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中央最近推出城乡户口统一登记的改革规划，取消农业户口。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虽隔重洋却也高兴。那道横在公民之间不公不义的隔离墙，终于要推倒了。
习近平上台以来，忽而发出几句清醒议论，接着又是一篇昏聩妄语，让人无从褒贬。但是城乡户口统一，无疑是一项弊政的结束，一项文明的开始。
然而我以为先不着急叫好为好——共产党从来不会让人们失去为它叫好的机会。这里我引亢高歌的是挽歌。先把反动的公民隔离政策埋葬了再说。
自上世纪50年代初，国人的身份分为“城市户口” 、“农业户口”。执政者划地为牢，制造藩篱，歧视农民，实行等级统治。这样的一项恶政，反现代文明，逆民主潮流，伐自由理想，废民间人才。追究起来，铁定违背宪法精神。违宪却公然成政策，天下何其不公也！
1），被剝削的的农民
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总之农民在国共内战期间，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他们推独轮车、抬担架，推推抬抬把共产党送过了天安门金水桥，然后怀揣着共产党的民主自由的空头支票，依依告别。农民收拾独轮车和担架返回乡村后，发现不仅怀揣的支票不能兑现，他们本人也从此与城市无缘。私人土地归于“集体”，人身禁锢在黄土地上挣扎生活。
新政伊始，对内中国照抄苏联模式，开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计划；对外中国的志愿军自寻烦恼打出国门卷入朝鲜战争。这两大无底洞，成为吮吸农民的血汗的血盆大口。不容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50年代的中国工业没有什么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新政权主要依赖农副产品出口换汇。政府急切向农民索取粮食、肉类、禽蛋、水果 ，多多益善，毫无止境。
当时主持政务院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认为，“中国农民吃粮是有弹性的，粮贵就会吃少，吃粗，吃稀”。相反一人一天多吃一两，全国5亿农民就浪费了大量粮食。征收粮食，只要肯去挤，总是有的。毛泽东曾经讲过，只要征购额不超过粮食实际产量的1 / 3，农民一般就不会造反。因此政务院明文规定，对农民征收量占到农民实际总收益的32％。
1953年11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务院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基本内容：1，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粮种、价格和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2，对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对农村缺粮户供应成为空话，谎话）; 3，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 1955年8月 ，国务院再次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并开始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等。
从此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有了严格区分，城乡形成楚河汉界难以越逾。命令颁布了对农民强制征购的政策。农户有多少余粮，由政府说了算，收购价格由政府定。这个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只是不让农民感觉到国家把他们的粮食白拿了去。”
盘剥农民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国家大幅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农民要购买工业用品，就得卖更多的农产品。对于这种掠夺性的价格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称为“剪刀差”。靠这把无形的锋利剪刀，农民的正当利益被剪除的干干净净。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里暴敛财富6000-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
“统购统销”，和“剪刀差”是共产党剥削农民的两把利刃。“农业户口”是把农民捆绑结实的绳索。开刀手术由政府来做，不是为了给农民治病，是为了刮取农民的脂肪。
政府垄断了市场。当农民要卖的时候，政府就是唯一的买主；当农民要买的时候，政府就是唯一的卖主。强买强卖，政府无异欺行霸市的恶霸。
2），地富们最底层
把“忆苦歌”稍加改变，来描写建政初期国家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并不过分。那真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地富们最底层”。
地主富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剥夺了房屋、土地、农具、牲畜。还有一部分人被无辜杀害了！被清算之后只有做一个战战兢兢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条路了。 然而地主富农这个本分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来政务院明文规定，征收量占到农民实际总收益的32％。摊派到具体农户，就表现了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实际执行的时候，贫农只需要负担其全部土地总收益的5％～10％，中农15％～20％，富农25％～35％，地主40％～60％。特殊者甚至达80％。对于地主富农来说，歧视性、惩罚性征收如同进行第二次清算。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严酷的统购统销政策引起农民的反抗。有内部报告称：
一些地方农民“闹粮”。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
另有内部资料称某仓库的粮食被盗，盗窃者还留下打油诗：“不怨我，不怨你，就怨毛主席不给米！”
因为天灾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在国民党统治战乱期间经常有之，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和平时代依然每年发生。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资料，49年到58年，每年都有数千人到5万8千人的饿死记载。这是共产党政府的自记自载。如有不实，只会数字缩水。毫无疑问，这些饿死的人与统购统销政策执行过头有关。死者中以地富阶层居多，他们稍有不满言论，会被当作典型法办，当作杀鸡给猴看的那只鸡。
“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是当时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其恐怖程度可与后来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罪相比。
3）毛泽东的反应
毛泽东也能读到农村发生春荒，农民外出讨饭、卖送儿女，甚至饿死病死的报告。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据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在55年10月2日政治局讨论统购统销决定的会议上肯定地说：“保护农民”是一种错误思想，迁就农民小私有者的本性，等于迁就资本主义，等于推迟工业化的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统购统销，共了农民的产，农民可能不满。但是，确保农民的私有财产，确保农民的自由，“只能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毛泽东开始发挥他的理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请愿，引起毛泽东的愤怒。毛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政务院会议上讽刺梁漱溟说：“…… 有人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毛泽东立意牺牲农民完成他的大仁政，独夫之心，若顽石般又冷又硬。
4），把农民关进笼子
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中国有上亿户的农民。要一户一户搞统购统销，工作量十分巨大。从夏、秋粮食上场，工作组就下乡盯紧农民，督促交公粮卖余粮。冬季本是农闲时间，工作组却是忙得马不停蹄。他们宣讲支援国家建设的光荣性、支持朝鲜战争的正义性。通常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有时声色俱厉大加申斥；偶尔也拍桌子砸板凳摔手枪威胁——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农民家里最后几斗粮食挤出来。工作组成员有些是刚退伍的军队干部，脸上还带着杀气，腰里插着盒子枪张扬声势。这招吓唬地富分子还成，对于那些过去支持过共产党八路军的农民，就不起作用。
一般农民会爽快地交齐公粮，约占收成的10%－15%。到了卖余粮这一步，就开始抵制了。农民知道即使按照工作组的摊派数字完成了余粮征购，那也不会让你过关。还有一个名目叫“爱国粮”，那是用多少粮食也填不满的。农民的策略是泡蘑菇拖时间，到了会场打瞌睡。党员干部被动员起来带头，但是效果有限。因为党员干部贫农成分多，通常征收份额很少甚至免征。农民只要说：“我卖的比你还多，这么光荣的事，你怎么就不多卖些？” 或者：“你替我光荣几百斤不就得了！” 几句话就把积极分子堵得哑口无言。这场蘑菇战通常进行到春节，因为开春进入农忙季节，工作组就撤退了。
毛泽东对于这种尴尬局面是了解的，他在酝酿一高招破局——推行农业集体化，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把农民严密组织起来，做到令行令止。 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在1953年10月2日政治局讨论统购统销决定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谈到苏联依靠农业集体化成功解决了粮食问题的例子，为与会者打气。
这里毛泽东犯了崇苏迷马的错误，他盲目学习苏联建设经验，被苏联欺骗宣传蒙蔽。实际上苏联的农业状况并不乐观。集体农庄政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低迷。这可以从苏联一直对中国农副产品饥渴一样的需求，就可断定内情不妙。苏联解体后有资料披露，一直到1970年代，苏联粮食产量才恢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
1954年开始，中国农业由互助组、初级社开始向高级社过渡。原来下乡搞统购统销的工作组，换成阵容更为强大的农业合作化工作队。连续3年的冬天，工作队进驻农村，宣讲合作化的优越性。他们在街头张贴宣传画，展示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的幸福生活。苏联人喝牛奶吃面包，每顿有鸡蛋水果，每天四两牛肉；耕地拖拉机，种地播种机，收获收割机……工作队连续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学习苏联老大哥，敲锣打鼓游行，呼喊口号，制造声势，几乎天天折腾到深夜。就这样一步步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当然，农民中也不乏头脑冷静者。他们发现那些运动的积极分子，往往是不善农事者，甚至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人。这些混混想把大家捆绑在一起过日子，趁机沾一沾勤劳富裕农民的光。因为这些人表现积极进步，工作队就自然选中他们做了农业社的各级干部。农民私下议论:
“那个XXX，他自家地里的野草把禾苗都吃掉了，头等的良田就收个3斗5斗，能领着我们把庄稼侍弄好？”
“还有XXX,他走南闯北是比我们见过世面，可这家伙一上赌桌就下不来，能打一通宿牌不带打盹的，让他当社长，不把咱们的家业输光才怪哩！”
农民犹豫观望，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就几个屁股坐在农民家炕头上，连续几夜做说服工作。最后农民不胜其烦，勉强答应：“我随大绺，大家入了我就入。”
1956年的冬天，上级给工作队命令，必须在指定日子之前要全部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次动真格的：一伙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把农民堵在自家屋里动弹不得，其他人就进饲养棚牵出牲口，推走大车，拿走农具。为防止农民寻找牲口，还把牲口秘密转移到其他村庄。在开春没有牲口没有农具的情况下，农民觉得顶不过潮流，只好入社。这成为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经验。
个别户执意坚持单干的，随后遇到一系列麻烦。农业社宣布某段道路属于集体所有，单干户不得通过。甚至挖一条深沟阻断大车通行， 这样单干户就连进入自家地里干活都困难。秋天到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宣布一个吓人的数字，让你卖余粮卖到破产。不卖余粮吗？你这是反对统购统销政策。抓起来送到拘留所。单干户很少有坚持到1958年的。
到了成立人民公社，已经没有任何阻力了。几个农业社的社长被召集在一块开个会，小社并大社就是人民公社。农业社社员们被社长代表了，再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成功地把农民严格管制起来。 先把农民赶进农业合作社的窄胡同，窄胡同的端头就是人民公社这只大笼子。
公社具有基层政府职能， 上级政府布置征收多少粮食，公社党委就要全力执行。上级政府既不在乎农民抗议，甚至也不在乎农民的支持（假如有的话），农民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轮不到人民公社社员说话了。
政府加大了征购粮食的百分比，农业生产的破坏却大幅降低了收获的绝对值。农民被剥夺了吃饱饭的机会。农民进城，没有粮票进不了饭店，只好怀里揣些窝头菜团。农民要想得到粮票，得由大队开证明信背着粮食到粮站兑换。那些年月，红薯干是一项主要口粮，但是粮站不收红薯干，只收玉米、小麦。红薯干是给农民自己吃的。 你是农业户口，你是公社社员，你就是吃这种劣等食品的二等公民。
在饥荒蔓延的时候，农民连逃荒的权利都没有，被民兵封锁在农村，就地饿毙——莫忘记，人民公社还是劳武结合的组织，基干民兵对付饥饿潦倒的社员，还是绰绰有余。这些事情发生在河南省。从山东逃亡山西的大批饥民，被山西公安人员围住，把他们赶到火车站，在站台给每人喝了碗稀粥，然后关入“铁闷罐”车里，一路不停遣返山东原籍。中央有文件称这种流入城市寻找出路的农民是“盲流”，命令取缔。衣衫褴褛逃荒的农民因为丢了社会主义的面子、在亚非拉朋友面前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而受到北京警察驱逐。“盲流”在城市到处受到排斥打击，人人不待见。一直到70年代中，讨饭的农民还要出示大队革命委员会的“自谋生路”的证明，才可以到饭店里舔盘子。
农民啊！你的名字是贱民！
陈云的计划经济又叫鸟笼经济，他把经济活动比喻成一只鸟，攥在手里会捏死，放开手会飞走，只有关在笼子里。这个比喻也表达了共产党对国民的统治心得:不能把国民攥在手里捏死，也不能放开手给国民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在笼子里。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为农民量身打造的一只笼子。
农民啊！你的命运是笼中鸟！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再也听不到“统购统销”这个词了。是共产党发善心放弃“统购统销”政策了吗？非也！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统购统销”这项恶政已经融入公社组织。就像鬼话故事讲的借尸还魂、邪灵入壳。再有什么祸国秧民的异动，你只看到“人民公社”这个躯体在行凶作恶。
“人民公社”、“大跃进” 加“毛泽东思想”构成了饿死3千7百万农民的充分必要条件。
5）“俺们贫下中农……”
整个“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程式化的一句话：“俺们贫下中农如何如何”，毛泽东想起要农民表态支持他的文化大革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会越庖代俎地说：“俺们贫下中农与毛主席最亲，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需要打倒刘少奇了就广播：“刘少奇邓小平疯狂恢复资本主义，俺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似乎说话语气土腥味十足，就成了发自贫下中农之口的豪言壮语！
诚然，贫下中农被共产党置于“人民公社”等级社会的顶部。 相对于不能乱说乱动的地主富农，政治地位优越。贫下中农心情不好，还可以欺负一下地富分子出出气、耍耍派头。 但是派头再大，也不能逃出人民公社这个大笼子；不能挣脱掉“农业户口”这条绳索。
在大饥荒年代，贫下中农也一样得浮肿病甚至饿死。在那时候老贫农认为当社员还不如过去给地主当长工能吃饱饭；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在忆苦思甜会上，忆着忆着就串了朝代，说起了60年大饥荒的苦难——
历经大饥荒而没有浮肿、甚至面色油光发亮的贫下中农也是有的，那是特殊类型人物。那些人不属于“俺们贫下中农”，而属于“他们贫下中农”。那些“他们贫下中农”在一切运动中紧跟风头，没头没脑地积极。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广西南宁，北京大兴参与对地主富农灭门屠杀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共产党搞运动依赖这些人煽风点火或杀人放火，运动后包庇他们逍遥法外。他们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在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勇敢分子有着人格上的共通处，那就是”悍奴“的人格。他们精神上怯懦是奴隶，在受主人指使迫害他人的时候，有恃无恐十分凶残强悍。这是人类在向文明进化过程中注定要淘汰的一种卑劣的人性。 具有这种”悍奴”人格的人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暴民”。正常社会刑法应该不容许暴民逞凶。
在一个不正常社会，政府常有压迫民众的意愿，总要招募这一类“悍奴”做打手。不光是在贫下中农阶层，在商人、知识分子里也有这种品德卑劣的暴民。当然，知识分子更擅长从理论上阐述政府施暴的必要性。
”俺们贫下中农——”这个程式化的表达式，拿腔作调，如木偶戏配音。既描绘了被操纵者的呆痴愚昧，又勾画出操纵者得民贼面目。到如今或许还有它的警示意义，告诫持有话语权者，不要自作聪明代表他人发言。把弱势阶层当猴耍的，自己就是一猢狲。
6），户籍改革的疑惑
著名学者章立凡先生做过调查，据他说今天的农民大部分并不想放弃农业户口转入城市生活，城市郊区尤其如此。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政府在搞项庄舞剑的把戏，意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政府官员靠侵夺农民土地和涉足房地产业，已经轻松发了大财。借农民转入城市，趁势购并土地，再营造可持续发财之势，难说不是污吏的心头秘密。
这让我惊了一身冷汗，一个好端端的政策，居然也可以演化成对农民的另一次掠夺。没有想到。
农民的疑惧也不无道理，建政以来共产党总是用最美好的许诺把农民引入最悲惨的境地。怪不得农民再三琢磨，要不要相信习近平一次？
其实，消除疑虑并不困难，只要做到以下两点即可。之一，农民要有移居城市和留住乡村的选择自由；之二，放弃的土地不能归于政府。这些浅见也可能是书生空舆论、奶牛乱弹琴。但是只要抱定公平正义的宗旨，总会找到消除农民疑惧的措施的。
另一方面的疑惧来自城镇老居民，他们说农民自由定居城市，那会不会造成城市里出现贫民窟？对这一点，我倒可以蛮有信心回答:是的，如果真的实现迁徙自由，贫民窟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2014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目前,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差了800倍） 按照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中国大约有一亿人为贫民。如果以付不起最廉房租划线，那至少有5－6亿穷人。他们绝大多数分布在边远山区和农村，如果有一天他们萌生了到都市探世界的想法，人以群分自然形成贫民窟。但是这不是户籍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问题早在此之前就形成了。只不过是过去贫民分散在人们视野之外，现在到眼皮底下来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有现代的荣辱观。贫民不是贱民。不能为了面子上的好看而否认他们的权力和存在。这点我们得像泰国国王学习。泰国的贫民窟距离王宫围墙最近处只隔了一条马路，我相信一阵狂风吹过，能把贫民窟的棚顶掀起来撂到王宫花园里，破木片、烂铁皮会划伤了公主、王子。 但是皇族却安然处之，国王在泰国民众心中的威望亦不可动摇。
除去有碍观瞻，贫民窟也有很正面的效果：提醒中南海，中国还有艰巨的脱贫工作。 警告贪官，不要贪得无厌，当心贫民窟里的人撕碎了你。
先销毁公民隔离政策的“贱民”身份证，再消除分配不公造成的贫民群体，应该是习政权竭力去做的。
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标志性的城市风景线是：人民可以自由迁徙了，出现了一大片惨不忍睹的贫民窟；然后这贫民窟又像冰块一样自然地融化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