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的弊端在今年的特大雪灾中，已有体现。抗击雪灾无疑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动作迟滞，以至必须等到国务院总理两次南下，救灾体制才能全力运转。假若不是国务院总理剑及履及，情况又将如何？即便救人如救火，仍须最高层现场推动，否则就沉睡不醒或半睡半醒，足以说明公权力的怠惰。而对这种致命的怠惰，公众一时竟无可如何。
     
      又岂止雪灾如此。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众所周知，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力度已然不小；安全生产问题亦不例外，尽管这方面的监管从来都是重中之重，但监管的乌龟仍然始终跑不过事故的兔子。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个怪圈，即某个领域问题一多，就会让相关部门最大限度集中权力，强化对某个领域的管制，似乎这么一来就不难弊绝风清。而结果，往往并不能如愿。
     
      从根本上说，靠行政垄断、靠强化管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扬汤止沸。太多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对其部门利益的执著往往超出对公众的忠诚。哪个领域的管制强化了，相关部门往往就在哪个领域占山为王，靠山吃山。原有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倒会造就寄生于管制的食物链，造成诸多新问题。有管制，无治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其力量真正调动起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第一推动力的缺乏注定其反应迟钝，也就注定其很难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往往要等到问题放大到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头号危机，这时才会振臂而出，而此时牺牲已经付出，解决问题所需的社会成本已接近最大化。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
     
      公权力一力独行，可以造就剽悍的部门，却不能造就有效的政府。徒公权力不足恃，具有排他性质的封闭式治理再也走不下去了。社会治理最可倚重的还是社会。作为利益相对人，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企业、具体的民间机构，他们才是为社会环境埋单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才最敏锐、最真切，而且他们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惟有倚重他们，才有望建立社会危机的就地预警和就地处置机制。
     
      总之，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不是公权力单方面的事情。如果强调一切操之于我，公众只能靠边站，只能徒劳地围观灾害，围观危机，这既是对人心的怠慢，更是对公共资源的恣意挥霍。社会治理社会必须进场，公共事务公众必须参与，就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天经地义。
     
      公民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私权，原本就应该构成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如果充分保障私权，使每个受害者都可以无障碍地展开自由诉讼，获得及时而足额的赔偿，那么亿万双眼睛都不难调动起来，试问还有几家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犯消费者和劳动者？又何须在这方面耗费巨量的行政监管成本？如果平时可以通过社会自治，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那么当任何灾害和危机猝然来临，等待着它的都不可能是一盘散沙，而必是公民的自由集合。所有公民这时都可以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展开全方位的、专业化的救助。强大的民间力量与强大的政府力量合力并进，其胜券之握，岂是临时抱佛脚的单纯的行政救助所能望其项背的？
     
      也就因此，思想解放尤须更大力度地保障私权，更大力度地开放博弈。只有通过充分博弈，私权和公权才会得到应有的操练、应有的教化，而逐渐归于理性和成熟，达成动态平衡。社会治理领域的行政垄断则天然要排挤私权，天然要排除博弈，这就等于事实上打消了私权和公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就都不免流于非理性，流于偏执和野蛮。私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公权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就无从建立，政府的有效和社会的和平转型，都是镜花水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