文风暨政治话语表达之技术性调整仍无法超越党国模式的约束,即在“国家的作用”之资源供给下才有所作为。所以,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文化反动难题。
三、徐贲判断:能够回归洪堡思想的理论路径
非民主政治的非人化本质固具文化反动特质,这在一些专业研究里已有精准反映。比如,美国新英格兰大学哲学教授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的研究,文化因素与其前的生物学及之后的人类思维结构成为非人化的三元素[注13]。当然,从纯学术角度讲,非人化中的文化因素归属于构建主义,而生物学因素则属于与之相对的自然主义,人类思维结构则是构建与自然的双重作用之结果[注14]。非民主政治当中的非人化已经超出了妖魔化,但它更是人的一种异化。此者不仅在徐贲的论述中存在,也在更早期的批判著作中能得到印证,如汉娜•阿伦特关于革命问题的深度解析,尽管阿伦特并没有使用非人化即“非人”研究方面的术语。
在徐贲看来,异化是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因为“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与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蚀与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注15],“使他们把自己当作低人一等的走狗、奴才和草民”[注16]。非人化暨异化在非民主化社会表现出革命文化的直接后果是对它曾指责的暴政性质的复制,即如阿伦特所言:暴政垄断了行动权利,“禁止公民进入公共领域,迫使其退缩到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中,要求他们只关心私人事务”[注17]。
无论早前的阿伦特所言以及最近的徐贲评论,都可以从十九世纪产生的伟大的洪堡思想那里得到印证,尽管洪堡并未如今日的史密斯那样提出“非人”概念。洪堡对政治权力与个人事务有清晰的界定,“在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权利被另一个所损害的地方,国家任何干涉公民私人事务的尝试都应该受到鄙弃”[注18],原因则在于国家权力在不该产生专门影响地方会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它使一旦习惯于外来力量的人,更加听命于一种远为更加无可挽救的命运的宰割”[注19]。
结语:文化转型最为必要
中国当今所谓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肆虐,因为在文化中不仅没有人对人的直接损害,而且个体或小团体(比如家庭)的文化取向是完全自由的私人事务,但一当国家权力介入,那无疑就是非人化道路上的冒进行为。所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战略意义上来讲,是文化自觉或曰文化转型这种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无数公众的自由抉择,才是最必要的转型。
如果一定依据历史来说话,那么,土耳其(突厥)从蛮化(广义匈奴状态)而伊斯兰化,而后再为伊斯兰化加入凯未尔主义的世俗因素,则是今日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全球性经典。此类的世界性例子还很多,如菲律宾经由西班牙殖民到美国占领的宪法移植,再到今日的公民政治;再如台湾地区保留部分中华文化传统,再融入世界性公民主义,俨然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力量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圣地。
注:2013年1月中旬构思(上下篇),下旬准备文献并初稿;2月1日定稿于含溪流(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对于体制内焦虑的实际举证,可参见我接受《零八宪章》月刊书面采访的答录(2012年12月10日),亦可参见我的网易博客2012年12月18日所发博文。原文环境论述为:“至于他(胡锦涛)宣称不走‘邪路’,是代表集体表达焦虑感。集体焦虑感这东西很压人的,必须有个人充当渲泄口,前苏联时代戈尔巴乔夫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就是这个原因。”
[2]参见周瑞金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1月号的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该文对文化体制改革(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进行批判,亦对习近平接手最高党权之前,以十八大文件起草组长的身份“终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表示赞赏。
[3]江的未被胡认真对待的项目之论,其佐证在于江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专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十项任务之一(十个小标题的第六个)。可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三卷),P 558(全文,P528-575),江选版本:人民出版社,2006。作为十项任务之六的“文化体制改革”显然在十六届内以及十七届的大多时间里没有被提及,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与当初之论隔了九年,确实有急切操作之迹象。
[4]重庆模式或将影响宪法,换言之而为江薄合作的意识形态设计,突出于唱红的文化功能上。关于它或为中国出路的说法,可见中国新闻网2011年4月19日转刊《重庆日报》报道,“李源潮:重庆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
对于此点的政治学特质,我视之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佐证。可参见拙文,“常委原来不读书——论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性质”,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1月16日。
[5]存在另外的说法。比如,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1月号刊文,“汪洋重返国务院——李源潮替十七届六常委背黑锅”(作者:司徒云虎)。披露说:李源潮以“冲上前去”的姿态吹捧重庆模式,导致了“李源潮为六常委背了政治黑锅”的结果。
[6]词的暴政,本系哲学概念,初见于美国哲学家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的同名著名(Tyranny of Words,1938,尚无中译本)。该书指出:语言抽象病引起精神不健全,导致社会混乱和暴力,是为词的暴政。转引自葛力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词典》,P274,同名条目;葛编版本:求实出版社,1991。
[7]参见博讯网2013年1月27日转引自由亚洲电台(RFA)报道,“自我迷信,不如自我批评——和前常委李长春商榷”(作者:鲍彤)。
[8]是为毕京京主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9]同[8],P35。
[10]同[8], P60。
[11]是为杨凤城主编《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成功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2]同[11],P51-52。
[13]参见徐贲为冯伟评David Livingstone Smith《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所写的序言,“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P2(序言单另页码,P1-12);冯译版本: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2。原版:Martin’s Press,2011。
[14]关于这个纯学术判断,并非出于[13]所指译著,而是我个人的研究结果,但未形成专文。在非人化研究方面,我倾向于构建主义。
[15]&[16],同[13],P7。
[17]参见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中译本,陈周旺译),P114;陈译版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原版Viking Penguin,1963/1965。
[18]参见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译本,杜荣远、冯兴元译),P37;杜冯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原版:Philipp Reclam jun GmbH&Co,Stuttgart,1967。
[19]同[18],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