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是中国的爱耳日（日期数字象征两个耳朵），这是1998年设立的。中国耳聋的残疾人有两千多万，踞各类残疾人之首。但另一种“耳聋”的人数更多，其表现有两种：一是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主要“患者”是因信息封锁被选择性“耳聋”的民众；二是只喜欢听一种声音，主要“患者”是对真实声音装聋作哑的中共当局。
耳朵与嘴巴的作用彼此相连，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力量的博弈也可以说首先是嘴巴对耳朵的争夺，话语具有无形的传播力和渗透力。在民主社会，法治保障表达的自由空间与平等竞争，社会充满活力与和平；而在专制社会，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对统治者构成威胁，专制的维持首先靠封堵对方的嘴巴，甚至剥夺其生命。
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人密谋埋炸弹刺杀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失败，4月16日被捕。按说，谋害国家最高领导人，罪当杀头。可是一番话不但救了汪的命，而且使其名声大震。先是汪精卫与同案的黄复生争相把主谋的罪责往自己身上揽，打动了主审的肃亲王善耆，后来，肃亲王劝下了摄政王，说如果杀了这两个人，就成全了他们的“杀身成仁”，让他们达到赢得民心的目的，不如给予宽大，体现朝廷恩德，争取民心。这样，他们29日被判终身监禁。后来，肃亲王看了汪精卫数千言的“供词”，其中写道：“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被其精神和见识所吸引，几次去狱中看望。交谈中，肃亲王说：“……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尽管政见不同，但二人都敬佩对方的品德。这种政治道德体现了基本的人道精神。让人想起此后的胡耀邦。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逮捕（他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反对邓小平独裁、鼓吹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对此，胡耀邦曾有不同意见，他的话与当年肃亲王很相似，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此后，魏京生写信反映狱中生活太差，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得到改善；胡耀邦还针对国内外的呼吁，曾建议提前释放他。
说起来，汪精卫和黄复生这两个头号政治犯重获自由，还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为挽救危机而开赦，深谋远虑的袁世凯作担保释放了他们。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随着一年后的3月22日“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被暗杀（凶手于23日被抓获），初建的宪政体制被破坏。黄兴)等人建议利用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有利条件，先诉诸法律，但武断的孙中山听不进去，25日开始武装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结果，不仅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且成为民国乃至此后历史的一个不幸开端。许多宪政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通过口头诉诸法律的论争，被一波波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力斗争所替代，直至今天。1926年3月18日，苏联在冯玉祥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一天后的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如今，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专家的研究显示，这一事件是有人利用蒋介石对自身安全的疑虑和误会，进谗言制造出来的。第二年的3月31日，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青岛病逝，他没有看到十几天后国共分裂“四一二”事变的血腥，新时代已经不需要说理的君子，取而代之的是用枪杆子说话的枭雄。
1919年3月17日，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赴法国。第二年的3月31日，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学说”后来成为至高权威的“神说”，被中共意识形态绑架的偶像。1923年开始，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被法兰西激进精神哺育的留法学生陆续离开法国，或回国，或前往更激进的苏联，成为把红色祸水引向中国的领袖和骨干。而未出国留学的毛泽东却最终登上了权力顶峰，1943年3月20日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被毛击败的对手王明，31年后的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故）。此时延安整风正在进行，一片恐怖，刑讯逼供，被杀和自杀，毛泽东的话语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言论，再没出现毛过去所言“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的情况。“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10天后的3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藉着刚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胜利，鼓舞民族自尊心，改良风气，革新政治。中共出于形势的考虑，直到半年后，才发起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指责其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
延安整风，形成了一整套对知识分子的诛心术模式，影响至今。中共起初对投奔红色圣地的知识分子采取欢迎、包容的态度，但是，革命需要比被革命者更高度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因此，仅仅5年多的“蜜月”后，中共开始整风，彻底革除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把他们的思想和技能，与工农相结合，纳入革命的体制。以1986年3月4日去世的作家丁玲为例，她1936年10月率先到延安，拉开了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序幕，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隆重欢迎，毛还写诗赞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一度自由批评的气氛消失了，丁玲和王实味等被整风的焦点人物，但毛泽东一番话“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让这位女中豪杰风骨尽失：“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还取得了参与批判王实味的资格（起初强硬的王实味尽管后来屈服，最终还是被杀）。从此，丁玲的作家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尽管1952年3月17日，她美化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另4位党作家一起，获得1951年科学和文学艺术斯大林奖金。丁玲1949年后受迫害二十多年，还曾入秦城监狱5年，却至死未走出对毛泽东和“党”的迷信。1979年七一前夕，冤案还未彻底解决的丁玲，被通知出席全国政协的中共党员会议，这是她21年来第一次恢复党组织生活，会后，她激动地写下《“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该文发表在7月1日《人民日报》上。即使这样的文字，也招致尚未恢复她党组织生活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不满。1984年7月25日晚，当丁玲得知中组部即将发文件为他恢复名誉时，说：“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下大白了。”中组部文件8月1日下发后，丁玲立刻写信向党表达感谢和激动之情。丁玲去世后，丈夫陈明要求告别仪式上给遗体覆盖党旗，被告知丁玲职位不够规格，“可盖红旗，不能盖党旗”。许多知识分子还被中共改造成了丧失良知的告密者，这可以从同样死于3月（1986年3月26日）的作家聂绀弩的遭遇得到见证。丁玲投奔延安前，就是聂绀弩把从南京逃出的她先送到西安的。聂绀弩被周恩来戏称为“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1934年加入中共，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牵连，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入狱9年多。聂绀弩去世整整23年后，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刊出的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披露，聂绀弩的许多“罪证”，是身边朋友告密提供的，其中有戴浩、向思庚、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
争取社会力量离不开宣传，而发挥宣传的力量主要靠知识分子。中共争取知识分子和“改造” 知识分子，比国民党技高一筹。所以，国民党输掉大陆，首先是输在了宣传上。作家沙叶新访问台湾时，一位国民党老兵对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
但是，笔杆子可以帮枪杆子得天下，却不能只靠忽悠治天下。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出发进京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企图超越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前车之鉴就在3月——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率太平军攻进南京，很快就发生腐败、内讧，11年后即覆灭。
早在1928年3月22日，毛泽东就向红军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刚一得天下，权力就开始腐蚀权力者。建政不到三年，中共于1952年3月28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此后还出台了无数涉及反腐的文件、法规、讲话……1980年3月14日，中共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总理朱镕基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2年12月，刚登位的习近平走访民主党派中央时，再谈历史周期律至今对中共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可是，没有权力的宪政制衡，这些都是一纸空话。
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统摄思想。1955年3月1日，中共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话，没有真话就没有真相。1957年反右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批评的声音被压制，权力必然开始膨胀。1958年3月8日中共召开“成都会议”，提出经济和文化“大跃进”的方针，各地当局弄虚作假，争相报高产、高征粮。全国各地很快陷入大饥荒。第二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为了社会稳定，就在这个月，中共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盲流”一词由此而来。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相比之下，在中共党化语言所称的“旧社会”，电影《一九四二》中民国的河南饥民，因旱灾无粮还能逃荒。1960年，就在贵州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3月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一句话能够颠倒黑白，致人死地。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两大木箱的鲁迅手稿，被文化部从鲁迅博物馆取走，1968年1月，又被文革领导小组的戚本禹受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走。但转瞬之间戚被打倒，“鲁博”担心鲁迅手稿的安全，紧急向中央打报告，鲁迅夫人许广平3月2日得知后，也连夜给中央写信，因劳累过度，次日上午在与好友商议信件时心脏病发作，当天去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负责此事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得知鲁迅手稿下落，带人到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小组追寻，江青大怒：“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你解放军带头这么干，在北京，在中央文革所在地，你就这么大胆，这还了得？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以此为借口，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三人，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3月22日，中共文革小组做出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决定，三人被撤职，杨成武被指为“叛徒”而被捕。此后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由毛泽东直接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11年后的同一个月，1979年3月28日，中共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自由是压抑不住的。许多从毛时代过来的人都有“偷听敌台”的经历，在那时这可是危险的，有人为此还丢了性命。笔者当时尚小，家中带短波的“熊猫牌”晶体管收音机，在文革中差点被没收。我常趴在收音机边，把音量放小，好奇地偷听过多个“敌台”。印象深的节目有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王肖半小时”、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的“三家村夜话”等。台湾电台不断号召共军官兵投诚，许诺奖励黄金等。大饥荒出现的叛逃事件中，有一人就是被“敌台”的声音引诱的：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因不满没有及时得到配备的手表，加上听到台湾电台播音员“空军玫瑰”用甜美声音播报的投诚办法和奖赏，1962年3月3日，他驾驶一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他也成了台湾广播界的一员，在空军电台任上校副台长。
话语的效应不可小觑，一番话往往能改变历史。1951年5月，中共与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其中有：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后，西藏“和平解放”。但是，由于中共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强行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破坏了传统秩序，引发反抗，双方彼此血腥杀戮，中共甚至动用了大炮和远程重型轰炸机，制造了“循化事件”等群体屠杀。数万藏族难民逃到西藏，又引发那里的反叛。1959年3月，因中共要求达赖去军区礼堂看演出时不能带卫队，引发藏人恐慌，谣言四起。9日晚上开始至10日早上，数万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阻止他去军区看演出。达赖见状便取消了活动。一部分西藏政府中下层官员和反叛战士联合，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藏人（后来藏人流亡政府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17日晚，达赖喇嘛逃离拉萨。20日凌晨4点后，全城枪炮声大作，中共驻军只用了23小时即将反叛藏人镇压。28日，中共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2009年1月，中共将这一日子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980年3月14日、15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纠正了过去“左”的偏差。“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徐明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9年4月）但是拉萨还是连续三年爆发了大骚乱，除了1987年10月1日，另两次都是在同一日子，1988年和1989年的3月5日。其中，1989年“3月5日凌晨，中共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了由中共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的作战动员令后，立即编排了战斗序列计划；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五、特务分队紧急抽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昭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它设施进行攻击。……”（《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唐达献，[台湾]《民主中国》第三期，1990年8月）19年后的同一个月，2008年3月14日，拉萨再次发生暴力骚乱。2011年以来，超过百人的藏人自焚事件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还可参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等文章。
政教合一的专制者对话语权的控制，一方面体现在所谓正向的引导，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异议的镇压。
为了驯化民众，中共不断提出道德口号，树立“模范”奴隶和奴才，让民众效仿。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为雷锋题词。2000年，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把每年的3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1964年3月19日，朱德等题词号召学习欧阳海。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八荣为耻”。
中共建政后，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历次运动的不理解和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197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45周年（1925年）。就在这个月，毛对周恩来说起宋庆龄：“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原台湾总统府总统新闻秘书及英文秘书郭岱君教授介绍说：“……我从其它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对于被奉为“国母”的宋庆龄的话听不进去，对那些敢言的小人物，中共更容不下。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入伍的蔡铁根大校，曾当过彭德怀的秘书，是刘伯承的助手。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因发言提意见，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后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贬到常州机械工业局。文革中，因私信被人出卖告密和日记被抄，其中批评毛泽东等言论遭泄露，蔡铁根和他的几个朋友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70年3月11日，蔡铁根和友人刘业舫被执行死刑（蔡当时是中共建政后处死的军阶最高的军官）。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刘文辉，因揭露企业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著文批判中共发动文革的文件“十六条”，1967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年仅30岁。1966年7月，北京青年遇罗克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影响全国。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经毛泽东批准，遇罗克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后，27岁的遇罗克立即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与他同时遇害的18人中还有顾文选，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做学生时被定为“右派”，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罪名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多次“策划叛国投敌”、“出卖情报”。这个月，因言被杀的还有1960年初“《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原武山县县委副书记、天水地区工会主席杜映华，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1970年3月22日，三人在兰州同时被执行死刑。紧接着，中共27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他自己也被“亲密战友”锁定——1971年3月22日，林彪指使儿子林立果等制定《571工程纪要》。其中揭露和抨击了毛统治下的社会真相，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注：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第二年事败后，林彪夫妇及儿子逃亡坠机而死，《571工程纪要》全文被下发到全国供批判之用，相反却起到了引发觉醒的效果。几年后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类似纪要中的文字出现在广场上一首有名的诗中：“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文革之后，当年的风云人物纷纷落马。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被判刑。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党内外的声音一度有了某些共鸣。但如同早春二月的天气，起伏不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四项基本原则”。4月逮捕了任畹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1980年3月24日，中共命名“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共正式下达文件，全面取缔民办刊物和逮捕民运分子，又一批民运斗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刘青、路林等，一个个被送进了监狱。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播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1989年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随着1989年六四镇压，改革一度倒退。1991年3月21日开始，《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等，根据邓小平上海讲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笔名连发4篇评论，再次倡导解放思想，引发强烈反响，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奏。
3月，在这个早春季节，留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遗产的教育家蔡元培病逝（1940年3月5日）。还有两位追求自由歌唱的艺术家逝去：1989年3月26日，25岁生日后第三天，诗人海子选择山海关卧轨自杀，随身带了4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曾在1986年自杀未遂）。.他的死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自杀（包括戈麦和顾城等）。1996年3月14日，作曲家、“西部歌王”王洛宾逝世。他一生致力收集、改编民歌，却屡被权力奴役，先后身陷国共两党的监狱。1959年奉命写歌《萨拉姆毛主席》（维吾尔语“萨拉姆”意为“万岁”），有人指责歌名谐音是“杀了毛主席”，被定为“反革命罪”，获刑15年。王洛宾逝世5天后的19日，不善言辞、在数字王国遨游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逝世，享年63岁。同年年底，曾通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一夜成为公众偶像的作家徐迟（也是海子死时所带的《瓦尔登湖》的译者），引发震动和思考，82岁的他12月13日在医院跳楼身亡。
在野的时候，言论自由是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旗号之一。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文章说：“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直到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中共依然像它抨击过的国民党那样。
所以，中国的进步首先要从言论自由开始，这是普世价值之一。2006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三周年，英国、印度、土耳其、美国和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作家，将这一天定为“政治谎言日”，以唤起人们对政治谎言的实质和形式的认识。2009年3月6日，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特赦组织将这一天定为“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致信呼吁微软、谷歌和雅虎三大网络巨头在这一天，停止审查博客平台和搜索引擎的内容。让全世界网民能够在这一天享受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并且向所有个人、组织和国家发出一个信号——网络审查并不是唯一的前途（目前世界只有20个国家进行网络审查）。
人的神性与罪性，往往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圣经》箴言12:17～18）3月29日是基督受难日，犹太人悖逆的呼声把祂送上十字架。“那日是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圣经》约翰福音19:14～16）31日是基督复活日，上帝又真又活的永恒公义战胜了死亡。
今天，许多人仍然如同当年的犹太人那样，眼里只有地上的权势和财富，没有信仰，不顺服真理。“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圣经》罗马书3:13～14）即使这样，上帝的大爱依然不放弃祂的拯救。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罪人们向上帝的呼求，两千年来还在回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圣经》路加福音23：34）
上帝的失丧羔羊，你们听到祂慈爱的呼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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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与嘴巴的作用彼此相连，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力量的博弈也可以说首先是嘴巴对耳朵的争夺，话语具有无形的传播力和渗透力。在民主社会，法治保障表达的自由空间与平等竞争，社会充满活力与和平；而在专制社会，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对统治者构成威胁，专制的维持首先靠封堵对方的嘴巴，甚至剥夺其生命。
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人密谋埋炸弹刺杀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失败，4月16日被捕。按说，谋害国家最高领导人，罪当杀头。可是一番话不但救了汪的命，而且使其名声大震。先是汪精卫与同案的黄复生争相把主谋的罪责往自己身上揽，打动了主审的肃亲王善耆，后来，肃亲王劝下了摄政王，说如果杀了这两个人，就成全了他们的“杀身成仁”，让他们达到赢得民心的目的，不如给予宽大，体现朝廷恩德，争取民心。这样，他们29日被判终身监禁。后来，肃亲王看了汪精卫数千言的“供词”，其中写道：“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被其精神和见识所吸引，几次去狱中看望。交谈中，肃亲王说：“……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尽管政见不同，但二人都敬佩对方的品德。这种政治道德体现了基本的人道精神。让人想起此后的胡耀邦。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逮捕（他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反对邓小平独裁、鼓吹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对此，胡耀邦曾有不同意见，他的话与当年肃亲王很相似，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此后，魏京生写信反映狱中生活太差，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得到改善；胡耀邦还针对国内外的呼吁，曾建议提前释放他。
说起来，汪精卫和黄复生这两个头号政治犯重获自由，还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为挽救危机而开赦，深谋远虑的袁世凯作担保释放了他们。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随着一年后的3月22日“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被暗杀（凶手于23日被抓获），初建的宪政体制被破坏。黄兴)等人建议利用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有利条件，先诉诸法律，但武断的孙中山听不进去，25日开始武装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结果，不仅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且成为民国乃至此后历史的一个不幸开端。许多宪政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通过口头诉诸法律的论争，被一波波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力斗争所替代，直至今天。1926年3月18日，苏联在冯玉祥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一天后的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如今，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专家的研究显示，这一事件是有人利用蒋介石对自身安全的疑虑和误会，进谗言制造出来的。第二年的3月31日，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青岛病逝，他没有看到十几天后国共分裂“四一二”事变的血腥，新时代已经不需要说理的君子，取而代之的是用枪杆子说话的枭雄。
1919年3月17日，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赴法国。第二年的3月31日，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学说”后来成为至高权威的“神说”，被中共意识形态绑架的偶像。1923年开始，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被法兰西激进精神哺育的留法学生陆续离开法国，或回国，或前往更激进的苏联，成为把红色祸水引向中国的领袖和骨干。而未出国留学的毛泽东却最终登上了权力顶峰，1943年3月20日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被毛击败的对手王明，31年后的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故）。此时延安整风正在进行，一片恐怖，刑讯逼供，被杀和自杀，毛泽东的话语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言论，再没出现毛过去所言“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的情况。“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10天后的3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藉着刚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胜利，鼓舞民族自尊心，改良风气，革新政治。中共出于形势的考虑，直到半年后，才发起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指责其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战书”。
延安整风，形成了一整套对知识分子的诛心术模式，影响至今。中共起初对投奔红色圣地的知识分子采取欢迎、包容的态度，但是，革命需要比被革命者更高度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因此，仅仅5年多的“蜜月”后，中共开始整风，彻底革除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把他们的思想和技能，与工农相结合，纳入革命的体制。以1986年3月4日去世的作家丁玲为例，她1936年10月率先到延安，拉开了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序幕，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隆重欢迎，毛还写诗赞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一度自由批评的气氛消失了，丁玲和王实味等被整风的焦点人物，但毛泽东一番话“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让这位女中豪杰风骨尽失：“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还取得了参与批判王实味的资格（起初强硬的王实味尽管后来屈服，最终还是被杀）。从此，丁玲的作家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尽管1952年3月17日，她美化土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另4位党作家一起，获得1951年科学和文学艺术斯大林奖金。丁玲1949年后受迫害二十多年，还曾入秦城监狱5年，却至死未走出对毛泽东和“党”的迷信。1979年七一前夕，冤案还未彻底解决的丁玲，被通知出席全国政协的中共党员会议，这是她21年来第一次恢复党组织生活，会后，她激动地写下《“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该文发表在7月1日《人民日报》上。即使这样的文字，也招致尚未恢复她党组织生活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不满。1984年7月25日晚，当丁玲得知中组部即将发文件为他恢复名誉时，说：“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下大白了。”中组部文件8月1日下发后，丁玲立刻写信向党表达感谢和激动之情。丁玲去世后，丈夫陈明要求告别仪式上给遗体覆盖党旗，被告知丁玲职位不够规格，“可盖红旗，不能盖党旗”。许多知识分子还被中共改造成了丧失良知的告密者，这可以从同样死于3月（1986年3月26日）的作家聂绀弩的遭遇得到见证。丁玲投奔延安前，就是聂绀弩把从南京逃出的她先送到西安的。聂绀弩被周恩来戏称为“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1934年加入中共，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牵连，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入狱9年多。聂绀弩去世整整23年后，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刊出的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披露，聂绀弩的许多“罪证”，是身边朋友告密提供的，其中有戴浩、向思庚、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
争取社会力量离不开宣传，而发挥宣传的力量主要靠知识分子。中共争取知识分子和“改造” 知识分子，比国民党技高一筹。所以，国民党输掉大陆，首先是输在了宣传上。作家沙叶新访问台湾时，一位国民党老兵对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
但是，笔杆子可以帮枪杆子得天下，却不能只靠忽悠治天下。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出发进京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企图超越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前车之鉴就在3月——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率太平军攻进南京，很快就发生腐败、内讧，11年后即覆灭。
早在1928年3月22日，毛泽东就向红军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刚一得天下，权力就开始腐蚀权力者。建政不到三年，中共于1952年3月28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此后还出台了无数涉及反腐的文件、法规、讲话……1980年3月14日，中共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总理朱镕基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2年12月，刚登位的习近平走访民主党派中央时，再谈历史周期律至今对中共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可是，没有权力的宪政制衡，这些都是一纸空话。
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统摄思想。1955年3月1日，中共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话，没有真话就没有真相。1957年反右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批评的声音被压制，权力必然开始膨胀。1958年3月8日中共召开“成都会议”，提出经济和文化“大跃进”的方针，各地当局弄虚作假，争相报高产、高征粮。全国各地很快陷入大饥荒。第二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为了社会稳定，就在这个月，中共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该文件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予以收容、遣返。“盲流”一词由此而来。在大片饿死人的农村地区采取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使他们坐以待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相比之下，在中共党化语言所称的“旧社会”，电影《一九四二》中民国的河南饥民，因旱灾无粮还能逃荒。1960年，就在贵州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3月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一句话能够颠倒黑白，致人死地。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两大木箱的鲁迅手稿，被文化部从鲁迅博物馆取走，1968年1月，又被文革领导小组的戚本禹受江青之命，从文化部取走。但转瞬之间戚被打倒，“鲁博”担心鲁迅手稿的安全，紧急向中央打报告，鲁迅夫人许广平3月2日得知后，也连夜给中央写信，因劳累过度，次日上午在与好友商议信件时心脏病发作，当天去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负责此事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得知鲁迅手稿下落，带人到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小组追寻，江青大怒：“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你解放军带头这么干，在北京，在中央文革所在地，你就这么大胆，这还了得？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以此为借口，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三人，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3月22日，中共文革小组做出处理“杨、余、傅事件”的决定，三人被撤职，杨成武被指为“叛徒”而被捕。此后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由毛泽东直接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11年后的同一个月，1979年3月28日，中共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自由是压抑不住的。许多从毛时代过来的人都有“偷听敌台”的经历，在那时这可是危险的，有人为此还丢了性命。笔者当时尚小，家中带短波的“熊猫牌”晶体管收音机，在文革中差点被没收。我常趴在收音机边，把音量放小，好奇地偷听过多个“敌台”。印象深的节目有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王肖半小时”、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的“三家村夜话”等。台湾电台不断号召共军官兵投诚，许诺奖励黄金等。大饥荒出现的叛逃事件中，有一人就是被“敌台”的声音引诱的：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因不满没有及时得到配备的手表，加上听到台湾电台播音员“空军玫瑰”用甜美声音播报的投诚办法和奖赏，1962年3月3日，他驾驶一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他也成了台湾广播界的一员，在空军电台任上校副台长。
话语的效应不可小觑，一番话往往能改变历史。1951年5月，中共与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其中有：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后，西藏“和平解放”。但是，由于中共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的藏区强行搞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破坏了传统秩序，引发反抗，双方彼此血腥杀戮，中共甚至动用了大炮和远程重型轰炸机，制造了“循化事件”等群体屠杀。数万藏族难民逃到西藏，又引发那里的反叛。1959年3月，因中共要求达赖去军区礼堂看演出时不能带卫队，引发藏人恐慌，谣言四起。9日晚上开始至10日早上，数万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阻止他去军区看演出。达赖见状便取消了活动。一部分西藏政府中下层官员和反叛战士联合，在后来几天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向藏人发出起义命令，喊出了“废除十七条协议”和把“汉人赶出西藏”的口号，处死了几名他们认为是叛徒的藏人（后来藏人流亡政府将3月10日定为“西藏人民起义日”）。17日晚，达赖喇嘛逃离拉萨。20日凌晨4点后，全城枪炮声大作，中共驻军只用了23小时即将反叛藏人镇压。28日，中共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2009年1月，中共将这一日子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980年3月14日、15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纠正了过去“左”的偏差。“会议纪要指出，西藏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提高藏民生活水平。邓﹑胡决心用物质上的好处拢络藏人，换取他们的归顺；同时也为了改善中共在西方面前的形象，换取西方的投资与其它经济上的好处。按照中国的史学术语，姑且称之为怀柔政策。”（《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徐明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9年4月）但是拉萨还是连续三年爆发了大骚乱，除了1987年10月1日，另两次都是在同一日子，1988年和1989年的3月5日。其中，1989年“3月5日凌晨，中共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了由中共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的作战动员令后，立即编排了战斗序列计划；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五、特务分队紧急抽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昭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它设施进行攻击。……”（《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唐达献，[台湾]《民主中国》第三期，1990年8月）19年后的同一个月，2008年3月14日，拉萨再次发生暴力骚乱。2011年以来，超过百人的藏人自焚事件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还可参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等文章。
政教合一的专制者对话语权的控制，一方面体现在所谓正向的引导，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异议的镇压。
为了驯化民众，中共不断提出道德口号，树立“模范”奴隶和奴才，让民众效仿。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为雷锋题词。2000年，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把每年的3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1964年3月19日，朱德等题词号召学习欧阳海。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八荣为耻”。
中共建政后，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历次运动的不理解和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197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45周年（1925年）。就在这个月，毛对周恩来说起宋庆龄：“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原台湾总统府总统新闻秘书及英文秘书郭岱君教授介绍说：“……我从其它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对于被奉为“国母”的宋庆龄的话听不进去，对那些敢言的小人物，中共更容不下。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入伍的蔡铁根大校，曾当过彭德怀的秘书，是刘伯承的助手。1958年5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因发言提意见，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后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贬到常州机械工业局。文革中，因私信被人出卖告密和日记被抄，其中批评毛泽东等言论遭泄露，蔡铁根和他的几个朋友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70年3月11日，蔡铁根和友人刘业舫被执行死刑（蔡当时是中共建政后处死的军阶最高的军官）。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刘文辉，因揭露企业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著文批判中共发动文革的文件“十六条”，1967年3月23日，被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年仅30岁。1966年7月，北京青年遇罗克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影响全国。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经毛泽东批准，遇罗克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后，27岁的遇罗克立即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与他同时遇害的18人中还有顾文选，他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做学生时被定为“右派”，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罪名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多次“策划叛国投敌”、“出卖情报”。这个月，因言被杀的还有1960年初“《星火》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原武山县县委副书记、天水地区工会主席杜映华，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1970年3月22日，三人在兰州同时被执行死刑。紧接着，中共27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他自己也被“亲密战友”锁定——1971年3月22日，林彪指使儿子林立果等制定《571工程纪要》。其中揭露和抨击了毛统治下的社会真相，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注：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第二年事败后，林彪夫妇及儿子逃亡坠机而死，《571工程纪要》全文被下发到全国供批判之用，相反却起到了引发觉醒的效果。几年后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类似纪要中的文字出现在广场上一首有名的诗中：“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文革之后，当年的风云人物纷纷落马。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被判刑。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党内外的声音一度有了某些共鸣。但如同早春二月的天气，起伏不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四项基本原则”。4月逮捕了任畹町，9月封闭了“星星美展”，11月正式宣布关闭了民主墙。1980年3月24日，中共命名“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共正式下达文件，全面取缔民办刊物和逮捕民运分子，又一批民运斗士——如王希哲、何求、徐文立、刘青、路林等，一个个被送进了监狱。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播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1989年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随着1989年六四镇压，改革一度倒退。1991年3月21日开始，《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等，根据邓小平上海讲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笔名连发4篇评论，再次倡导解放思想，引发强烈反响，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奏。
3月，在这个早春季节，留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遗产的教育家蔡元培病逝（1940年3月5日）。还有两位追求自由歌唱的艺术家逝去：1989年3月26日，25岁生日后第三天，诗人海子选择山海关卧轨自杀，随身带了4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曾在1986年自杀未遂）。.他的死引发了众多青年诗人自杀（包括戈麦和顾城等）。1996年3月14日，作曲家、“西部歌王”王洛宾逝世。他一生致力收集、改编民歌，却屡被权力奴役，先后身陷国共两党的监狱。1959年奉命写歌《萨拉姆毛主席》（维吾尔语“萨拉姆”意为“万岁”），有人指责歌名谐音是“杀了毛主席”，被定为“反革命罪”，获刑15年。王洛宾逝世5天后的19日，不善言辞、在数字王国遨游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逝世，享年63岁。同年年底，曾通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一夜成为公众偶像的作家徐迟（也是海子死时所带的《瓦尔登湖》的译者），引发震动和思考，82岁的他12月13日在医院跳楼身亡。
在野的时候，言论自由是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旗号之一。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文章说：“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直到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中共依然像它抨击过的国民党那样。
所以，中国的进步首先要从言论自由开始，这是普世价值之一。2006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三周年，英国、印度、土耳其、美国和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作家，将这一天定为“政治谎言日”，以唤起人们对政治谎言的实质和形式的认识。2009年3月6日，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特赦组织将这一天定为“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致信呼吁微软、谷歌和雅虎三大网络巨头在这一天，停止审查博客平台和搜索引擎的内容。让全世界网民能够在这一天享受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并且向所有个人、组织和国家发出一个信号——网络审查并不是唯一的前途（目前世界只有20个国家进行网络审查）。
人的神性与罪性，往往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圣经》箴言12:17～18）3月29日是基督受难日，犹太人悖逆的呼声把祂送上十字架。“那日是逾越节的日子，约有午正。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圣经》约翰福音19:14～16）31日是基督复活日，上帝又真又活的永恒公义战胜了死亡。
今天，许多人仍然如同当年的犹太人那样，眼里只有地上的权势和财富，没有信仰，不顺服真理。“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圣经》罗马书3:13～14）即使这样，上帝的大爱依然不放弃祂的拯救。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罪人们向上帝的呼求，两千年来还在回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圣经》路加福音23：34）
上帝的失丧羔羊，你们听到祂慈爱的呼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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