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争论中，作为该项目“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葛剑雄无意间成了“争论副中心”——葛剑雄教授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提出的“文化副都”定位，恐怕是这个雄心万丈的项目迄今所拥有的最大“无形资产”了。随着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质疑“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同为政协委员的葛剑雄教授，终于也数次就舆论质疑予以正面回应。
看过葛教授的回应，似乎是舆论误解和夸大了葛教授的角色和作用。按照葛教授的说法，他参与“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并出任“首席专家”，不过受复旦校方委托，而且“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战略规划”。
若换作通俗些的理解，“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之类的“战略”问题，其实已经早有成论，葛教授的任务，不过是在“战术”层面对该项目进行“文化阐释”而已。或者按照葛教授自己的说法，这次所谓“战略规划”，其实就是一篇“命题作文”。如此说来，葛教授的“战略规划首席专家”，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
葛教授于此情势下的如此解说，当然有可以理解的缘由——在一项存有巨大价值争议的事件中，“战术家”负有的责任，总是比“战略家”来得轻松。“二战”之后，很多希特勒的猛将，就是以服从命令的“职业操守”，来弱化自己在纳粹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以期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此举例，当然并非以为围绕“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可以与纳粹行径类比，只是两个事件中的重要人物，都在要紧的时刻以自我矮化的方式自辩，才有这番议论而已。
不过在笔者看来，葛剑雄教授的此番表态，虽然或许可以为弱化自己的责任做好铺垫，但与这种弱化必然相伴的代价，是身为学者的葛剑雄教授在文化责任上的自我矮化，和对公众对学者形象“误解”的再次确认。
以葛教授的自辩，“中华文化标志城”于他及复旦大学，大约不过接了一单“活儿”而已。而既然“受人之托”，则“忠人之事”的“职业伦理”，便胜过了学者的文化责任。所谓“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堪称对“职业操守”最到位的理解；而“是否要建，该不该建，用不到我们考虑或论证”，则是最明确的对文化责任的弃守。在这里，身为著名文化学者和“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的葛教授，几乎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一次广告文案策划。
市场时代，公众对学者已经不抱太高的期待，不但经济学家为企业家谋划的事实已被公众接受，文化事件背后，也大多活跃着各类学者的身影和“智慧”。某些学者愿意以“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文化市场中扮演智囊与高参的角色，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可能的出路之一。葛教授在“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过又多了一个实例而已。
葛剑雄教授此次角色的不光彩之处在于，当他为自己的这一单“业务”提出“文化副都”定位时，却是以其著名文化学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示人，以致使“文化副都”的说辞，具备一种宏大的文化使命色彩。直到承受舆论压力时，葛教授却转身亮出文化枪手的身份，道出所谓“文化副都”，只是借助行政权力强定“标志城”于一尊的文化包装的真相。这种在“有机”与“公共”间骑墙、市场与学术均沾的投机做法，不但对葛教授的声誉带来巨大伤害，也必然让公众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成色，产生进一步的怀疑。
回顾事件的起始，葛教授恰恰应该在其认为“用不到”他考虑和论证的“是否要建，该不该建”上，进行论证和表态，因为文化学者的职责，恰是对文化价值的守望。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保持一点儿品位，不要以知识的花枪为虚假广告撰写“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