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之时，因言获罪的高压政治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疯狂程度。
稍微熟悉中国当代前30年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在模仿自斯大林苏联的政制理念和实践之下，因为意见的不同，或对党政政策举措的批评反对，甚至对某具体掌权人物单一言行的批评，都会招致轻则失业下野，重则举家同罪的处罚.至文革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之时，这种因言获罪的高压政治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疯狂程度，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及林昭等人的遇难使割喉这种文学性的修辞变成百分之百的人类生活现实；即使执政党内那些身居高位，为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勳宿将，许多也难逃此等粉身碎骨的命运.
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执政党内罹难的高官，很多人正是今日执掌权柄者的父先。按理说，由於今日执政者自身青少年时代的惨痛遭遇，以及对其自身家族命运的切身感受，人们本可以合理地指望，当他们执政，他们会对斯大林式权力垄断制度的危害有比一般人更真切的体认和厌恶，因此，也会对更宽松与人性的政治有自然的认同。然而，历史与生活的逻辑有时并非如此单纯，就近年来的实际情形观察，不仅人们普遍如此善意的期待尚不见佐证，相反，在各级现实的政策操作中，对言论和思想的禁制，不仅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反而表现出格外严厉的趋势。随着日甚一日的大规模妖魔化所谓“公知”的媒体运动，配合以禁制言论和直接专政机器的运用，一种执政党传统的极左话语日益展示其兴起的势头，从“忘我之心不死”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等等，一系列人们久违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话语再度兴盛。这就是新的极左正统化。
但与历史上斯大林体制在中国创建和发育的时期不同，当今的新正统化运动有自身的现实背景。毛主义的政治与政策理念再度被有意和有选择地採用，如执政政党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关於中国近现代史的教条化僵化叙事，以及，对知识分子和资本阶级的道德蔑视与诋毁，凡此种种，首先可以看作是权力对现实危机的反应。在权力垄断的政治学框架内，也即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画地为牢的范围内，为重塑政党形象，借助极左的平等主义历史意象，及其他被神化的极左政治手法，这几乎缓解正当性危机的唯一选项。这也与中国社会长期压制下的普遍怯懦和由此而来的对明君贤相的期待相吻合。
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愤懑情绪的首先是30年来各级权力者贪堕自费的行为。由於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被有意压制和阻挡，因此，权力者在垄断权力的意识下，肆意运用专政化的暴力机器，在各种层级的经济建设中，乃至制度本身的设计方面，完全以自我的货币化利益为唯一旨归，裙带成风，肆无忌惮，为实现贪墨，不惜草菅人命，罔顾人性，红黑结为一体，骄奢淫逸至於极端。这种残酷和暴虐的政治现实使执政者长期宣扬的历史道义和公义彻底丧失。然而，执政者对此的反应，不是改弦更张的体制和政治考量，而是把这种权力的堕落归罪於权力的批判者，因此把政治和政策的批判者和抵制者视为社会危机的替罪羊，王小波30年前描写过的花剌子模信使现象成了现实的写真，做坏事的人整肃指出坏事的人，他们以为如此则可以消除社会对坏事的感受，从而避免危机.所以，这一波新的正统化运动在上下交相鼓荡推动之下，正以割喉的禁制言论为先导，其烈度虽比不上1957年和文革，但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由於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信息化，当今世界正处於急剧变化的时刻，人类公共生活正处於大变革的前夜，在此种文明升级的巨变时期，各主要国家均努力提倡新的思想和学术自由，以更新知识，鼓励全社会的头脑革命，以此为广度和烈度空前的文明嬗变作出准备。可对言论和思想的暴虐箝制与此背道而驰.不仅令中国社会加入新时代背景下的全球知识和生存竞争失去必须的智慧资源，也令本来短於智识的执政者进一步陷入思想和力量资源的荒芜。这已在历来的政策釐定和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以马列式的形而上学空洞概念诠释日新月异的时代，以斯大林式的专断思维看待内外危机挑战，以绝对拜金主义和喂养眼光看待人民，这些稍有政治常识也不可能发生的荒谬现象正在成为现实。这表明，权力者对自身面临的危机和自身的根本弊端一无所知，这也是他们加速禁制思想和言论的自然结果。
过去30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变化，在旧权力体制中直接利益最受到的损害的莫过於各级和各种职业意识形态机构和部门.这些在夺取权力和初期维护权力，也就是前30年，过程中高居於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部门，由於权力重心向地方和经济部门的倾斜而备受冷遇，他们过去一言兴邦，一言丧人的思想和利益双重地位受到了历史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随着新的思想箝制政策日益收紧，这些30年来几度沉寂的部门加速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加紧採用经济的政策手段，模仿垄断企业，把下属的媒体文化等事业与政策垄断的市场融合，直接在市场上捞钱抢钱，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又与臭名昭着的强力部门合作，以枪桿子强推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对正当而合理的政治与政策反对意见实行斯大林专政。
就现实而言，以割喉禁言为主要标志的新正统化运动也绝非如倡导者所标榜的那样纯出於道德理想的动机.已有太多关於近年打造的党有新闻文化等“企业”官员和经营者贪腐的报道，央视的各种落马官员，以及芮成钢这样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明星都是最好的例证.这些例证表明，那些打着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旗帜的权力部门虽然高唱美好的历史歌曲，但其实际行为的目的与那些贪墨自费的经济部门或行政部门并无丝毫不同，他们只是不甘於在权力自为的分享社会财富的盛宴中出局而已。然而，没有行政，经济和强力部门的配合，这种意识形态的死活复燃毕竟还是不可能，所以在后30年的许多时间内，最起码到新世纪之交，他们也只能在非常边缘的角落里暗自磨牙。直到近年，由於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危机的批判直指这些年里垄断经济与利益的权力之手，至此，经济与行政的垄断权力者才开始意识到意识形态权力衞道士的作用，於是，他们开始紧密地合作起来。於是，从删除具体的网络贪腐举报，到强行重建和灌输可笑的历史叙事，搞钱的与拿枪的和管制头脑的掌权者终於推杯换盏，重新结为一体.
靠指鹿为马和禁制思想的可怕结合是以挑战起码的公共是非为代价的，这使得社会绝望的情绪更加蔓延，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批评与反对的声浪也更加高涨，这本是权力垄断加剧后社会的自然反应，无须什么敌对势力的无边法力。换言之，制造执政党最大危机，使执政权力失去基本公信的，本是这些权力自为的管钱，拿枪和大脑压制部门，他们的作为和利益本是以执政党的党德及历史形象为直接代价.然而，真正的悲剧正在於，由於垄断的权力制度之内，及其治下社会，并无任何可以有效制约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一面以权力垄断者的方便加紧盗窃和瓜分社会财富，加速制造社会危机，同时却又以应对危机的名义加大对社会的压制力度，一群制造自己死亡，并在自己葬礼上发财的历史怪胎，竟然同时是自己弔客的秩序维护者。这才是当代中国新的割喉运动的核心特徵。
远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迄希特勒，斯大林已经中国1950年代后的残酷镇压思想异己运动，历史已经清晰地表明，一旦割喉的手开始挥动，并没有能够被制止，则这种禁制言论的手很快会变为直接抢夺财富与消灭生命的手，这在近来的政治逮捕浪潮中已可见端倪。不过，也许值得无奈中些许安慰的是，历史好在也提供了另一个辛辣却不无讽刺的教训：一旦因思想而夺取他人自由以及生命的狂暴开动，则这只残忍嗜血的猛兽早晚也会吞噬吃人者本身，从而以物极必反的形式促使专制权力走向其历史终点.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殷鑑未远，我辈於无声寂灭中不妨拭目以待。
