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一黨民主語境下的強化黨權，現在我們再思考強化民權。

黨權與民權問題，一直是中共面臨的最根本性的問題，也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最關鍵性的問題。

我們看媒體最權威的解釋：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人大的關係？根據憲法、法律和黨的有關文件，我們可以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概括為：黨領導人大，人大接受黨的領導；人大監督黨，黨接受人大的監督。

賈府的最高權力法定歸賈政，但賈政要接受賈母領導，賈母接受賈政監督，家法是由賈母帶領賈政制定的。

請問，賈府真正最高權力屬於誰？ A:賈政B:賈母

賈府的權力問題還有博弈的空間，因為賈政與賈母都是自然人，可以直接對話交流，但中共中央與全國人大之間的博弈，卻是有組織與無組織的主體進行博弈，被控制的無組織對象與控制主體之間的博弈，這樣的博弈嚴格來說是不存在的，因為全國人大是由中共一手「選舉」出來的，而不是由人民普選產生的。

典型的案例是八九民運之時，學生最初提交的籲請書是遞交給全國人大的，而趙紫陽與李鵬內爭之時，趙想到的，並不是求助鄧小平的幕後權威，而是求助通過全國人大來協調解決，趙紫陽是有民主法制意識的，並希望訴諸合法程序來解決面臨的問題。李鵬在日記裏說：萬里出國前曾經告訴我，（1989）5月12日趙紫陽親自登門到他家，說中央意見分歧，在黨內已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求助於人大常委解決問題。

歷史的關頭，人民與黨的領袖都同時發現，代表人民主權的全國人大失蹤或失效了。萬里在最關鍵的時刻，沒有中止對北美的訪問回國緊急處理國事，而是被要求繼續訪問，而其回國之後，又被滯留上海，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失去了應有的價值，鄧小平在家中召集的元老會議，不僅決定了趙紫陽的命運，八九民運的結局，也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黨控制了人大，鄧小平也就可以控制黨。如果當時萬里能夠啟動人大緊急會議程序，公開處理八九民運問題，也許八九民運的結局就完全不同，鄧小平李鵬政治集團也不會犯下滔天的罪行。

中興領袖習近平一文提到了強化人民主權，這個提法有積極意義，但賈母要提升賈政的威權，同時又要強化賈母的威權，終極問題仍然無解，當賈政遇到賈母意見分歧時，誰有終極裁判權或決策者？

近日結束的北戴河會議之後，我們看到習近平在「深改小組」第四次會議上呼籲，要真刀真槍地改革。而十八屆四中全會，也要開啟真正的依法治國大幕，偉大而真誠的改革誓言需要落到實處，並要面對真正的問題。

歐洲走出中世紀，最重要的革命是政教分離，上帝的事情歸上帝，凱撒的事情歸凱撒，習時代如果誠心誠意地政治改革、強化民權，就應該黨的事情歸黨管，政府的事情歸政府，人大的事情歸人大。

我們看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共宣傳部管一切媒體的意識形態，從電影到漫畫，從圖書到音像，從網絡到教育，世界上哪個文明國家的當政黨會如此濫權？如果中共把人民日報還給全國人大，把光明日報還給全國政協，讓中央電視台市場化，黨的宣傳部門只管黨內教育，中國的文化與新聞領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人民的選舉權失落，是黨國腐敗之根源，強化民權，最重要的是讓逐步落實人民的獨立選舉權，選票控制在黨政部門手中，人大代表由有關部門指定，任何公民無權獨立參選，這使共和國完全被變異，各級黨政部門如果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監督制約，社會可能會發展得慢一些，但肯定發展會更健康，更理性，也更陽光，僅僅想依靠中央巡視組來解決腐敗問題、懶政問題，無異於拔著自己頭髮想飛行。

中共害怕文革式的大民主，那麼和平選舉各級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來監督各級政府，協調黨政部門與民間社會的糾紛，最有利於社會穩定，只要是政治文明發達國家莫不如此。中國社會的民主實踐確實不盡如人意，由於傳統文化與現實問題造成這樣的現狀，我們也必須承認，應該一步步來，如果立即啟動美國那些的全民普選總統，可能會出問題，但中共在村一級民主實驗從江澤民時代已開始了，習時代無論怎樣也應該啟動縣市一級民主直選實驗。可以分期分批地在有條件的市縣啟動民主直選人大代表，並由人大代表選舉縣長，縣委書記可由上級選派，也可由下級黨代表直選。

中共曾誓言一切「為人民服務」，中南海大門的屏風上一直大書此誓言，那麼，黨不應該永遠成為領導型政黨，而應該轉型為服務型政黨，為公民主張正義，為社會維護人權，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力，應該是中共的神聖使命，中共由國家財政供養，應該逐步引入競爭機制，由永遠為人民服務，改為由人民來選擇誰來為自己服務，怎樣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不能決定由誰來為自己服務，人民的主體性在哪裏？

毛澤東一步步剝奪了人民主權，包括人民的經濟主權、文化主權、政治主權，鄧小平時代以來，人民的經濟主權、文化主權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但政治主權卻仍然完全掌控在當政黨手中，如果人民手中沒有政治主權，其它主權隨時都會成為泡影。所以，習面臨的改革的本質，是還政治主權於民，還選票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